万方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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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含水构造探测仪的研究与设计

伴随着一带一路的快速推进以及国家基础建设规模的极速扩张，隧道工程项目也逐年增多，因此在隧道挖掘过程中出现的安全问题也越来越受到重视。由于隧道工程基本都是在地质环境较为复杂的区域进行的，在挖掘过程中极易产生突水突泥等地质灾害，因此可能会对施工方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更严重的是会极大地威胁施工人员的自身生命安全。为解决此问题，就迫切需要超前地质预报，即是在项目开始之前通过地质预报来探测出隧道中的含水构造，明确地质情况，从而保证后期工程施工安全进行。具体来说，有很多种方法可以应用于隧道工程中岩层含水构造的探测，而其中电法中的激发极化法最为适合。 　　本文基于这一需求，在研究了激发极化效应原理的基础上设计了一种隧道含水结构探测仪。根据最终装入TBM的探测仪的功能特点，详细说明了基于该方法的探测仪的设计方案，包括硬件和软件模块。首先系统的介绍了硬件模块的设计，主要包括恒流源模块、控制芯片、继电器阵及其驱动模块、USB模块、采集模块和电源模块。其次除硬件模块外，还采用C语言编写下位机软件，Visual C++集成开发环境编写了上位机软件，从用户角度有打开文件、测试接地电阻、进行系统设置、下达命令开始检测、查询历史曲线和退出程序几个常用操作。第三部分主要是仪器的整体实验，主要包括:利用电极测量接地电阻以观察供电电极与采集电极是否都已经和岩层接触良好，能确认接触后再使用恒流源对供电电极进行供电，可在上位机选择正向或反向供电方式，供电电极也是由上位机自行选择，供电一段时间后利用采集电极进行采集，所测出的数据会经过采集模块的分压、隔离、滤波和量程调整后传递到上位机进行处理、存储和显示，最终显示在上位机面板的即为完整的供、放电曲线和计算后的半衰时，根据半衰时可以得出岩层中的含水量。在此设计中，特别说明的是滤波模块在信号处理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可以根据所需要的目标信号特点选择了巴特沃斯低通滤波器，设计出四阶的巴特沃斯低通滤波器，经过测试表明对信号具有良好的滤波效果，提高了探测仪的精确性。 　　本文最后对仪器依次进行了通道校准、室内实验、室外模型实验以及现场实验，并对实验结果进行了详细分析，最终结果表明:仪器所测得的数据能够满足实际使用中高精度、高稳定性、使用灵活性的要求，在实践中证明了仪器的有效性。
噪声交易、短期汇率与中美开放经济波动——基于NOEm-DSGE分析框架

在经历多年的高速增长后，当前中国经济已经步入产业结构调整与转型期。虽然整体经济增速有所放缓，但伴随“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的稳步推进，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经济联系不仅没有削弱、反而日趋强化，并跃升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和第二大对外投资国，当前已与韩国、东盟等国家地区建立14个自贸区，对外贸易依存度接近50％。当然，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成功也使我国不可避免地更易遭受竞争性货币贬值、外部需求萎缩、短期投机资本涌入等不利因素的冲击，在这一现实背景下，对中国开放经济波动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遗憾的是，目前还缺乏基于新凯恩斯主义DSGE分析框架对我国开放经济特征的系统性研究。 　　不过，近年来发展迅速的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NOEM)理论则为这一研究方向提供了有力工具，本文即将该NOEM-DSGE框架应用于对中国开放经济波动问题研究的一个初步探索。鉴于该领域尚未出现针对中国成功的实证文献作为参考，本研究从简化的理论模型着手，逐步放松关键假设并丰富模型细节，最终得到一个比较完善的两国模型，并应用于对当前中美两国经济若干热点问题（如人民币升值、“再工业化”与最优货币政策等）的实证研究。 　　首先，针对大量实证研究围绕汇率超调现象的争议，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资本市场噪声交易与贸易品市场分割定价特征的PTM-NOEM模型，利用数值方法考察了非理性汇率预期、贸易开放水平与短期汇率波动的理论关系。研究表明在不完全的资本市场结构下，货币冲击发生后，无抛补利率平价条件长期中仍成立，但短期内会产生明显偏离，说明滞后超调是一个稳健的短期汇率特征，并为经常项目波动与货币政策关系实证研究所发现的“J曲线”效应提供了充分的理论解释。研究还发现，由于市场分割导致汇率的支出转换效应明显弱化，因此贸易开放度越高，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刺激作用越小，造成的福利损失也越大。 　　随后，本文对该理论框架补充了丰富的细节特征（如生产性资本、异质性劳动力供给与前瞻性利率规则等）及外生冲击（如跨期偏好、投资技术与价格加成率等），使其对现实经济波动规律具有了一定的刻画能力。研究发现噪声交易参数能够很好地被观测样本识别，并有助于改善理论模型的整体拟合效果。将外生利率平价冲击加入UIP条件时，模型的数据拟合效果提升更为明显，说明UIP冲击是对NOEM模型一个非常必要的改进。对该模型的稳健性分析发现，LCP与PCP两种定价约束对参数贝叶斯估计的影响不大，但前者对噪声交易参数的识别更准确，整体拟合效果也更理想。对LCP-NOEM模型的反事实仿真分析发现，供给与需求冲击对解释产出与CPI波动比较重要，偏好冲击能够很好地拟合实际消费的历史走势，UIP冲击则很好地拟合了名义汇率的时序特征。 　　进一步地，在加入非平稳共同技术冲击的NOEM模型参数估计基础上，本文分析了人民币升值与“再工业化”战略对中美经济的影响，以及最优货币政策等现实问题。研究表明模型对美国经济的波动特征拟合较好，对中国观测变量的模拟标准差比实际值偏大。方差分解与反事实仿真分析的结论一致:供给与需求冲击是中美经济波动的主要来源。对人民币升值与“再工业化”两个热点问题的研究发现，人民币升值虽能够缓解中美贸易失衡，但对美国产出的刺激作用相当有限，并造成美国消费者福利显著下降;“再工业化”虽有利于恢复美国产出增长，但也会导致美元明显升值进而加剧贸易失衡。因此，对于中美贸易失衡很难有一个两全的解决路径，这凸显了加强两国货币与贸易政策协调的重要性。利用最小化央行损失函数的最优政策分析发现，中国的货币政策调整确实会对名义汇率波动做出反应但政策反应系数偏大。 　　另外，通过放松贸易品对称定价约束等假设，笔者继续考察了不对称NOEM模型对观测样本的拟合能力。研究发现中美两国某些结构参数确实存在较大差异，不对称NOEM模型对观测变量标准差的拟合效果比LCP-NOEM模型更出色，对部分相关系数的拟合能力则稍差，理论方差分解发现通胀目标冲击是两国经济波动的重要来源。然后，利用脉冲响应分析笔者发现，提高通胀目标是一种“以邻为壑”的货币政策:有助于促进本国产出与消费增长，却造成贸易对象国产出与消费双双下滑。借助敏感性分析本文发现，净出口与汇率等变量对中间品替代弹性的变化非常敏感，对这一参数的取值确实有必要通过贝叶斯估计来确定。 　　最后，根据实证研究的主要结论，本文在结论部分提出了几点促进与保持我国经济平稳增长的针对性政策建议，并总结了可以在本研究的基础上加以拓展改进的两个可行方向。
