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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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级历史课RPG教育游戏的设计与开发

教育游戏作为教育教学改革的一个新的着力点，越来越受到教育专家、学者和学校老师的关注。如何将游戏与课本相结合，开发出既符合教育教学规律又能满足学生需求的游戏，是教育工作者需要探讨的一个新的课题。本研究仅以七年级历史课《汉通西域和丝绸之路》为内容，设计开发游戏及应用进行分析与探讨。 　　RPG游戏即role playing video game，通称角色扮演游戏，针对七年历史课的学科特点、引入角色扮演游戏，以历史教科书中的人物张骞为扮演角色，体验“丝绸之路”背景下的历史风貌、人情世故、角色故事，让学习者在游戏中学习历史知识，在与游戏角色的交流对话中，分享特定史实。游戏以七年级历史人教版《汉通西域与丝绸之路》一课及相关内容进行教育游戏设计和开发，并将游戏在银川市唐徕回民中学进行教学实践，采取问卷调查、访谈等方法进行调查分析，得出了以下结论:一是rpg类型是适合于进行历史题材教育游戏的开发的游戏类型，通过扮演历史角色，“经历”历史事件，学习知识，体验历史，感受历史。二是对于对历史课学习缺乏兴趣，历史成绩不太理想的同学，通过玩教育游戏，可以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使得学生在成绩上有所进步。在创新方面，学生在游戏过程中学习历史知识，巩固历史知识，通过体验历史人物的故事，得到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提升，真正实现“从做中学”。通过游戏丝绸之路，了解国家政策“一路一带”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过去和现在，实现历史的古为今用。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在游戏的设计与实践过程中虽然与很多的有识之师进行了探讨，也总结出一些经验和做法，但因个人学识水平和时间的因素，在案例的开发和研究过程中，选择的开发内容，被试选取范围都十分有限，可能会对结论产生影响，应当进行更广范围的设计开发，扩大范围进行研究，研究能有进一步发展。 　　本研究开发的教育游戏在历史课的教学过程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多数学生对游戏应于教学充满热情，给予较高的评价，初步实现了寓教于乐。
基于市场需求对接的宁夏对阿拉伯国家农产品出口贸易研究

2012年9月10日，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规划正式被国务院批复，这是国家加大向西开放力度，实现全方位开放的重大战略举措。作为经济试验区的承载地，宁夏将凭借这一历史新平台，开启与阿拉伯国家经贸合作的新篇章。以文化认同为依托大力开展双方农产品贸易，并以此为抓手发展宁阿经贸合作，成为宁夏开拓阿拉伯国家市场的首要突破口。但是，就目前双方农产品贸易现状来看，宁夏对阿拉伯国家农产品出口对接中存在很多问题，贸易状况不容乐观。因此，如何把握机遇，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发展对阿拉伯国家的农产品出口贸易，拓展阿拉伯国家的市场，就成为一个亟待认真思考的问题。 　　通过收集整理资料和梳理相关文献，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研究:(1)通过统计描述方法详细分析阿拉伯国家农产品进口市场需求状况，深入了解其需求规模和结构;(2)描述分析了宁夏对阿拉伯国家的农产品出口现状，结合阿拉伯国家市场需求梳理目前农产品出口对接中存在的主要问题;(3)通过构建贸易引力模型，预测宁夏对阿拉伯国家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发展潜力，从实证角度验证出口对接的巨大潜力;(4)结合前面分析的结论，有针对性的提出促进宁夏农产品出口对接阿拉伯国家市场的对策建议。
生态移民区农民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研究

