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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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稀土出口政策效果及替代性研究

2012年3月，美国联合欧盟和日本，就中国对稀土等部分原材料的出口限制向WTO提起了贸易申诉。2014年8月7日，世界贸易组织公布了“稀土案”结果，判决中国败诉。那么我国的出口管制政策到底效果如何，下一步又该如何调整，是摆在我们面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为了实现稀土产业可持续发展，中国政府实施了稀土出口管制政策。本文使用供给、需求弹性理论分析出口管制政策对国际稀土市场的影响。研究发现，短期内价格弹性低，出口管制政策提高了稀土价格;长期内，价格弹性提高，出口管制政策提高了其他国家稀土产量，稀土价格下降。稀土国际市场现实证实了以上发现。 　　稀土出口管制政策长期失效以及“稀土案”的败诉迫切要求我国对稀土管理体制做出调整。本文首先从理论上分析征收关税对出口价格的影响，然后引用不完全竞争垂直市场价格转移模型，分析上游稀土企业征收资源税对出口价格的影响，通过关税与资源税对出口价格影响的对比，探究资源税与关税的替代性。结果表明，在国外需求弹性不变的条件下，稀土的供给弹性越大，关税的转嫁幅度越大，和现有关税政策具有等价作用的资源税税率与我国的稀土供给弹性、稀土生产市场势力和出口市场势力有关。其他条件不变，国内稀土原材料供给垄断势力越强，与出口关税等价的资源税率越高;稀土产品出口商垄断势力越强，与出口关税等价的资源税率越低;稀土生产商垄断势力越弱，与出口关税等价的资源税率越低。 　　建议我国政府用资源税政策替代关税政策，提高稀土产业集中度和纵向一体化水平，加大稀土应用研发技术投入并鼓励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
中央网络新闻媒体报道中的新疆形象展现分析——基于新华网的报道

在全球化的国际环境中，国家之间竞争愈演愈烈，区域形象作为参与区域之间合作与竞争的关键因素，对地区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网络新闻媒体以其海量性、即时性、互动性、全球性、多媒体性、新媒体特性等特点，在传播、塑造和提升区域形象上发挥重要作用。新华网作为国内乃至世界著名的网络新闻媒体，影响广泛，对于区域形象的塑造也很有代表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位于中国西北边陲，占中国国土总面积六分之一，是中国面积最大省级行政区。新疆地处亚欧大陆腹地，是古丝绸之路重要通道，现在又成为第二座“亚欧大陆桥”必经之地，战略位置十分重要。特别是国家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公告后，将新疆化为“一带一路”战略核心区，新疆担负的任务更加任重而道远。 　　本文对新华网2013年1月到2015年1月两年间，关于新疆的报道进行研究。运用框架理论进行新闻文本分析，即通过对新华网2013年1月到2015年1月两年间的新疆的相关报道的新闻数量、报道体裁、报道倾向、新闻报道来源、报道主题等方面进行内容研究，考察以新华网为代表的中央网络新闻媒体在塑造新疆的媒介形象时是按照一个怎样的框架进行报道的。同时，本文也通过数据分析得出通过以新华网为代表的网络新闻媒体所塑造的新疆政治、经济、社会形象等与新疆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形象有何差异。以期通过本文的大量数据分析对新疆的区域形象塑造和传播提出科学、合理的建议。
老挝发展对华农产品出口贸易的策略研究

由于世界贸易组织(WTO)成立，大大加快了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越来越显著。区域经济合作最初起源于地理位置相近的国家或地区之间，如欧盟(EU)、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东盟(ASEAN)等，但随着合作资源和理念的不断深化，当今的区域合作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地域界限，向更大的范围、以更广的方式扩散。地缘经济概念进一步诠释已成为区域经济合作的一项新功能。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在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基础上，正在向更深层次的合作不断延伸。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全面合作也已经成为该区域共同发展的必然趋势，老挝作为东盟成员国之一，应顺应时代潮流，加快与中国的合作步伐，充分发挥本国的比较优势，互惠互利，互补优势，促进产业转移和劳动力分工，提升两国整体竞争力。此外，中国与老挝经贸关系源远流长，具有合作基础，因此，研究中老两国经贸关系，对未来两国乃至整个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都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 　　本文通过对区域经济合作、次区域经济合作的理论基础以及相关文献研究的梳理和总结，得到目前中老两国农产品贸易研究的理论和实际现状，在具备一定的理论和研究基础上，本文从中老双边经贸关系发展的历史回顾入手，叙述并探讨了中老双边经贸关系的现状、特点及发展趋势。其次，分析了中老双边经贸关系发展的条件和存在的问题，既阐明了中老双边经贸关系发展的有利条件，又指出了中国与老挝经贸合作中存在的问题。再次，利用SWOT分析法对老挝优势产业——农产品的出口贸易进行分析，得出其农业出口发展情况，再通过研究与中国相关贸易情况，提出了发展中老双边经贸关系的若干对策思考，并指出各自的优劣势所在，说明了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并由此提出了促进老挝对华贸易的主要策略和保障条件。
