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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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沿江沿海地区汉代考古遗存的初步研究

两汉是古代广西经济、文化飞跃发展的时期。广西沿江沿海地区发现的汉代考古遗存，为我们研究两汉时期广西沿江沿海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对外交流提供了丰富的物质文化资料。本文拟将有限的史料记载与日益丰富的考古学遗存相结合，对广西汉代沿江沿海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及其与中原等地、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关系等问题进行考古学观察。通过引入“经济带”的概念，较系统地复原广西汉代沿江沿海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并探讨广西汉代沿江沿海经济带的形成及广西汉代沿江沿海地区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作用等问题。本文分六部分: 　　第一部分:绪论，主要阐述本文的选题缘由及意义，回顾学界对广西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研究及对从合浦出发的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相关研究，并对文中涉及的相关问题包括时空范围、自然地理环境、概念界定等问题进行说明。 　　第二部分:主要对目前广西沿江沿海地区汉代考古遗存的发现情况进行梳理。 　　第三部分:基于现有的考古实物资料，结合史料分析广西汉代沿江沿海地区的农业、手工业及商业的发展情况。通过这一部分的论述可知，铁农具的使用和牛耕技术的引进促使广西汉代沿江沿海地区的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个别地区如合浦、贵港、梧州及兴安等地的汉代农业经济已较早期发达;种类繁多的手工业发展有明显的地域特征，手工业的生产中心基本都位于距原料产地较近的地方，且多为私营性质;贩运贸易的繁荣和城市的发展加速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广西汉代沿江沿海地区与中原等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密切。 　　第四部分:在第三部分的基础上，结合历史文献记载，论述广西汉代沿江沿海经济带的形成，并对该经济带形成的原因进行分析，认为其形成受到自然地理条件和政治因素（包括郡县制的推行、中原汉族的南迁等）的影响，还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以及与中原等地的经济文化交流有关。 　　第五部分:论述从广西沿海合浦等地出发的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广西沿江沿海地区出土具异域风格的文物及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东南亚地区出土的汉式文物，分析广西汉代沿江沿海经济带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海外诸国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情况，并就广西汉代沿江沿海地区在汉代海上丝绸之路中的作用进行探讨。 　　第六部分:结语，总结全文。
泛北部湾海洋经济合作的路径与策略研究

21世纪海洋在全球的战略地位日益突出，越来越多的国家积极发展海洋经济并上升为国家战略。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印度尼西亚时提出共建“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引起全球高度关注和沿海国家的积极响应。其中，“一路”即“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可以看成是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的延伸，而深化和提升泛北部湾合作是升级中国—东盟自贸区的需求，也是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题中之意。因此，应将泛北海洋合作纳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总体战略及规划，进一步释放其先导效应，使之成为发展中国与东盟海洋伙伴关系，构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先行示范项目。由于泛北部湾海洋开发牵涉到多个国家或地区，各经济体的政治、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等客观因素制约，直接构建全域海洋经济合作区存在一定的难度和可操作性。为此，先从示范区开始，分层次、有步骤的过渡到区域内多个海洋中心合作，进而形成整个区域的海洋合作网络。 　　基于次区域经济合作理论所揭示的逻辑，本文认为在一个较大的区域合作范围内，当区域海洋产业有所发展但发展程度还不高的情况下，选择一个较小的具有发展潜力和比较优势的区域打造成为海洋合作先行先试的示范区，集聚区域内各类海洋生产要素，打造区域增长极，实现泛北区域内海洋经济的全面合作，推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是一条可行的路径。基于上述认识，本文通过分析泛北部湾的宏观环境及海洋产业合作现状，认为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建设泛北部湾海洋经济示范区相较广东省、海南省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战略优势、平台优势及后发潜力等优势，并在前期为泛北部湾海洋经济合作做了大量准备工作。论文同时分析了北部湾经济区建设示范区所面临的困难，进而提出泛北部湾海洋经济合作示范区的海洋产业合作路径，对示范区内具体应开展的海洋产业合作做了分析，并从北部湾经济区建设示范区视角提出推进策略，包括建立泛北部湾海洋经济多层次合作机制，为落实海洋合作提供机制保障;提升保税物流层次，加强港口合作，完善基础设施等措施，为合作区提供快捷便利化出海通道，推动“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等。