贫困问题是我国长期努力解决的问题，也是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要解决的问题。这一问题长期得不到根除是由于地区贫困的存在。六盘山连片特困地区作为中国11个连片特困地区之一，也是国内地区贫困较为严重的地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先后组织实施了吊庄移民、扶贫扬黄灌溉工程移民和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等，2011年又启动了生态移民工程。但是，单纯依靠扶贫移民和提高农民收入已经不能解决问题，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城乡经济的发展，即便生活在贫困地区，农民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也不再仅限于提高收入，而是更要求提高心理满足感，或者说主观幸福感。因此，提高农民的主观幸福感，成了当前新的农民政策的方向。 　　论文基于农民幸福指数和主观幸福感，首先设计了综合幸福指数指标体系，运用模糊数学方法分别评估了迁出区和移民安置区农民的综合幸福指数，并通过将两者进行比较评估了生态移民政策的成效，通过对比可知，生态移民确实提高了农民的综合幸福指数;然后运用有序概率模型进行回归，研究了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并分别代入迁出区和移民安置区样本进行回归，对比分析了两者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的区别。 　　根据安置区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为了进一步提高农民的幸福感，本文提出了如下政策建议:(1)建立安置区农民心理疏导体系，提高农民心理健康状况;(2)改善安置区的住房条件和社区建设，方便农民日常生活;(3)鼓励安置区农民走出去，为安置区农民开拓眼界提供条件;(4)建立健全移民区的医疗和保障体系，使农民病有所养;(5)优化生态移民区产业结构，提高农民收入;(6)弘扬社会主义价值观，使尊老爱幼、互相帮助成为普遍风气。
陕西省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金融支持研究

2013年9月，习近平出访中亚四国，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陕西作为古丝绸之路的发源地，应充分发挥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的新起点作用，以产业发展和向西开放为路径，促进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经济增长。各国经验表明，现代经济增长背后，金融发展是巫要的支撑条件。所以如何使金融发展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发展起到支持性作用的研究具有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本文旨在通过研究陕西省金融发展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的关系以发现如何通过发展金融以推进陕西省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本文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陕西省经济发展现状，在问题分析的基础上，探求金融发展对陕西省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支持性作用。丰要研究思路如下:首先，依据现有的理论基础，构造了金融支持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基本理论框架。其次，对陕西省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现状及陕西省金融业现状进行描述分析，并发现问题。在此基础上，对二者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陕西省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和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支持。再次，在对陕西省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中亚地区的产业关联性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得出陕西省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主导产业。最后，对陕西省丝绸之路经济带做出金融支持取向。
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牛肉出口竞争力研究

近年来，随着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中国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中国（宁夏）清真食品基地等一系列平台的不断建立及“一带一路”战略思想的提出，中阿开启了全面平等的战略合作关系，两国贸易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2002年中阿双边贸易额仅37.734亿美元，2013年达761.808亿美元，12年间中阿双边贸易额增加了19倍之多。但两国在牛肉贸易中却存在一定问题，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牛肉出口额在阿牛肉进口额连年增加的情况下却在不断减少，中阿牛肉贸易不容乐观。 　　针对阿拉伯国家对于牛肉产品大量需求的现实状况，在中阿牛肉贸易研究基础之上，以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牛肉出口竞争力为研究对象，通过RRCA、NRCA、MS、TC指标定量和比较分析、CMS模型和贸易引力模型实证分析等研究方法，对中国牛肉产品在阿拉伯市场中的地位和竞争优势、影响中国牛肉产品在阿拉伯市场出口竞争力的因素和中阿牛肉产品贸易潜力等问题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牛肉产品近年来在阿拉伯国家市场份额迅速减少，而且不具有竞争优势;中国牛肉产品结构和市场结构都不符合阿拉伯市场需求，阿拉伯国家对于食品的特殊要求、成本、国际贸易环境等因素也对中阿牛肉贸易有一定的影响;中阿牛肉贸易还有上升空间，仍有潜力可挖掘。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了提升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牛肉出口竞争力的政策建议。以上分析研究为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清真食品出口竞争力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研究框架，为促进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牛肉出口提供了理论参考。
吴忠市清真餐饮消费者购买特征研究

