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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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四大自贸区负面清单之研究——兼论对中美BIT的启示

2015年初，中美双边投资协定即中美BIT(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启动负面清单谈判，目前双方即将进行第三轮负面清单的交换。因此，美国以2012年双边投资协定范本为基础推行的准入前国民待遇结合负面清单的模式日益受到关注。准入前国民待遇结合负面清单模式既有助于使外国投资者与国内投资者处于更平等的地位从而对外国投资者及其投资进行更为全面的保护，又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东道国本国的相关行业或产业，符合经济一体化的潮流。目前除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发达国家外，墨西哥、越南等发展中国家也都同意接受这一模式。 　　基于投资进一步自由化的需要，为顺应准入前国民待遇结合负面清单这一国际化趋势，对接“一带一路”战略并为中美BIT进一步谈判做好准备，我国于2013年设立了中国（上海）自贸区并相继颁布了2013年版、2014年版《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以下简称“2014年版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2015年我国又设立了天津、福建、广东自贸区，与上海自贸区统称为四大自贸区，并颁布了适用于沪、津、闵、粤自贸区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以下简称“四大自贸区负面清单”）。虽然四大自贸区负面清单相对于前两版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有一些进步，但仍存在诸多问题。因此应梳理四大自贸区负面清单中存在的问题及应对之策，并对中美BIT进行展望。 　　本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负面清单的概念、法理依据、出现的原因及四大自贸区负面清单的性质。 　　第二部分分析了我国四大自贸区负面清单的现存问题。总结出四大自贸区负面清单的不足，主要表现为缺乏相应法律支撑、分类标准与国际不接轨、缺少对尚未出现行业的规定、管理措施透明度低等。 　　第三部分选取了开创负面清单模式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与我国正在进行双边投资协定谈判的美国、在亚洲投资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的日本及较早实践负面清单的菲律宾作为分析对象，主要从负面清单的要素及修改方式两方面介绍了负面清单的国外经验，并将国外经验与四大自贸区负面清单做了比较分析。 　　第四部分提出了完善四大自贸区负面清单的建议。建议改进我国现行法律法规、调整四大自贸区负面清单的分类标准及结构使之与国际接轨、提高管理措施的透明度。 　　第五部分结合中美双边投资协定已进入到负面清单谈判的背景，提出了几点对于制定中美BIT负面清单的展望。建议我国应充分重视不符措施的各个组成要素、预先考虑应对可能出现的“只减不增”问题、增强对未来可能出现行业的保护、防范优惠条款被无条件扩散、构建符合我国特色的负面清单模式。
冷战后中印两国在中亚地区的存在与互动

2013年，中国在中亚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无独有偶，印度在2012年提出“连接中亚”政策。中亚国家独立以来凭借独特的地缘政治地位在中印战略中占据日渐重要的地位。但国内至今还未有系统论述中印在中亚地区关系的文章。对中印在中亚地区关系的准确把握，有助于推进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并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周边邻国对“中国威胁论”的戒心，改善周边关系。本文首次将中印关系聚焦在中亚地区，利用层次分析法，在考察中印在中亚地区的实力对比和互动关系时，突破双边层面，放眼中印国际战略，结合中亚地区博弈现状，尤其是考虑中亚地区重要几组三边关系——中印俄、中印美、中印欧对中印双边关系的影响。 　　中国在冷战后与中亚国家关系持续升温，印度与中亚国家关系也在2001年之后从有限接触发展为全方位进入。原因是“中亚”地区政治真空出现，是中亚地区的地缘政治、地缘安全与地缘经济地位的提升。但冷战后的中亚地区有了新特征，大国在中亚地区划分为三个圈层，中印分属不同圈层。由于冷战初期对中亚的重视度、中亚在两国安全战略的地位以及两国进入中亚的驱动力差异，印度在中亚地区无论政治、经济还是地区安全秩序都远远落后于中国。事实上，两国在中亚地区的互动是“竞合”的，表现为在不同地区和领域，中印都会选择不同的策略，哪怕是在同一领域，中印所选择的策略也是竞争与合作并存，其中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两国不对称存在与利益的交织的原因。本文在承认地缘政治对地缘重要性判断前提下，突破了“地缘政治逻辑下多导致竞争和冲突”这一论断。 　　虽然现阶段中国拥有绝对领先的优势，但印度在中亚地区也有潜在优势，结果是中印在中亚地区存在差距缩小。不过，中印间现有的“竞合”关系不会改变，但会更偏向合作，在经济与非安全领域将会更加突出。具体的走向将会受到中印双边关系、中亚其他大国如俄罗斯、美国、欧洲，以及中亚国家的政策选择影响。因此，为促进与印度的合作，从中国角度看，应负担起更多的大国责任，加深现有的上海合作组织合作机制，要跳出双边，在中印俄、中印美、中印欧等对三边关系中发展中印关系，以促进中亚地区积极稳定三边关系的形成。
