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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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东盟农产品贸易竞争性与互补性研究

农业对于中国与东盟国家而言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在中国和东盟经贸合作的进程中，农产品贸易也是双方合作的重点。2002年中国和东盟自贸区的建设正式开始，之后为进一步促进双方的自由贸易，2004年中国与东盟国家开始实行“早期收获计划”，对大部分农产品进行降税。自降税后中国与东盟的农产品双边贸易额快速增长，2004年双边贸易额仅为58.34亿美元，而到2014年双边贸易额为295.72亿美元。虽然双方的贸易规模在不断地扩大，但是中国对东盟的农产品贸易逆差也在增大，双边贸易对中国的不利影响也逐步显现出来，因此有必要对中国与东盟农产品贸易状况以及农产品的竞争性与与互补性进行深入研究，从而进一步加强双方的互补贸易，减少恶性竞争。 　　本文在研究中国与东盟农产品贸易的理论基础之上，分析中国与东盟农产品贸易状况。之后通过构建显性比较优势指数、贸易竞争力指数对竞争性进行定量分析，可以得到中国与东盟大部分国家相比农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国际竞争力较差。在双方的贸易中，中国在食品深加工类（劳动密集型）农产品方面具有竞争优势，而东盟在谷物油脂等（土地密集型）农产品方面竞争力较强。另外中国在除谷物和可可制品外的食品工业制成品方面竞争力有下降的趋势，值得引起重视。通过构建贸易互补性指数、产业内贸易指数对互补性的研究发现，中国与东盟的农产品互补性很强，并且中国从东盟进口的贸易互补性要强于中国出口东盟的贸易互补性。中国与东盟为满足农产品多样性的产业内贸易主要集中在初级农产品领域，而为弥补双方资源禀赋差异的产业间贸易则集中在动植物油脂以及食品深加工类农产品领域。 　　这种竞争性与互补性共存的贸易关系，使得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立以及早期收获计划的实施对中国既有积极的影响也有消极的影响。有利影响是中国对东盟农产品的出口额扩大、中国农产品的数量和种类增加、中国农业技术和农业人口就业提高，中国企业进一步走出去;不利影响为东盟的农产品对中国南方的农业造成了冲击，降税减少了中国的关税收入，同时还使得中国对东盟的农产品贸易长期逆差。 　　本文在最后对全文进行总结，并且根据对中国的不利影响提出了调整中国南方农业，提高农产品品质和科技含量，提高保鲜储藏技术、降低物流成本以及差别化贸易战略的政策建议。
基于信任视角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研究

近年来，随着世界经济体系的进一步整合，各国之间的经济往来变得越来越密切。发达国家在积极对外直接投资布局以占领国际市场，与此同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也进入了飞速发展阶段。 　　中国在国际直接投资领域的异军突起以及它所呈现出来的诸多特征，吸引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并对传统国际投资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进行检验。本文的理论依据主要是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内部化理论及制度理论。其中制度理论为解释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制度包括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学者关注的焦点在正式制度方面。随着社会资本理论的兴起和完善，才开始重视非正式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学界认为信任是社会资本的一种，越来越多的研究将信任作为影响经济增变动的重要因素，目前成为社科领域关注的热点。 　　本文以引力模型为理论依据，利用2005-2014年中国与36个国家的面板数据，选取东道国的信任水平及其他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因素，包括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出口、汇率及工资水平在内的变量指标，构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实证分析模型，进而考察东道国信任因素对中国OFDI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OFDI受到东道国信任这一非正式制度因素的影响。具体看来，东道国较高的信任水平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正向影响;东道国的市场规模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之间负相关;东道国的出口，汇率及工资水平均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正向效应。根据实证结果进行分析，并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提出建议，从而有利于指导我跨国公司在海外投资建厂和开展经营活动，更有效的获取东道国的经营经验，先进技术，管理知识，防范国际化经营风险，提升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对上海市外贸的影响研究