制度因素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研究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快速拓展，尤其是2014年中国政府“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进一步鼓励和引领了更多的企业“走出去”，积极开展OFDI，不断参与到国际竞争和拓展国际市场份额当中。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企业OFDI流量和存量大幅度增加，现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资本净输出国。 　　虽然中国企业OFDI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较之发达国家，中国企业OFDI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如投资结构失衡、投资成功率偏低、“迂回投资”等。由于中国经济的发展过程是一个逐渐市场化的过程，也是一种最大规模意义上的制度变迁，所以中国企业OFDI的快速发展以及所呈现的特点和问题与制度因素密切相关。从母国制度来看，目前国有企业及国有控股企业仍在中国OFDI企业中占主导地位，相对于其它企业而言，这类企业在开展OFDI时通常会受到国家发展战略的影响，从而导致过度依赖国内制度;从东道国制度来看，企业进行OFDI，也必须综合考虑双边投资条约、文化距离、政治风险等东道国制度的影响;从制度距离来看，企业进入国外市场时面临着较大的适应成本，这种成本来自于企业需要做出一系列调整以满足当地的制度环境要求，为了减少这种适应成本，企业会优先选择与母国制度相近的国家和地区进行投资。已有文献的研究只是单一地分析了各自所考虑的制度因素对中国企业OFDI的影响，并没有把这些因素整合起来进行全面的分析，而专门针对中国企业OFDI的研究更少。本文通过理论推演和实证分析得出，制度因素对中国企业OFDI有重要影响和作用，且这种影响与作用是复杂的，加之中国企业与其他国家企业在OFDI中体现出的特殊性，需要从综合视角去考察。因此，从东道国制度因素、母国制度因素和制度距离三方面，综合分析和研究制度因素对中国企业OFDI的影响，不仅检验了相关理论的适用性，而且也为将来的理论发展奠定基础，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 　　从现实意义来看，本文通过揭示制度因素对企业OFDI影响的内在机理，既可以为企业通观全局地开展对外投资提供决策依据和经验参考，使企业发挥自身优势，提升国际竞争力;也可以为政府制定相关的对外投资制度及投资促进政策提供理论参考。此外，从制度因素开展研究，对于那些综合实力不强的发展中国家企业来说，尤其是那些参与中国“一带一路”的企业，本文更具有较大的实践意义。 　　本文主要研究内容: 　　第一，分析制度因素对企业OFDI的影响机理和概念模型建构。首先提出了制度因素一中国企业OFDI的关系模型的构建;其次，分别从母国制度因素、东道国制度因素和制度距离三方面分析了制度因素对中国企业OFDI的影响机理;最后，提出相应的概念模型。 　　第二，采用1984-2012年中国OFDI年度流量数据，以及时间序列数据分析方法，实证检验了母国制度因素对中国企业OFDI的影响。 　　第三，采用2003-2012年中国对56个国家或地区的OFDI存量数据，运用随机效应面板数据模型，实证研究了传统经济因素、超国家制度和东道国制度因素对中国企业OFDI的影响。 　　第四，采用2003-2013年中国对162个国家的OFDI存量数据，进行混合横截面数据分析和面板数据分析，综合检验了制度距离对中国企业OFDI的影响。 　　通过上述研究，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母国制度因素对中国企业的OFDI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政策扶持力度、法律与秩序、投资环境、国内信贷、储蓄率和经济发展水平对企业OFDI均具有正向作用。政府政策扶持显著地促进了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流量的增加。而政府稳定性的影响系数为负，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即政府稳定性对中国企业OFDI影响是负向的，政府越不稳定越有利于OFDI的开展。社会经济条件和腐败控制这两个衡量母国制度质量的指标对中国企业OFDI并没有显著的影响。国内信贷和储蓄率作为衡量融资环境的制度变量均显著地促进了中国企业OFDI流量的增加。出口依存度对中国企业OFDI有负向影响，但影响是不显著的。 　　第二，东道国制度因素对中国企业的OFDI具有非常显著的影响。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企业OFDI起到了促进作用。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对中国企业OFDI的影响并不显著。这与已有的多数研究结论是相似的，即双重征税协定与其它投资决定因素相比影响力相对较弱。而WTO成员国显然是影响中国企业OFDI的重要因素，与非成员国相比，成员国获得的直接投资比后者高出70.43％。文化距离作为非正式制度显著地促进了中国企业OFDI的增加，文化程度越接近，越能通过降低交易成本、信息成本和交易风险来刺激投资的增加。政治风险显著地抑制了投资的增加。市场开放程度是影响中国企业对发展中国家投资的重要因素，东道国市场越开放越有利于吸引中国企业的OFDI。 　　第三，制度距离阻碍了中国企业的OFDI。制度距离的增加，或者说两国之间制度差异越大，中国企业到东道国进行OFDI的规模就会越小。