莫言作品在韩国的译介研究

本论文主要研究了莫言文学作品在韩国的译介与接受情况，在研究过程中注重译文文本的分析和基础资料的归纳总结，利用译介学和接受美学的相关理论，依靠举例法、归纳演绎法对莫言文学作品在韩国的译介情况进行阐释和说明。通过莫言文学作品在韩国译介的背景、莫言作品在韩国的译介、莫言作品在韩国的接受三个层面进行分析，总结莫言文学作品在韩国译介传播的境遇，包括译者的能动作用，赞助人的影响等。在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大背景下，为推动中国新时期文学走向韩国提供借鉴意义，更好地推动两国文学的交流。 　　20世纪80年代末，伴随着韩国的民主化运动的不断发展，中国的改革开放也不断深入，中韩两国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对立逐渐弱化，这直接推动莫言作品的韩国译介。近半个世纪的相互隔绝状态使韩国民众迫切想要了解中国民众的生活，在这样的背景下，电影《红高粱》传入韩国，为莫言作品的韩国译介起到了先锋开路的作用。进入新千年，随着中韩两国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交流和加深，尤其是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莫言文学作品在韩国的译介进入活跃期。新千年之后，莫言作品的译介出版与莫言频繁参加国际文学论坛有关，也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有关。 　　从1989年《红高粱》被首次译介到韩国到2014年《红高粱家族》再版，共有18部文学作品（集）在韩国出版，赞助人在莫言作品韩国译介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同赞助人译介莫言作品的目的不同，大山文化财团是出于政治和文化交流的需要。韩国出版社对莫言作品的接受也经历了一个从不愿出版到十分感兴趣的阶段，出版社出版莫言作品是出于对经济利益的追求。莫言作品韩国译介共涉及到十位译者，这十位译者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兼具小说家、文学研究者身份的译者，第二类是研究中国文化、文学的大学教授或科研机构研究院，第三类是不懂中文的译者，译者身份会影响到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在译者的创造性叛逆中，译者或者采取“异化”或者采取“归化”的翻译策略处理原本与译本的文化冲突。 　　莫言文学作品的韩译本接受情况可以说是比较成功的。在作品译介传播的同时，莫言积极与韩国文坛保持密切交流关系。莫言在积极传播自己文学思想和文学观的同时称赞韩国文学“丰富”而“辉煌”，韩国文坛也认可莫言的艺术创作成就，韩国作家黄皙英、朴明爱等也对莫言的文学创作给予了高度评价，2011年韩国文坛授予了莫言“万海文学奖”。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韩国学界对莫言的研究成果较少，缺乏全面而系统的研究;诺贝尔文学奖之后，韩国学界对莫言的关注明显提升，具体表现为研究成果的增多和研究领域的拓宽。韩国读者对莫言文学作品给予了较高评价，韩国读者一致赞同莫言是一位善于讲故事的文学大师，认为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实至名归。在韩国读者的眼中，莫言将文学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完美结合，反映了人类社会的普遍问题，引发韩国读者对本民族历史与现实的反观与反思。随着中韩文学交流的深入，韩国读者也对翻译文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韩国读者想要读到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学作品。 　　莫言文学作品在韩国译介传播总体来看是比较成功的，但仍然存在有待提高的地方。莫言作品在韩国的译介为中国文学“走出去”提供了以下借鉴与启示:一是积极推动优秀的中国作家、中国作品走向世界，鼓励作家积极参加区域性、世界性的文学论坛，提高中国作家在海外的知名度。二是文学作品在海外译介传播的过程中，译者与出版社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三是中国政府应该抓住大的时代机遇，积极推动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
建立中蒙自由贸易区对蒙古国贸易的影响研究

区域内贸易是指国与国之间的贸易主要集中在经济交流的同一地区或经济特区。近年来的国家经济贸易体制内，东盟增加了东南亚贸易和商品之间的交换，降低了通货膨胀和关税壁垒，使得贸易市场日益繁荣。中国和蒙古国于1951年开始建立贸易伙伴关系。1989年两国政府成立了科技与贸易、经济合作委员会，同时举行了六次会议。两国政府于1991年签署了一项意在取代政府记账事务与现金交易的贸易协议，并签署了一项保护投资的协议。根据中国海关的数据统计，2014年中蒙贸易总额为7318.47亿美元，同比增长19.6％。中蒙经贸合作发展的基础是平等互利，包括承包、劳务公司和两国之间的企业等。自1985年以来，除了政府贸易，两国也开始启动跨境贸易。目前，中国参与跨境贸易的地区主要包括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河北省与吉林省等。 　　本文通过将理论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全面分析与重点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多角度深入研究中蒙自贸区建立的相关问题。首先，归纳总结对自贸区的理论与观点;然后，在此基础上，全面论述中蒙自贸区建立的可行性与施行对策。对于其可行性进行重点分析，主要采用了回归方程分析法和相关贸易指数分析法;最后，对建立两国自贸区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与总结。 　　本文旨在分析建立中蒙自贸区的可行性及其影响力。中蒙在建立自贸区的过程中虽然存在着很多困难，但其所能带来的巨大收益也是相当可观的，因此，双方应持有积极态度去克服障碍，从共同利益出发，充分利用资源互补与地缘等方面的优势，共同面对挑战，克服障碍。建立中蒙自由贸易区的过程，是漫长又复杂的，需要两国共同努力，但终将会为两国打下更坚实的基础来发展未来更深一层的经济贸易合作。对于减免关税等问题，应在和平协商和利益基本一致的基础上，做出一定让步。