随着“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推进以及中国自贸区运行机制不断完善，我国贸易往来合作伙伴日益增多。然而金融危机爆发后的美元、欧元等国际结算货币汇率波动剧烈，企业要求直接采用汇率相对较为稳定的人民币充当国际结算货币的呼声愈发旺盛。2009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等部委联合正式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自试点后该业务规模呈指数式增长。作为国内首批试点城市的上海，其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发展迅猛，相应经验较为丰富。 　　近几年，有关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研究日益增多，但目前大多数现有的研究均以规范分析为主，采用实证模型分析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相关研究很少。本文将结合现有研究成果，以上海市为例，具体探讨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对外贸的影响。首先从货币交易成本和厂商利润最大化角度梳理跨境贸易结算中货币选择理论，详细阐述有关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对外贸影响的相关文献。再通过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发展历程总结其原因，从业务规模和参与企业、银行数量方面具体阐述上海市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的发展现状。随后本文利用2010年第一季度至2015年第三季度的上海市进口总额、出口总额、进出口总额、上海市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量、上海市地区生产总值以及外商直接投资额作为研究变量，分别建立VAR模型，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方差分解方法具体衡量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对上海市进出口规模的影响。结果表明上海市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和上海市进口、出口以及进出口规模之间有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并且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是上海市进口、出口以及进出口规模的Granger原因。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分别对上海市进口、出口以及进出口规模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而其对上海市进口规模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并且随着该业务的发展这样的促进作用愈发明显。 　　最后，结合分析结果，从国家、国内商业银行和外贸企业三个层面提出政策建议，科学合理地推进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的发展，进而促进对外贸易事业的繁荣发展。
“一带一路”背景下基础设施建设融资问题研究

当前国际经济环境并不乐观，经历了金融危机、欧债危机等危机后，世界经济进入了缓慢复苏期。具体到我国而言，我国经济在经济周期下缓慢前行。在此经济大环境下，“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便成为了整个区域发展的关键。目前，距离“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提出已有约30个月的时间，在这30个月的时间中，“一带一路”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然而随着发展的深入及基础设施建设的加速，基础设施融资需求问题逐渐暴露。区域内基础设施融资需求问题能否的到高质、高效的解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基础设施能否高速进行，进而影响到整个“一带一路”区域的发展。 　　本文认为，当前“一带一路”基础设施融资渠道主要有公共部门投资和私人部门投资，具体而言则主要由政府部门投资、私人部门投资和外资投入等。本文认为，随着“一带一路”的发展，这三部分融资渠道会暴露出部分问题。首先，随着“一带一路”的深入，基础设施融资需求逐渐增大，需求较高会导致供给无法匹配。其次，随着资本市场的逐渐完善，基础设施融资渠道中私人资本投入部分可能会被潜在的分流。第三，“一带一路”区域跨度大，即包含了发达国家，也包含了经济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同时部分国家和地区政治不稳定、地理环境较差等，因此，基础设施投资在区域内的分布很不平衡，表现出了很明显的错配现象。第四，基础设施投资具有投资回报周期长、涉及多国多币种合作的特点，其风险与收益率的配比不能满足私人资本的要求，随着资本市场的完善及“一带一路”的深入，基础设施建设的潜在私人投资资本及潜在区域外资本可能被分流。第五，“一带一路”范围较广，区域范围内基础设施融资涉及国家地区较多，区域内国家、地区间合作程度不够深入，随着“一带一路”的深入，合作问题逐渐暴露，导致融资效率降低。通过大量的数据和模型分别对中国和非中国区域的融资渠道进行分析，在渠道分析的基础上研究其可能出现的融资问题，并给出诸如完善亚投行、引入PPP模式、合理捆绑相关项目等有针对性的建议措施，力图对“一带一路”区域内基础设施建设融资需求难以满足问题的解决建言献策。
聊城市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研究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境外直接投资是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参与国际分工、提高国际竞争力的新的重要方式。聊城市自2007年开始实施“走出去”战略发展至今，取得了一定成绩，也面临一些不足。 　　本文通过梳理聊城市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和特征，得出其面临的问题，分析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的对策和建议，为欠发达地区的企业境外直接投资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总体来看，尽管聊城市企业加快“走出去”步伐还面临一些不可忽视的困难，聊城市政府在支持企业“走出去”的工作上还有不足，但随着聊城经济发展和企业实力壮大，随着聊城市政府对建设“海外聊城”的愈加重视和大力支持，聊城市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值得期待，“走出去”的前景可以乐观。
南北车并购短期绩效研究