中泰农产品贸易互补特征与对策研究

中国和泰国都属于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具有良好的政治关系;两个国家均位于亚太地区，具有地域接近性和文化相似性，这对于两国自身的贸易以及两国的贸易合作的开展都十分重要，中泰两国均迫切希望加强两国在经济贸易领域的深入合作。而且，从两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和贸易条件来看，两国进一步加深各领域的经贸合作具有良好的前景。就中国和泰国而言，农业在其的经济发展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2013年，泰国农业劳动者和农业生产总值占国家人口和全国生产总值的42.18％，以及12.21％。而中国的农业人口和年农业总产值的规模同样庞大。而双方政府均特别关注和重视双方农业在未来的发展。就当前而言，中国与泰国在农产品进出口贸易方面具有较为明显的互补性，同时针对农产品进出口的贸易壁垒也在不断的减少，当前的贸易环境对于双方较好的发挥自身农业的比较优势而言也是极其有利的。因此，对中泰双方来说，加快提高农业劳动生产效率、不断优化农业生产结构，进一步整合农业资源，提高中泰双方农产品出口在整个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同时也推动两国国内农业、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向前发展显得格外重要。 　　在本文中，首先阐述了有关的国际贸易理论，通过近几年的相关数据信息，对中国和泰国之间的农产品贸易的发展历程、发展状况进行了回顾和深入分析，然后定量实证研究中国和泰国在农产品进出口贸易方面的比较优势以及两国农产品贸易的互补性程度。接着从发展现状入手，找出了泰国向中国农产品出口存在的问题。最后，根据前文的研究分析结果，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建议，以期对中泰双方农产品贸易的进一步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我国跨境经济合作区金融支持研究

从沿边开放战略到构建新型开放经济体系，再到“丝路经济带”及至“一带一路”战略，党的十八大以来，跨境经济合作已经成为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我国至为重要的发展战略举措。在此进程中，跨境项目合作、跨境产业合作等均需要巨额的资本注入，跨境经济合作区的金融支持成为举足轻重的关键命题。 　　2013年12月，商务部提出要扩大内陆沿边开放，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要“在条件成熟的沿边地区设立边境经济合作区和跨境经济合作区”。而金融作为现代经济发展的核心，在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和发展的过程中，必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金融服务的提升，将促进区域内金融资源优化配置，更加有利于跨境企业融投资及合作项目的推进。为此，2013年10月我国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为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经过历时一年的筹划，2014年10月亚投行正式在北京成立。截至2015年4月15日，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已增至57个国家或地区。亚投行正是“一路一带”这一跨境经济合作战略的最强有力的金融支撑平台。有鉴于此，跨境经济合作区的建设需要不断的创新金融支持形式、工具和服务，需要不断完善相关政策。 　　目前，我国在努力推动金融改革，而且特别注重沿边地区和跨境经贸合作领域的金融改革。2013年，国务院下发了《云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建设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致力于打造滇桂金融改革试验区，加强对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政策支持力度，提升跨境人民币业务创新水平，进一步推进跨境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从而支持跨境金融合作，提高沿边金融开放水平。为支撑“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创新思维创办好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并同一些国家发起合作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此在资金上支持“一带一路”有关沿线国家基础设施的建设。借此战略机遇，陕西省提出了大力培育金融产业，打造西安区域性金融中心的战略目标，并提出在西安设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推进金融企业“走出去”。在中俄经贸合作领域，也在积极推进金融合作，除了传统的对贸易结算、双边投资的金融支持以及金融市场上的金融合作方式外，更加努力的在探索、实现一系列新的合作方式，比如开展双边本币互换、双边货币直接挂牌交易、积极鼓励进入对方的资本市场或银行间市场进行投资、鼓励央行用对方的货币管理本国的外汇储备，并在对方的市场上开展投资。总的来说，近年来我国金融支持跨境经济合作领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积累了不少经验。但相对于跨境经济合作区发展大势及其金融支持需求，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我国尚未形成统一、有效的金融支撑体系。