2014年，全国餐饮收入27860亿元，同比增长9.7％，餐饮业在活跃区域经济、创造社会财富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不容忽视。吴忠市是名副其实的“回族之乡”，清真餐饮占吴忠市全部餐饮90％以上，清真餐饮以其独特的风味和饮食文化、浓郁的地域和民族特色，以及大众化的消费，成为一大特色，为吴忠市带来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如今，藉由国家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建设等平台和机遇，吴忠市的清真餐饮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很宽的路可走。 　　本文主要从吴忠市清真餐饮消费者的购买行为着手，运用消费者行为学、需求层次理论和顾客满意度等相关理论，结合国内外研究成果和吴忠市清真餐饮实际，设计并实施了吴忠市清真餐饮消费者行为模式调查方案，进行了抽样调查;对回收的279份有效问卷，利用spass软件进行数据的录入和统计分析，并运用消费者购买行为6W2H分析法等，进行了定性和定量分析，总结出被调查者的一些购买行为特征，以及吴忠市清真餐饮现状，对发展趋势进行了预测，提出了产品多样化、服务标准化和个性化并举，强化安全卫生，提高管理水平，更新营销观念，立足服务大众的基础上，积极寻求深度发展的建议。
中国大型粮食跨国企业的培育研究

在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大背景下，国外大型粮食跨国企业在全球农业产品市场的主导作用越来越强。而国内大型粮食企业的综合实力远低于国外大型粮食跨国企业，再加上我国市场成为国外大型粮食企业的必争之地，使得我国粮食企业在激烈的国内竞争市场中处于劣势地位。 　　中国粮食企业如何进行跨国经营，成长为名副其实的大型粮食跨国企业，这是粮食企业面临的一个重要的战略性课题，而通过哪些举措为粮食企业“走出去”提供有利的条件，这是政府和企业自身面临的关键性难题。目前看来，对我国粮食企业的研究中鲜有把多个国外典型的粮食跨国企业和国内典型的粮食企业进行针对性的对比论述。所以本文对中国大型粮食跨国企业的培育研究，既能对培育中国大型粮食跨国企业起到一定程度上的实践指导作用，也能对中国的粮食企业“走出去”方面的理论起到补充和完善的作用。 　　本文的主要内容及结论如下: 　　(1)在系统梳理各种国际化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对比分析手法描述了国外典型的粮食企业:美国ADM公司、美国邦吉公司、美国嘉吉公司、法国路易达孚公司（以下简称ABCD四大粮商）和国内的粮食企业即中粮集团、中储粮总公司等的发展历程和现状，这为本文对中国大型粮食企业的培育研究提供了充实的依据。 　　(2)本文分别对ABCD四大粮商进行详细的分析，包括经营绩效、业务范围、核心能力、进入市场的模式、风险控制、研发投入等方面，通过研究可以对ABCD四大粮商有全面的、系统的认识，更重要的是在ABCD四大粮商的成功模式中得到有益于我国培育大型跨国粮食企业的启示。 　　(3)本文随后采用以中粮集团为典型案例的案例分析法，系统地分析了中粮集团在国际大背景下的优势和面临的问题，包括产业的隐患、内部制度问题、业务的同业竞争、食品安全、并购与重组、国内外的挑战五个方面。 　　(4)本文最后基于国内外主要影响因素的角度和ABCD四大粮商与中粮集团对比分析的差异为基础，分别从强化粮食企业“走出去”的宏观支持力度的政府层面和构建粮食企业战略联盟、并购重组、适时选择和完善“走出去”模式等的企业层面提出了中国培育大型粮食跨国企业具体的对策建议。
中国企业对泰国直接投资战略研究——以H有限公司为例

