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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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征收中东道国管理权与投资者期待的限制与平衡

随着国际投资的发展，东道国面对外来的投资者，在遵守自己向其作出承诺的同时，又要根据不断变化的国内政治、经济和环境局势行使经济管理权。在国际投资领域的间接征收认定中，东道国管理权与投资者期待是两个重要的参考要素，反映了投资者私人利益与东道国公共利益的矛盾。无论是行使东道国管理权还是投资者主张合理期待，都有一定的限制。除应对二者分别进行限制外，还需通过比例原则、正当程序原则、合理补偿原则对二者进行平衡。此外，东道国基于公共利益侵犯投资财产权益，并不需要补偿，否则给东道国管理权设置了限制，但必须遵守正当程序原则和适当补偿原则。 　　在资本全球化的背景下，东道国管理权和投资者合理期待是大多数国家所需面临的课题，作为东道国，要防范因间接征收被起诉而补偿外国投资者，限制本国管理权恣意行使;作为投资国，投资者对外投资必须基于合理期待。对于如何最大限度的维护自己的权益，本文以研究东道国管理权与投资者合理期待的限制为起点，落脚点在平衡，为东道国和投资者行为提供指引。最后结合我国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现状，分别从东道国与投资者的角度提出应对对策，即无论“引进来”还是“走出去”我国都要遵循利益平衡标准。
山东省物流需求组合预测方法及其应用研究

物流产业是支撑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产业，尤其“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实施以及“互联网+”的崛起，极大地推动了物流业的发展，同时，物流业的健康发展也为国家战略以及“互联网+”的实施提供有利支持。经济的发展促进物流的发展，但物流健康有效的运行还需要政府给予相应的政策支持以及企业制定合理的物流规划。国家政策的制定以及物流合理规划等一系列促进物流发展的措施都离不开定性和定量分析。定量分析需要找出衡量物流需求被解释指标和解释指标，从而建立起物流需求预测指标体系。本文首先利用灰色关联分析得出了各个解释指标与被解释指标的关系，根据关联度大小对各指标进行排序，选取了6个影响物流需求指标，建立了物流需求指标体系。物流需求预测方法较多，每种预测方法都有各自的假设前提和适用条件，因此，物流需求预测方法的选取也是至关重要的。本文利用Shapley值组合预测的方法，根据单一预测误差的大小给予一个合理的权重，综合了单一预测方法的优势，弥补了各自的不足，结合山东省物流需求指标数据进行了验证。 　　论文第一章首先介绍了研究背景和意义，然后从单一预测和组合预测两个方面介绍了国内外研究现状，总结了本文的创新点;第二章介绍了区域物流需求及其预测方法理论、影响因素分析以及指标体系的建立;第三章在介绍了常用定性定量方法的基础上，选取了主成分回归预测、多变量灰色预测以及主成分RBF神经网络预测三种定量分析模型，对其理论进行介绍，并对三种模型进行了横向比较。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Shapley组合预测法，根据其原理可知，利用该组合预测能综合三种单一预测的优势，达到更好的预测效果;第四章以山东省为例进行实证分析，首先对目前山东省物流现状、特点进行了简要介绍，然后利用山东省2005年到2014年指标数据验证了三种单一预测模型和组合预测模型的有效性，并进行了山东省物流需求预测，达到了相对误差为0.01的精度要求。最后，总述了主要研究结论及展望。
京津冀流通产业协同发展研究

京津冀地区作为我国北部地区经济中心，同长三角、珠三角并列为我国三大经济增长极。201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将“京津冀协同发展”同“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一起作为新时期国家的三大主要区域发展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推进需要流通先行，流通业协同发展是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主要动力。但是由于京津冀流通业产业结构不平衡，流通壁垒的存在，使得京津冀流通一体化面临着很多的问题。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持续推进，对京津冀流通业协同发展的内涵并没有科学严谨的界定。为此，通过界定流通产业协同发展理论的内涵，建立京津冀流通业协同发展模型，分析京津冀流通业协同发展的背后因素，建立京津冀流通业协同发展路径，对京津冀流通产业协同发展和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推进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本文首先从京津冀流通业协同发展的理论基础出发，梳理了系统论、协同学、区域经济理论、流通业相关理论的发展脉络与研究前沿。