因此，总体来看，制度距离对中国企业的OFDI的影响是负的，且这种负面影响是非常显著的。 　　较以往研究，本文主要创新点如下: 　　1、综合考虑了东道国制度因素、母国制度因素和制度距离三方面因素对中国企业OFDI的影响，探讨了中国企业OFDI制度影响因素的内在机理。通过理论推演和实证分析得出:制度因素对中国企业OFDI有重要影响和作用，且这种影响与作用是复杂的，需要从综合视角去考察。这与以往文献只从单一视角分析了制度因素对中国企业OFDI的影响不同。 　　2、从多个角度选取刻画制度的代理变量进行实证研究，得出了更加稳健的估计结果和更加具体、综合的结论。在分析母国制度因素对中国企业OFDI的影响时，选取国家风险国际指南(ICRG)这个指标来衡量母国制度质量;在分析东道国制度方面的影响时，选取了双边性或区域性的超国家制度安排以及东道国政治、经济、贸易和文化距离等方面的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因素;在分析制度距离对中国企业OFDI的影响时，则选取了言语权和问责制、政权的稳定性、反对暴力和恐怖主义、政府效率、监管质量、依法治国以及腐败控制等制度性因素。 　　3、综合使用混合横截面的OLS估计、时间序列估计以及面板数据估计等多种估计方法，发现制度是影响中国企业OFDI的重要因素。使用时间序列数据模型估计了母国制度因素对中国企业OFDI的影响，发现良好的法律与秩序和投资环境的改善显著地促进了中国企业的OFDI，而政府稳定性与中国企业OFDI的关系则是负向的;通过使用混合横截面模型和面板数据模型，发现本国与东道国签订双边投资条约、同为WTO成员国地位以及文化距离的下降等显著地促进了中国企业OFDI，东道国政治风险的提高则显著地降低了中国企业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使用混合横截面估计和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估计，发现使用各个维度衡量的母国与东道国的制度距离的提高，均显著地减少了中国企业的OFDI。
企业异质性条件下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研究

经典企业异质性理论是新新贸易理论中的核心之一，自提出以来就被学术界广泛关注。企业异质性理论以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制度为背景，对企业进行国际贸易和海外投资的激励从企业视角进行了解读。作为当前国际经贸领域的前沿探索，企业异质性理论也越来越被学者所关注，对该理论在我国的适应性情况的研究也越来越多。然而由于我国特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在我国存在着市场机制的不完善、政府的过度干预、市场信息不完全等众多问题，在我国对企业异质性理论的实证检验也出现了一些与理论预测不相符的现象。企业异质性条件下对外直接投资的二元边际研究，是对企业层面的海外投资进行结构化分解，从企业异质性角度研究企业境外扩张的机理，从根本上解释企业进行国际化选择的内在推动力。由于数据的完整性和获取性限制，目前我国对企业异质性理论的实证检验主要集中于企业出口的二元边际领域，而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领域的探索比较缺乏。近些年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断壮大，随着“一带一路”政策的不断推进，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又迎来了新的历史机遇。如何从企业层面更深入推进对外直接投资的二元边际，积少成多，使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兼具规模和质量，这是亟待学术界解决的问题。 　　本文首先对企业异质性经典理论进行了概述，对该理论及其数理模型的提出和检验及修正进行了归纳总结，并对企业异质性模型在我国的现实验证做了介绍，作为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接着以经典企业异质性理论模型为基础，对生产率和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关系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并对企业异质性模型进行了扩展。随后本文在理论模型的指导下，结合我国对外投资二元边际实际，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二元边际和生产率之间是否存在相关联系进行了理论分析。本文选取我国上市公司中的制造业企业数据，采用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办法，对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与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的二元边际进行了验证，实证检验的结果与理论预期并不完全一致，说明企业生产率并不是企业国际化进程中的主要影响因素。企业的其他特性是否也影响着企业的对外投资，本文又选取企业的面板数据，抽象出能代表企业特征的变量，对企业异质性经典数理模型在对外直接投资领域的应用进行了扩展。最后，文章对实证计量的结果进行了分析并针对我国企业实际提出了相关意见及建议。
山东省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研究

20世纪末，伴随着世界经济发展重心的转移和服务型经济的进一步深化发展，服务贸易作为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各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愈加突出，已经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制高点和竞争焦点，其发展水平也成为衡量一个经济体对外贸易结构优化程度的重要标志。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开启了在更广范围和更深层次上参与国际竞争的道路，也催生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步入快车道。