随着中国“十五规划”明确提出“走出去”战略，为了推动中国企业出国对外直接投资，使得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趋势不断增长，直到2014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额首次突破千亿美元，同比增长14.1％，继续保持世界第三位，表现中国在全球化对外直接投资的具有准备性。泰国与中国具有悠久的贸易关系，以及国际直接投资的方面，并目前中国企业对泰国直接投资具有继续增长的趋势，每年中国企业对泰国投资的申请项目日益加大。H集团是在泰国投资的大项目之一，其在国内外享有较高美誉的跨国公司。因此，笔者选择中国企业对泰国直接投资战略研究—以H有限公司为例作为研究课题。 　　本文首先对企业国际直接投资的模式进行了归纳，其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与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小规模技术理论、技术地方化理论、技术创新升级与产业升级理论及投资发展周期(IDP)理论进行了总结，将国内外文献综述。然后采用PEST分析法对中国企业对泰国直接投资的环境进行了分析，然后分析了中国企业对泰国直接投资的现状、发展历史、总量分析、投资方式和地区分布及产业结构分析。另一个重要的部分，即H集团对泰国直接投资战略研究，将H集团简介、H集团对泰国直接投资的历程进行了阐述，然后把H集团对泰国直接投资的战略选择，从以下方面进行了分析，分别为:区位选择、投资模式选择、经营策略选择等，然后阐述H有限公司的现状，以及采用SWOT分析法进行了分析H有限公司，此外，分析了泰国的电子电器行业的现状及以五力模型分析法进行了分析泰国的行业竞争环境。 　　通过本论文研究，提出了给H有限公司制定策略与实施建议，希望能够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与借鉴意见。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探析

进入新世纪后，发展日益成为各国的共识。在世界局势和地区形势纷繁复杂的今天，促进地区发展的任务尤其艰巨。但是，发展的共识已经深深的嵌入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心中。 　　中国所处的西太平洋地区，有着错综复杂的地区局势。周边密集的聚集着美国、日本、俄罗斯、韩国、朝鲜等世界或地区力量中心。而美国在经历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后，又高调重返亚太并开始其业太再平衡战略，使得本来就不平静的地区形势更加动荡。另外，中国境内的新疆地区由于其特殊的地缘环境影响，导致该地近年来的局势不稳。这些内外因素都使得中国的周边环境趋于恶化。 　　“丝绸之路”是古代连接中西的主要通道，它为中西交往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2013年，中国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这得到了亚欧大陆沿线众多国家的支持。“丝绸之路经济带”作为今后中西之间陆上的经济走廊，将会使古“丝绸之路”迎来新的使命。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成为中国今后发展的一个重要举措，对促进地区发展、缩小东西差距、加强中西交往有着巨大的作用。另外，它对于应对中国当前的周边外交困境有很大的帮助，特别是通过“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将新疆地区纳入到“丝绸之路经济带”这个利益链上，将会有效的缓解近年来新疆的紧张形势。当然，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自身有着巨大的市场和资金实力，这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得到众多国家支持的重要原因，也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中国的发展进入新一轮的深度调整期，“新常态”成为今后的常态。在“后经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整体进入“换挡期”——经济的发展速度由由以前的高速转向目前的中速。在东部地区经济升级、转型日益加深的背景下，积极支持西部地区的发展，为中国经济的整体发展提供新的增长动力。 　　当然，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随着自身实力的增强，今后将会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和责任。而“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将会有效带动欧亚大陆“凹陷”地区的发展，这也是中国履行国际责任，体现负责任大国形象的措施之一。
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翻译活动比较

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西方列强为豪夺更多的商品资料市场和原材料市场加速了对外扩张的步伐。中国和日本，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下，都发起了从上而下的自救运动——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开始走上向西方学习的道路，以期通过引进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文化来解决本国面临的严重危机。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这段历史时期都是本国向西方学习的高潮期。由于语言的不同，此时期向西方学习的过程无疑靠翻译在其中发挥桥梁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段时期的西学引进过程其实也是翻译的过程。发生在同一历史时期的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在中日的现代化进程中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日本明治维新改革的成功使日本一跃成为可以与欧美国家媲美的亚洲强国而中国洋务运动改革的失败使中国在近代化进程中远远落后于日本。最后两国拉开的向西方学习的竞赛以甲午中日战争中国的失败而告终。 　　由于翻译贯穿了中日两国的改革过程并在这场竞赛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试图从翻译的视角通过比较明治维新和洋务运动的翻译情况，分析其中翻译的异同点以及造成翻译活动悬殊的深层次原因，探讨本时期翻译活动在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的改革中所起的作用。 　　研究发现，由于本时期中日两国翻译的起点、指导政策和文化传统的不同，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的翻译情况并不相同。明治维新的翻译在数量，种类和接受度方面都较洋务运动更胜一筹。洋务运动时期，中国的翻译主要是由同文馆，江南制造局和广学会从事，其领导人员是对西学了解甚少的洋务派。在“中体西用”思想的指导下，洋务派注重翻译带来的实际效应，翻译的心态十分功利。翻译的书籍大多属于与工业相关的自然科学门类，译书的阅读范围大多也仅限于上层阶级。而明治维新的书籍的翻译种类较洋务运动更为丰富，数量上也更胜一筹，译作也得以在平民中推广。此外，本文还探讨了翻译对社会带来的影响。通过对比，本文发现日本系统、科学、全面的翻译活动促成了明治维新改革的成功而中国片面的摄取方式最终导致了其改革的失败。最后，本文提出建议，在新时期国家实行引进了和走出去战略中，要汲取历史的教训，走科学的翻译之路。
图里的翻译规范理论在《西游记》两个英译本中的应用