然后从系统论和协同学角度，将流通区域经济理论同空间经济理论结合在一起，界定了京津冀流通业协同发展理论的内涵:京津冀流通业协同发展指的就是京津冀作为一个区域系统，北京市流通业、天津市流通业和河北省流通业作为三个子系统，研究三个子系统流通业之间和各子系统内部，即流通业内部各要素之间，在外部环境的作用下，如何实现由无序发展向有序发展迈进，形成各子系统流通业内部均衡发展，各子系统流通业之间优势互补、协同推进、同子系统相适合的发展，最后达到整个京津冀区域系统流通业的协同状态。 　　本文接着分析了京津冀流通业协同发展现状，建立了京津冀流通业复合系统协同发展模型和京津冀流通业协同发展指标体系，主要包括3大指标和9个小指标，然后通过2006年至2014年数据的实证分析，指出京津冀流通业协同发展的现状和问题，为京津冀流通业协同发展机制的建立和路径提供指导。之后通过京津冀流通业协同发展理论的界定和实证分析表明，京津冀流通产业发展之间存在明显的不协同，本文京津冀流通业不协同的原因与主要影响因素进行了详细分析。最后探讨了京津冀流通业协同发展的三大路径，主要包括过程路径、组织路径和目标路径，并针对性的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一带一路”战略下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发展研究

“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为我国“走出去”企业对外投资谋划了新的宏伟蓝图，注入了新的强大动力，但是“一带一路”沿线绝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政局不稳定、宗教民族问题较突出、市场化水平低、法律环境不健全等问题，这些问题都蕴含着巨大的政治风险。这些政治风险，除国家动用政治、军事、外交力量控制外，还必须通过用好海外投资保险这一金融保险手段来管理和控制。因此，“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实施，为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 　　本文在对海外投资保险的起源与发展，以及各国海外投资保险发展现状进行了介绍，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海外投资风险进行了分析，通过综合分析和列举案例，解析了沿线有关国家错综复杂的政治风险现状，凸显了海外投资保险对“走出去”企业的经济补偿、风险保障和保驾护航的作用。针对我国海外投资保险的发展现状，分析列举了我国当前海外投资保险存在投保海外投资保险意识不浓、海外投资保险法律体系不健全、海外投资保险产品不丰富、海外投资保险机构单一、政府对海外投资保险的支持政策不到位等5个方面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带一路”战略下发展我国海外投资保险的对策建议:(1)加强业务宣传以提高保险意识;(2)健全法律体系以促进规范发展;(3)创新产品服务以扩大保障范围;(4)增加市场主体以鼓励适度竞争;(5)主动调整策略以优化政策服务等对策。本文通过介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海外投资风险，分析我国当前海外投资保险存在的问题，以及因应对策，以期对我国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和出口信用保险机构进一步发展海外投资保险，保障中国海外投资利益提供借鉴参考。
中国国有企业跨境并购问题研究

新常态下，我国进入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部分行业面临产能过剩的局面，国有企业作为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极通过走出去”来化解国内产能过剩的矛盾，深化全球资源配置。跨境并购作为国有企业走出去”的重要手段，将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被越来越多地采用。研究国有企业跨境并购相关问题在进一步了解国有企业跨境并购影响因素及经济效益的同时，有利于把握国有企业跨境并购的发展趋势，为国有企业开展跨境并购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参考和建议，提高国有企业跨境并购的成功率。 　　本文以国有企业为研究对象，在参阅相关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采用微观与宏观相结合以及实证案例的研究方法，主要开展了如下几方面的研究工作: 　　首先，系统梳理了国有企业跨境并购的发展历程并总结其主要特征。结果显示，以国有企业跨境并购的单数和交易金额为判断标准，国有企业跨境并购经历了起步发展阶段(1978-2000)、稳步发展阶段(2001-2008)和快速发展阶段（2009-至今）。其主要特征表现为:海外并购规模呈上升趋势、国有企业是我国海外并购的主体、上市公司为主力军、跨境并购意图多元化。