济南市文化产业发展中的政府作用研究

文化产业已经成为二十一世纪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新兴产业和朝阳产业，对于促进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和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国内外经验表明，文化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作用的发挥和政府职能的完善，政府的宏观把控能够引导文化产业的健康、有序发展。我国文化产业经过十多年发展，取得了一些成绩，同时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亟待政府思考和解决。有着“泉城”美誉的济南，文化产业的发展有着其特有的资源优势，但也同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政府作用的发挥对于济南文化产业的推进起着关键的作用。本文以“济南市文化产业发展中的政府作用研究”为题，采取调查研究、文献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着重探究济南市政府在文化产业发展中发挥的作用。 　　本文首先阐述了文化产业、特征及政府作用，以服务型政府理论和有限政府理论作为研究的理论支撑，为政府介入文化产业找到理论依据。在阅读了大量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结合济南市文化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和发展优势，总结出了济南市政府在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培育扶持文化产业市场主体;营造良好的文化产业发展环境;搭建文化产业合作平台。其次，通过深刻调研济南政府在文化产业中的行为和职能，初步提炼出政府在扶持、引导当地文化产业发展中存在的不足:一是政府职能转变不彻底，服务型政府难打造:文化产业市场管理不科学;政策措施不够健全;市民文化需求不能有效满足;政府对文化资源利用不足;地区文化产业协作不到位;管人用人机制不顺。二是政府行政理念不够先进，有限政府难构建:政府对文化产业发展干预过多;文化体制改革滞后;思想认识不到位等方面。接着对国外发达国家和国内先进城市文化产业发展中政府作用的经验进行了总结，找出它们在转变思想观念、完善扶持政策、推动文化走出去、培育高端人才等方面值得借鉴的做法。最后，结合当前济南文化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从打造服务型政府和构建有限政府两方面，提出了济南市政府在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对策建议。 　　研究分析济南市政府在文化产业发展中发挥的作用，对于促进济南市社会经济健康快速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鉴于此，本文围绕这一主题，进行了粗浅探讨，并提出了对策建议，希望有助于济南及其他城市更好的发展文化产业。
北京市黑龙潭4A景区白河峡谷改造升级研究

在当今社会，旅游业已成为全球的朝阳产业、生态产业。旅游产业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之一。在当今全球旅游业转型升级大背景下，单一的门票经济已无法让景区生存发展。旅游与文化融合，旅游与科技融合，旅游与生态融合等已成为景区改造升级的重要手段之一。 　　论文通过运用文献资料、访谈、统计、实证案例分析、数学分析等方法对项目基本情况、项目基础条件分析、项目需求分析和必要性分析、项目建设目标、主要内容和方案、项目建设实施进度与计划、投资预算与资金筹措方案、投资项目效益分析、项目风险分析与控制等进行了全面论证研究，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发挥品牌、市场、科技、人才、资金等优势，充分整合黑龙潭景区、密云县、北京市的生态、历史、人文资源，推动旅游与文化、科技、休闲、农业等产业融合，为游客和市民提供全方位、高质量的观光游览、赛事活动、演艺民俗、科技旅游、科普教育等精品型的文旅服务，以及影视、图书、网络等旅游衍生服务，延长产业链，提高附加值，做大快乐经济，打造“黑龙潭”高端旅游产业链和全球知名旅游品牌，力争申报成功“全国驰名商标”，升级“美丽黑龙潭”和“幸福黑龙潭”，为北京、全国景区提档升级示范探路，全面提升北京市文化旅游业核心竞争力，支撑密云县打造“绿色国际休闲之都”。 　　2.项目在前期扎实论证研究工作的基础上，结合《黑龙潭景区总体规划》，以白河峡谷文化旅游改造升级为突破口，形成示范探路效应，逐渐全面提档升级黑龙潭景区。其主要建设内容包括黑龙潭民俗演艺大舞台建设、水上球幕动感影院建设、艺术家采风创作示范基地建设、休闲露营基地改造、十里花海建设、系列民俗节事活动开发、系列现代休闲体验活动和赛事开发等七个部分。 　　3.本项目在经济社会效益分析有以下几点结论:(1)项目主要从景区门票、民俗演艺舞台票房、实景剧票房、球幕影院票房、艺术家采风创作食宿、文化活动赞助、旅游纪念品销售、露营食宿、酒店食宿等八个方面产生收益。项目的销售收入将从2015年的4，146.25万元增长到2019年的13，095.75万元。同期项目利润将从1，368.79万元增长到5，525.85万元。项目年均利润为3，955.53万元，项目年均利税为5，601.07万元，投资回收期为2.30年，投资利润率为60.02％，投资利税率为84.98％，具有可行的收益率。