下一步需要尽快完善跨境经济合作区的金融服务体系，让金融在跨境经济合作进程中更好地发挥配置导向和市场调节作用，提升金融支持力度和水平，实现跨境合作区在更广领域、更高层次的合作，促进跨境经济合作区的建设和发展。 　　论文在对区域金融合作以及金融支持代表性理论进行梳理的基础上，从跨境经济合作区对金融支持需求的角度着手，将新疆霍尔果斯跨境经济合作区、东兴试验区以及青岛地区作为案例，剖析其在跨境经济合作中的金融支持方面的现状，进而得出我国与周边国家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过程中面临跨境经济合作区金融支持在宏微观层面上存在的困境。借鉴欧盟区域较为成熟的金融支撑体系，结合我国金融支持跨境经济合作区的实际情况，分别从加强政府间区域金融交流，推进政策支持;完善国内地方金融管理体制，建立风险防范机制;加快和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拓宽跨境经济合作区金融支持渠道;创新和完善人民币结算业务以及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从而提升跨境经济合作区金融支持水平，进而带动跨境经济合作区的建设和发展。
西江流域环境规制绩效的实证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一个持续的高速增长阶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中国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导致了日益严重的资源枯竭和生态环境恶化，由此，环境问题成为了中国可持续发展的热点和焦点问题。2011年，中国“十二五”规划提出绿色、低碳发展理念，以节能减排为重点，加快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消费、生产模式，提高生态文明程度;“十八大”报告提出将生态文明理念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全过程，着力形成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和生产、生活方式。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冲突、环境问题的负外部性和环境承载阀值的存在，昭示强化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核心的环境规制势在必行。 　　西江流域是珠江流域内最大的水系，也是华南地区最长的河流，发源于云南省曲靖市乌蒙山，流经云南、贵州、广西、广东四省区，涉及沿海发达地区和西南欠发达地区，是国家实施“一带一路”、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点经济轴线，西江经济带在快速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同样受到环境问题的困扰。 　　本文基于西江流域发展现状，通过建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计量模型来测度、分析1992年-2012年西江流域整体污染情况，然后选取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区位商、经济增长贡献率指标，对环境规制下污染密集产业的发展情况进行分析，再利用空间自相关模型分析西江四省区各地级市（包括民族自治州）的污染现状，最后通过构建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指标体系和主成分分析法分析了2003年-2012年西江47个地级市的协调发展状况，进而全面评价西江流域环境规制绩效。 　　通过实证分析，本文发现，在1992年至2012年期间，西江流域的环境规制弱于全国平均水平，环境规制绩效较差，但西江四省区都已经过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处;西江流域的污染密集型产业发展迅猛，已成为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但对经济的贡献能力逐年减弱;2012年西江流域污染物排放高值集聚现象极为显著，形成了以珠江三角洲和黔西南为核心的污染密集区;2003年-2012年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的可持续发展水平在稳步提高，但云南的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情况落后于前三者，广东佛山自2003年到2012年城市可持续发展水平显著下降。 　　要提高西江流域环境绩效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西江流域经济带发展方式必须转向“新常态”，需要积极发展现代生态农业，推动农业生产的集约化经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和劳动生产率;改造传统工业，调整工业内部结构，以技术创新推进产业发展从粗放式向精深加工转变，大力发展战略新兴产业;转变发展理念，将主要污染和真实能耗纳入政绩考核和统计范畴;实行低标准排污费政策，加快实现从行政型向市场型环境规制的转变;以改善民生为重点，大力发展各项社会事业，加快完善就业服务体系，建立健全保障基本医疗、统筹城乡的医疗保障体系，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积极引进国外优秀人才和教育模式。
幼儿园主题活动中社区资源的选择与利用研究