其次，根据我国国有企业的发展现状，结合国内国际宏观经济环境，对国有企业跨境并购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研究认为，未来几年我国国有企业跨境并购将呈现以产业升级转型为主要目的、支付手段偏好现金化、并购目标市场向欧洲等发达国家市场倾斜、融资渠道国际化和市场化等趋势。第三，系统分析了国有企业跨境并购的影响因素。研究认为，国有企业跨境并购成功与否将主要受到财务、法律及政治文化、企业自身、尽职调查及后期整合等方面的影响。第四，对国有企业跨境并购的经济效益进行了全面分析，研究表明国有企业跨境并购的积极效益包括助力产业升级、实现其特定功能定位、深化国企改革、增加成本收益等方面。第五，结合中航通飞、南京新百、株洲时代三个国有企业跨境并购案例进行实证研究，对经济效益进行了量化分析，总结了案例的操作经验和独到之处。最后，文章提出国有企业跨境并购中存在的问题并从政府和企业的角度分别提出相应的建议。
我国开展制造业国际产能合作问题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受惠于全球化机遇和低成本生产要素优势，我国制造业得到长足发展，规模跃居世界第一。现阶段，全世界有19.8％的制造业由我国掌控，作为制造业的第一大国，我国出口的工业制造品是全世界制成品贸易的1/7.自产业规格与构造的角度来看，制造业可以说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撑产业与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我国国内超过40％的生产总值由其产生，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与此同时，2000年以来，中国产能过剩问题开始持续存在，这既是世界制造业转移的结果，也有过度行政干预的原因，还有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中集中投资快速积累的产能。众多行业产品供大于求，钢铁、汽车、电力、家电、电解铝、水泥、纺织、房地产等传统产业出现的产能过剩现象更加严重。中国的船舶、电解铝、平板玻璃、钢铁与水泥的产能效率低下，直到2012年末分别只有75％、71.9％、73.1、72％与73.7％，远远低于国际水平，其中高能耗和高排放行业的产能过剩更为突出，2012年我国钢铁产能7.17亿吨，国内消费只有5.6亿吨，在建仍有几千万吨。水泥产能达到22.1亿吨，当年消费量仅为15.4亿吨，在建生产线超过400条，新增产能将超过6亿吨。不仅传统产业产能过剩，光伏、风电等新兴产业也竞相投资，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光伏产能的利用率不到60％，风机产能的利用率不到70％。 　　当前，中央提出“消化一批、转移一批、整合一批、淘汰一批”等“四个一批”的政策来处理过剩产能状况。“转移一批”即指国际产能合作问题。开展国际产能合作本质上即为产业的国际转移，同样可以说是在重新组合全世界的生产要素。本文结合海外直接投资理论、产业转移理论和价值链理论，从当前我国制造业产能优势、多年“走出去”积累的经验、国际经济环境、国际经验借鉴、“一带一路”战略等方面进行分析，提出我国开展国际产能合作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同时，充分考虑我国制造业的不同行业情况、优缺点以及国外不同区域国家的实际情况，分析我国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区位选择和相关模式考虑。从其他国家挑战、承接国困难、本国企业不足、配套政策不到位等方面论述面临的挑战。最后从当前国际环境、国内政策配套、企业自立自强、外交保障等角度提出政策建议。 　　第一部分绪论，概括了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和目的、研究策略与方式的创新点以及国内外有关文献综述;第二部分即为有关概念的确定与国际产能合作的基础理论;第三部分我国制造业产能合作分析，包括我国制造业产能比较优势、存在的问题以及相关理论分析;第四部分我国制造业开展国际产能合作面临的重大机遇;第五部分我国制造业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区位选择;第六部分我国制造业开展国际产能合作面临的挑战及政策建议;第七部分结论和研究展望。
哈中经济贸易关系的研究

本文介绍了中哈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现状，并分析了中哈双边经贸关系的快速发展的原因以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对如何促进中哈双边经贸发展提出了对策。过去二十年，哈萨克斯坦和中国在各个领域建立了相互信任和有效的合作。中哈双方的产业结构互补性强，双边贸易的规模不断扩大，边境贸易增长迅速。哈萨克斯坦与中国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关系已经超过所有其他中亚国家。与此同时，双边贸易结构的失衡以及落后的基础设施成为双边经贸关系发展的主要障碍。最后，为了促进双方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作者提出必须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建设与运输和物流服务有关的基础设施，这有助于降低双边贸易成本。同时中哈双方都应该改善商品结构，促进双边贸易平衡。另外，站在哈萨克斯坦和中国长远合作的角度上考虑，还必须进一步加深和拓宽双方合作的深度和广度，如进一步减少限制，扩大双方边境地区工业生产的合作规模，利用中国“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提供的机遇，积极共同扩展与中亚地区其他国家的经贸合作。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研究