财务内部收益率99％，具有可行的收益指标。全投资回收期2.30年，投资回收期合理。(2)龙头带动，推动京郊、北京的文化旅游业转型升级。在司马台长城修缮尚未开放、密云水库持续关闭、白龙潭免费开放的现实条件下，除了黑龙潭景区，密云县缺乏品牌、龙头景区。整个京郊地区除了门票经济、简单娱乐休闲外，尚无能让游客留得住、玩得开心、愿意常来的精品景区。项目为其它景区提档升级示范探路，能够推动北京市文化旅游业发展，推动密云县建设“北京市旅游综合示范区（县）”。(3)产业化带动，推动本土民俗文化保护传承。项目以景区庞大基数且不断增长的游客为主要消费群体，以产业化带动以民俗演艺及其它民俗文化的保护传承，形成“保护+传承+开发”的良性循环，也为我国其它民俗文化保护传承提供案例借鉴。(4)创新带动，为国内外游客、市民提供大众化、精品化、新颖化相结合的服务。项目一是为游客提供剧场式民俗演艺服务;二是为游客提供集民俗、生态、科技于一体的实景剧服务;三是为游客提供以高科技为核心，更强调视觉、听觉、触觉、嗅觉等全方位感受体验的球幕影院服务;四是为艺术专业人才提供野外采风创作生活空间;五是为游客、市民提供民俗活动、赛事;六是为游客提供旅游商品，满足了国内外游客对旅游服务升级的需求，引领了文化旅游业转型升级的方向。(5)创意带动，搭建密云旅游、北京旅游对外交流的平台。项目通过旅游与文化、科技、演艺、艺术等深度融合、创意开发，打造了一批新服务、新业态，客源市场广阔，能推动北京的山水人文走出国门，展现“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的正能量。(6)模式带动，促进中华文化真正影响人的内心和走出去。项目以体验、娱乐、休闲、高科技等多种新载体，通过对我国本土文化传承开发，以演艺、展示、活动、赛事、旅游纪念品、特色食宿等雅俗共赏的形式，让国内外更多的游客能够通过传统与现代完美结合的方式，感受中华文化、山水大观的神秘魅力，有利于促进中华文化走出去。(7)就业带动，促进大批文化人才培养和就业创业。项目一是促进黑龙潭景区不断扩张壮大，带动周边农民转移就业，逐渐减少、清退杂乱无章的作坊式农家乐，解决水库、山区农民“上楼”后的就业问题，为新型城镇化中的就业、产业带来示范效应;二是为大量的演艺、会展、民俗、艺术等专业人才带来市场机会和展示平台，在与直接市场接触服务中培养大批文化专业人才。 　　4.本项目符合北京市、密云县文化旅游业、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定位和方向，发展基础较好，功能方案成熟，财务指标可行，具有较好的可持续性发展能力、公益性和示范探路作用。
广西交通基础设施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在取得长期快速发展的同时，区域间的发展差距也逐渐拉大，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远快于中西部地区。为提升西部地区发展水平，国家部署了针对西部地区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广西作为我国西部省份之一，经济发展水平也相对比较落后，2008年，国务院正式批准《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的实施，为广西北部湾经济的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并积极推行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也为广西尤其是广西北部湾经济区提供了重大发展机遇。 　　如何抓住发展机遇促进广西经济的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而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无论是作为一种社会先行资本还是作为带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式都很重要。由于交通基础设施的特性决定了它的投资来源主要是政府，那么，政府对于广西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会带动广西经济的增长吗？哪一项交通运输方式应该多投资，哪一项应该少投资就成为值得研究的问题。 　　通过文献回顾，笔者总结了交通基础设施影响经济发展方式主要分短期和长期两种。在短期，主要通过对于交通基础设施的直接投资及其后续的乘数效应来推动经济发展;在长期，交通基础设施主要通过网络效应和溢出效应推动经济发展，这是交通基础设施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方式，空间溢出效应由网络效应衍生而来，交通网络的不完善将不利于网络效应的发挥，从而降低对于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的效用。在以往的研究中，大部分学者关注的是交通基础设施对于外部的空间溢出效应，对于区域内部的网络效应关注的不多。笔者认为，对于广西这个欠发达省份来说，应该更多的关注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对于广西内部经济的推动作用，即广西交通网络对于广西经济的发展作用。因此，本文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建立了以交通基础设施网络效应为基础的理论模型，以期可以分析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对于广西经济的推动作用及广西交通网络的现状及可能存在的问题。 　　随后，笔者通过文献回顾与数据查找，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广西公路、铁路、水路三种交通方式的发展情况，在过去的30年中，广西的交通基础设施无论是从里程上、网络密度上、质量上还是投资规模上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为了进一步探讨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与广西经济发展的关系，笔者建立实证模型进行探讨。 　　