《西游记》作为中国四大名著之一，代表了中国古典文学的最高峰。韦利的英译本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出版，在西方读者中占据重要的地位。西方文献在介绍《西游记》时多引用韦利译本。余国藩的英译本是世界首个全译本，该译本因其精确性和全面性而引起西方汉学界轰动，被认为是最能体现原著精神的译本。 　　国内外《西游记》英译研究的论文数量不多。国外研究大多是主观印象式的评价，在分析中很少引用翻译理论。国内研究中涉及单个译本的论文最多，从对等视角出发的论文较多，很少运用描述性翻译学理论或翻译规范理论。 　　在预备规范方面，趣味性是韦利选择英译《西游记》的主要原因，而文学性是余国藩在之前已有较多英译本的情况下仍选择英译《西游记》的主要原因。在母体规范上，韦利的翻译是幅度很大的节译改译本，余国藩的翻译是名副其实的全译本。在文本语言规范上，韦利的译本更强调动态对应，不太重视原文的形式，多使用归化的翻译策略;余国藩的译本注重形式相似和动态对应，多运用异化的翻译策略。在初始规范方面，韦利译本注重可接受性，而余国藩的译本侧重于充分性。 　　在韦利时代，中国翻译文学在英语文学多元系统中占据次要的地位，因此韦利译本的初始规范是接受性，该译本的操作规范是缩写和分离，归化策略占主导。在余国藩时代，中国翻译文学在英语多元系统中的地位有所提高，因而余国藩译本的初始规范是充分性，该译本的操作规范是完整性和连贯性，多运用异化策略。从图里翻译规范理论视角研究《西游记》两个英译本能为中国文学“走出去”提供启示。因为该措施是从中国文学多元系统中发起，初始规范应为充分性。在预备规范方面，作品和译者的选择应进行深入研究。产出充分的译本并不等同于一味地进行异化翻译。除翻译策略外，文本的完整连贯呈现也同样重要。 　　本论文由七章组成:引言、文献综述、理论基础、《西游记》两个英译本中的预备规范、《西游记》两个英译本中的操作规范、《西游记》两个英译本中的初始规范、结论。
新常态下房地产企业的战略转型研究

我国房地产经过二十几年的高速发展，在国民经济中占的比例越来越重，由于房地产行业在我国的发展还处在初级阶段，在土地、信贷、房价等方面的问题日益尖锐，市场环境和经营理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新一届领导班子上台后提出了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老一套的房地产经营模式已经不适应新常态的环境变化，许多房地产开发商面临着生存和发展的问题，本文就是通过分析国家政策对房地产的影响和房地产所处的市场环境变化，来说明房地产行业已到了战略转型的十字路口，并提出战略转型的方法。 　　本文首先阐述了企业战略转型的概念和理论分析，建立了房地产战略转型的理论判断依据。通过分析房地产现在的企业集中度在提高，行业的格局在调整，一二线和三四线城市的楼市热度在两极分化，房企的利润在逐年走低的现状。和房地产存在的加剧了房奴现象，抑制了内需和制造业的发展，房地产企业存在的融资渠道窄，抗风险能力差，企业品牌效应差等问题。结合新常态下国家的土地、金融、行政等政策和市场的竞争环境变化对房地产的各种影响。反映出企业战略转型的迫切性。同时提出新常态下我国的房地产将仍然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今后的城市二级分化将越来越明显、政府的调控政策将因地制宜、房地产企业将更多的走向海外投资、房地产+金融的模式将越来越普遍等房地产发展的趋势。最后通过列举房地产新技术、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对房地产业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新型城镇化的需要、市场需求的变化等市场对房地产行业的新要求，来说明了战略转型的必要性，并提出几点战略转型的方法:企业可实行如涉足养老、旅游、产业、商业等多元化的发展;可通过兼并一些有用的企业来快速提升自己的竞争力;通过尽量满足客户的差别化、个性化的需求，加强人才资源的管理，拓展企业融资的渠道，向海外投资扩张来提升企业的内在竞争力;还有就是通过增强企业的文化建设来提升企业的品牌效益。
浅谈企业内部审计问题及策略