随着近年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内企业参与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化，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响应“走出去”战略的号召，选择到海外进行直接投资。2014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达到1231.2亿美元，连续三年位列全球第三，双向投资首次接近平衡。由于世界经济发展格局中存在着区位条件的差异，不同的区位选择将直接影响企业优势的发挥，企业的生产布局乃至企业的投资收益。因此，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进行研究至关重要。 　　文章首先回顾了之前国外和国内学者对区位选择问题的研究成果，然后分别介绍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包括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弗农的产业组织理论，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威尔斯的小规模技术理论以及小泽辉智的动态比较优势理论等。进而结合我国企业的具体实际，对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进行理论分析，提出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并就这些因素与我国对东道国的投资额之间的关系进行假设。第三章通过将2013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前十八位的国家和地区2009至2013年度面板数据作为数据来源，将我国对东道国对外直接投资额作为因变量，将东道国国内生产总值，我国与东道国的贸易额，我国与东道国的地理距离，我国与东道国的文化相似性，东道国的腐败程度和经济自由度指数作为自变量构建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验证上一章提出的假设并加以解释，进而揭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规律。第四章分别对巴西，俄罗斯，印度和南非这四个我国以外的金砖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和区位选择进行分析，通过横向比较来更好地研究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最后得出结论，进而从政府，投资促进机构和企业三个方面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并预测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趋势。
集团企业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的构建及实践研究——以MN集团为例

财务共享服务是一种创新的管理模式，是当今众多大型集团公司实施财务转型的出发点，是对大型企业内部的业务流程、财务流程等精简及标准化改造的一种创新手段，助推并支持企业规模扩张、全球化发展。在全球化背景下，作为国内乳业领头企业之一的MN集团正加快“走出去”的步伐，依靠政府，与国外优秀乳业企业实施战略合作。处于国际化战略转型阶段的MN集团，如何持续发展，深化资源整合，科学布局，构建先进、创新的技术管理体系，高效运营、降低成本、增强集中管控能力、提升企业核心价值，将是MN集团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本文在经济全球化以及信息技术变革升级的背景下，通过对财务共享服务的相关理论学习和研究，认为财务共享服务管理模式的构建与应用，是大型集团企业降低成本、加强管控、规避风险、增加企业价值等目标的必然趋势。并以国内乳业行业乃至快速消费品行业首家成功上线财务共享服务模式的MN集团为案例，参考了该集团财务转型，以及构建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的过程，分析案例企业的财务管理现状，并从财务共享服务建设的必要性入手，具体描述了搭建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的过程中所面临的业务流程建设、信息化平台建设、人员安排存在的难点。