维达纸业集团竞争战略研究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生活用纸行业市场机遇与风险并存。城镇化的推进和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使生活用纸存在刚性需求，且国内人均消费水平较低，市场前景将越来越好;“一带一路”、亚投行、“互联网+”等国家政策的出台将对生活用纸产品的出口形成有效刺激。同时，行业内产能过剩严重，原有企业、国外企业和新进企业不断增产;各大企业品牌杂乱，缺乏竞争力;虽然互联网销售可以减少成本，增加产品销量，但行内企业的电商渠道利用不足;各类产品同质现象严重，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生活用纸多样化、个性化市场需求。以上现象导致企业间的竞争激烈，产品价格下滑，渠道费用增加，利润空间降低。面对以上现象，本文将以波特竞争战略理论为主要依据，采用五力模型分析法以及PEST方法和SWOT分析法，对维达纸业集团面临的宏观环境、行业环境和内部环境进行分析，明确其实施差异化竞争战略，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针对性大、可行性大、实效性大的的实施方案。维达纸业集团应紧紧围绕消费者需求，以技术创新为核心，在保证产品品质的基础上，进行多角度差异化。要完善消费者管理，通过尊重中华传统习惯、关注产品细节等方式，提升消费者的忠诚度。要进一步细分地域市场，进行四个差异化，即，东部西部差异化、城市乡镇差异化、国内海外差异化，有针对性地投入宣传产品。要拓展营销渠道，继续推动在线营销，构建电商平台、微信、微博、互联空间等全方位的销售网络，创新传统营销，除了利用各大网店、超市等原有资源，与养老院（敬老院）、母婴商店等形成良好合作关系。通过以上三种方式，提升维达纸业集团竞争优势，提高市场占有率，凭借新常态东风，突破集团发展瓶颈。提出保障方案。完善组织机构。健全护理品牌维护机制，建立线上品牌反馈应用，成立专业护理营销团队，建立品牌产品独有社区;健全创新奖惩机制，从生产、销售、组织、环保等全方位进行，学习优秀企业经验，进行创新项目建设，鼓励员工成为“创客”，全能力激发活力。对产品生产提质升效，升级产能设备，提升全方位效率，降低生产营销的整体成本;完善物流配套，改造扩建物流中心，建立原材料筛选系统，提升绿色环保工艺。加大技术创新投入，通过高新制、完善的福利待遇，增加科研人员数量;根据中国人的生理特征，进行技术升级、人性化设计，成为核心专利拥有者。基于大数据下进行品牌管理，成立单独的大数据部门，由营销部门负责管理，收集整理历史数据、网络数据，进行精准广告投放、风险预测等;鼓励各品牌经理参与大数据分析工作充分利用已有的、潜在的消费者信息，有目的、有计划的配合大数据的收集;形成完善的测评程序或制度，及时跟进数据反馈，强化品牌宣传，建立绩效考核制度，提高数据分析速度，利用程度。建立独特的企业文化，形成富有创造力、善于学习的工作团队，鼓励内部员工“人人创新”，建立鼓励员工创新的工作机制;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围绕“韧性”更广泛的参与到社会活动中，并通过公益广告、微电影等形式，提高知晓率和认可度，提升消费者对集团的认可程度。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OFDI)策略研究——基于中国的分析

自19世纪以来，世界经济的流动性越来越大，国家间的经济往来和海外投资日益频繁，关于国际投资的讨论，特别是对国际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Investment，FDI)的讨论热度一直不减。 　　按照资本流动的方向，FDI可分为:外国在本国的投资，即外国资本进入（Inward FDI，以下称IFDI），以及本国对国（境）外的投资，即本国资本流出（Outward FDI，以下称OFDI）。本文主要讨论的就是我国对外国的直接投资(OFDI)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以及发展策略。参考我国商务部和国家统计局的定义，可以认为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是满足以下要点的投资活动:①投资主体是我国国内投资者;②投资媒介可以是现金、实物或者无形资产等;⑧投资地点在国外及港澳台地区;④投资方式是设立或者购买国（境）外企业;⑤达到的标准是拥有该国（境）外企业10％以上的股权，并控制企业的经营管理权1。 　　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一度被认为是发达国家所特有的经济现象。根据统计数据，20世纪末，发达国家进行了全球超过90％的国际直接投资2。但是从20世纪末开始到21世纪，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国际经济活动中，逐渐成为国际间投资的主要驱动力。 　　