随着实行“走出去”战略，我国的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小，国际公司、跨国企业也越来越多，企业的治理层级中内部审计的地位越来越突出。但由于内部审计在我国起步较晚，加之国家以及社会的推动力度不够，人们对于内部审计的认知还停留在了解上，还有国家审计和社会审计模式的“竞争”，目前内部审计在我国的发展势头并不是很好。直到近些年国内以及国外不断发生财务舞弊的丑闻，例如国内中航油、科龙电器、东方锅炉，国外的南方保健、安然公司事件等，内部审计逐渐揭开神秘的面纱，彰显出其举足轻重的地位。 　　目前我国内部审计面临的形势是:国家出台的相应法律法规没有没有考虑到内部审计发展的需要，对于我国企业内部审计的支持力度还不够;很多单位对于内部审计及国的设置都是形同虚设，没有赋予相应的权力，内审人员在执行业务时困难重重;大多数企业的内部审计人员是从行政部门调换过来，业务能力低下，职业道德也不认真遵守，一系列的原因导致我国内部审计发展缓慢。 　　本文的框架脉络较为清晰，先对内部审计相关概念进行研究分析，对于众多学者提出的定义进行系统化地整理和解释，并结合另外两种审计模式总结出内部审计的优缺点，为本文的第四部分，即提高内部审计作用的相关策略做铺垫。然后从现如今我国企业内部审计的发展现状进行分析，分析当中不乏对某些企业内部审计的突出特点点赞，先扬后抑，进而阐述了现如今我国企业内部审计出现的问题，提出解决内部审计存在问题的举措，达到进一步完善我国企业的内部治理，并结合外部环境提高公司的竞争优势，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
中国古代佛典“译道”的知识谱系及现代阐释

