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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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河绿洲土地利用格局变化及其对区域蒸散发的影响

黑河绿洲是我国西北干旱区典型的绿洲农业区，随着经济的发展，绿洲土地利用方式不断发生变化，特别是中游地区农业的发展，致使流域内用水矛盾突出，2000年以来，西部大开发及“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提出，黑河流域迎来发展的黄金期，但也面临着更大的环境压力。本文以黑河张掖绿洲地区为研究案例区，探讨绿洲土地利用格局变化及其所引起的蒸散发变化。 　　本文以张掖绿洲区为研究案例区，选取2000-2011年为时间跨度，利用2000年、2011年的土地利用图，分析近11年来研究区土地利用格局的演变趋势;基于2000年、2013年研究区的农作物种植面积，分析研究区14年以来作物结构的演变;利用ETWatch反演的蒸散发数据，分析近14年蒸散发的年际变化特点及其变化趋势;选取2000、2004、2008、2012年为代表年份，分析各代表年份季节蒸散发的时空分布特点;结合2000年、2011年的土地利用图，讨论因土地利用格局变化所引起的蒸散发变化;利用2012年、2013年研究区作物种植样本，分县（市）求取研究区各作物生长期的蒸散发，结合2000年、2013年研究区作物种植面积，分析14年以来因作物种植结构演变所引起的区域蒸散发变化。研究结论如下: 　　(1)根据2000年、2011年的土地利用图分析，张掖绿洲地区11年间，耕地、未利用地面积变化最大，耕地增加了402.51km2，未利用地减少565.51 km2;从变化速度分析，研究区土地利用综合年变化率相对较低，为0.17％;从不同土地利用类型来看，研究区年变化率最高的为城乡用地，变化率为2.52％。从土地利用空间变化来看，未利用地转变为耕地、未利用地转变为草地是研究区面积变化最大的土地利用转变类型。从内部斑块变化剧烈程度分析，耕地转变为城乡用地、未利用地转变为草地是区域内最为常见的两种土地利用转变方式。 　　(2)根据2000年、2013年作物种植结构分析，研究区玉米种植面积大幅度增加并向北部县（市）聚集，油菜、小麦向南部各县收缩，蔬菜种植面积总体增加;根据赫芬代尔系数评价的区域种植结构来看，研究区作物种植结构的演变趋势为:中部平原地区的张掖市、临泽县作物种植结构单一化程度提高，靠近祁连山区的山丹县、民乐县作物种植结构单一化程度下降。 　　(3)基于ETWatch反演的区域蒸散发来看，14年来区域蒸散发处于波动变化状态。从空间上看，北部高台县及其与周边县（市）交界处蒸散量处于下降状态，中部、南部的张掖、山丹、民乐等县（市）蒸散量处于增加状态;从蒸散发的波动情况分析，北部、中部平原农田地区波动幅度大，南部祁连山地区的县（市）波动幅度小。从选取代表年份来看，季节上蒸散发分布情况为:夏季＞春季＞秋季＞冬季，空间上总体表现为平原农田地区高，南部山区次之，农田周围及北部未利用地地区蒸散发低。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蒸散发总体表现为:林地＞耕地＞草地＞城乡用地＞未利用地。 　　(4)根据设置背景区域，分别求取土地利用变化区和土地利用不变区的蒸散发，分析土地利用变化对区域蒸散发的影响。结果表明因土地利用变化而引起的蒸散发变化在各季节不同，秋、冬季节大于春、夏季节，春、夏、秋、冬的影响率分别为80.45％、83.38％、89.80％、86.88％。 　　(5)根据作物样本提取作物蒸散发，得出研究区作物生长期内蒸散发量大小顺序为:玉米＞其它作物＞小麦＞油菜＞大麦。根据14年作物结构变化求取各县（市）蒸散发的变化，得出因作物结构变化引起山丹、民乐等县蒸散发下降，张掖、临泽、高台、肃南等县（市）蒸散发上升。 　　(6)政策启示:针对未利用地、草地转变为耕地蒸散发增加的情况，张掖绿洲地区应该在保有耕地总量的基础上合理开垦耕地，避免不合理的开垦引起的水资源短缺和土地次生盐碱化;针对作物结构演变引起各县（市）蒸散量增加的情况，应合理布局作物种植结构，同时改进灌溉技术，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促进区域水资源可持续发展。
中国对东盟教育服务贸易发展研究——以东盟来华留学生教育为例

当前教育国际化已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时代发展的大趋势。教育合作是经济合作在文化领域的反映，各国在教育领域的互通合作，是实现全球教育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的有效途径，同时作为文化交流的一部分，将发挥特殊的沟通功能，实现各国间的彼此了解、消弭文化隔阂，进而有利于世界和地区间的和平与稳定。2005年成立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作为世界第三大自由贸易区，近年来随着自贸区合作机制的不断成熟，一体化程度的加深，两地在教育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作为教育合作的一种特殊形式，教育服务贸易一方面体现了一种营利性经贸关系，另一方面也作为一种文化交流手段，能够为经贸关系提供文化认同，对中国-东盟经济合作发挥重要的促进作用。