社区资源指的是幼儿园以外的与幼儿生活、学习密切相关的一切“硬件”与“软件”条件与因素，包括物质资源、人力资源、文化资源、财力资源等。社区资源在幼儿园主题活动中的选择与利用就是围绕一个中心，在一定的时间与空间内，有目的地选择有价值的社区资源，通过适当的形式和途径利用到主题活动中，以丰富幼儿活动的内容、延伸学习活动的空间，促进幼儿在自主探索中获得发展。 　　在预研究中，研究者对桂林市象山区象山街道办事处所在区域的社区资源进行了走访调查与实地考察，了解并记录了其社区资源拥有情况。研究中，采用问卷法、访谈法、观察法等，对桂林市象山区4所幼儿园在主题活动中选择与利用社区资源的情况进行的研究。通过拍照、录像、观察记录表等形式记录了4个月中4所幼儿园所开展的主题活动;通过问卷法收集了4所幼儿园92名幼儿园教师关于社区资源利用的基本观点;通过访谈法收集了11名幼儿园教师的访谈内容。在此基础上，结合实际情况对研究结果进行了讨论分析，为幼儿园教育工作者以及社区人员在社区资源利用方面提出了具体建议。 　　研究表明:幼儿园所在社区拥有丰富的社区资源，不同的社区资源与幼儿园主题活动的相关度不同。从选择上看，幼儿园主题活动中社区资源的选择表现为“偶尔”选择，选择的依据为主题活动的内容、活动目标、幼儿的兴趣爱好及资源本身的教育价值。从利用上看，不同主题活动中利用社区资源的种类、频率不同，不同类型活动利用到社区资源的频次不同，其中配套参考用书主题活动中社区资源的利用形式主要有用书、图片或PPT、影像资料等，生成性主题活动中社区资源的利用形式主要为邀请各类社区人士入园作助教，专业人士入园举行讲座、演习、活动模拟，外出参观、游览、体验、参加文艺演出、爱心联谊活动等。 　　幼儿园主题活动中社区资源的选择与利用仍然处于实践与探索阶段，因此选择利用过程中仍存在以下问题:选择随意零散、缺乏整合;配套参考用书主题活动中社区资源的利用形式较为单一;利用流于形式;未能深入挖掘社区资源在幼儿园主题活动中的价值、尚未真正实现“儿童参与”的内涵等。究其缘由，教师对社区资源及主题活动的认识及思考不足、教师欠缺在主题活动中利用社区资源的能力、幼儿园工作负担重、安全问题、社区缺乏幼儿教育意识与能力等都是影响幼儿园主题活动中社区资源选择与利用的重要原因。 　　针对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研究者认为要使社区资源在幼儿园主题活动中得以充分利用，应做以下几方面努力:可以通过建立幼儿园主题活动社区资源库，积累选择与主题活动内容有关的、与幼儿经验相联的社区资源;深入研究主题活动教材，促进主题活动的生成;通过“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利用社区资源;以“家长”为桥梁利用社区资源;结合园本教研，促进主题活动中特色、优势社区资源的利用;建构与社区的合作等，通过这些具体可行的方法，真正做到在幼儿园主题活动中选择与利用社区资源，形成幼儿园与社区的良好互动。
广西装备制造业竞争力评价及发展对策研究

装备制造业是支持工业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产业，决定着国民经济的运行质量。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装备制造业的科学发展，在各种有利政策措施下提升我国装备制造业竞争力。随着“一带一路的愿景和行动”的提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构建、西部大开发、泛北部湾合作的建立，广西迎来了工业蓬勃发展的新时期，装备制造业正逐渐成为广西经济发展的重要依赖。但目前，广西装备制造业以传统制造业为主，发展水平仍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且落后于东北发达地区。因此，为实现广西“富民强桂”的战略目标，提升广西装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加快工业现代化建设，需要对广西装备制造业竞争力进行深入研究。 　　本文以广西装备制造业为研究和分析对象，借助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及其他相关数据，在装备制造业内涵、分类及作用阐述的基础上，从广西装备制造业整体及优势产业汽车工业两个方面对广西装备制造业进行现状分析。接着，在现状分析基础上，运用RCA法和主成分分析法评价广西装备制造业竞争力。最后，基于黄金分割法对全国30个省市装备制造业竞争力进行聚类分析，为发展对策的研究提供实证依据，对全面提升广西装备制造业地位，促进广西工业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通过现状分析及竞争力评价，我们得到广西装备制造业是广西工业的支柱产业，近年来发展劲头强劲，对广西工业经济的发展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但广西装备制造业存在着各行业发展不平衡、集聚效益低下、创新能力不强等问题。同时，与全国30个省市相比，广西装备制造业各行业竞争力处于全国中下游水平，整体水平处于比较劣势地区，竞争力较弱。 　　针对广西装备制造业存在的问题，本文从产业结构、集群模式、创新能力及分类研究四个方面给出了广珏装备制造业发展的对策:深化企业改革，优化产业资本结构;强强联合，形成联合效益;发展服务型制造;促进产业链形成;推动块状经济向产业集群转型升级;推进产业集聚区建设;加强装备制造业核心技术研究;完善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体系;增强产业协同创新意识;加大支柱行业科技投入;扩大潜力行业行业规模;全面发展其他行业。 　　本文的研究，对于促进广西装备制造业持续、稳定发展，形成时间、人才、技术竞争力资本，形成一条具有广西特色的装备制造业发展新路径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岭南画派“艺术革命”主张的研究