通过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和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得出了广西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广西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但是广西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并不是广西经济发展的格兰杰原因的结论。由于此结论与文献综述部分并不相符，笔者通过建立脉冲响应函数，进一步观察不同滞后期数变量之间的互相作用关系，以期可以解释广西区交通基础设施并未成为经济发展的原因。脉冲响应函数图也表现出GDP对于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的反应微弱。而分析不同的时期发现，当广西区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增长时，GDP在第四期之前是有小幅增长变化，随后这种增长消失，直至第八期开始又出现。结合交通基础设施对于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笔者认为在短期内，基础设施投资的增加直接拉动及通过乘数效应拉动广西经济的增长。而在长期，交通基础设施对于经济的拉动效应是通过网络效应来体现的，这种网络效应也是交通基础设施推动经济增长最主要的方式。在第四期以后的中长期阶段，GDP对于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无反应，说明广西区的交通网络建设存在问题，交通网络的不完善，使交通基础设施的网络效应发挥不出来，造成了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的经济效应在长期不显著，至此，实证部分的结论与建立的理论模型相符。 　　最后，笔者根据上述结论与分析给出了政策建议，即科学规划，优化结构，建设高效协调的交通基础设施网络，特别要注意对于具体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方向以建立完善的交通网络从而保障投资效用最大化、注重交通基础设施运营中的维护与管理、扩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融资渠道。
广西服务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相关性分析

“新常态”下中国的经济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转变，与之相伴并成为经济增长重要推动力的是结构变革，尤其是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近20年来，我国产业结构产生了较大变动，具体表现为三大产业之间的比例关系有了明显改善，产业结构正向合理化、高度化方向演进。 　　广西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的加速发展期，作为西部地区最具区位优势的省份之一，随着西部大开发、广西“双核驱动”战略的深层次推进，经济得以快速发展，产业布局也不断完善，尤其表现在服务业整体比重上升、内部结构不断优化上。但是从现状看，广西经济增长驱动力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尤为倚重第二产业内部的传统制造业，投资驱动的发展模式依然严重，而广西的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明显落后于全国。基于上述背景，本文分析了广西服务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探讨优化服务业要素集聚与资源配置、培育区域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机制与对策。 　　本文以问题为导向构建了计量分析模型。首先，研究了广西服务业要素密集度同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其次，对两者关系进行了格兰杰因果检验。实证结果显示:随着广西服务业内部逐渐由要素密集度低向要素密集度高的部门过渡，也带动了经济规模扩张与水平的提升，但是广西经济增长在短时间内却没有带动服务业内部结构的转型和升级。 　　其次，本文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首先将服务业相关指标作为投入指标、经济发展水平相关指标作为产出指标，探究服务业整体投入—产出效率，并与全国其他省份进行对比。得出的结论是:广西服务业带动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在全国而言不高，存在服务业要素投入不足和服务业要素投入未能得到充分利用的现象。 　　再次，对广西服务业内部结构按要素密集度进行划分，具体研究具有劳动密集型特点的生活性服务业和具有资本、技术、知识密集型特点的生产性服务业，计算这两类服务业的劳动力要素投入和固定资产要素投入与经济增长产出的投入—产出效率，并且进行对比。此部分得出的结论是:不同要素密集度的服务业部门对广西经济增长的带动能力不同;目前在广西，以劳动密集型为特点的生活性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带动能力比以资本、技术、知识为特点的生产性服务业要好。 　　最后针对上述实证结果提出建议。一是扩大规模使服务业顺应经济增长形势;其中包括以产业集聚策略扩大服务业规模。二是继续发展劳动密集型服务业、缓解经济转型期就业压力。三是发展新兴服务业以形成经济增长内生动力。其中包括扶持新兴生活性服务业、促进经济协调发展和大力发展技术、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四是推行服务业对外开放策略、主动融入“一带一路”，打通广西经济增长渠道，其中包括发展交通运输业和发展服务贸易。