国际教育服务贸易与合作给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提供了一条新的发展路径，是今后中国与东盟合作的又一大渠道。 　　本文的研究主要分为四个部分，在第一部分从提出教育服务贸易概念入手，归纳国际教育服务贸易的基本形式，进而结合“一带一路”战略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建设的时代背景，指出当前留学生教育在中国对东盟教育服务贸易中的重要意义，并以此作为本文的基本研究视角。第二部分总结了中国对东盟留学生教育服务贸易的现状及发展趋势，作为全文讨论的经验基础。第三部分通过引入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理论，分析了中国对东盟教育服务贸易的比较优势，分别从“一带一路”的推动效应、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中国传统文化的吸引力、课程和专业优势、留学成本等七个方面加以论述。然而，在现实中，我们应在充分认识到我国对东盟教育输出优势的同时，看到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不足，从而更好地实现中国与东盟在教育服务贸易领域的合作，因此本研究的第四部分指出了影响中国对东盟教育服务贸易发展的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此部分分别从宏观和微观的视角展开，在宏观层面上，总结了东盟留学市场的开发不足、留学生结构性失调、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不高、地缘政治因素等七个方面的问题;在微观层面上，总结指出了双方学历学位互认进展缓慢、中国高校的海外宣传不够、留学生奖学金覆盖面不广、教学理念与国际化的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等问题。最后，本研究根据全文的问题分析，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亦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展开，作为整个研究的落脚点。 　　本文从选题到经验数据的搜集，从框架的制定到具体问题的分析，从问题的提出到最终结论的形成，体现了国际关系研究视角、教育学研究视角、国际贸易学研究视角的有机结合。同时，本文最终结论的形成也建立在实证调查研究的基础之上，实现了理论与实际的有机结合。
中印在斯里兰卡的战略竞争

纵观世界各大国崛起的历史，无不伴随着海上战略利益的扩展与维护。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我国已然发展成为世界最活跃的外向型经济体。然而，与以往的崛起大国不同，我们既无海洋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又缺乏新时代背景下的海洋战略，海上军事实力发展也比较迟滞，使得我国庞大的海洋战略利益处于“无保护状态”。因此，依据时代背景制定合理的海洋战略实为我国的当务之急。我国的海洋战略必然包括印度洋战略，而南亚的斯里兰卡处于印度洋的“门户”位置，中斯建交以来双边经济关系发展迅速，也面临着与其相邻大国印度的竞争。如何维护和推进我国在斯里兰卡的战略利益，增加我国与印度在斯里兰卡竞争的筹码，无疑对我国的印度洋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阐述和分析了中斯关系、印斯关系及中印在斯里兰卡的战略竞争，重点阐述了中国在斯里兰卡的基础设施等战略性投资，分析这些战略投资的经济和政治背景及风险，对我国在斯里兰卡的战略投资和布局提出了意见与建议，希冀能够有益于增进我国在南亚及印度洋的战略利益，对我国发展海洋经济、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洋强国提供有益参考。由于斯里兰卡近期政局及对外战略发生了深刻变化，本文对此进行了阐述和分析，并根据相关资料对斯里兰卡的对外战略走势进行了预测分析，对我国企业及政府提出了投资及战略布局建议。
中国体育外交中领导人角色研究