山东省经济发展水平高，经济总量大，也是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在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新形势、新要求下，服务贸易的发展越来越得到地方政府的重视，逐渐成为拉动山东省GDP增长的新动力。 　　近年来，山东省服务贸易扩张迅速，但贸易总额的逐年增加并不能掩盖服务贸易逆差严重和内部结构失衡的问题，加快服务贸易的发展，形成独特的国际竞争优势，成为山东省顺应世界贸易发展趋势的必然选择，也是我省实现经济转型升级的必经路径。本文以山东省为研究对象，选取2001-2014年实际数据，对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进行系统研究，对于顺应产业转移的大潮，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建设服务品牌和提升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研究共分为七个章节，第一章就论文的研究背景、意义和方法等进行了简要说明。第二章借鉴国外学者研究的基础，选取比较优势理论和竞争优势理论作为本文的研究框架，并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进行了综述评价。第三章从宏观上对山东省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现状进行分析，总结出服务贸易发展呈现五个特征。第四章和第五章是本论文的核心内容，通过构建包括国际贸易开放度、国际市场占有率、贸易竞争力指数和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的评价体系，进行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指标评价与对比;基于“钻石模型”的基本要素，对要素优势进行比较。本文研究发现:山东省服务贸易整体上的发展速度、规模和出口竞争力都有一定优势，但贸易逆差问题依然存在，成为限制竞争力提升的最大障碍;而要素优势集中体现在人力资本和GDP，其他要素优势较弱。第六章是根据“钻石模型”中竞争力决定性因素，选取人力资本、货物贸易发展水平、服务业发展水平、外商直接投资、城镇化水平和GDP六个变量，分别检验其对服务出口作用的大小，实证结果表明:城镇化水平和GDP对服务出口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货物贸易发展水平对服务贸易出口的影响为负向，不符合预期，分析认为山东省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替代性强，并没有形成良性互动效应;外商直接投资、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和人力资本三个因素对山东省服务出口并没有产生显著影响。 　　论文最后一章基于全文的分析，在衡量山东省服务贸易发展劣势和优势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从四个方面提出对策建议:调整产业结构，加快发展服务产业;坚持扬长避短，突出发展新兴服务贸易;强化人才支撑，引导资本流入;多渠道“走出去”，深度开拓国际市场。
国际工程项目社会责任对项目绩效的影响研究

“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以及“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国工程企业走出国门承担一些国际工程项目。中国企业在承担国际工程项目的过程中存在项目在当地形象不良的问题，形象不良又导致当地民众对工程项目做出某些阻碍行为，使得项目难以顺利开展，进而影响项目绩效。而一个项目的形象表现则是项目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的综合体现。为了改善项目在当地的形象，进而提高工程项目绩效，项目需要在当地履行社会责任。 　　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不同，项目在履行社会责任的时候需要考虑到项目的临时性特点，将项目履行社会责任落实到项目实施战略中。本文从项目履行其社会责任入手探索项目履行哪些社会责任会对项目绩效产生正向影响，在此基础上为中国工程企业在国际上承担工程项目时履行社会责任提出建议，使得项目在开展的过程中既能在当地树立良好的形象，又能保证良好的项目绩效。本文针对项目社会责任的履行对项目绩效的影响展开研究，主要内容包括四部分: 　　第一部分的主要内容是:阐述了企业社会责任、项目能力以及项目绩效的研究现状并通过分析目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找出项目在履行社会责任时需要注意的问题，从而明确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即项目社会责任的履行对项目绩效的影响研究。本部分通过对文献的研究，对相关概念的现有研究进行了归纳和整理，从而为本文的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第二部分的主要内容是:通过分析项目在履行社会责任需要注意的问题以及项目的特点提出项目社会责任的概念，并分析了项目社会责任与企业社会责任的联系与区别。根据项目社会责任的概念及内涵从项目利益相关方的角度探索项目社会责任的主要内容，并利用因子分析探索项目社会责任的测量维度。 　　第三部分的主要内容是:构建了项目社会责任与项目绩效的关系模型。本文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查阅以及对项目社会责任测量维度的分析，发现项目社会责任的履行可能与项目绩效存在关联关系。另外，通过文献查阅，本文将项目能力作为中介变量。最终根据以上分析建立了本文的概念模型。 　　第四部分的主要内容是:调查问卷和模型验证。本研究选取了合适的样本进行问卷调查，通过收集的数据对问卷进行效度和信度检验以及简单的数理统计后，使用SPSS对数据进行处理，对模型的假设进行验证并解释数据分析的结果。根据数据分析的结果为中国企业承担的国际工程项目就如何履行项目社会责任给出建议。 　　目前对于改善项目绩效的研究主要从成本管理、质量管理以及风险管理等方面入手，忽略了国际工程项目在履行社会责任对项目绩效的影响。本文就项目履行项目社会责任改善项目形象入手研究其对项目绩效的影响。通过以上四部分的研究，发现了项目社会责任可以从项目对当地雇工的责任、项目对当地居民的责任、项目对当地环境的责任以及项目对公益活动的责任入手进行度量。同时发现项目对当地雇工的责任、项目对当地居民的责任、项目对当地环境的责任会对项目绩效产生影响，并且它们通过项目能力作为中介来对项目绩效产生影响。在此基础上，为中国企业承担国际工程项目时就如何履行项目社会责任给出建议，使得项目在履行社会责任的时候既能改善项目形象又能改善项目绩效。