岭南画派是20世纪前半出现在中国美术史上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艺术流派，它也是当时中国画领域的一支独树一帜的绘画力量。岭南画派的代表画家是高剑父、高奇峰和陈树人，早年“二高一陈”留学日本，在中国传统绘画的基础上，融合西方绘画的营养，试图创造一种“新国画”去突破“旧国画”的陈旧僵化。他们培养人才，撰写理论，实践探索，形成了作为一个绘画流派所需要的理论、实践以及成员体系。 　　位于我国南部“五岭之南”的广东省，气候温暖，山河密布，动物和植物生长繁盛。由于其紧邻港澳，面向南海和东南亚，以及处于太平洋、印度洋和大西洋的交通枢纽位置，被誉为“海上丝绸之路”，对于广东与世界的联系起到了作用。这些条件，也造就了岭南茴家鲜明的艺术风格和思想见解。 　　百年前，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同盟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以及“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他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资产阶级共和国政权诞生。然而不久，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果实，中国陷入军阀混战的局面，帝国主义乘机重新瓜分了中国。同时，在西方的科学思想的影响下，出现了新文化运动，在中国思想界形成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波及到了包括中国画坛在内的各个领域。康有为、陈独秀等人抨击清代绘画，一些从西方留学回国的青年艺术家用西方先进的绘画技法，试图一改千年来趋于腐朽的中国传统绘画。 　　高剑父、高奇峰和陈树人在日本留学期间，受到孙中山的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影响，加入了同盟会。回国后，投身辛亥革命，担任了一系列重要职务。他们参加起义，纵横疆场，甘愿用生命和鲜血换取一个崭新的中国。他们既是出色的画家，也是经过战火洗礼的革命者，是“政治革命”和“艺术革命”的践行者，他们把革命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落实到了人生行动的每一步，希望在“政治革命”的同时，用艺术“改造国魂”。 　　于是，他们在“政治革命”的基础上，提出了“艺术革命”的主张，以“折衷中西，融汇古今”作为岭南画派的宗旨，推行中西合璧的中国画笔墨形式。“二高一陈”师从清末画家居廉，后在日本受到大画家竹内栖凤艺术创造思想的影响和启发，为用“新国画”改造“旧国画”奠定了基础，岭南画派的“艺术革命”，冲击了清末中国绘画的腐朽流弊，活跃了当时中国画坛的学术气氛，推动了中国画的发展。以“二高一陈”为代表的岭南画派画家，在辛亥革命及抗日战争中，纷纷深入第一线，宣传革命，描绘社会生活，大力改革，锐意创新，把西方绘画的光影和色彩融入中国画创作。他们反映现实，写生创作，举办画展，丰富了大众生活，振发了人民的爱国救国斗志。他们的作品，为中国画注入了时代的生机，赋予了中国画全新的社会功能。 　　高剑父和高奇峰开办“春睡画院”和“天风楼”，培养了大批中国画艺术人才，建立了岭南画派的人才队伍，培养了大批中国画艺术人才，如关山月、黎雄才、黄独峰、方人定、苏卧农、赵少昂、杨善深等人，形成了体系。“春睡画院”和“天风楼”的很多学生，活跃在全国，对抗日战争以及建国后的社会主义建设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岭南画派除了影响到当时的徐悲鸿、刘海粟、张书旗等一大批具有革新精神的画家，还通过一代代传人，如曾晓浒、黄格胜、白晓军、陈兵等画家继续在今天发扬光大。 　　与孙中山民主主义革命具有的不彻底性一样，岭南画派的中国画变革行动，也有其历史的局限性。岭南画派的主要画家对中国传统绘画了解的不足，以及对西方绘画认识的偏差，导致了其“艺术革命”缺少应有的基础，最终的结果未尽人意。但是，岭南画派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遗产，他们崇高的思想境界激励着我们继续开拓中国画艺术的发展方向。岭南画派“艺术革命”的经验和教训，也对今天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画创新事业有着重要的启示和作用。
印度尼西亚品德教育研究

德育实为完全人格之本，若无德则虽体魄智力发达，适足助其为恶，无益也。品德教育的不仅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更能塑造人的人格魅力。品德教育是一个既传统又具有创新意义的课题。千百年来，教育界未曾中断过品德教育问题的研究，同时也是一项富有创新性的课题。印度尼西亚品德教育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和鲜明的民族特色，然而国内学者们对此鲜有涉足，研究成果也比较零散。在我国大力发展海上丝绸之路的今天，对印度尼西亚品德教育进行研究，对扩宽中国-印度尼西亚两国各领域的交流合作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导师的推荐下，本人非常有幸于2014年8月至9月赴印度尼西亚玛琅国立大学进行短期研修，除了日常的学习之外，还花费了大量的时间通过实地调查研究收集和整理印度尼西亚品德教育方方面面的资料，以确保本论文研究材料的真实性、研究视角的系统性和研究方法的创新性。本文选取印度尼西亚品德教育为研究对象运用历史研究法、文献分析法、调查访谈法以及比较分析法对印度尼西亚品德教育的发展历程和现状，进行系统地分析和论述，并从中总结归纳其特色、经验教训和发展动向，结合我国当前的实际需要和具体环境，用一分为二的哲学态度，吸取精华去其糟粕，将“他山之石”转化为有益的参考，为我国品德教育事业的发展提出参考性的建议。全文共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引言首先从总体上阐述本论文选题的缘由与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和方法。其次对品德、品德教育以及印度尼西亚品德教育进行概念界定，为本论文研究限定了研究内容和范围，构成基本的理论框架。 　　第二部分为印度尼西亚品德教育发展历史的考察，系统地介绍了印度尼西亚品德教育历史概况，并根据其教育发展历程分为古代宗教时期、殖民教化时期和以及国民教育时期等三个时期，并且进行了详尽的阐述和特点归纳。 　　第三部分为印度尼西亚品德教育现状，也是本研究的重点，主要通过分析和介绍印尼品德教育的内容、印尼品德教育的目标、印尼品德教育的途径和方法这四个大方面，以此来探讨印度尼西亚品德教育的现状，并挖掘其特点。 　　第四部分即为本论文研究的第三章。根据印尼品德教育的现状，分析其特色和存在的问题，并根据其政府教育部门和学校采取的相关品德教育措施，揭示其发展的动向。其中品德教育的发展动向一方面承载着弥补品德教育现存的问题，另一方面反映了未来品德教育的走向。 　　第五部分为本论文的最后一章，从比较借鉴的视角出发，基于印度尼西亚品德教育的特色、存在的困境以及未来发展动向，结合当前我国当前品德实际情况，提出发展我国品德教育的参考性建议。一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培养学生日常高尚的道德品质;二是，以提高品德人格为最终落脚点，开展社会主义公民道德教育;三是，以显性和隐性的教育方式结合，切实转变我国品德教育方式;四是，以学校为品德教育开展主阵地，构建三位一体品德教育模式;五是，以防止极端主义为重要内容，加强我国宗教地区品德教育;六是，以社会反腐为品德教育的契机，提倡反腐倡廉教育品德课程。