体育外交是体育手段与外交方式的结合，体育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在当今公共外交的视角下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因此，国内大多数关于体育外交的研究都是从公共外交展开。但体育从诞生开始，体育与政治的因素就密不可分。正因为如此，本文中体育外交的研究，通过将其与领导人决策者身份和首脑外交相结合起来，以此形成领导人参与体育外交的特有行为方式。中国体育外交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丰富多样，不同的领导人和在具体历史进程中参与体育外交的行为方式也不同。 　　第一部分为概念界定，主要是对体育、外交、体育外交的定义与以及体育外交的内涵说明。着重介绍了体育外交特点，为后面归纳中国领导人参与体育外交行为方式及其效果评估奠定了基础。 　　第二部分为中国体育外交发展历程概述，根据时间的跨度，整个发展阶段又分成了小的5个阶段，并且每个阶段都列举了相应的重大体育外交的代表性事件。 　　第三部分是体育外交中的参与人物角色分析归纳，根据参与人物的重要性差异，一共分成了三类。最后顺利的承上启下，重点强调了领导人与体育外交的关系。 　　第四部分就是中国领导人参与体育外交的行为方式类型以及形成原因分析，根据历史的顺延，领导人角色的功能转换，从“请进来”到“走出去”的参与特征，归纳了领导人参与外交决策到外交实践的方式的转变与创新。并且从时代特征，人物风格，国家战略等方面分析了领导人行为方式的异同原因。 　　第五部分是对中国领导人参与体育外交行为方式的效果评估，分别对领导人体育外交参与行为方式的重要意义和不足作出一定的总结。 　　文章的最后结论部分在总结全文的基础之上，指出了本文研究的一点意义，同时，也指出了这种行为方式在新时代进一步面临的挑战，以及本文中理论挖掘深度与问题解决的不足，这方面的研究空间将等待进一步深入挖掘。
21世纪初中国与斐济的关系发展研究

2014年底，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斐济的国事访问，凸显了中国对这一南太岛国的重视程度。中国-斐济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是两国战略互需的主动作为的结果，也是客观条件催生的必然结果。当然，中国与斐济全面合作关系的发展，也导致中国在南太岛国区域的影响日益上升，这使当地大国及一些域外大国对中国的战略目的产生了猜忌。但中国本着“相互尊重、相互支持、真诚友好、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原则发展与包括斐济在内的南太岛国的关系，已经赢得了当地政府和民众的欢迎;中国愿意在相互尊重和平等相待的基础上，继续深化互利合作，实现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必将带来中国-斐济关系发展的新篇章。 　　论文分三部分来论述中国与斐济的关系发展:第一部分从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教交流等方面描述，展现出中国与斐济在21世纪头一个十年里双边关系发展取得的丰硕成果，并总结了中国对斐济外交关系的特点。第二部分分析中国与斐济关系发展的原因，一方面从战略安全、经济利益、政治利益等必要性因素来分析，另一方面从中、斐两国关系的历史渊源、斐济的外交战略以及自身条件等可能性因素来分析。第三部分提出未来中、斐两国关系发展面临的挑战以及所需做出的应对措施，对中、斐两国关系发展作前瞻性预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南太支线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建设，为中、斐两国关系提供了新的重要发展机遇，两国在对方外交战略中的地位无疑将会继续提升，两国将会形成更为紧密的战略伙伴关系。 　　本文着眼于中国与斐济的关系研究，既对中、斐关系进行了系统梳理，同时，中-斐关系也是中国与南太平洋地区国家关系发展的一个缩影，本研究为开展中国与其他南太岛国关系的研究作出了一点探索。
忠实与补偿——葛浩文当代文学翻译研究

美国翻译家葛浩文从事文学翻译40年，将30多位中国作家的50多部作品译成英文介绍给英美读者，是中国文学最为信赖的使者。随着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围绕葛浩文及其翻译风格对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借鉴作用等话题，成为国内外翻译界普遍关注的焦点。 　　近年来，有部分国内外学者和媒体为葛浩文的翻译风格贴上了“连译带改”的标签。德国汉学家顾彬认为，西方读者读的并非原汁原味儿的“莫言”，而是经过葛浩文“删减”、“改译”、“整体编译”后再创造的“莫言”。相反，部分国内译学界专家在对传统“忠实性原则”产生质疑的同时，认为葛浩文的“连译带改”风格是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的唯一正确模式。面对莫衷一是的评议，葛浩文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我的职责是要忠实地再现作者的意思而非词句。英语和汉语是天壤不同的两种语言，真要逐字逐句的翻译，不但对不起读者，更会对不起原著和作者。 　　对此，本文认为有必要对葛浩文“连改带译”翻译风格的渊源、“连改带译”的翻译风格及其同“忠实性原则”之间的关系，以及葛浩文40年翻译风格的发展轨迹等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论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为引言，通过对近些年国内外学术界对葛浩文翻译风格的研究的总结，提出本论文的创新点。