在经济发展全球化的背景下，企业之间的并购已经成为其快速实现扩张的主要方式。并购行为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使企业规模得到迅速扩大，并可以通过双方资源的整合，提升公司的绩效。并购行为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成为并购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尤其近年来，在我国“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以及优化产业布局、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的产业政策背景下，对我国大型企业的并购进行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将以南北车合并为研究对象，以事件研究法为主要分析方法，分析南北车并购中短期绩效的变化及并购对其他方面绩效的影响。 　　本文首先介绍了近年来企业并购活动活跃的背景及起因，以及本文的研究目的及创新点。在前人已有理论研究的基础上，研究企业并购的支付方式、绩效的动因理论以及在我国特有经济体制下中央企业并购的特殊动因。然后，本文以南北车并购事件为主要分析对象，在简单阐述南北车进行合并的原因后，采用事件分析法，分析并购前后南车与北车的财富变化情况。分析得知并购双方在短期内均获得正的超额收益率，并且进一步从绩效的其他方面，论述此次并购行为对企业甚至我国高铁行业的绩效产生的影响。最后，本文提出了研究的局限与不足，并指出南北车并购后续研究的方向与重点领域。
基于联想持续并购案并购绩效的分析探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企业所面的竞争者不再单单只是国内其他同类型厂商，在世界范围内的竞争者会越来越多，如何能在强手如林的世界市场上脱颖而出成为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不得不去考虑的一个问题。企业也很快意识到跨国并购可以在短时间内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有效提升国际竞争力，减少竞争对手，达到企业积累更多财富的目的，所以跨国并购成为很多企业实施国际化战略部署的关键决策之一。而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实施，国家大力鼓励企业实施走出去，掀起了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的新浪潮，其中联想集团是我国企业中较早成功完成跨国并购的企业之一，并且联想也是我国企业中比较少见的持续多次进行跨国并购的企业。联想在十年间进行了7次跨国并购，如何评价联想的持续跨国并购所带来的绩效，联想的持续跨国并购能够给企业跨国并购带来什么样的启示和借鉴经验。 　　本文围绕联想集团持续跨国并购案例，梳理了联想集团的数次跨国并购历程，总结了联想集团持续跨国并购动因，并从短期绩效和长期绩效两个方面，利用事件研究法、财务指标法并且结合了相关非财务指标对联想并购绩效进行评价。研究结果认为联想集团的持续并购行为没有取得短期绩效，但产生了一定的长期绩效。在此基础上总结了联想集团持续并购案给我国企业跨国并购带来的启示，并提出了相关建议。
新形势下我国“走出去”企业的税收政策研究

我国为了进一步推动“走出去”企业的投资步伐，调整产业结构，解决产能过剩问题，先后制定了“走出去”战略与“一带一路”战略。在国家战略目标的指导下，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开始与境外企业开展经济贸易活动。目前，我国已经制定了一系列的对外直接投资税收政策与管理规范，并且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成熟与发展，越来越多的利好政策逐步出台，给予了“走出去”企业更大的发展空间。但是，不完善的政策体制依旧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企业进一步打开国门“走出去”的步伐，不少企业无法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充分享受国家给予的优惠政策，导致投资积极性不高，投资规模不够大等问题。本文旨在通过梳理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政策，结合我国投资特征，发现税收问题，提出建设性意见，完善我国“走出去”企业相关政策，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我国“走出去”战略的主要是指国内企业对外投资与合作。其中，对外直接投资是我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最主要的运营手段之一。 　　本文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税收政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探讨，分析了我国目前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并梳理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税收政策，这些政策主要包括所得税政策、税收优惠政策、税收协定政策以及税收服务与征管;通过理论的分析，发现并指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税收政策存在的缺陷;最后，提出我国“走出去”企业税收政策的发展建议。
人口因素对实际汇率的影响研究