中国对美国高新技术投资法律问题研究

中国已经与世界上100多个国家签订了双边投资协定，内容涵盖投资范围、投资主体、投资企业设立方式、纠纷解决机制等。 　　2005年以来，由于中国在国际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加强，金融危机、恐怖主义等不安因素的结果，美国经济复苏的愿望极为强烈，外资成为了美国拉动经济复苏的重要手段和工具。因此，美国投资的环境进一步有利于外国的投资者。2008年中国政府与美国政府同意重启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与双边投资协定有关的谈判已经前后持续了6年之久，最新一轮的战略与经济对话达成的实质性成果之一便是双方就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达成“时间表”，中美双方同意争取2014年就双边投资协定文本的核心问题和主要条款达成一致，并承诺2015年早期启动负面清单谈判，一旦负面清单谈判启动，则谈判难度虽然增加，但是也同时意味着中美双边投资协定的签订将会很快实现。 　　2015年1月19日，中国商务部发布《外国投资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和该草案的起草说明。虽然本草案还在征求社会意见的过程中，所以最终的施行版奉和本草案有较大区别，但是我国政府放松对外资管理的趋势是本草案的一大特色，也将会成为施行版本不变的特点，该草案的颁行意味着我国的外资法制即将进入另一个阶段。《外国投资法（草案）》的条文有较多与以往没有的新“干货”，比如“外资三法”统一用来解决内外资法律制度冲突的问题、投资逐案审批制的管理方式变为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并行的管理方式等，都表明了我国政府进一步扩大“引进来”以及“走出去”战略的决心，这对于我国外资法律制度的完善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本文正文共分为四章，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是国际投资与高新技术投资法律问题的概述。第一节是对资本输出国投资政策与法律问题的概述;第二节是对国际高新技术行业投资资本输入国主要面临的法律问题的阐述;第三节简单的介绍了中国对美国高新技术投资即将面临的法律问题。 　　第二章是中国对美国高新技术投资与美国国家安全审查法律问题的阐述。第一节主要内容是中国对美国高新技术行业投资的概括，包括历史沿革、政策及双边的法律安排等;第二节通过案例方式引出中国对美国高新技术投资面临最大的问题是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国家安全审查问题，并对案例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第三节主要阐述外国投资委员会的机构组成、职能范围以及工作方式等，并对国家安全审查的具体内容加以概括。 　　第三章是中国对美国高新技术投资其他问题的阐述。第一节解析了知识产权法律问题，包括知识产权法律问题产生的原因及表现等;第二节是对劳资法律问题的解析，较为详尽的概括了劳资法律问题产生的焦点等;第二节和第四节是对财税、政治引发的法律问题的内容、表现的概括;第五节是对投资产生纠纷的解决机制的解析等。 　　第四章第一节对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的内容、目前的成果以及《对外投资法（草案）》进行了概述，并指出其对完善中国的对外投资法的重大意义;后面的内容丰要结合第一节双边投资谈判的内容针对中国投资者在美国高新技术领域直接投资中遇到的“国家安全审查”、知识产权、财税、政治、投资争议解决等法律问题，笔者从中国政府政策制定、完善立法、加强投资前的调查等方面给投资者一些切实可行的建议。
“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中国企业对东盟基础设施投资的法律问题研究

当前，全球经济尚未走出金融危机的阴霾，各主要国家纷纷探索更广泛而深刻的区域经济合作以及加快投资格局的转变来促进本国经济的复苏与发展。美国也正在主导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议(TTIP)为两翼构筑国际区域贸易新格局，意图建成亚太自由贸易区和美欧自由贸易区。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习近平主席站在全球性和周边性战略高度提出了“一带一路”的伟大构想，成为我国在新时期应对发达国家的挑战和威胁、优化对外开放格局、维护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和深化区域交流合作共谋和平发展的重要指针。 　　在“一带一路”战略的背景下，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关系显得尤为重要。东盟是中国经贸与对外投资不容忽视的重要区域，同时也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自2003年中国与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以来，双方在投资、贸易、服务业和信息产业等多个领域深化合作，发展迅猛。