第二章讲述葛浩文40年的翻译经历，总结他的译者特质。第三章为本文作者在系统研究的基础之上，概括出的葛氏翻译观:第一，个人喜好与市场利益是文本选择的重要因素;第二，翻译是要忠实地再现作者的意思而非词句;第三，译者要为目的语读者而译。第四章选取葛浩文三部代表译作——《尹县长》、《天堂蒜薹之歌》和《我不是潘金莲》为个案研究，用文献比对的方法，探究其译作“连译带改”和“忠实”之间的关系。第五章为结论，通过个案分析及大量例证，提出笔者的三个发现:一、多年的编辑经历是影响葛浩文形成“连译带改”翻译风格的重要因素;二、“连译带改”更多地是对目的语读者的一种文化补偿，这种补偿是译者尊重原著和作者的一种表现;三、坚持走自己的道路，风格始终如一，是葛浩文成为“英译中国当代文学”首席翻译家的重要原因。
人民币跨境交易影响因素分析

自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的世界影响力迅速提高。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已经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尽管过去5年来人民币国际化取得显著进展，但人民币的跨境交易的发展整体落后于中国经济的地位，所以加快人民币跨境交易的发展、提高人民币世界范围影响力的要求日增。不少学者对人民币跨境交易问题进行了研究，包括人民币国际化发展道路;作为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重要组成部分的人民币跨境交易如何发挥积极作用;人民币跨境交易的发展历程、人民币跨境交易的风险防范等。然而，大多数的研究都局限于定性研究。 　　本文旨在对人民币跨境交易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和定性研究相结合，弥补以往的研究在实证方面的不足。首先，本文梳理了国内外关于人民币国际化研究成果，分析人民币跨境交易的相关理论，并就人民币跨境交易发展已经具备的条件进行定性分析。然后，本文从两个角度进行实证研究。第一个是判断人民币跨境交易大发展的时机是否已经成熟，本文以英镑、美元、日元等国际化程度最高的货币为样本，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定量分析货币跨境交易接受的影响因素及其影响程度。随后，本论文还对人民币跨境交易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初步的实证分析，这部分主要是在对人民币跨境交易的进程及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针对处于初始国际化阶段的人民币，通过建立二元离散选择模型，利用实证分析手段，探讨了其跨境交易的影响因素。综合的结果反映出:中国对外经贸较快发展，人民币资本账户开放不断创新，国际合作力度加大范围扩展，金融改革开放持续深化，离岸市场人民币需求活跃，对内对外币值稳定等，极大提升跨境交易人民币的认可度，也对人民币跨境交易产生深远的影响。 　　跨境人民币近年来发展较快，尤其2014年推动人民币跨境交易的政策出台频度和力度空前加强，人民币跨境交易已经呈现快速发展势头。尽管这种进展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过部分理论的预期，同时由于数据更新不够及时全面等可能影响本文跨境人民币交易影响因素分析细节，但人民币国际化是大势所趋，发展前景乐观。最后，本文根据实证研究结果提出对策和愿望:配合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和区域经济合作，人民币的国际地位有望迸一步提升，人民币跨境交易将迎来更大的发展空间。
西儒经注中的经义重构——理雅各《诗经》注疏话语研究

在中国寻求国际话语权、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与现代西方理性话语困境对话语多元性需求的背景下，“中学西传”的话语特征值得深入研究。本研究以被视为学术型标准译本的理雅各1871《诗经》英译本为“中学西传”中的“西儒经注”典型“深度翻译”个案，结合传统经学研究和话语研究方法，视理译脚注为《诗经》跨文化注疏，将其与中国传统经学注疏做比较分析，以求挖掘理雅各对中国经典进行跨文化经义重构的话语特征，思考其对当下经学研究及中国经典跨文化传播的启发。 　　文本分析发现理雅各《诗经》跨文化注疏在方法上重视对中国历代注疏文献的文本辨读，与中国注疏深度互文，其跨文化注疏话语突出以下三个特征: 　　（一）、经义之“神”与体裁之“形”兼备。理氏注疏与中国经学注疏体裁高度相仿，逐字训解，随文释义，呈现中国历代注疏所建构的经义，注重展现历代注疏针对同一经典文本的意义诠释多声部赋格，传递中国传统经注的意义开放性特征。 　　（二）、“述而不作”与“述而又作”并举。理氏以“剪裁+组合”的策略大量引述中国注疏，向西方读者呈现中国经学中的《诗经》经义及其话语建构范式。这种“剪裁+组合”的“呈现”策略颇似“以经注经”、“疏不破注”的中国传统经学方法，体现出理氏“述而不作”的跨文化诠释话语策略。