随着我国的外向型经济不断深入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踏上了“走出去”的征程，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理性地认识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开始时间较晚，且与发达国家在企业战略和企业经济实力上都存在着较大差距。因此，我们需要更深入地了解中国对外投资活动，更深入地研究我国企业对外投资模式，找准投资切入点，为政府制定对外投资政策提供依据，也为企业开展对外投资活动提供参考。 　　本文首先针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同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进行了梳理，并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文献进行了归纳。在第二部分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过程及政策演变历程进行了回顾。随后，本文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经济的增长。之后通过更深入的研究，发现在生产率水平较低的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不是技术逆向溢出的途径，因此只有进一步提高科学技术水平，才能使中国企业更好地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来进行技术学习，进而吸收、提升国外已有的技术。然后通过对典型案例的分析，梳理出我国企业在对外投资过程中进行技术追赶的路径与影响投资成功的因素，并提出相应的建议。最后，本文总结研究结果，并指出了今后的工作方向。
汉服海外传播分析

根据《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2014》等面向海外民众的调查结果显示，传统文化仍然是海外民众对中国最感兴趣的内容。然而，传统文化的海外传播却面临两个突出问题:一是文化内容的呈现大多局限于表面，缺乏对内涵的深入挖掘以及用国际话语进行讲述的能力;二是忽视创新和发扬，传统文化不适应现代传播。深入研究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涵，发掘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使之在新时代背景下焕发生机和活力，服务于社会发展和中华文化海外传播，亟待正视和思考。 　　在符号学中，符号具有认知和传播两大功能。京剧、武术、汉服、阴阳五行等，构成了我国的传统文化符号体系，在促进我国优秀文化走出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其中，汉服一方面承载了丰富的中华文化内涵，在海外传播中与其他文化符号具有相似的传播路径;另一方面作为传统服饰符号，汉服具有直接性、交流及时性等服饰传播的优势，在海外传播中拥有巨大的传播空间。汉服文化内涵的代表性和所具有的中华优秀文化特征，使研究汉服海外传播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应用价值。延伸自国内“汉服运动”的汉服海外传播活动发展迅速，但目前学界对其关注较少，注意力多集中在国内的传播活动上。 　　鉴于此，本文以符号学、传播学的理论等为基础，首先从符号学角度分析了海外传播中汉服的符号学意义，然后通过文献研究、实证调查等方式分析汉服海外传播的现状和问题，包括汉服海外传播的五个构成要素、主要传播途径等，对汉服相关社团重点进行了关注，进而分析得出汉服海外传播的价值和意义。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汉服海外传播的建议性策略。本文的不足之处是，由于汉服海外传播的路径多种多样，本文只对最主要的进行了分析;对汉服海外传播现状的梳理，依靠文献、访谈和数量有限的问卷调查，更多具规模的实证性调查有待付诸实施。
附加制度距离与企业国际化速度：政府参与和国际化程度的调节作用

自2000年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2002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随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迅猛增长，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国门，走向世界。201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首次突破千亿美元，2014年中国对外投资流量首次超过日本，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对外投资国。快速国际化为中国企业带来巨大收益，因而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影响企业国际化速度的各类因素。企业的国际化速度受到企业层面、行业层面、国家层面等多层面因素的共同影响。为了更好地理解不同层面因素的影响作用，本文从制度理论视角出发，结合资源基础理论和组织行为理论，对中国企业的国际化速度进行研究。 　　本文采用Hutzschenreuter和Voll(2008)提出的“附加距离”概念及Hutzschenreuter，Voll和Verbeke(2011)提出的研究建议，以Scott(1995)划分的制度环境三大支柱（规制环境，规范环境和认知环境）、Kostova(1996)提出的制度距离概念及Xu(2001)进行的制度距离维度划分为基础，形成附加制度距离概念的三个维度:附加规制距离、附加规范距离和附加认知距离，并且深入研究各个维度对企业国际化速度的影响。