最后，对案例企业财务共享服务中心运营后的成效进行优劣分析，总结归纳运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尚未解决的困难，提出评价与改进的建议。本文认真研究了MN集团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的构建过程、运行效率及发展方向，总结改进财务共享服务工作、推行其他部门的共享服务的经验教训，对乳业及快速消费品行业正在构建或准备构建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的其他企业具有借鉴、参考价值。 　　本文认为，财务转型始于共享服务，建立财务共享服务中心促进财务部门转型，将财务部门从繁重的会计核算、结算、报销等日常事务中解放出来，使其关注分析企业财务状况，制定管理决策。建立及实施财务共享中心，首先要清楚企业构建共享中心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并得到企业高层管理者的认可与支持，由公司统一领导;其次要以信息化平台为基础，具备已成熟运行的ERP系统，对接共享服务相关系统;实现企业财务、业务流程再造，实现标准化、规范化;合理安排人员，建立有效地财务共享服务中心内部控制机制。
国有企业海外并购典型案例分析——战略管理会计视角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经济总量规模急剧增大，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政治地位和经济影响能力逐步增强。但同时我国经济结构不合理，尤其是国有企业资本量大质劣的问题仍然亟需尽快解决。2015年9月13日，国务院对外公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这使得国有企业对于未来有效实施“走出去”战略有了纲领性的指导文件，国有企业海外并购是实现“走出去”战略的具体措施，对此对相关案例仔细研究深刻剖析，希望从中得到启示。 　　企业外部环境的巨大变化与战略管理会计理论和实践之蓬勃发展为重新审视国有企业海外并购案例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一方面企业管理会计应该吸收和借鉴战略管理之原理和方法，从适应和利用环境的角度来发展会计研究的对象，另一方面从战略管理快视角研究国有企业海外并购的问题也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理论发展与资本投资实践相结合，并具体运用和指导实践工作就成为了国有企业的管理会计工作的中心任务。 　　战略管理会计的实质是帮助企业谋求长久的竞争优势，它的形成和发展并不是对传统管理会计的否定或取代，而是为适应现代礼会经济环境变化而丰富发展了传统会计理论。首先，战略管理会计提供了更多的非财务信息，这有利于改善、加强企业的经营和管理，有利于企业观念的更新，从战略管理会计视角研究国有企业海外并购问题，将能更好的指导我国战略管理会计工作。其次，从战略管理会计视角去研究国有企业海外并购实践中的成功和失败的案例并将其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对推动战略管理会计在我国国有企业健康持续发展以及降低国有企业在海外并购中风险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传统的管理会计主要是针对企业内部环境进行决策、控制和业绩考评的，忽视了市场环境、顾客需求及竞争能力等外部环境的影响，许多大公司成立了企业战略的专门研究机构，并在实际运作中更多着眼于如营销战略等的经营管理战略层面，忽视了运用战略管理会计方法去分析发生在海外并购中的实际问题。 　　本文通过运用战略管理会计方法中的企业环境分析法（包括PEST分析、SWOT分析）、价值链分析、竞争对手分析、作业成本分析以及运用ERP信息系统方法去分析国有企业海外并购案例，以此来增强战略管理会计在大型国有企业中作用。 　　本文创新之处在于运用战略管理会计方法分析我国国有企业实施海外并购的过程中成功和失败的经验和教训，本文立足于现阶段的国有企业海外并购的发展现状，引用战略管理会计理论体系内容，体现战略管理会计在国有企业海外并购中发挥的作用，意在警示我国国有企业应当立足企业的实际情况重视发展企业战略管理会计并将其理论和方法运用到实际工作中，降低企业海外并购中的风险、减少国有资本的损失。