世界人口因素的突出特点是老龄化的程度不断加剧，城市化的脚步不断前行，在这样的人口背景下，本文首次选取重要的人口因素变量，即老年人口占比、少年人口占比和城市化率，研究它们的变动对实际汇率的变动影响。本文在理论机制上从“需求结构”、“经常账户”、“巴拉萨一萨缪尔森”、“要素禀赋”这四个效应阐述了人口年龄结构和城市化率的变化对实际汇率的影响方向，得出了有关人口因素对实际汇率影响机制的一般性结论。接着本文选取了全球195个国家和地区34年的面板数据，通过稳健型的个体固定效应模型的建立，具体检验了人口因素和实际汇率之间的关系，发现老年人口比重上升1％会使实际汇率升值0.22％;少年人口比重每上升1％，实际汇率将升值0.55％;城市化率提高1％将促使实际汇率反向变动0.46％。在得到基本结论的基础上，为了验证基本模型的稳健性，本文采用了两种方法。方法一是选取人口抚养比变量作为人口年龄结构占比变量的替代变量的方法，通过稳健型的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得出老年人口抚养比每上升1％会使实际汇率升值0.12％，少年人口抚养比每上升1％会使实际汇率升值0.30％，城市化率每上升1％会使实际汇率贬值0.51％，得到的实证结果与基本模型没有显著差异。方法二是在基本回归模型中增加其他控制变量，实证结果显示老年人口占比对实际汇率产生大致0.2％-0.3％的正向作用，少年人口占比对实际汇率产生0.5％的正向作用，而城市化进程对实际汇率产生0.4％-0.5％的负向作用。这两种方法充分证明了基本回归模型具有很强的稳健性。为了更细致地发现人口因素和实际汇率的关系，本文将全样本数据按照国家发展水平差异和是否进入老龄化社会为依据，具体研究了不同发展程度和不同老龄化进程的国家间人口因素对实际汇率产生的差异性影响。实证结果得出的一致结论是，一国经济对劳动人口的依赖性越大，其实际汇率对老年人口比重的上升的敏感性越大，即发展中国家和未进入老龄化社会国家的实际汇率对老年人口比重上升的敏感系数更大。 　　在进行全球面板数据回归分析之后，本文将视角转向我国，参照基本回归模型的研究方法，对我国的人口因素数据和人民币实际汇率进行了多元回归分析，验证了理论机制的成立。得到我国老年人口占比和少年人口占比每上升1％将会分别引起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10.88％和1.48％;而城市化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会使人民币实际汇率贬值7.05个百分点。在21世纪50年代，我国实际汇率的走向究竟如何，取决于老年人口占比、少年人口占比以及城市化率的变动幅度。初步估算，随着我国二胎政策的放开，少年人口比重将会有小幅提高，从而对人民币实际汇率产生小幅升值的影响;由于老龄化的加剧和城市化进程的稳步推进是我国未来人口变动的主要趋势，然而二者的提高对实际汇率的作用恰好相反，实证结果表明了人民币实际汇率对老年人口占比的敏感性更大，所以在其他情况不发生变化的前提下，人民币升值的可能性更大。为此，我国应充分发挥劳动力资源，积极鼓励企业进行海外投资，并且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增加对非贸易品的供给以应对人口因素变化可能给我国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
中国大型电力施工企业发展战略研究——以SY公司为例

随着国内电力装机容量持续增长，经济结构的转型，全国已出现电力供应过剩的情况，逐步降低化石燃料消耗，发展可再生能源，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国内火力电站建设市场正在逐步萎缩，电力施工企业竞争更加激烈，生存状况极为不利。 　　另一方面新能源快速发展、核电建设开始加速，也是电力施工企业的机会，世界范围内发展中国家电力需求增长的要求长期存在，国家推动过剩产能“走出去”战略，“一带一路”战略，为中国电力施工企业走出去提供了机遇。 　　基于这样的大环境，本文以SY公司作为研究对象，以PEST模型分析了企业的外部环境，研究了行业国内、国际市场五种力量的对比，结合企业的内部条件，及目前发展状态，分析了SY公司在行业中具有技术优势，品牌优势，人力资源保障，自有资源充足，建设了优秀的企业文化等，在国际国内业务中有一定实力及竞争优势;然后以SWOT模型为分析工具，分析了SY公司的优势劣势，外部机会及威胁，综合以上分析得出了SY公司应采取多元化发展战略:以现有的基础发展国际EPC及其它国际业务;国内在现有优势基础上，加大营销力度，争取在高参数大容量机组上获得更大份额;扩大新能源，基础设施等新业务，有条件进行投资业务。并基于现状提出电力施工企业为实现战略目标，需要提升国际业务管控能力，强化人才战略与市场营销，提高综合管理能力，加强风险管控等保证措施。
供应链管理在海外总承包工程中的应用研究——明斯克5号电站供应链优化与绩效评价