但理氏也给出大量编者“案”语旁白，用以梳理不同注疏文献的相关意义诠释之间的发展与联系、解释经典意义诠释的历史脉络、比较不同注疏的诠释差异、做出意义选择、比较并评价《诗经》所体现的不同于西方的中国文化，体现出理氏“述而又作”的跨文化诠释话语策略。 　　（三）、“经学注疏”与“西方语码”切换。理氏《诗经》跨文化注疏不期而然地带入现代西方现代学科话语特征，导致经义疏略，带来《诗》义传播的话语紧张，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理氏名物注释虽大量引用《诗经》名物考，但以物种确认为根本目标，体现出“物种求证”的现代科学话语特征。其二，理氏“以史证《诗》”策略以历史真实性考证为主要目标。 　　理氏注疏中的中国经学话语手段体现出理氏以“经注”定位其中国经典跨文化重构，重视传达历代注疏围绕经典原文所建构的国家治理、道德、礼义等层次丰富的《诗经》经义，入乎其里，导西人游于中国文化之源流，显示出其“西儒经学家”的身份特点。其中国经典跨文化注疏旨在为在华传教工作及其所处时代的西方社会介绍中国思想、文化及其基础，故其《诗经》注疏有强烈的历史观照。 　　但理氏名物注释中的科学话语策略对中国历代注疏所建构的名物经义重视不足，影响了在《诗经》经学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名物经义的跨文化诠释;而其史实求证的历史话语策略则有别于中国传统经学“微言大义”的“以史证《诗》”经义建构话语策略，影响了《诗经》及其历代注疏所体现的中国传统史学观的跨文化诠释。 　　基于以上研究结果，论文提出应深入思考在经学传统被隔断百年后的今天、在西方话语支配下的现代语境里，中国经学传统如何方能得以复活并对当下中国与世界焕发其深远意义。论文也就如何通过现代语言向世界传播中国经典进行了路向思考，建议中国经典跨文化传播应立足中国传统经学研究，重视跨学科合作的“文本辨读”学术型释译，对文化差异处理采取兼收并蓄、以“参彼己”的态度与策略，并重视“以古为新”、以经义观照当下。
制度距离对所有权模式的影响：国有股权、经验的调节作用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升级，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选择走出国门，进入海外市场。尤其是在中国“一带一路”政策的指引下，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将迎来更多的机会。不同的市场进入模式带来的风险和收益差异巨大，因此企业以何种模式进入海外市场受到的关注日益增多。企业的海外市场进入模式受到国家层面、行业层面、企业层面等多层面因素影响的共同影响，如母国与东道国间文化差异、东道国行业增速、企业国际化经验等。为了更好地理清不同层次因素的影响或作用，本文以制度理论为主要视角，并结合交易成本理论，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市场进入模式进行研究。 　　目前，以制度理论为视角，讨论国家层面因素的差异对市场进入模式的研究中出现了一些不一致的结论，可能的原因有:一，他们没有将国家间的差异进行进一步的区分，如制度上的差异可细分为正式制度距离与非正式制度距离;二，在市场进入模式的研究中，已有研究仅关注制度差异的大小，而忽略了制度差异方向的作用;三、海外投资是一项复杂的活动，对其情境的界定非常重要，情境不同，则结论很可能不同，已有研究多是以发达国家为国家情境，而忽略了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情境的界定。本文将制度距离细分为正式制度距离与非正式制度距离，同时考虑了正式制度距离的方向、国有股权及东道国国际化经验的调节作用，从而系统地研究这些因素在中国的情境下是如何影响企业对外投资的进入模式决策，为已有研究中部分不一致的结论提供了依据与解释，也扩展了中国情境下海外投资决策的研究。 　　本文以中国A股上市企业作为研究对象，收集并整理了323家企业在2000年至2012年间进行过的1050项对外直接投资项目数据，使用Stata11.0进行分析，得出结论为:正式制度距离正向影响企业所有权模式;正式制度距离的方向负向调节正式制度距离与企业所有权模式之间的关系，即，企业进入正式制度更不完善的国家，正式制度距离对企业所有权模式的正向作用会被加强;国有股权正向调节正式制度距离与企业所有权模式之间的关系，即，随着国有股权比例的增加，正式制度距离对企业所有权模式的正向作用会被加强;东道国国际化经验正向调节非正式制度距离与企业所有权模式之间的关系，即，随着东道国国际化经验的增多，非正式制度距离对企业所有权模式的负向作用会被减弱。