由于现有研究多以发达国家为研究情境，忽视了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国情，因此本文同时考虑了政府参与和国际化程度的调节作用，系统地分析了中国企业国际化速度的各类影响因素。 　　本文以中国A股主板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基于各种研究条件，从BvD Oriana亚太企业分析库中收集整理了131家企业2007年到2014年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并将其与世界治理指数数据库（WGI，世界银行发布）、2005-2015全球竞争力指数数据库（世界经济论坛发布）、霍夫斯泰德文化指标数据库、对外投资企业名录（中国商务部发布）、王益民教授学术团队手工整理数据库和上市公司企业年报（巨潮网整理）相匹配，得到各个变量的测算数据，使用Stata13.0进行统计分析，得到以下结论:附加制度距离的各个维度均负向影响企业的国际化速度;政府参与正向调节附加规范距离和企业国际化速度之间的关系，即:随着政府参与的不断增加，企业前期积累的附加规范距离对企业未来国际化速度的负向影响作用被减弱;国际化程度负向调节附加制度距离各维度和国际化速度之间的关系，即:随着前期国际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企业前期积累的附加规制距离、附加规范距离和附加认知距离对企业未来国际化速度的负向影响作用被增强。与此同时，本文也指出，政府参与虽然对附加规制距离、附加认知距离与企业国家化速度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但是调节效应并不显著。
中澳货币合作对双边贸易与投资的影响研究

中澳自由贸易协议已由2015年正式实施，两国货币合作也初见端倪。本文从理论推演和实证分析两个方面考察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澳贸易规模的影响，关注中澳货币合作对双边贸易和投资可能扩展的投资空间。首先梳理汇率变动与贸易与投资、汇率变动与贸易结构、汇率传导机制与计价货币选择等不同层面不同角度的文献，从中得到一些启发。以此为基础，为具体研究和论证设立理论基础和研究框架。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澳双边贸易量的影响是本文关注的重点。FDI、两国人均收入、关税税率、实际工资等条件的变化对贸易量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一并考量。由于中澳贸易到目前为止基本上以美元和澳元计价，人民币官方汇率主要表现为美元与人民币之间的比价，所以，选用实际有效汇率作为观测二者的比价变化对两国贸易的影响结果会更贴近现实。而后用名义汇率验证结果。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将澳大利亚几十年来贸易计价货币的变化也考虑在内。 　　文中采用多元回归模型，观察相关变量对中澳贸易规模变动的影响，重点考量汇率变动、计价货币和贸易水平三者的关联程度，得出基本结论。首先，人民币汇率改革后，实际有效汇率的提高促进了中澳进出口贸易规模的扩大。这是由于人民币的升值会使得中国居民和进口商的支付能力增强，增加从澳大利亚的进口量，进而提升中澳贸易总额。考虑到中国和澳大利亚的经济规模、中澳进出口贸易总额占对方的进出口总额的比重、澳大利亚在中国的直接投资以及澳大利亚的关税税率之后，影响依然显著。其次，考察中澳进出口贸易中货币使用份额对于中澳贸易额的影响。结论表明，澳大利亚进口贸易美元和澳元使用占比对中澳进出口总额与货物贸易总额影响显著。由此可以推测，中澳贸易中计价货币替代的程度和关税税率减免后将为中澳贸易与投资提供很大的发展空间。
习近平世界文明多样性思想研究

人类历史是一部纷繁复杂的历史，它包括不同国家与民族的历史，但概括起来说，整个世界史实际上是一部人类文明形成发展的历史。冷战结束后，“文明冲突论”在西方国家甚嚣尘上，该观点认为就像社会上不同人们在思想行为方面一定存在差异一样，文明之间的差异也是永恒存在的，并且这种差异将会是未来世界冲突的主要因素。然而习近平指出各国文明的多元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推动世界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各个国家和地区，无论是历史传统、宗教信仰和文化背景，还是社会制度、价值观念和发展水平，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差异，整个人类文明也因此而交相辉映、多姿多彩。 　　习近平倡导世界文明多样性思想有着深刻的国际、国内背景。从国际来看，当今的时代主题仍然是和平与发展。世界各国人民渴望和平，反对战争，世界人民追求和平，国家需要发展，社会需要进步。站在时代发展和人类进步的高度，各国相互依存度持续增加，只有尊重、包容不同文明的存在，坚持互利合作，才能实现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从国内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较大的发展，但我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需要发展，文化需要交流。 　　习近平世界文明多样性思想的提出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文明多样性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放眼世界历史，他们批判各种民族中心主义，承认不同国家民族的文明存在差异，并指出多元文明之间是互补和交融的关系。其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文明多样性思想，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都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明多样性的思想。