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展开，为中国企业特别是工程承包类企业走出去，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条件。近些年来，中国的工程承包企业进步尤其神速，这也从侧面反映中国企业在国际工程业务的拓展实力，和实施国家“走出去战略”的重要印证。因而在此背景下，研究我国工程承包企业项目管理现状以及如何通过“供应链协同”提高自身项目的管理水平，就具有重大的社会和现实意义。 　　本文总体上采用了规范研究的方法，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从国际工程承包业务的发展趋势入手，阐述了当前中国总承包企业在海外EPC项目执行中，传统项目管理方式中遇到的采购和物流方面的普遍性问题，通过引入供应链协同理论，对相关机构组织和业务流程进行重组和优化，并通过结合案例详细阐述如何通过对供应链上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组织、协调和指挥，使供应链整体成本最低、综合效益最大化，最终使供应链中的合作伙伴（企业）实现共赢。本文主要取得如下研究结果: 　　提出了海外EPC项目建设的供应链整体化的方法和手段，即通过组织结构优化、协同化运作的管理制度和工作流程、筛选与强化供应链合作伙伴关系，以实现提高供应链的运作效率。同时还建议总承包商在未来的海外项目执行中，应更多的使用第四方物流(4PL)方式。提出利用“对比趋势图”的考评方法，以期实现战略性、快速直观、低成本易操作的供应链绩效评价机制。 　　本文的主要结论在于，建立适应海外EPC项目建设的供应链整体化的组织结构和协同化运作的管理制度和工作流程、筛选与强化供应链合作伙伴关系，是提高供应链运作效率的“低成本办法”，也是当前中国广大的工程承包企业更易接受的方法。 　　本文的实用价值在于，与中国同类型企业分享在海外工程承包项目执行中的成功经验，同时是供应链管理相关理论如何运用在海外EPC项目中的一个简单求索。
国家电投物流公司发展战略研究

本文结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新常态下煤炭物流发展现状，基于PEST和SWOT模型对国家电投物流公司所面临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技术环境以及优势、劣势、机遇和威胁进行深入分析，从战略管理的角度对国家电投物流公司的发展战略进行了研究。研究成果为国家电投物流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设计出了一条发展路线图，为其战略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策略参考，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本文结合煤炭物流有关综合文献和国内外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有针对性地加强了煤炭物流竞争优势、核心竞争力和资源基础等方面的理论研究，对国家电投物流公司发展现状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研究，指出了其比较优势和相对不足，对国家电投物流公司未来的十年发展进行了顶层设计，提出了国家电投物流公司“4621”的发展战略，明确了物流发展的路线图。建议国家电投物流公司抓住战略机遇期，结合现代能源物流的特点，整合物流资产和资源，发挥物流平台集约高效的优势，打造四个平台，践行六个物流，推动两个创新，形成一个板块。 　　本文全方位、多角度分析了新常态下，国家电投物流公司面临的内外部发展环境，指出了战略研究对于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本文提出的“4621”发展战略与当前国家电投物流公司的实际情况比较符合，同时也符合国家“一带一路”战略，能够实现战略落地，推动企业更好地适应煤炭、电力和物流行业新常态，步入良性发展轨道上来，从而实现跨越式发展。
外资在华企业IT治理机制的实证研究