双元视角下企业国际化进程动态演化的实证研究

在中国政府“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战略的指导方针下，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呈现出加速增长、激进跳跃、双重路径等特征。在高风险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加速增多的情境下，企业如何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来更好地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并实现长期发展与价值是值得研究的课题。伴随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扩张的加速化与多元化，中国企业的国际化研究不再仅仅停留在对国际化程度的单一维度刻画上，需要更为深入细致地刻画中国企业国际化进程的独特特征。Luo和Rui等学者提出双元视角来研究新兴市场跨国公司的国际化扩张行为，极大地推进了理论研究的深入。但是，双元视角本身仍需丰富和完善，需要把双元与企业国际化的动态演化过程有机融合起来，才更有助于完善该理论视角，形成真正的国际双元理论逻辑。正是基于此，本文从国际双元理论视角切入，围绕国际化进程特征进行深入研究与探讨，主要的研究问题为:如何对国际双元的理论内涵进行深入地剖析，超越已有的“渐进——加速”的简单孤立的区分，更为深入细致地刻画中国企业国际化进程中的动态特征？ 　　围绕以上问题，本文进行了以下探索并得出一些结论: 　　第一，深入剖析国际双元的理论内涵。虽然已有文献已经明确提出“国际双元”并将之视为一种“动态能力”，但是，这种分析仅仅局限于渐进国际化与加速国际化的区分上，仍旧是将国际化开发过程与国际化探索过程隔离开来的视角。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对国际双元进行深入剖析，丰富其理论内涵。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国际双元的理论逻辑，即国际双元的适应性逻辑和国际双元的一致性逻辑。国际双元的适应性逻辑是指企业借助于不同类型的海外子公司这种战略工具，通过识别(sensing)、捕获(seizing)和重构(reconfiguring)等过程来获得难以复制的动态能力，从而实现企业与外部环境的动态匹配。国际双元的一致性逻辑是拓展了原有动态能力仅仅强调企业与环境的动态匹配逻辑，进一步提出海外子公司在海外市场实现能力构建与能力利用的过程中与母公司保持一致性，从而实现企业的整个跨国公司网络的一致性协调发展和整体动态演化。在国际化扩张情境下，国际双元的理论内涵不仅强调动态能力的本质，也同时注重跨国公司的内部一致性，突破了组织双元所强调的开发与探索之间的互补或互斥关系，进一步提出了国际化扩张情境下的一致性的重要理论内涵。 　　第二，对国际化进程特征的多维度刻画。在国际商务领域，对于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进程特征的刻画还较多停留在国际化程度这一构念之上，关注较多的是国际化程度与绩效之间的关系，较少的研究涉及了国际化广度、深度、速度、节奏等。但是，仅仅关注于单一维度的、静态的国际化进程特征难以破解国际化与绩效的关系这一黑箱。国际商务的前沿研究表明，国际化进程特征的动态维度如国际化速度、国际化节奏等反映了企业国际化扩张的多元、动态属性，是解释相同国际化程度下，不同国际化扩张结果的重要属性。因此，进一步的研究则需要不仅关注企业的国际化程度等单一静态维度特征，而且关注于企业国际化扩张的快慢，国际化节奏是否规律，路径构建以及动态演化特征。特别的，有必要对国际化进程特征进行深入剖析，从而为构建更具情境依赖性的中国企业国际化战略行为——绩效理论模型做出贡献。基于此，本文提出了国际化进程特征的两大维度:静态维度与动态维度。国际化进程的静态维度包括:国际化程度、国际化广度和国际化深度;国际化进程的动态维度包括:国际化速度与国际化节奏。这些不同的特征从不同方面反映了企业国际化进程的属性，围绕国际化进程的静态维度和国际化进程的动态维度的研究进一步突破了原有单一的静态研究。 　　第三，对国际化扩张过程进行动态演化分析。利用Hannan等(1996)、Siggelkow(2002)等提出的揭示了企业的动态演化匹配过程的演化分析的语言，以不同类型的国际化进入战略为切入点，对企业的国际化扩张过程以及在国际化扩张过程中不同类型的国际双元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演化分析。利用典型案例对企业的国际化扩张的双元动态能力构建进行演化分析和讨论，深化了对企业国际化扩张的过程的刻画和在国际化扩张中双元动态能力构建路径的刻画。 　　第四，在国际化扩张情境下探讨国际双元与绩效的关系，以及国际化扩张的不同属性特征以及资源特征的权变效应，构建了国际双元、国际化进程特征、资源与绩效的概念模型，并且以上市公司为主要研究对象，利用大样本构建纵贯数据来进行假设检验和分析，进一步丰富了相关研究。已有研究表明大多数新兴市场的国际化扩张的研究是基于数量较少的案例或不具代表性的案例得出的结论。因此，拓展国际化进程特征的实证研究作为补充具有重要意义。对中国企业国际化过程的纵贯数据的挖掘、收集和加工是本文的一项艰巨而有特色的研究工作，经过手工整理上市公司年报和商务部网站披露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信息，本文构建了2008年至2013年间242家上市公司的1452个观察值的面板数据，为本文的实证研究奠定了基础。具体地，本文围绕所构建的国际双元、国际化进程特征、资源与绩效的概念模型提出了12条假设，利用stata12.0软件对手工整理的有关国际化进程的纵贯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最终得出了以下的结论:(1)国际双元有利于国际化绩效。利用不同的指标包括财务绩效指标和成长性指标进行实证检验，结果稳健。(2)企业的国际化进程特征会对国际化绩效产生影响。从两个方面进行了考察，第一，国际化进程的静态维度，国际化广度和国际化深度负向调节了国际双元对国际化绩效的正向影响。第二，国际化进程的动态维度方面，不规律的国际化节奏不利于绩效。并且，国际化节奏负向调节了国际双元与绩效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即相对于规律的国际化扩张模式，不规律的国际化扩张模式下，国际双元与国际化绩效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减弱。(3)在资源边界方面，潜在冗余正向调节了国际双元与绩效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已吸收冗余正向调节了国际双元与绩效之间的正相关关系。知识资产的调节效应并未得证。