最后还包括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文明多样性思想，儒家思想中“和而不同”，墨家思想中的“兼爱”、“非攻”思想等等，这些智慧性的思想都体现了中华文明兼容并包的价值理念。 　　习近平世界文明多样性思想有着丰富的内容。习近平认为世界文明是多彩的、平等的、包容的，世界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共同遗产和走向昌盛的宝贵源泉。如同大自然丧失生物多样性就无法保持生态平衡一样，缺少文化多样性的人类社会最终结果就是人类文化自身的最终消亡。但是不同文明的差异并不必然导致文明冲突，文明的差异正是交流的起点，不同文明之间必须并且只能通过对话实现和谐相处。因此，习近平倡导开放和兼容并蓄的文明观，主张世界各国应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相互交流发展经验，彼此借鉴发展模式。各国要在平等基础上，在文明对话中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共同构建人类的美好世界。 　　习近平倡导文明多样性思想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习近平世界文明多样性思想鼓励文明对话，主张不同文明求同存异、相互学习，在竞争中取长补短，在交流中融合而非同化，在求同存异中谋求共同发展。我们这个世界是多样性的世界，不可能只存在一种社会制度、一种发展模式和一种价值观念。不同的国家由于历史文化传统不一样，与外部世界的历史和现实联系不一样，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发挥的作用不一样，面向未来的追求不一样，由此决定了不同国家解决问题的方针、策略、政策和措施也不会完全一样，这正是国际关系的复杂性所在。因此，在国际关系中应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坚持世界各国各民族一律平等，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坚持世界多元文明之间是平等的、包容的，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包容互鉴，相互借鉴、取长补短，推动人类文明进步。 　　习近平不仅是世界文明多样性思想的积极倡导者，还是世界文明多样性思想的积极践行者，他提出了不同文明的国家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加强文化交流以及共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建立良性互动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进人类共同利益。
《绿地集团伦敦赫茨米尔项目工程造价咨询书》翻译报告

随着中国“走出去”战略的深入推进与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参与国际开发、承揽海外项目，从而刺激了对技术材料翻译需求的日益增长。在此背景下，笔者参与了《绿地集团伦敦赫茨米尔项目工程造价咨询建议书》英汉翻译项目，并根据个人突破翻译瓶颈、最终完成翻译任务的经历撰写本翻译报告。 　　报告首先简要介绍翻译任务与翻译过程。随后对引起翻译难点的主要原文特征进行详尽描述。在报告主体部分，笔者参考奈达等名家的翻译著作，提出针对技术文本的三个翻译方法，并通过实例分析进一步解释、验证所提出方法的有效性。最后一章对翻译报告与笔者的个人体会进行总结。 　　“根据语境确定词义”方法旨在解决词汇与表达的意义确认难题，尤其是技术文本中的术语定名难题。“分析句子内在逻辑”方法是长句翻译方法选择的主要依据。“调节目的语中的衔接手段”方法主要解决因过多保留源语中的衔接手段而产生的“翻译腔”或“冗余”。
中国与中亚五国贸易关系的实证研究

为了应对全球形势深刻变化，深度参与世界经济格局，中国正在实施“一带一路”重要战略。其中，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上，中国与中亚五国都是地缘优势的最大受益者，同时也是自然资源的所有者，因此中国与中亚五国尽情地享有地理位置和自然资源该来的巨大优势。但是与此同时，交通的局限性则是阻碍中国与中亚五国进行密切贸易往来的关键因素，双方在经贸合作方面还有待提升。由此可知，“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再现生机必然会给双方的经贸合作带来巨大契机，双方借此将展开更深入的合作交流，在能源合作、资源交易、农产品等领域更蕴含着巨大商机。因此，在这一背景下研究中国与中亚五国之间的贸易关系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和实际意义。 　　首先，本文在国内外文献综述的基础上，对中国与中亚五国贸易关系的现状进行描述，梳理了2005-2014年期间中国与中亚五国之间进出口贸易总额、进出口商品结构和国别结构。结果发现，(1)在进出口总额方面，随着双方合作逐渐加强，中国与中亚五国之间的贸易往来越来越密切，无论是中国的进出口额还是中亚五国的进出口额规模均在逐渐扩大，贸易范围也在逐渐扩大。但是，大多数年份中国对中亚五国的贸易进口额大于贸易出口额，即处于贸易逆差状态;中国与中亚五国之间的贸易在不同国别中表现有所不同，存在一定的波动性。(2)在进出口商品结构方面，相比较于20世纪90年代，虽然中国与中亚五国之间的贸易产品种类有所增加，但是整体上还是表现比较单一，双方之间进行贸易往来的产品主要是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品，所占贸易总额中的较大份额;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产品交易规模相对较小。