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最近5至10年的信息技术(Information Technology，IT)在全球范围内均得到了极大的发展，IT治理在企业运营管理与风险控制层面以及面对客户的新业务拓展层面扮演起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快速发展的新技术已经构成现有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它不断推动政府部门自身管理和公司之间竞争的快速变革。随着中国政府最近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和十三五规划。我国政府更加鼓励中国的中资企业大胆走出国门，在世界范围内参加全球竞争。基于社会大环境和我国新政府政策的发展趋势，各企业均面临着如何借助并利用新信息技术的优势，提高自身企业运营和治理的效率与水平这样一个新的问题。新信息技术的IT治理已经变成全球各国、各个行业和学术研究机构、企业界等共同关注并努力解决的全球化背景下的热点课题。 　　本文对现有国内外关于该主题的研究现状进行分析归纳总结。并参考我国现有国情和特定时代的企业管理需要，考虑到我国国内企业发展历史相对短，大多都是在改革开放后创建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逐渐发展壮大，在公司内部运营的IT治理方面最初都是“被动”参与，缺乏对IT治理的基础知识的准备和参与执行的工作人员的培训，所以多数以简单的“IT治理”取而代之的现状。提出可操作性强的IT治理机制。为目前我国国内企业已经遇到的新一轮的“战略性的IT治理”机遇与挑战提供借鉴。帮助企业有效的降低公司运营风险;避免IT控制力度不到位对组织造成的难以预估的损失。通过实证研究的研究方法，对文中提出的IT治理机制与在华外企IT治理实际案例进行对比实证研究。从而验证提出IT治理机制的合理部分，并归纳出不足与有待解决的问题。从而为后续学者研究类似话题提供参考。 　　本文的研究工作首先明确论文的研究对象是“外资在华企业”，明确论文提出IT治理机制的意义是要为国内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提供借鉴。在明确以上内容的基础上进行国内外相关题目的文献收集和理论资料的整理。对目前外资企业广泛使用的治理模型(ITIL& COBIT)和参照执行的政府监管机构例法(2002年美国的萨班斯法案等)进行研究分析。结合中国国情与国内企业发展需要，提出适合中国国内企业在新时期IT治理的机制。形成本篇论文所要主要阐释的IT治理机制的理论概念框架和步骤。通过文献调查法，实证分析法，个案研究法对本篇论文中所提出的IT治理机制进行了实践检验。最终通过理论结合实际的研究方法，充分参照在华外企IT治理的成功经验，在目前全球化竞争的背景下，为准备走出国门参与全球竞争的国内企业提供可供参考的IT治理机制。帮助我国国内企业在公司营运中提高IT治理水平。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基于文化和正式制度的视角

自2003年以来，在“走出去”的战略指引下，我国对外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发展势头良好。但在实践中我国企业对外投资行为频频受阻，有许多投资失败的案例。究其原因，其中存在很多非市场因素，即我国与东道国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上的差异。事实证明了制度环境和文化环境对于一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重大影响。 　　通过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观察，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倾向于亚洲国家（地区），这些地区或与我国制度条件相近，或具备相似的社会文化环境，或二者兼具。因此本文立足于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现状的分析，通过将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进行量化的方式，研究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对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影响。本文通过对2003～2013年期间我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48个具有代表性的国家（地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对文化距离、正式制度距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进行验证，实证结果表明，总体而言，制度距离的增加抑制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积极性;文化距离的增加对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负面影响，并存在显著的U型开口向上的非线性关系，说明对于我国跨国企业有着最佳的投资区位选择。此外，本文还通过逐步回归的方法验证文化距离中的六个维度上的距离分别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得出的结论是并非所有维度影响都是显著的。最后，本文对研究结果进行总结，并结合我国对外投资的现状，对如何促进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涉外知识产权诉讼援助基金的法律构建

随着“得知识产权者得天下”时代的到来，我国越来越多“走出去”企业遭遇知识产权壁垒，成为发达国家知识产权诉讼重点打击的对象，而在涉外知识产权诉讼中，巨额的诉讼费用等因素使得这些企业无法积极应诉，维护自己的利益。“一带一路”方针之下，我国更加迫切地需要构建一个从政府、社会组织到企业及个人的完整保护体系，不仅加强对涉外知识产权援助制度的研究，更要重点发展涉外知识产权保护的经济援助制度，建立涉外知识产权诉讼援助基金，为我国企业涉外知识产权保护提供有力支持。 　　本文通过研究涉外知识产权诉讼援助模式，将韩国“政府+行业协会+保险+补贴”模式作为我国重点研究对象，分析探讨我国涉外知识产权诉讼援助基金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法律现状及其设立的法理依据，由此建议制定《涉外知识产权诉讼援助基金管理办法》，并设计了援助基金的具体制度，包括主体、对象、适用范围、资金来源与援助标准、申请程序等，以切实解决我国卷入涉外知识产权诉讼的主体面临的现实问题，从而维护我国经济安全，提高企业整体抗风险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