广西西江经济带城镇体系优化研究

随着区域分工与产业分工的深化，城镇体系的结构与功能也在发生深刻转型，城镇体系在区域发展中的作用日益显著。从辩证的角度来看，经济发展和城镇体系结构两者之间是互相影响的，合理的城镇体系结构是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之一。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时，先前的城镇体系结构不再适合经济的发展，就会阻碍经济发展，则需要更新城镇体系结构，所以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城镇体系结构也是需要不断发展的。 　　广西位于我国西南地区，是西部大开发、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战略桥头堡，西江经济带作为联接两广、贯通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和西部贫困地区的经济走廊，随着《珠江—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上升为国家战略，其区位比较优势与战略优势进一步凸显。在珠江—西江经济带合作发展的国家战略背景下，广西提出了“双核驱动”发展构想，西江经济带工业化、城镇化将面临新的转型发展机遇。基于此，剖析广西西江经济带城镇体系发展现状和问题，探讨优化城镇体系结构、功能的路径与对策，对培养广西新经济增长极，促进西江经济带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本文从等级规模结构、职能结构和空间结构三个方面展开对广西西江经济带城镇体系的现状研究，采用了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等级规模结构，通过收集广西西江经济带内的7个地级市、4个县级市和36个县的非农业人口数据，按照2014年出台的最新的城市规模划分标准，进行定性分析，同时运用城市首位律和位序—规模法则，进行定量分析;职能结构采用的是统计分析法，通过计算出各个城市中从事各个行业的比重，最终量化出每个城市的主导职能、突出职能和强势职能;空间结构主要是运用地理学上的空间分形原理，进行广西西江流域的空间分布分析。 　　最后根据城镇等级规模、职能结构以及空间结构的研究结果，得出相关的结论并对广西西江经济带城镇体系的优化发展提出政策性建议:其一，针对等级规模偏小的问题，首先重点发展首位城市和中等城市建设，完善首位城市和中等城市的公共基础设施，扩大城市新区建设范围，加大城市的承载能力，其次努力发展具有特色的Ⅱ类小城市，将区位优势明显、发展潜力大的小城市加强建设，率先将它们培育成Ⅰ类小城市，最后加快破除城乡二元化结构，提高广西西江经济带的城镇化水平;其二，针对职能结构不足的问题，加大产业转型升级，从工业和现代服务业两个方面入手;其三，空间结构方面，重点提出“金三角型”空间模式，同时提出完善交通基础设施的相关方案。
要素扭曲与广西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基于1993-2012年分行业分部门全口径数据

建设中国制造2025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进程中，广西成为中国西南地区开放发展的战略支点，其工业化水平的重要性不断提升。但长期以来，广西工业的要素与产值不匹配现状却非常突出，直接影响到其结构优化转型步伐。研究广西工业要素扭曲，提高要素配置效率与工业绩效直接关系到广西开发开放战略的进一步落实，有利于在“转方式、调结构”下“改革红利”的挖掘，也有利于区域的协调健康发展。 　　为此，构造1993年至2012年全口径工业分行业分部门数据，发现:近二十年来，广西工业国有部门在增加值与就业上却出现巨幅下滑，但在资本上却占用一半份额。进而利用Brandt, Tombe and Zhu的要素扭曲理论，研究广西工业行业间（33个工业分行业）与部门间（国有与非国有部门）的要素扭曲，并对其进行因素分解，在原理论基础上增加对部门间与行业间扭曲的协同效应的考虑。 　　研究发现:1）国有部门TFP明显偏低，行业间TFP差异非常明显。就总体TFP而言，要素扭曲对其存在很大的负水平效应，亦存在一定的负增长效应。2）部门间扭曲占总体扭曲大部分，虽有好转，但自2008年却开始加重;另外，行业间扭曲增长趋势亦较明显。3)行业间与部门间扭曲主要受资本扭曲的影响，其有明显增加趋势，对部门间扭曲影响尤为明显;另外，劳动扭曲变化不大，对行业间扭曲影响较重。4）自1998年后，行业间与部门间扭曲协同效应为正值，表明需要从多方面、多角度推进制度设计。 　　分析扭曲的原因，主要在于:1）广西国有部门效率偏低，政府偏重投资的产业政策将其作为资金的传导渠道，促使资本扭曲的扩大。2）由于信息不对称、管制等问题，导致直接与间接融资渠道严重受阻，中小企业无款可贷，资本进一步配置到国有部门，加重资本扭曲。3）人员信息缺失、国有部门用人制度问题与职业教育不足，劳动在行业与部门间流动始终存在阻碍。 　　对此提出优化工业绩效的相关对策:1）转变政府职能，从市场参与者变为市场服务者，发挥并完善市场对于要素的配置作用。2）加强对于国有企业的管控，形成公开、透明、完善的企业制度;3）矫正金融扭曲，拓宽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途径，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信息体系，为潜在投资者提供足够且准确的投资信息。4）完善劳动力市场，建立劳动力的信用共享机制，促进大型企业，尤其是国有部门建立完善的内部管理与用人制度，加强对于劳动者培养、再培养，发展多层次的职业教育体系。
IFDI、OFDI对京津冀区域产业升级影响的研究