企业跨国并购的财务风险问题探讨——以A集团并购美国某公司为例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受全球第五次并购浪潮和我国政府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影响，以及中国加入WTO带来的契机，全球跨国并购舞台上刮起了一股强劲的中国风。各企业为了在国际市场中占领一席之地，优先获得最先进的技术和稀缺的资源，快速积累资本，增强竞争力，许多企业选取跨国并购的方式。但是跨国并购双方所处地域不同，面临着至少两个国家的政策限制，体现为政治风险、法律风险，而又由于两国市场经济环境的不同，带来了经济风险，即使在并购完成后的经营阶段，由于经营理念的不同、地区文化的差异，造成了文化风险。同时由于跨国并购过程复杂，受较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风险也随之而来，然而所有的风险都最终将在财务上有所体现，也就是财务风险。根据对以往跨国并购的案例分析，财务风险是影响跨国并购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因此，如何在跨国并购中有效的规避、减少、控制财务风险，成为各企业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 　　本文将以理论和案例相结合的方式，直观的反映企业跨国并购中所面临的财务风险。本文首先将介绍跨国并购的概念、财务风险的界定、实施跨国并购的动机、特征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然后分析我国跨国并购的现状以及面临的财务风险，本文首先按照跨国并购的过程，分析跨国并购不同阶段面临的风险，主要分为三个阶段:跨国并购准备阶段、交易实施阶段、后期整合阶段。随后本文将以A集团并购美国B公司为例，将不同阶段的财务风险做具体研究，包括战略决策风险、目标企业估价风险、利率风险和汇率风险、融资风险、支付风险和财务整合风险，同时对A集团采取的控制财务风险的措施进行分析。在本文最后，将提出合理的建议，帮助跨国并购企业规避或减少财务风险的影响，提高跨国并购的成功率。
建筑企业构建“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的研究

共享服务的理念与实践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经过30多年的发展，共享服务已经在全球范围内被广泛地应用于各行各业。20世纪90年代后期共享服务财务管理理念引入中国，发展到今天，财务共享服务中心财务管理模式仍广泛应用到金融企业、保险企业、服务企业、连锁企业、通讯服务业等，但是，财务共享服务模式在建筑行业的应用还很鲜见，截止到2012年，财务共享服务模式在建筑行业还是空白。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发展规划，拟定在丝绸之路的8.13万公里的铁路网建设计划，以及延线的公路、油气管道、网络通信等设施的建设，给中国建筑企业提供了发展机遇，但对建筑企业的管理水平也提出了挑战。中国建筑企业需要寻求一种新的管理模式，提高企业财务管理水平，从而提升市场竞争优势。由于大部分国内建筑施工企业发展迅速，规模较大，目前的企业组织结构特点就是单位数据较多，并分布在全国各地。因而建筑企业引入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管理模式的研究尤为必要。 　　在查阅了大量的国内外文献资料基础上，作者做了一系列相关的调查，尚未发现一套完整的针对建筑行业如何构建财务共享中心的研究资料。本文采取了文献综述法、调查及案例研究的方法，在战略规划、方案制定、实施步骤、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策略等方面对建筑施工企业构建财务共享中心进行了系统研究。首先，调查了国内外学者对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的研究现状，分析建筑企业构建财务共享中心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其次，提出建筑企业构建财务共享中心应采取的步骤以及各步骤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再次，通过案例研究建筑企业成功构建财务共享中心的实施过程，分析建设过程中遇到问题的解决策略;总结中国铁建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目前取得的成果和创新，发展愿景。在结论部分提及财务共享中心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是一成不变的，需要随着企业的战略变化和经济发展不断进行优化改进。 　　财务共享服务财务管理模式目前已成为建筑行业转变企业管理模式，提升企业财务管理水平的重要措施。本文介绍的建筑企业构建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的成功经验，是结合了建筑行业特点，一步一步摸索实践得来的，尤其是在建设的过程中需要解决和注意的问题，可以为正在构建或是准备构建的建筑企业，在构建过程中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至少在设计建设规划阶段，可以合理各项工作步骤和时间点，提前制定办法解决构建财务共享中心的各种阻碍因素，节约构建时间，降低构建风险。
“一带一路”一次能源合作的依据及其金融促进的路径选择