上海QJ公司发展战略研究

建筑是城市最动人的乐章，是一座城市现代化建设发展，文化活力的最有力体现。上海作为全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城市，面貌时刻发生着变化，老百姓口中的“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就是对城市建设的最好诠释。作为上海这座城市最大的国有建筑企业之一，上海QJ公司出色的完成了各项标志性建筑的建设，在城市发展的进程中，作了一定的贡献。但随着上海的建筑市场日渐狭窄，市政工程和标志性工程数量上的减少，放缓了作为主攻市政建设的国有建筑企业的发展脚步，“走出去”承接建设业务成为了企业发展的主旋律。随着“十八大”的召开，城镇化建设成为了国家发展的核心战略，也给上海QJ公司带来了新的历史发展机遇。如何解决问题抓住机遇？就必须对公司进行发展战略的分析和研究。 　　本论文一共分为六个章节。第1章是绪论，阐述了论文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表明了本论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第2章主要对企业发展战略研究理论文献进行了回顾，对企业发展战略管理的概念和层次进行了阐述，分析了企业战略管理的主要任务及影响战略发展的因素，以及企业战略的不同类型。第3章对论文的研究对象——上海QJ公司的基本情况、组织结构和人员状况进行了介绍和分析，对公司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进行了介绍，对目前发展现状进行了阐述。第4章从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两个大的方面，以外部政治法律环境、经济环境、社会文化环境、技术环境、行业环境与内部管理能力、人员结构、企业文化、资源能力和核心竞争力为切入口，利用SWOT分析法对上海QJ公司进行了全方位的发展战略研究，分析出了其优势和劣势、机会和威胁。第5章从上海QJ公司发展使命与发展愿景出发，结合实际情况，制定了相适应的总体战略和竞争战略。第6章阐述了实施战略所需的资源和保障措施。
再现伦理视阈下《淮南子》首个英文全译本研究

西汉淮南王刘安主持编撰的《淮南子》是继《吕氏春秋》之后又一部集先秦诸子之大成的鸿篇巨著，现存二十一篇。它以道家思想为主，融合了儒、法、阴阳等家思想，囊括了天文、地理、神话故事、治国方略等诸多内容，为黄老道家之代表作。自1884年英国巴尔福(Frederic Henry Balfour,1846-1909)翻译《淮南子》第一篇《原道训》以来，已有多种英文节译本出现，至2010年约翰·梅杰(John S.Major)领衔翻译的《淮南子》第一个英文全译本方才问世，该译本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 　　翻译作为一项跨文化交际活动，必然受到某种道德或规范的约束。翻译伦理就是约束翻译活动中的这种道德或规范之一。在翻译研究过程中树立正确的伦理观，将有助于避免文化冲突或因文化、语言的不同而产生误解，从而有利于翻译活动的顺利进行。 　　20世纪80年代，法国学者安托瓦纳·贝尔曼(Antoine Berman)第一次提出“翻译伦理”这一概念。期间经历了求同伦理到差异伦理的过渡。2001年芬兰学者切斯特曼（Andrew Chesterman）提出了五种翻译伦理模式，即再现伦理，交际伦理，服务伦理，基于规范的伦理和承诺伦理。该伦理模式为翻译研究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尤其为处理文化典籍翻译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供了有利的帮助。 　　本文从切斯特曼的再现伦理的视角剖析约翰·梅杰等人对《淮南子》的阐释和翻译。本论文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译文如何再现原文，再现原作者意图以及再现原语文化。探讨译者如何采取多种翻译策略使《淮南子》在英语语言中重现其道家哲学之光芒。 　　本文对《淮南子》首个英文全译本的探讨分析，有助于读者理解译者如何再现中国经典《淮南子》丰富而又复杂的内涵，同时，作者期望本研究对《淮南子》的英译研究、对中国典籍翻译的研究，以及促进中国文化走出去研究等方面有一定的启发。
四川省综合运输通道与周边国家互联互通发展研究

四川位于西南、西北和中部地区的重要结合部，是承接华南华中、连接西南西北、沟通中亚东南亚的重要交汇点和交通走廊，也是西部特别是西南地区各种要素和商品的重要集散地。但作为典型的内陆省区，四川省不靠海、不沿边，离东部和海外市场较远，这是导致四川省长期以来发展不足、发展水平不高的重要因素。交通方面的瓶颈制约尤为突出，一是四川交通处于全国路网的边缘和末端，不符合西部经济大省的地位。二是主要是自用路而不是大通道，服务、辐射西部，通达全球的功能弱。三是承载能力不足，难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世界经济史表明，远离海洋、运输及物流成本高，是困扰内陆地区发展的难题。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深入推进，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高度关联，共建“一带一路”、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和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等国家战略和建设西部综合交通枢纽、构建四川现代交通运输体系和长江上游综合交通走廊等省级战略的实施，对于四川提升经济外向度和国际化水平、发挥“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战略结合部枢纽功能、服务区域及全国经济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选题通过对四川省国际运输通道的发展战略进行研究分析，以综合运输通道与周边国家互联互通为研究对象，从国家和区域经济的战略高度，结合四川省的地理特点、区位优势、经济社会发展及建设西部经济发展高地的要求，系统的研究了国内外综合运输通道发展的相关文献，对综合运输通道、国际运输通道、国家间互联互通、综合运输通道与周边国家互联互通定义进行了界定。分析了四川省对外贸易发展的总量、结构等现状以及远期预测，同时分析了四川各种运输方式的发展现状和国际运输通道的现状。结合四川省综合运输通道影响因素的分析和综合运输客货运输总量的预测，提出了四川综合运输通道的运量预测。按照统筹各种运输方式与合理配置交通资源的原则，对四川综合运输通道与周边国家互联互通构建策略进行研究，并提出相应的发展战略目标、建设方案和具体措施。