IFDI与OFDI作为国际产业转移和技术转移的重要途径，能够通过技术溢出效应与反向技术溢出效应提升产业创新能力，通过转移劣势产业提高产业结构高度等来促进产业升级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近年来，京津冀区域IFDI与OFDI规模不断增大，这对于弥补产业升级的资金缺口，提升产业升级所需的技术水平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京津冀区域产业梯度差异较大，良性互动的产业创新体系尚未建立，产业转移与产业承接矛盾突出等影响产业升级的问题一直存在，产业升级压力依然较大，IFDI与OFDI的利用对京津冀区域产业升级的影响并没得到预期效果。随着“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进展与天津自贸区的审批成功，IFDI与OFDI将在促进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与产业升级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如何有效利用IFDI与OFDI以改善京津冀区域产业结构，缓解京津冀区域产业升级中存在的种种矛盾已成为亟待完成的课题。本文研究的目的是通过探索IFDI与OFDI对京津冀区域产业升级的影响机制及效果，找出IFDI与OFDI利用中存在的问题，并根据研究结论提出利用IFDI、OFDI促进京津冀区域产业升级的对策与建议。 　　本文以京津冀区域IFDI、OFDI与产业升级为研究对象，在明确相关概念与机理的基础上，分析了京津冀区域IFDI、OFDI与产业升级现状及存在问题，并实证研究了IFDI、OFDI对京津冀区域产业升级的影响。本文得出的结论是:IFDI短期内对产业升级影响并不明显，长期内产生稳定的促进作用;OFDI与京津冀区域产业升级具有很大的关联性，且有效促进京津冀区域产业的结构升级;京津冀区域产业一直处于动态的升级过程中，且本身创新具有示范效应。通过本文的研究结论，结合京津冀区域在“一带一路”建设大环境下的产业定位及升级方向，建议京津冀区域内部各省市在明确自身产业现状的基础上，通过提高IFDI及OFDI的利用质量实现产业优先对接与优势互补;合理引导IFDI的三次产业流向，充分发挥OFDI的产业结构优化效应来改善京津冀区域产业结构;同时要把“引进来”与“走出去”相互融合，充分利用技术溢出效应提升产业创新能力以促进京津冀区域产业升级。 　　京津冀区域作为我国的第三增长极，只有通过产业不断的优化升级，才能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京津冀区域正处在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期和机遇期，研究IFDI、OFDI对产业升级的作用，对于促进京津冀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中国商业银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金融国际化水平的不断加深，世界金融市场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局面，越来越多的银行开始把目光投向海外市场，一方面，对于中国而言，银行业积极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是主动迎接经济全球化浪潮，提高银行总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地位的有效措施，也是金融业“十二五”规划的战略目标。另一方面，现阶段正是对中国银行业“走出去”进行优化的机遇期，科学的进行区位选择是我国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战略中比较重要的一步，准确、科学的进行区位战略布局，有助于商业银行海外机构充分发挥优势，更好的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资源，提升业务能力，有助于我国银行更大程度地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为了更好地实现我国商业银行进行海外扩张的战略目标，对中国商业银行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进行研究是非常必要和有意义的。因此，本文在国内外经济学家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以我国商业银行作为研究对象，以“一对多”作为本文的新角度，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对影响我国商业银行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进行了研究，并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首先，本文通过对国内外经济学家的文献资料进行归纳分类及综述，从东道国、母国及银行自身三个方面，得出影响我国商业银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其次，对我国商业银行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发展历程及区位分布特点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利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建立线性回归方程，以影响我国商业银行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作为自变量，以我国商业银行海外分支机构数量作为因变量，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商业银行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时，会优先选择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额及双边贸易额较大，且离我国比较近与我国文化差异不大的国家，另外东道国GDP增长量、有无金融中心及政府管制因素也是商业银行对外直接投资时需要了考虑的重要因素，最后本文根据实证结果对我国商业银行进行科学、正确的区位选择提出了对策和建议。
我国私募股权融资中估值调整协议的法律研究