海外并购对我国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剧，为了提升全球竞争力，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海外并购方式实施“走出去”战略。与此同时，技术进步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而技术创新是促进技术进步的最重要因素。如何提升技术创新能力是许多企业都在探索的问题，也是解决我国企业技术能力不强的关键。我国企业应该如何利用外资，选择何种对外投资方式来促进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因此，本文将海外并购与技术创新能力结合，对海外并购影响我国技术创新能力的状况进行研究，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 　　本文采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海外并购影响我国技术创新能力的状况进行了研究。首先，本文简要分析了我国海外并购和技术创新的现状。其次，本文揭示了海外并购影响我国技术创新能力的路径以及海外并购影响我国技术创新能力的因素。接着，本文构建了以技术创新能力为被解释变量，以海外并购为核心解释变量的计量模型，并分别选取了合适的衡量指标，采用我国1994-2013年这20年的相关数据，对海外并购影响我国技术创新能力的状况进行实证分析。然后，本文以联想集团并购IBM为例，基于企业并购资源与整合能力两个角度从微观层面对海外并购影响技术创新能力进行了更深入的分析。最后，本文对上述分析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新形势下我国银行业国际化经营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研究

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金融格局发生深刻调整。与此同时，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金融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不断深入，政府积极推动中外自贸区谈判，并提出“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进一步推进我国对外经济交流，加之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自身综合实力的提升，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速，我国银行业“走出去”迎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而银行业“走出去”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走到哪里去”，银行业国际化经营所选择的区位是否合适，将对银行的发展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究竟是哪些因素决定和影响着我国银行国际化经营的区位选择，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索的问题。本文紧紧结合当前国内外新形势，就这一问题展开了研究。 　　本文在总结了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首先回顾了我国银行业国际化经营的历程，并对当前我国银行业海外分支机构的数量、区位分布状况以及分支机构采取的组织形式等进行统计和分析，总结出我国银行业国际化经营区位分布特征。然后针对我国银行业国际化经营现状，通过定性分析，从东道国的引力因素、我国的推力因素以及银行自身的因素三个方面，分析可能对我国商业银行国际化经营区位选择产生影响的因素，并选取可衡量或描述这些影响因素指标，建立指标体系。进而选取我国具有国际化经营代表性五大银行在19个样本国分支机构的数量作为被解释变量，所选指标作为解释变量，将相关变量代入回归模型进行定量分析，从而得出影响我国银行业国际化经营区位选择的相关影响因素。最后结合定性及定量的分析所得出的结论，创新性地提出新形势下适合我国银行业国际化经营区位选择调整和规划策略。
“四海聚‘胶’——丝绸之路合作对话”模拟交替传译实践报告

本实践报告选取“四海聚‘胶’——丝绸之路合作对话”这次会议作为模拟实践材料，隶属“中国（青岛）橡胶工业博览会”中的一个分会议。本届中国（青岛）橡胶工业博览会以“智慧橡胶Smart Rubber”为主题，着眼于国家外交政策和区域合作的大局，借助橡胶谷“政、产、学、研、资”五位一体的平台优势，倾力打造以“四海聚‘胶’共赢未来”为主旨的四海聚“胶”——丝绸之路合作对话，邀请海内外“政、产、学、研、资”各界人士，共同探讨当前经济、产业热点难点，引导全球化工橡胶企业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拓展国内外企业的经贸互动交流，促进东盟国家产业升级，形成以橡胶为纽带的、紧密的中国——东盟以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合作和共赢。 　　本实践报告从翻译任务描述、翻译过程描述、案例分析和翻译总结四个方面全面分析了本次实践任务的完成情况。第一部分，翻译过程描述从任务背景、任务对译员的要求和任务性质展开，分别讨论了本次橡博会简介、丝绸之路背景和“四海聚‘胶’——丝绸之路合作对话”的举办宗旨，同时对译员提出语言、知识面、心理素质和职业素养方面的要求;此外，还对实践的形式及方式作了阐述。第二部分，翻译过程描述主要探讨了译前准备和完成情况，其中从计划制定、材料准备、设备准备和术语表制作四个方面叙述了准备情况;完成情况主要从时间控制和质量控制两方面说明。第三部分，案例分析主要从翻译策略和主要失误入手，举例说明实践中的个例。第四部分，翻译总结是在以上三部分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问题，并对今后的学习和工作做出思考及展望，既要注重加强自己的语言能力，又要扩展知识层面，不断提高合格译员的素质，成为一名合格的高水平翻译。 　　本翻译实践报告希望能够有助于深化对交替传译活动的认识，有助于交替传译能力的提高并为有关交替传译活动提供参考。