我国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一年多以来，受到国内外广泛关注与支持。“一带一路”战略建设已成为我国建设开放经济新体制的工作重点，2016年“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将进入实质性进展阶段。正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建设“一带一路”遵循“规划先行，金融先导”的原则。金融支持“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是能源资源、跨境通道、基础设施等。随后我国便牵头成立了亚投行及丝路基金等作为先期启动资金，联合跨境金融机构支持“一带一路”建设。“一带一路”区域的许多国家蕴含着丰富的能源资源，能源作为人类活动的物质基础，掌握着一个国家经济和政治命脉。蒙古国、中亚三国、伊朗、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等国家在世界能源供应领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其能源贸易合作是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也是我国“一带一路”战略建设的重点。我国的能源生产与消费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位，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加速，对能源的需求量也是与日俱增，供需缺口不断扩大，对能源进口的依赖程度日趋严峻，面临极高地能源安全风险。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受能源问题影响严重，经济安全受到威胁，面临发展瓶颈。通过参与国际能源合作来保障国家能源安全迫在眉睫。要素禀赋理论为解决我国能源问题和参与“一带一路”区域能源合作提供了理论依据。该理论阐述了要素禀赋和国家贸易的关系，要素禀赋差异导致国家贸易的产生。我国具有技术资金的比较优势，而“一带一路”沿线其他国家能源相对丰裕，根据要素禀赋理论，那么贸易是必不可少的。通过开展国际贸易，双方资源互补，同时促进国内相关产业的发展，从而带动整体经济发展，有助于实现“一带一路”区域经济的共同繁荣。 　　本文介绍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能源分布以及贸易情况，同时分析了我国一次能源严重供不应求的现状，通过要素禀赋理论阐述开展能源贸易合作的重要性。开展能源贸易合作不但可以填补我国消费缺口，保障我国能源安全，还可以实现资源优势互补以及要素的最佳配置，有利于“一带一路”区域经济的发展。然而我国在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区域能源合作的过程中存在着或多或少的问题，如侧重贸易而对能源领域的投资不足、追求广范围的合作却忽视了合作深度，此外，我国能源安全面临内忧外患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以便更好地开展能源合作就需金融的支持。那么金融对“一带一路”区域能源合作的促进如何落到实处，就要依托现存的与未来的金融渠道，推动“一带一路”沿线相关国家及其能源产业合作，实现“一带一路”沿线相关国家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共同进步。
“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农业企业“走出去”研究

自改革开放以来，受各方因素的影响，我国农业的国际化进程较其他产业一直处于较低的状态。“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为我国农业企业“走出去”带来了新动力。本文就我国农业企业“走出去”现状及“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及影响进行分析，通过对案例的具体分析，总结实践经验，就“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农业企业如何更好地向沿线国家“走出去”提出若干建议。 　　本文在回顾我国农业企业“走出去”历程的基础上，概述我国农业企业“走出去”现状特征，即企业数量不断增加，经营范围不断扩大，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不断上升，农产品贸易逐年递增且贸易逆差常态化发展以及农业示范性合作项目发展良好，其次我国企业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业合作也蓬勃发展。基于“一带一路”战略这一时代背景，利用SWOT模型分析我国农业企业“走出去”的内外部影响因素，从而促进企业“走出去”进程。适逢“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我国农业企业获得了有力的推动。我国政府部门出台了针对农业产能合作、对外合作机制建设等方面的具体措施，这些措施在宏观及微观都对农业企业“走出去”产生了一定影响。在向“一带一路”沿线“走出去”的过程中，我国企业应警惕政治、政策、经济及文化等方面的风险，稳步发展。本文引入了我国目前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实践案例，就具体中粮集团海外农业并购案及安徽省新长江集团海外农业投资案进行分析，总结经验，并为日后推进农业“走出去”作出示范。