估值调整协议又叫对赌协议，它是我国资本市场中的“舶来品”，它是起源于英美资本市场的一种重要金融投资工具。通常存在于私募股权融资的过程中，这一协议的作用在于调整基于信息不对称而引起的企业估值偏差问题，目的是为了维护契约双方的公平公正性。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和金融改革的不断推进，中国企业纷纷响应国家政策的号召，开始“引进来”和“走出去”，对赌协议开始出现于在国民的视野之中。大量对赌协议的涌现，从最开始的蒙牛对赌，到最近的京东、俏江南对赌，无论是创业初期的高新企业还是行业翘楚，对赌协议的高盈利性激发了广大投融资者的热情。但对赌案例的频繁涌现，并不代表它已经被我国法律认可，已经合法化、“阳光化”。事实上，对赌协议一直缺乏成文法的明确规定，它的法律性质和法律效果都还存在许多争议，也让这一金融衍生工具在实际的私募融资过程中充满了法律风险性。究其根本，还是因为对赌协议发源于国外资本市场，与我国的法律环境还存在许多不兼容之处。本文以中国法律为视角，就对赌协议在我国经济法律环境之下的法律风险深入研究，从实务的角度出发探析如何规避对赌协议的法律风险，发挥它的正外部效应，既能实现投融资者的自身利益又能社会效益，最终获得双赢的最优效果。 　　首先，本文就对赌协议进行法律分析。简单地介绍了对赌协议的法律构成，分析了对赌协议的法律性质为何，以及从积极合法保证和消极合法保证两方面探讨对赌协议的合法性。并就对赌协议理论基础，从法经济学层面、经济学层面和心理学层面分析论证，为下文的论述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研究框架。 　　其次，作者在第三部分以对赌协议条款设计核心内容为切入点分析对赌协议在我国的运行模式，以甘肃世恒对赌海富投资一案，分析案件的主要争议焦点，并结合最高法院的判决剖析对赌协议在我国的运行空间，完整地阐述当前对赌协议在我国法律框架之下的整个运行情况。 　　作者在第四部分就第三部分中涉及到的法律问题引出本章的论述核心——估值调整协议的法律风险及其规避建议，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分别进行分析论证，从对赌协议的条款设立与我国《公司法》的冲突之处建议如何规范条款设计，还从证监会上市审查和反垄断国家安全审查等方面建议企业上市之前应该及早就对赌协议做出相应的调整以减少不被审核通过的风险，文章的最后作者就微观层面提出了一些对赌协议的风格规避的建议。 　　本文采用案例分析和理论分析相结合的写作方法，从法律视角对对赌协议的学理问题展开分析，从实务的角度研究其在我国的运作模式，并就此提出相应的风险防范建议。
关于旅游手册的翻译实践报告——以《重庆第一关-青木关》为例

翻译是跨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与平台，而旅游手册的翻译是这一媒介和平台上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对外宣传中国旅游文化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前我国几乎所有景点的旅游手册都有与中文相配套的英文版，但是几乎所有旅游景点的旅游手册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问题，显然人们对于旅游手册的翻译并不重视，这不仅仅限制了中国旅游文化走出去的步伐，同时也大大削弱了中国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势头。 　　本文涉及的是《重庆第一关——青木关》这一旅游手册的翻译，其内容主要分为五部分，主要介绍了青木关的传说、抗战时期青木关的教育文化烽火、青木关历史的屐痕、青木关的天然宝藏及开发和青木关文学，充满了重庆青木关地区的地方特色。 　　本实践报告以第一部分“青木关的传说”为例，对在旅游手册这种专业性比较强的文本汉英翻译过程中容易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归纳总结，以目的论为指导，从译前准备到关键词的处理、增词减词以及句式调整与视点转换等几方面，以翻译的目的论为指导原则，采用直译、意译等相应翻译手法，处理笔者翻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希望通过对于《重庆第一关——青木关》的翻译情况研究，为其他旅游翻译文本的翻译提供借鉴和参考，使外国游客对我国的旅游资源更加了解的同时，希望对于中华文化对外输出尽微薄之力。
中日韩贸易关系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区域经济一体化迅猛发展。东亚作为全球经济的三大板块之一，在区域经济合作方面要远远落后于欧美地区。作为东亚主要的经济大国，中日韩FTA的建立，对内有利于促进自身的经济发展，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提高劳动生产率，对外将有利于整个东亚地区在世界经济格局中成为强有力的一极。 　　本研究分为六个部分：第一章主要介绍了本文的选题背景、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整理了国内外关于国际区域合作理论和中日韩FTA的相关研究文献。第二章是文章的理论基础，主要叙述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第三章论述了中日韩FTA建立的现实基础，从经贸关系回顾、货物贸易现状、服务贸易现状和直接投资四个方面分别对中日、中韩、日韩的经贸发展历史和现状进行分析和阐述。第四章主要是中日韩的贸易基础分析。从贸易结合度指数、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贸易竞争力指数、对称性显性比较优势指数、贸易互补性指数、产业内贸易指数六个角度，分析中日韩三国之间的贸易效应，进而得出中日韩三国间的贸易竞争性和贸易互补关系。第五章首先分析了中日韩双边贸易的影响因素，进而引用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联合可行性研究报告中的结果进行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经济效应分析。第六章通过分析影响中日韩FTA谈判进程的主要因素得出结论，认为中国要积极参与中日韩FTA的谈判，妥善处理三国的矛盾和争端，本着搁置争议、互利共赢的原则推进谈判的顺利进行。充分利用三国贸易的互补性增大贸易规模，加深经贸合作，同时，加快产业升级，调整产业结构，提高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英剧在中国的跨文化传播研究——以《唐顿庄园》为例