(3)在双边贸易地位方面，随着中国与中亚五国进出口贸易的发展，中国与中亚五国成为彼此最为重要的贸易伙伴，中国与中亚五国的进出口贸易在彼此进出口贸易中的比重呈现增长态势。 　　其次，在理论层面上，本文剖析了中国与中亚五国贸易产生的条件以及影响中国与中亚五国贸易关系的关键因素，逐一推导出这种影响传导机制。正是由于地缘优势、贸易互补性、资源优势、文化优势以及政治环境因素的存在使得中国与中亚五国之间的贸易成为可能，而且这些优势越明显越突出，双方之间的贸易往来越密切，贸易规模越大。 　　再次，在实证层面上，本文运用引力模型，采用2005-2014年中国与中亚五国贸易的相关数据，对影响中国与中亚五国贸易合作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边境效应和地理距离是影响对外贸易的主要因素，其中经济规模对双边贸易的影响为正，中国与中亚五国的GDP每增长1％，将带动双边贸易增长0.976％;然而，人口规模变量系数为-0.930，变量符号与理论预期不一致，人口规模阻碍了中国与中亚五国之间的双边贸易;地理距离极大阻碍了中国与中亚五国的双边贸易，与预期相符，其中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距离中国较远，受运输距离的阻碍作用较大;引入边境效应和WTO虚拟变量后，弱化了人口规模和地理距离对于中国与中亚五国双边贸易的影响，但边境效应对于中国与中亚五国贸易影响显著为正，且经济规模对贸易的影响依旧为正。 　　最后，本文总结了全文的主要结论，并提出一系列政策建议，包括携手合作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交流，消除中亚五国对中国顾虑;加强对关税与非关税壁垒的协商与防范;提供援助与专项贷款，促成五国构建独立中亚经济同盟;按照资源禀赋与比较优势原则，扩大双边合作水平及贸易规模;提高企业竞争力。这些政策建议有助于进一步推动中国与中亚国家双边贸易向前发展。
论公共外交与中国在缅甸的国家形象塑造

冷战结束后，全球化不断推进，在此背景之下的国际关系亦发生了一些引入注目的新变化、新趋势。其中，一个突出的表现是国际政治权力中逐渐包含了更多的包括社会制度、国家形象、发展模式等在内的软实力因素。包括国家形象在内的软实力成为国家间竞争的又一战略资源和目的。国际关系中权力性质的变化深刻地影响了外交的内容与形式，以信息传播、文化交流为主要方式的公共外交开始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一个显性因素，并且构成了国家软实力建设的重要路径。 　　国家形象不是固有的，而是在国家间长期社会互动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相互认知，建构性是国家形象的根本属性。不同于政府间外交、民间外交等外交形态，公共外交能够更好地发挥包括政府、跨国公司、社会组织、公民个人等多元主体的能动性，并通过大众传播、教育文化交流、对外援助等手段，发挥着引导他国民心进而塑造本国在他国国家形象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军事等硬实力的增长赢得了世界瞩目。然而，不同于中国综合国力的快速增强，近年来中国在包括缅甸在内的一些国家的国家形象有趋于负面的态势。信息化时代下的媒体在信息传播和塑造社会舆论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研究者也能够从对一个国家具有影响力的媒体报道的内容分析出发，管中窥豹地了解其他国家在该国的国际形象。就缅甸而言，通过对其国内发行量较大，影响广泛而又较为客观公正的《缅甸时报》的相关报道的内容分析可以发现，中国在缅甸的国家形象呈现出趋于恶化的态势，中国唯利是图、素质低下而又缺少内涵的“暴发户”的形象已经形成。 　　缅甸对中国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实现中缅关系的稳定和进一步发展是中国周边外交工作的重要目标。《缅甸时报》反映出的中国在缅甸国家形象的现状不容乐观。因此，必须仔细分析其成因，进而为下一步的应对提供指导。中国崛起带来的客观结果，历史经验、政治制度的差异以及发展阶段的不同带来的认知差异等影响中国在缅甸国家形象的因素难以避免。中国政府试着从教育文化交流、对外援助等公共外交活动入手，以期增进缅甸民众对中国的认识，进而达到增信释疑的作用。然而，当前的中国对缅公共外交工作中还存在着主体单一、方式僵化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也大大制约了中国通过公共外交塑造在缅甸良好国家形象，这一战略目标的实现。 　　结合中缅两国以及两国关系的实际情况，在做好自身形象定位的基础上，从更好发挥跨国企业等非政府力量的主体性作用，更加精细化地开展文化交流等角度入手，完善中国对缅公共外交的主体，掌握和提升公共外交的方式和技巧应当是中国对缅公共外交的努力方向。首先，在中国企业“走出去”时代，跨国公司在中国公共外交中扮演的角色将日益重要。跨国公司通过在东道国的企业经营活动和其他非经营活动塑造该企业在当地民众中的形象，进而影响到当地民众对企业母国的形象认知。而更加有效地开展以跨国企业为主体的企业外交，中国政府和企业需要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即企业社会责任意识培育，企业行为规范建设，企业与政府公共外交资源共享机制构建。其次，在与外界的接触中，普通民众更容易受到情感和价值认同的影响，文化交流的这一影响舆论的潜移默化的作用是其他外交手段所难以代替的。中国需要在文化交流对象的定位上更加精细，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好自身文化的国际化与民族化以及传统性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在这一方面，日本的“动漫外交”中诸多有益经验值得借鉴。