最后本文以发达国家海外农业经营发展为例，选取日本及美国典型农业企业进行具体分析，通过对三井物产对巴西农业投资、ADM公司对华农业投资具体分析，概括日本及美国政府、企业为推进农业企业“走出去”所做的措施，并提出对我国的启示。从政府、行业及农业企业三方面入手提出为推进我国农业企业“走出去”的政策建议，即:我国政府应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建立良好的外交关系，通过制定“一带一路”下农业企业“走出去”的具体实施计划，有选择、有步骤的开展农业跨境经营活动，完善农业“走出去”保障体系。农业行业协会则应积极促进农业信息服务网的建立，并通过定期的行业交流会议来促进产业链的构建。从企业层面来看，应深入了解东道国农业特色，采取因地制宜的投资策略，加强产业链联合，促进创新实力的提升，切实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业生产，促进农业国际交流与发展。
安徽省汽车企业跨国经营研究

从建国初期至今，我国汽车工业的发展经历了起步、成长、开放合作、自主研发等阶段。工信部的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累计生产汽车2372.29万辆，同比增长7.3％，销售汽车2349.19万辆，同比增长6.9％，产销量保持世界第一。汽车出口量是衡量一个国家汽车工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准之一。早在2012年，中国汽车出口突破100万辆。但多数发达国家的汽车出口量都要占到其产量的50％以上，中国3.5％的占比显得微乎其微。当然，我们也能从中看到国际汽车市场的巨大消费潜力和市场前景，为中国汽车企业进入国际市场，开展跨国经营活动提供了客观的可能性和有利条件。 　　安徽省的汽车工业经过了多年的发展，已经初具规模。合肥海关的数据表明，安徽省2015年出口汽车13.2万辆，价值94.4亿元人民币，出口量继续保持中国第一位。2015年，安徽自主汽车品牌垄断了中国汽车出口前两名，其中奇瑞汽车出口7.3万辆，占中国汽车出口总量的10％，位列中国第一;江淮汽车出口5.7万辆，位列中国第二。安徽作为汽车制造大省，拥有奇瑞、江淮等自主品牌汽车企业，2015年汽车产量超过100万辆，汽车出口量多年保持中国第一。但是，在这样成绩的背后，我们也应该理性的看到安徽汽车企业跨国经营中的一些不足和提升空间。比如，外国大型汽车厂商的竞争、制造技术缺陷造成的汽车质量问题、海外投资设厂运营中的不足、海外营销策略的不完善、海外整车零部件利润空间被压缩、发达国家的相关限制等。 　　本文在国内外学者关于跨国经营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对所研究的安徽省汽车企业跨国经营的含义及类型进行了界定概述。本文首先对安徽省汽车企业的跨国经营环境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分析。宏观环境方面主要使用PEST分析模型对安徽省汽车企业跨国经营面临的外部客观环境做出分析，主要集中在政策法律环境、经济环境、社会文化环境、技术环境等四个方面。微观环境则使用波特的五力模型从竞争者、买方、潜在进入者、供应商、行业性质等角度展开分析。其次，以奇瑞汽车和江淮汽车这两个安徽汽车龙头企业为例，概述了这两家企业在海外出口、海外投资、海外营销等方面的现状。此外，进一步对比分析奇瑞和江淮汽车与部分成功跨国经营的国外车企，论述了安徽省汽车企业在跨国经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不足。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出口市场集中，发达国家市场占有率低;缺少自主核心技术，国际整体竞争力不强;产品技术低端化，缺乏品牌形象效应;规模效应较弱，海外投资能力有待加强;政府的帮扶和引导力度不够等五个方面。最后，在前文的分析基础上，结合安徽省的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和政府相关政策，借鉴国内外成功跨国经营的汽车企业经验，较为实际地从企业、政府的角度，对促进安徽省汽车企业跨国经营快速发展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对策与建议。首先，企业要根据自身情况明确目标市场，切忌盲从，在提升产品质量和服务的基础上打造良好的国际品牌形象，实施差异化经营;二是要重视科研，加大对研发能力的投资力度，重视人才培养，打造国际化人才团队，逐步形成具有知识产权的自主核心技术;三是要重视产品的售后服务，通过与海外经销商、代理商的合作提升产品售后的服务范围和质量，逐步在海外建立专业的服务网点，形成国际化服务体系，同时开展特色营销，培育顾客忠诚度;四是要推进安徽汽车企业的产业集群化，明确产业内专业分工，实现精细化生产，在产业内部形成良性竞争，同时通过横向一体化优化汽车企业布局，努力提升安徽汽车产业的规模经济效益;最后，政府及相关部门应从安徽省经济社会实情出发，制定更灵活、更有针对性的政策法规对安徽省汽车企业进行帮扶和引导，同时加大对本省汽车的采购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