中国古代佛典翻译是一项绵延千年的浩大文化工程。它不仅给我们带来了丰厚的异域文化营养，而且还给我们留下了尘封已久的丰富“译道”。这“译道”是中国古代“文道”在佛经翻译领域的扩展，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这一“译道”的价值愈显巨大，余温愈感炙热，现代意义愈加显现。中国古代佛典“译道”无疑带有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鲜明特点，它既揭示了人类翻译活动的普遍规律，又蕴含着中国译人的翻译境界。正是中国古代佛典“译道”所蕴涵的普遍规律，把中国翻译与世界翻译活动紧密地联系起来;也正是中国古代佛典“译道”所蕴含的中华民族个性将之区别于世界译论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学术研究开始向现代转型，中国的翻译理论研究也开始向现代转型。伴随这一转型的是蜂拥而入的西方翻译理论——语言学翻译理论、功能派翻译理论、文化转向等光鲜亮丽的学说，着实让国内译界学人眼花缭乱，大开眼界！面对五光十色、颇具吸引力的外来译论，我们似乎有点藐视甚至是忘记了自己的先人在翻译领域的建树。尽管国内不少学者呼吁重视对中国古代翻译传统的传承和研究，我国译界漠视甚至否定中国古代译论的声音仍不绝于耳。在今天西方译论话语权如此强大、一统天下的情况下，我们愈感有必要全面观察我国古代佛典“译道”，以知识谱系之方法予以梳理，重识其思想体系，擷取其宝贵资源，建构融合成新的理论，并以现代的宏观视野、开放的心态、严谨的态度对其予以现代阐释，使之转化走进今日的翻译理论园地，融入到现代的翻译理论体系中。这一研究旨在提振国人的民族自信心，传承中华文脉，打破西方译论逻各斯中心主义，争取为中西译论平等对话提供宝贵的语料;同时，也能古为今用，为今天的翻译学科建设提供理论支撑，为今日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提供有益的启示。就此而论，研究我国古代佛典“译道”无疑是十分有必要的。 　　本文拟以“历史优先”、“互为主体”和“自圆其说”的三原则为指导，从知识谱系学的研究视角出发，借用现代多重诗学理念为观察导向，以释僧祐的《出三藏记集》、释慧皎的《高僧传》、释道宣的《续高僧传》、释玄奘和释辩机的《大唐西域记》和释赞宁的《宋高僧传》等文献为主要史料，对中国古代佛典“译道”知识谱系的起源和建构进行动态历史的描述。在强调佛典“译道”的民族个性的同时，也力图勾勒出贯穿在佛典“译道”发展史中的主要线索和内在理路，同时对这一知识谱系给予现代文化视角关照下的闸释，旨在找出其民族个性和现代翻译诗学的通约性，总结其在中国译学发展过程中的张力及在新形势下对中华文化外译以及翻译学科理论建构的启示。本文使用“译道”而非“译论”、“译学”、“翻译诗学”或其他术语，这主要是因为“译道”更具中华文化重体悟而轻理性逻辑分析的特色，且在语义范畴等方面还有别于其他术语。然而，本文使用“译道”的同时，并非拒绝“译论”、“译学”、“翻译诗学”或其他术语。相反，本文在必要时也会时常使用“译论”、“译学”、“翻译诗学”或其他术语，以求厘清相关论点和概念。 　　中国古代佛典“译道”的形成绝非一日之功，它经历了上千年的风雨洗涤，吸纳了无数佛僧翻译大家的辛勤奉献，最终形成了自己独特而又丰富的中国古代佛典“译道”的知识谱系。这一知识谱系既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个性，又具有人类翻译活动的通约性和开放性。所谓民族文化个性，就是说“译道”生长于中国传统文化之沃土，受益于中国古代文化这一参照体系。该参照体系由三个层面构成，即文化居上层，文论、文道和诗学居中层，译论、“译道”和翻译诗学居下层。就其翻译本体论而言，中国古代佛典“译道”由译文论、原文论、译者论和方法论构成;就其文化特征而论，中国古代佛典“译道”的个性框架由三层境界构成;即从其本体观来看，中国古代“译道”具有现实境界;从功能观来看，中国古代“译道”具有社会境界;从人生观来看，中国古代“译道”具有理想境界。三者各有其关注点;现实境界聚焦于翻译本体论方面的内容，即何为翻译、如何翻译、为何翻译;社会境界关注翻译对社会的影响作用和社会对翻译的影响作用，换言之，就是关注翻译标准的制定和运作;理想境界则是重视译者在整个翻译活动中的精神境界的表现，即译者本人对翻译活动的影响和翻译活动对译者本人人格的影响和塑造。所谓翻译的通约性和开放性，就是指中国古代佛典“译道”具有人类翻译活动的“普世语法”特点，既能有效地融入到现代翻译学科的理论建构中，又能为当前的中华文化外译提供宝贵的启示和参考作用。鉴于中国古代佛典“译道”是围绕“人”展开的，因此其基本理念在本质上是“人道之论”。这一“译道”可以从西方翻译理论视角来解读，使之成为当代翻译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可用西方话语的裁剪机进行任意宰割，使之成为西方译论话语的奴隶。 　　本学位论文期望的创新点为;笫一、新的理论视角引入。本研究以知识谱系的视角和方法来梳理中国古代佛典“译道”的谱系，并从多重诗学理念予以阐释，旨在找出其民族个性和现代翻译诗学的通约性。第二、全面梳理中国古代佛典“译道”的知识谱系，揭示该体系存在背后的存在，彰显中华古代诗学的魅力和张力，使之能平等与西方译论对话，更重要的是将之融入到当代世界翻译理论体系中去。第三、拓展传统人们对中国古代佛典“译道”的狭隘认识。第四、反思中国古代佛典“译道”并讨论其对当前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启示。 　　本论文由七个部分组成。第一章是绪论。本章详细介绍了论文之缘起、论文研究之内容、研究目标及意义、研究原则及方法、本文创新点及其贡献以及论文结构。第二章是文献综述，分别从专著、文集及论文三种文献形式综述了国内学人就中国古代佛典翻译活动已有的研究成果，评述了这些成果。第三章论述了“译道”、译学与文道之间的关系，尝试将这些术语以符合科学实际的方式予以定义，同时厘清三者之间的关系。第四章梳理构成中国古代佛典“译道”知识谱系的四论，即译文论、原文论、译者论和方法论，并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阐述其思想内容及实践特点。第五章全面分析和阐释了佛典“译道”的三个境界，即现实境界、社会境界和理想境界，揭示其民族个性及现代性。第六章讨论了中国古代佛典“译道”的启示及作者的反思。第七章是对全文的总结，陈述了本论文的得失，并就该课题今后的深入研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新媒体环境下武汉市城市形象传播研究