中俄边境贸易合作战略研究

东北老工业基地是新中国工业的基础和摇篮，曾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由于中国改革开放后实施的不均衡，区域发展政策、体制机制约束和自身发展方式粗放等多重因素制约，东北地区在新一轮经济发展中日益落后。鉴于东北老工业基地发展需要和新条件下中国区域发展政策的转变，2003年中国政府提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重大战略部署。与此同时，俄罗斯远东地区是俄罗斯重要的能源基地和战略基地，但因劳动力缺乏、基础设施相对不足和生产相对不发达等原因，其经济发展明显落后于俄罗斯欧洲部分。俄罗斯联邦政府基于政治、经济和安全等多方面的考虑，多次制定了远东经济发展战略但并未真正付诸实施或效果不佳。2007年俄罗斯联邦政府出台了《俄罗斯远东及外贝加尔地区2013年前经济社会发展联邦专项规划》及随后在2010年又公布了《俄罗斯远东及贝加尔地区2025年前社会经济发展战略》，从中不难发现俄罗斯政府对远东地区发展的决心和期望。为了促进中俄地区发展战略的协调和中俄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中俄双方政府专门制定了《中国东北地区与俄远东及东西伯利亚地区合作规划纲要<2009-2018年>》，该纲要强调了边境地区合作对双边关系发展的重要意义，并详细列举了双方应该努力合作突破的205个合作方案和项目建设，其对中俄边境地区的经济合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整体来说，本文对中俄边境贸易的发展历史、现状和存在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和研究，中俄边境贸易虽然发展速度很快，但总体贸易规模还偏小;虽然两国贸易结构也有所转变，贸易依存度也在提高，但中俄边境贸易仍然存在众多问题，尚未得到根本改善，比如贸易发展不平衡、贸易摩擦、贸易结构失衡等问题。虽然两国贸易发展存在制约因素，但是促进因素在推动两国边境贸易发展。阻碍是暂时的，以战略合作为出发点两国共同克服制约因素，发挥有利因素，提高经贸合作关系，两国发展前景无限。在问题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提出针对性的发展策略，从商品质量、贸易结构、贸易服务、法律法规、投资环境和文化交流等方面提出对策。
上市商业银行董事会治理与内部控制有效性关系研究

国际金融危机催生了全球化金融改革，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加大开放使得我国商业银行在综合化和国际化的竞争日益激烈。在我国经济新旧常态交替的背景下，我国银行业呈现出贷款增速回稳、存贷利差收窄、不良贷款反弹、利率市场化进程加速、互联网金融异军突起、多重金融风险交织等压力，同时，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又给商业银行带来了提升国际地位的大好时机。我国商业银行正面临着风险与机遇并存的双重挑战。这对商业银行治理能力与银行内部控制制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于商业银行具有特殊性，其公司治理更依赖于内部治理，而董事会作为公司治理的核心，其规模大小、独立董事比例、审计委员会人员分离程度，董事会行为特征，董事会成员素质水平等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银行内部治理能力和防御风险的能力，直接影响了银行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完善和执行效果。但目前商业银行内部治理存在许多问题比如内部控制人、董事会缺乏效用、高管激励机制不完善等等，都严重影响了内部控制的有效实施。如何完善董事会治理机制，从而提高银行治理能力，确保内部控制实施有效性成为了商业银行打造国际竞争力不得不思考的问题。因此，本文研究商业银行董事会治理与内部控制有效性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在分析了国内外研究现状的基础上，根据委托代理理论、相关利益者理论，从公司治理角度出发，对比研究了影响一般公司和银行治理的各种内外部环境，发现银行治理的特殊性在于其内部治理效应远大于外部，因此不能套用一般企业的董事会治理机制以及对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的方法去研究商业银行。