2013年后，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将进入“钻石十年”的关键期，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也将进入快车道，而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建设将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内容和根基所在。东盟各国的经济进入了快速增长期，而现有的基础设施建设根本无法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落后的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也制约着自贸区整体效果的发挥。 　　东盟各国由于经济发展不一，导致基础设施建设参差不齐。总体而言，公路方面，除新加坡公路网较密集，其它各国的公路整体长度较短，柬埔寨甚至没有一条高速公路;铁路方面，各国的铁路硬件标准不一致，而且铁路设施差，严重影响了各国铁路的跨境建设;机场和港口建设方面，东盟国家的机场和港口数量众多，但规模大、硬件完善的国际机场和港口却相对较少;电力方面，东盟国家电力供应不足，与其以石油和天然气为主的能源结构关系重大，预计仅中南半岛五国在未来的20年里，电力供应缺口就有5268万千瓦。综上，东盟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潜在需求蕴藏着巨大的商机，基础设施也必将成为中国对东盟投资的重要领域，这将为中国工程承包企业带来更多的市场机遇。 　　机遇与挑战是并存的，我国企业走出国门，投资东盟基础设施建设市场必然会面临着许多问题与风险，本文试图以国际投资法的相关规定为理论基础，从投资的市场准入、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方式、投资风险以及投资东盟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所涉及的其它法律问题，如劳工问题、环境问题、合同的订立问题等方面分析中国企业走出去所要面临的法律问题，同时根据东盟各国的现有法律环境提出应对之策，为我国企业在东盟基建市场更好的发挥主力军作用提供参见。 　　在研究过程中，笔者主要运用了文献分析法、比较分析法、数据统计归纳等研究方法对东盟国家的法律环境和投资基建项目可能面临的法律问题进行分析。在基础设施的理论上，笔者在基础设施建设的特点上着重分析了基础设施建设海外投资的法律特征。在东盟国家的基础建设的现状方面，笔者根据“一带一路”的战略背景，结合东盟国家互联互通的政策，主要对东盟国家交通、通讯类基础设施建设的现状进行了分析。 　　在中国企业所要面临的法律问题方面，根据海外投资基建项目的特点，侧重分析投资的市场准入、投资的风险、融资问题等几个方面的法律问题，这些要素将直接影响着中国企业投资东盟基建项目是否顺利。
中国对东盟国家能源投资法律问题研究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全球经济的迅猛发展，我国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经济总量的增长也带来了资源紧缺的问题，特别是能源的紧缺。我国虽然能源储备丰富，但是人口总量大，又受限于现有开发技术，很多能源资源还未能及时开发利用，整个国家的可用能源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需要通过能源进口来弥补缺口。但是能源作为战略储备物质，任何国家都不会轻易让这一重要资源外流。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从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考虑，如何确保能源资源长期稳定地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除了单纯的能源自我供应和贸易进口，国家现在更倾向于鼓励有能力有资质的企业到能源资源丰富的国家去开发当地的资源，从而通过协议获得部分能源资源或利润。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十二五规划”）第五十二章明确提出了要统筹“引进来”和“走出去”，说明国家层面已经意识到我国已经不是单纯地靠引进外资来促进国内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同时也要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进行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加上2013年底“一带一路”合作发展理念和倡议的提出，得到沿线多国的响应和支持，为我国对东盟国家能源投资做好了政治和经济上的铺垫。 　　东南亚国家联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以下简称东盟(ASEAN)，与我国同属亚洲，成员国大多数与我国毗邻或者隔海相望，与之共同合作、发展经济有着天然的地缘优势，我国是东盟的对话伙伴国，对东盟国家进行能源投资还有着经济政治优势。但是，国际投资不像是国内投资，涉及一国经济主权，特别是能源这种特殊资源，再加上东盟国家成员国绝大多数为发展中国家，法制发展相对滞后，如果没有有效的国际法律对跨国能源投资活动进行规制，将会面临巨大投资风险。对中国而言，正处在由对外招商引资的东道国向对外投资进行跨国经营的投资母国进行身份转化的阶段，经验尚浅，该怎么进行投资，如何处理好其中的国际法律问题变得尤为重要。 　　本文除去引言和结论共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在阐述对外能源投资概念的基础上对其特征和主要形式进行简述，为接下来文章阐述观点做一个很好的铺垫。然后着眼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中国在对外能源投资方面的状况，主要面向的国家和区域，以澳洲、非洲、中东地区和东南亚地区为代表，对在这些区域进行能源投资的特点进行一个比较，分析出在东盟国家进行能源投资的地缘优势和政治、经济优势，加上中国-东盟自贸协定对投资便利化的规定，展望中国对东盟国家能源投资的前景。 　　