当下社会，城市化的进程在飞速推进，传播媒介在日新月异的发展着，新媒体在城市形象树立与传播方面的作用越来越举足轻重，这个大的趋势受到了众多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因此，本文将主要论述内容集中在新媒体与城市形象传播上，通过使用文献综述、内容分析、对比分析等方法来阐述新媒体与武汉城市形象的关系。本文第一章，通过对城市以及城市形象的简单介绍，用“5W”模式从以下几方面来分析城市形象:一是多方面的传播主体，政府机构、企业单位、本地居民、外来人口和新闻媒体等;二是实体和隐形两方面传播内容，主要包括城市的标志形象、城市的功能形象、城市的景观形象、城市的环境形象等方面;三是传播渠道方面，主要包括纸质媒介的城市形象宣传、传统电子媒介的城市形象宣传、新媒体的城市形象宣传;四是受传者主要包括内部和外部受传者;五是城市形象传播效果，它是城市形象传播的最后一个关键环节，这一章通过以上几方面分析城市形象与新媒体的关系，并以此为基础展开武汉市城市形象宣传与新媒体使用的情况分析。 　　从第二章开始，本文重点讨论新媒体大背景下的城市形象传播模式的利与弊，利主要有:一是新媒体具备空间上的传播优势、二是新媒体具备极强的交互、三是新媒体传播内容的丰富多样等，弊主要有新媒体传播带来了信息的粗制滥造和新媒体带来的负面信息传播容易陷入失控状态等。第二章与第三章是一般与具体的关系，第三章通过对武汉城市形象的传播现状以及使用新媒体传播的状况来分析新媒体对武汉城市形象宣传的优点与存在的问题。 　　最后一章以“意见领袖”、“议程设置”等传播学理论来分析新媒体与传播学理论相结合对城市形象宣传的重要性，通过问题以及现象等分析总结出更适合武汉的城市形象传播的新媒体传播策略，主要包括利用“议程设置”来更好的丰富宣传内容、利用“意见领袖”的传播影响力来加大宣传力度、加强新媒体与其它媒体的协调合作、扩展新媒体的多种宣传途径、以及完善和规范对新媒体的监管等方面提出了具体可行的建议，从而利于新媒体更好的树立和宣传武汉市城市形象，让新媒体在武汉市城市形象构建与宣传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促进武汉城市的全面发展，不断增强城市竞争力。 　　在当下“中部崛起”的号召中，中央提出的“一带一路”的18个省份中，武汉市都作为重要的节点城市位列其中，因此，更需要突出树立和宣传城市的正面形象，响应中央号召，通过新媒体与武汉市城市形象的优质结合助力全国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