中国对欧盟货物贸易出口潜力的实证研究——以“一带一路”战略为背景

欧盟是中国的重要贸易伙伴。当前，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中国与欧盟贸易的重要性更加凸显。本文研究的问题是中国对欧盟货物贸易出口潜力，研究思路如下。 　　首先，本文通过对中欧贸易额变动、中国向欧盟各成员国货物贸易出口情况对比、货物出口行业结构分析以及贸易摩擦等角度，系统概述中国向欧盟的货物出口贸易现状;并从海陆物流通道、贸易便利化、贸易领域拓宽和贸易结算便利化四个角度分析“一带一路”战略对中国向欧盟货物出口贸易的影响。第二，通过构建扩展的引力模型，研究中国向欧盟货物贸易出口的影响因素，得出具体的回归方程，并使用各解释变量的实际数据和回归方程得出理论出口额，以理论出口额与实际出口额的比值作为测算出口潜力的指标，以该指标的数值来分析中国对欧盟的货物贸易出口潜力。最后是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研究发现，中国与欧盟的贸易联系保持紧密，证实了中国与欧盟的重要贸易伙伴关系。但是中国向欧盟货物出口贸易近几年存在增长趋势不稳定、出口的国家结构失衡、出口行业集中度高、贸易摩擦影响大等问题。这些问题可能是导致近几年中国向欧盟货物贸易出口潜力未得到较好发挥的重要原因。 　　实证结果表明，不管是从欧盟整体角度还是从欧盟各个成员国角度来看，中国向欧盟都存在较大出口潜力，但是也有少数国家存在“过度出口”的情况。要重视中国对欧盟的货物贸易出口潜力尚未得到完全挖掘的原因分析，以寻求有针对性地解决方案。一方面，基于对中欧贸易状况的定性和定量分析，要从中欧贸易摩擦和中欧货物贸易行业结构来找原因;另一方面，中国与欧盟经济贸易合作情况作为宏观因素，会对中国向欧盟的货物贸易出口产生影响。目前中国与欧盟双方在经贸合作方面尚未取得实质性进展，不仅中国与欧盟的双边投资协议和自由贸易区协议尚未签订且进展艰难，而且中国也未与欧盟的任何一个成员国签订过自由贸易协议。以上都是影响中国对欧盟货物贸易出口规模扩大的重要因素。 　　根据研究结果，本文从保证出口国产品供应、推进签订中欧自由贸易协定和投资贸易协定、吸引欧盟成员国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加强“一带一路”沿线海陆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就如何充分发挥中国对欧盟的出口贸易潜力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人民币汇率波动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发展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解决流动性过剩，平衡国内外经济，缓解外汇储备压力。本文在国内外的研究基础之上，采用文献研究法、定性分析法和实证研究法，从汇率以及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概念和相关理论出发，分析了人民币汇率制度变动情况和中国OFDI发展情况，以实证研究的方式，采用VAR模型，对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OFDI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通过对人民币汇率波动对OFDI影响的研究，有利于进一步地丰富中国汇率变动对OFDI影响效应的相关理论研究，提高中国外汇储备的利用效率，完善中国的汇率制度，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对促进中国汇率制度改革以及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通过本文的研究，主要得出如下结论:首先，VAR模型分析结果显示，人民币升值会带动中国OFDI的发展，在人民币升值的背景下，发展OFDI，实施“走出去”战略，有利于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维护中国的金融稳定;其次，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波动在短期内可以促进OFDI的发展，但是从长期来看，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波动太大会对OFDI发展产生不利影响。最后，为了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促进ODFI发展，需要落实好“一带一路”战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一步完善中国的金融体系，推行OFDI财政金融优惠政策。 　　本文共分成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理论研究部分，为本文的第1章和第2章。阐述本文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对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进行简单概述，为下文研究奠定理论基础。第二部分为现状研究部分，为本文的第3章。主要分析人民币汇率制度变动情况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情况。第三部分为实证研究部分，采用VAR模型，对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第四部分为结论建议部分，总结前文研究的主要结论，得出相关的政策建议，对相关研究未来研究的方向和重点进行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