接着从董事会治理结构着手划分出能够较为全面代表董事会治理的四个结构包括董事会组织结构、行为结构、激励结构、素质结构作为解释变量，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评价则是参考了银监会2005年出台《商业银行内部控制评价试行办法》中选取的指标，通过因子分析法求出内部控制有效性综合指标ICI及具体四个维度F1（盈利性）指标、F2（安全性）指标、F3（风险性）指标、F4（流动性）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以我国16家上市商业银行2008-2013年共计92个数据作为全样本，采用描述性统计、相关性检验和多元回归模型检验分析的方法探讨董事会治理与内部控制有效性及其具体维度的关系。 　　实证结果表明，董事会治理的四个结构与内部控制有效性及具体维度存在普遍相关性，结论中显著相关的有:(1)董事会规模与内部控制有效性、盈利性、安全性、风险性指标负相关;独立董事比例与内部控制有效性、安全性指标负相关，与流动性指标正相关;审计委员会分离程度与内部控制有效性、安全性指标正相关。(2)董事会会议次数与内部控制有效性、盈利性指标负相关，与流动性指标正相关;董事长更换与流动性指标正相关(3)前三名董事报酬总额与安全性指标负相关，与流动性指标正相关;年末董事所持股份与风险性指标负相关，与流动性指标正相关。(4)董事会平均年龄与盈利性指标正相关，与安全性指标负相关;董事长学历水平与盈利性正相关。本文认为董事会治理结构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上与内部控制有效性相关，国有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行业银行在内部控制有效性以及盈利性、安全性、风险性、流动性四个维度的表现上各不相同。最后，针对以上这些实证结果进行了分析解释，并提出了完善董事会治理结构，提高内部控制有效性的相关建议。
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以四川省为例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成为我国当前经济工作的重点。在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速面临放缓的压力，产业结构进入深度调整期，前期政策处于消化期，“三期”叠加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积极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成为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因此，在新常态下，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成为我国现阶段各省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工作。四川省作为西部地区的经济大省，但仍算不上经济强省，面临着资源环境压力、产能过剩等问题，同时也拥有着“一带一路”战略、长江经济带发展以及东部产业向中西部转移等新机遇。在新时期，四川省能否利用自身后发优势实现产业竞争力质的提高与经济实现协同发展，值得做出深入地研究与思考。 　　本文以四川省为例，首先通过梳理国内外文献和相关理论为四川省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作理论铺垫;其次对四川省产业结构发展与经济增长进行现状分析，通过产业结构效益分析和偏离—份额分析法，发现四川省产业结构偏离为负，表明四川省产业结构有待进一步升级。然后利用VAR模型对四川省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最后根据前面提出的问题，为四川省产业结构升级调整提供政策依据。 　　通过研究发现，四川省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并且可以通过反向修正机制来实现均衡。同时，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互为Granger因果关系，主要是根据产值结构来体现;四川省经济增长促进了就业结构的优化，但是就业结构却不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此外，四川三次产业结构层次较低，就业结构偏差较大，面临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问题。因此，本文基于新常态的背景下，结合四川省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情况，并结合上述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以力求实现四川省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