第二部分，介绍中国对东盟国家进行能源投资的政策和法律基础。政策方面，主要围绕“一带一路”合作发展理念和倡议展开叙述。法律基础分为国际法律基础和国内法律基础两部分进行概述。就中国、东盟国家已经签订的与投资有关的协议和区域组织能源投资相关制度中，寻找涉及能源问题的法律条款进行介绍;国内法由中国国内法和东盟国家法律对能源投资相关规定组成。分析出这些现行协议、条款及相关法律规定对中国对东盟国家能源投资的意义。 　　第三部分，中国对东盟国家能源投资的投资保护问题分析。从市场准入、投资待遇、保险制度、税收征收这几个法律角度去分析中国对东盟国家能源投资主要涉及的能源投资法律保护问题，有所侧重地分析。 　　第四部分，争端解决问题在整个对外能源投资中是个关键环节，因此笔者以《能源宪章条约》和《中国-东盟投资协议》为依据，从争端解决方式、争端解决机构两个方面入手，分析中国对东盟国家进行能源投资产生纠纷后能采取的解决方式，为现有纠纷和未来可能发生的纠纷提供参考。 　　第五部分，从上述的研究分析的问题中，对应提出一些理论建议，在现有制度下利用好已有的规则，没有规定或尚未明确的规定的进行确立和创新。希望对中国对东盟国家能源投资实践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基于社区教育的中学德育探讨

社区教育是为了提高社区全体成员素质和生活质量以及实现社区的发展而由基层社区组织或社区工作者对社区成员进行有目的、有计划地施加系统影响的一种社区性的教育活动过程。而中学德育是中学教育者按照一定社会或阶级的要求，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受教育者施加系统的影响，把一定的社会思想和道德转化为个体的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的教育。虽然社区教育与中学德育在概念上各自不同，但社区教育与中学德育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它们不仅拥有共同的人才培养目标，而且在教育方法、内容、途径上相互补充，在教育活动中相互影响。 　　社区教育与中学德育的关系表明，中学德育与社区教育密不可分，要使中学德育富有成效，应该发挥社区教育的作用。当然，基于社区教育加强中学德育不仅仅因为二者的密切关系，而且还由于社区教育对于加强中学德育还有着必要性与重要性。社区教育对于加强中学德育的必要性体现在:中学德育必须以社区教育为重要的教育平台、中学德育必须以社区教育为重要的社会课堂、中学德育必须以社区教育为一种重要的教育资源和课程资源等三个方面;社区教育对于加强中学德育的重要性体现在:社区教育与中学德育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的双向互动活动有利于形成良好的育人环境、社区教育是中学德育塑造受教育者思想品质的重要依托、社区教育与中学德育的合作可以实现中学德育网络的立体化等三个方面。 　　虽然中学德育与社区教育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社区教育对于中学德育有着重要性、必要性与可能性，然而，中学德育的现实状况是，中学更没有意识到通过社区教育加强中学德育的重要性，中学德育往往脱离社区教育而进行，中学德育脱离社区教育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学德育的教育方式和内容脱离社区教育:二是社区教育忽视对中学德育的参与。这就导致了中学德育的有效性非常有限。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以下三方面的原因所导致:一是中学教育以升学为主教学理念的影响;二是社区教育缺乏德育内容和教育形式的不丰富;三是社区教育与中学德育融合的力度不够。为此，应该采用三方面的对策解决这个问题:一是改变中学教育理念并依托社区教育丰富中学德育的方式和内容，具体的做法:第一，中学要依托社区开展内容和形式丰富多彩的社区德育活动;第二，中学要整合社区德育资源以拓展中学德育的大课堂。二是社区教育要拓展德育内容和采取多种形式参与中学德育;三是加大社区教育与中学德育融合的力度。
两广地区汉代货币的发现及其相关问题研究

广东和广西两省区位于中国的南疆，作为汉代“初郡”地区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在历年来的汉代考古发掘中都有货币出土，而通过货币恰可以反映这个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本文即在相关历史资料的基础上，结合考古发掘的结果，综合分析两广地区在汉代的经济状况、货币流通和对外交流等情况。全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结合翔实的考古资料，总结了两广地区出土汉代货币的地点。同时在利用文献的基础上发现出土地点的规律。再对主要货币种类进行类型划分，找出两广地区汉代货币的地方特征。第二部分注重于出土货币本身的研究。首先，不同时期的货币钱文具有不同的特点，通过对钱文的分析，探究由篆书至隶书演变。其次，对两广地区出土的货币与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货币进行金相分析比较，再结合广西发现的记号五铢，最后推断出汉代两广地区可能已经存在货币铸造活动。第三部分在研究货币的基础上，研究其所反映的社会经济。主要从漆器制造业、青铜铸造业、珍珠采捞业和汉代城市、交通五个与货币有直接关系的方面来探讨汉代两广地区的货币经济。第四部分研究货币在社会经济中支出和收入的两个方面。支出方面涉及军事征战费用、地方官员俸禄和政府的社会救济等方面。收入部分包括税收、商品交易等方面，并且还从两广地区以钱赎罪这个侧面反映货币在社会中的流通情况，试图还原汉代两广地区真实的社会经济原貌。第五部分以东南亚和南亚国家出土中国汉代货币的考古资料为依据，探讨了汉代货币通过两广地区流入到东南亚国家的情况，认为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各国通过经济、文化间的交流，共同构成了圆形方孔货币文化圈，实证了中国对外交流的时间之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