强震山区越岭铁路选线策略及线路风险评价方法研究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随着“一带一路”宏观政策的指引，西部地区铁路发展得以稳步加快。2014年，中央决策部署全面深化交通运输改革措施，交通运输行业为了大力推进国内交通发展，认真贯彻落实各项措施，使得交通运输各项稳中有进。随着西部地区运输能力要求的提升，铁路作为运输的主要载体形式，西部地区铁路网将得以强化。由于西部地区崇山峻岭，沟谷横错，并且地震断裂带交错纵横，铁路如何安全快捷的穿越山谷丘陵地带，避免由于越岭铁路线路方向错误或者越岭铁路形式不当造成后期生命及财产损失。因此，研究铁路通过强震山区越岭地带线路策略及如何进行线路风险的有效评价有着重要的意义。 　　本文主要的研究内容和成果如下: 　　(1)分析了越岭铁路的组成，归纳提出了越岭铁路不同组成部分的选线策略方法与基本原则。当铁路无法绕避高风险越岭区域时，研究提出了铁路经过强震山区越岭段线路评价方法。 　　(2)分析了震区铁路致灾机理，归纳提出了在强震山区越岭段铁路可能面临的地质灾害类型，探讨了地震对越岭山区铁路造成的危害，同时分析了不同的灾害对构造物造成损坏的集中位置及其被破坏的机理。 　　(3)研究了将熵权法与层次分析法相结合，计算风险指标系数。在识别风险因素后，将风险指标量化。当铁路通过强震高风险山区时，由于采取的越岭方式不同，铁路可能面临不同的风险灾害，通过计算得出了铁路在不同越岭形式下面临的不同风险组合的数学表达式。 　　(4)构建了强震山区越岭段线路方案风险评价模型。计算当铁路采取不同构造物进行越岭时，其对应的各风险组合值。探讨了将灰色关联模型融入强震山区越岭铁路线路方案评价中;计算出铁路经强震山区采用不同构造物形式进行越岭时的各风险程度大小。 　　(5)基于国内某在建铁路，采用了强震越岭铁路风险评价方法，当铁路采用不同构造物方式进行该区域越岭时，构建了铁路面临不同风险组合的指标体系，建立了评价模型，计算出风险大小。 　　我国山区铁路自然环境复杂，在建设之前选择一条地形条件好，从而减少由强震引发地质灾害带来的损失，对保障铁路线路以及人员安全具有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东方汽轮机备件销售的项目管理应用研究

在“一带一路”政策推动下，电力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电力装备出口为国内电力设备企业带来强劲增长点，随着电力市场改革深化和电站服务产业的蓬勃发展，汽轮机备件销售市场环境和经营管理模式也呈现出显著的变化。在目标客户群体不断增大的情况下，继续按照传统的思维模式对汽轮机备件销售进行管理已经落伍，特别是在强调以客户为中心的主动式服务时代，如何最大限度满足客户对备件的需求、减少备件销售项目执行偏差、获得销售利益最大化成为企业生存和发展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本论文选取东方汽轮机有限公司（中国最大的汽轮机装备制造企业）为研究对象，重点对汽轮机备件销售项目管理应用进行研究。首先应用所学知识梳理了目前东汽备件销售及项目管理现状，对备件销售总体背景、产品结构、经营状况进行总结归纳;其次在描述、梳理现状的基础上，依据项目管理理论揭示了问题，对组织结构、管理流程、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未来备件销售目标进行深入分析，确定了项目管理在备件销售领域的优势及可行性;再者运用项目管理理论并结合东汽实际情况，构建了项目管理在备件销售领域的管理体系，制定了备件销售价格规范、组织结构变革方向、项目管理团队建设、信息化系统开发思路;最后根据项目生命周期理论，重点优化完善备件项目执行流程，对备件销售项目管理应用的提升提出有效建议和实施方法，为后续项目管理进一步应用提供指导，为企业管理者提供备件销售项目化管理思路。
语义-交际翻译视角下林戊荪和格里菲斯《孙子兵法》英译本的对比研究

成书于春秋时期的《孙子兵法》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最有价值的军事典籍。它不仅揭示了战争的本质和规律，而且对中国古代战争与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诸多方面的关系进行了全面总结。其内容博大精深，思想精邃富赡，逻辑缜密严谨，是古代军事思想精华的集中体现，被誉为“兵学圣典”，历来备受推崇，研习者辈出。自从1905年第一个英译本产生以来，《孙子兵法》在西方世界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上掀起了“孙子热”，多种版本的英译本应运而生，针对其英译本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总体来看，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译本质量优劣的评价以及译者所用翻译技巧的探讨等方面，研究视角大多涉及目的论、关联理论、阐释学、批评理论等。但是，很少有人把纽马克的语义与交际翻译理论应用到《孙子兵法》英译本的对比研究中。因此这一领域仍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鉴于此，本文选取了资深翻译家林戊荪和美国准将格里菲斯的《孙子兵法》英译本，在纽马克语义与交际翻译理论框架下，从语言和文化的维度对两位译者在词汇、句法、文化信息的处理方面表现出的不同进行了对比分析。通过解读两位译者对译文的细节处理，本文发现:林戊荪更倾向于使用语义翻译来最大程度地保留原文的内容和句子结构，以求保留原语文化的独特性，把最真实的中国文化介绍给西方读者。相比较而言，格里菲斯则更多地使用交际翻译，他把强调的重点放在了译语读者对译文的理解和接受性上，用更符合译语读者思维和习惯的表达方式，来减少他们的阅读障碍。另外，在此基础上，本文还对导致两位译者采取不同翻译策略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发现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个人经历以及译者的翻译动机是影响其翻译方法选择最主要的因素。 　　本文不仅论证了纽马克的语义与交际翻译理论对古典文学作品的解释力度，而且丰富了《孙子兵法》英译研究的内容和视角。同时，作者期望本研究能够为其他中国典籍的英译研究以及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相关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