近年来随着传播技术手段的不断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加快，电视剧作为电视节目中最为常态化的类型大量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并在广大受众中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观剧浪潮。纵观海外剧，从“韩流”到“美剧热”再到当下迅速升温的“英剧热”，国外电视剧的每一次引进和播出总是能引发巨大的关注和舆论效应。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电视剧不仅是一种艺术表现形式，更是一种能够传递价值观和文化的特殊传播形态。 　　英剧作为英国电视文化产品输出的重要部分，在本土及世界范围内都拥有广泛的受众群体和优良口碑，其进入中国较早，近年来通过互联网开始广泛传播，受到国内年轻观众群体的追捧和喜爱。根据爱德华·霍尔的高低语境理论，中国和英国分属不同的语境文化，而英剧却在中国成功实现跨文化传播，此类现象值得研究。本文选取了英国最具代表性的古典时代剧《唐顿庄园》(Downton Abbey)，从中英高低语境文化背景出发，以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为依据，结合问卷调查法，对该剧在中国的跨文化传播进行了分析，总结其成功原因，学习借鉴先进经验。 　　本文主要由以下五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阐述了论文的选题意义和研究规划;第二部分为英剧在中国的跨文化传播，梳理了英剧自身的发展历史及进入中国的方式和途径;第三部分以《唐顿庄园》为研究个案展开传播学分析，对比了中英的高低语境文化，阐述了该剧从编码到解码的跨文化传播过程及受众调查结果;第四部分则以上文结果为依据，总结了《唐顿庄园》实现跨文化传播的成功原因;第五部分是英剧传播对中国电视剧制作和输出的思考启示。 　　如今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文化融合和文化侵袭是各国面临的难题。中国作为一个文化大国，既要对“引进来”的文化兼容并蓄，又要使自己的文化成功“走出去”，还需要在诸多方面下功夫。虽然电视剧只是其中的一个小方面，但以小可观大，见微可知著。
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视域下的印度洋战略——基于“全球公域”理论的分析

全球公域是近些年美国奥巴马政府着力打造的重要理论，在美国理论界喧嚣一时，成为奥巴马政府全球战略的理论基础之一。其内容涉及公海、太空、极地和网络等领域。其中，全球海洋公域因其拥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和丰富的公域资源，至今仍是世界安全与经济繁荣的重要保障。由于海洋贸易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不断增长，海洋的地缘战略价值日益凸显，因而备受各国战略家的关注。21世纪以来，中印等新兴经济体在印度洋地区利益需求不断增加、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印度洋海权博弈愈演愈烈。与此同时，随着印度洋地区传统地缘安全因素与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因素地不断增强，印度洋海域的经济和战略价值也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如何理解全球公域的概念范畴？印度洋海域有哪些独特性？在全球公域视角下，奥巴马政府对美国的印度洋海权战略又做了哪些部署和调整？这将会对印度洋地区未来格局带来哪些影响？ 　　本文首先对全球公域的内容、海洋公域的特征及美国印度洋战略利益进行了梳理，并对美国印度洋战略的历史演变做了回顾，之后重点探讨了当前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视域下印度洋战略调整的主要内容和具体措施，并对其战略意图和实质做了一定的诠释和评估，最后分析了奥巴马政府的印度洋战略对中国未来可能带来的影响和启示。 　　本文认为，21世纪以来，随着美国国力的衰退，美国已无力承担传统霸权理论所赋予的提供公共产品的重担，对此，美国新近提出“全球公域”概念，以期重新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占领战略制高点。奥巴马政府的印度洋战略就是在美国经济实力衰退的情况下，基于“全球公域理论”的指导而做出的调整和布局，从属于美国“亚太再平衡”下的海洋安全战略。它以维护印度洋海域安全、保护美国海外经济战略利益（海上航行自由和通道安全）为核心，以制衡中印在印度洋地区的影响为己任，以调整美印关系和强化美印同盟为切入点，以重构印度洋地区双边及小多边海上合作机制为方向，以海上联合军演和军事技术援助为手段，试图以“巧实力”最终维护美国在印度洋地区持续的海上霸权。这对中国的印度洋利益诉求带来负面影响，对中国走向印度洋造成了一定的困境。但由于美国新的印度洋战略承认多极化，强调“前沿防御部署”和“国际合作”，中国可以顺应形势，抓住理论中“互信合作”的因子，以包容、开放的心态，积极参与到以美国为主导的印度洋海域合作机制中，不断接触，培育利益共同点，并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大战略为起点，在印度洋逐渐创造自己的“公域理念”，不断维护和实现自己在印度洋的利益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