中国冶金科工集团有限公司资本结构优化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在世界经济地位不断提高，资本市场一步步改革发展，经济制度的逐渐完善，建筑行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支柱地位不断加强，同时对上下游相关行业健康、稳步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拉动作用。近年来“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不断推进，基础设施、民生服务、生产性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都为建筑行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同时在国有企业改革的大背景下，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和瞬息万变的经济市场中，为了应对市场的需求、助力建筑行业的升级转型，提高建筑企业资本使用效率，达到资源优化配置，从而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对公司资本界结构进行优化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本文通过回顾经典资本结构理论，基于现有的国内外关于资本结构动态优化研究结果，以理论分析与案例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将中国冶金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为对象进行资本结构优化。首先，对影响公司资本结构的外部宏观影响因素、微观公司层面影响因素进行理论分析;提出对当前状况下最优资本结构的优化策略。其次，分析建筑行业及中国冶金科工集团有限公司的资本结构现状，利用最优资本结构模型推算当前状况下静态最优资本结构，同时利用AHP层次分析法对影响因素分析，对公司资产负债率进行优化调整，在考了宏观环境因素影响后得到中国冶金科工集团有限公司的目标资本结构区间。最后，将中国冶金科工集团有限公司实际资本结构与目标资本结构区间进行对比，为中国冶金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优化资本结构提出相应的具体策略。 　　中国冶金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建筑行业代表，通过对其资本结构优化途径分析，可以为本行业资本结构的优化提供借鉴，具体提出资本结构优化策略。
重庆市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地方政策研究

重庆是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前沿要地，是国家统筹城乡发展综合改革试验区，农业发展关系到重庆市能否实现城乡相对均衡的发展，在统筹城乡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重庆市的农业经过改革开放后的长期发展，需要在新的市场环境下，通过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开发，实现新的发展。在此背景下，本论文以重庆农产品的出口贸易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重庆市农产品出口贸易的现状、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论文通过相关的文献和数据调查，在系统分析重庆市农产品的生产加工现状、出口现状及结构的基础之上，全面分析了重庆农产品出口贸易存在的主要问题、制约农产品出口的主要因素。在此基础上，论文以重庆市具有显著比较优势的涪陵榨菜为案例，对重庆涪陵榨菜的生产、加工、出口状况进行了个案研究，得出了涪陵榨菜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相关结论。同时，具体分析了涪陵榨菜出口贸易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对策措施。最后，论文通过借鉴国外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先进经验和政策，全面阐释了制约重庆市农产品出口贸易进一步发展的主要原因，提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和措施。 　　研究发现，重庆市农产品出口贸易整体发展滞后，具体而言有以下五个方面的因素:首先是当地的自然地理条件导致农产品质量、产量波动较大，对农产品出口形成了较大制约因素。其次，农业产业化程度低，表现在农产品规模小、规格低，难于实现市场化;农产品加工转化率较低，产品附加值小。其三，农产品出口结构不合理，表现在出口的种类不合理及出口国别较为单一。其四，农产品知名度不高，品牌缺乏竞争力，加上硬性条件、政策引导不足，使得农产品难于“走出去”。其五，对农产品出口支持不足，重庆市目前还处于探索学习阶段，缺少有效的出口经验。 　　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之上提出如下建议:首先，借鉴美、法、澳三国先进农业出口经验。三国都拥有优秀的政府管理体制和良好的出口经验，从而使三者在农产品贸易中长期保持顺差。其次，针对重庆市的具体市情，对重庆农产品出口提出七个方面的建议:通过完善加工贸易产业链来提升重庆市农业产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通过优化产品出口结构以培育更多竞争优势品牌;借助品牌战略来促进农业产业升级换代;利用农业生产标准化、健全产品质量安全体系来破解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通过完善农产品快速通关机制来为农产品出口开辟“绿色通道”;最后加强口岸检验检疫基础设施建设，抓住口岸新机遇、实现新突破，力促重庆经济转型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