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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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道国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推进和发展，中国政府鼓励支持有能力的企业“走出去”，中国OFDI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201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首破千亿美元，连续两年位列世界第三大对外投资国，但伴随着中国OFDI发展浪潮而来的却是各跨国企业不甚理想的投资绩效。归其原因，主要是中国企业在进行OFDI区位选择时过于看重市场、资源等传统因素，忽略了东道国的制度环境（本文重点考察知识产权保护）。目前知识产权保护已经成为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战略制高点，这不仅关系到技术、知识的创新和传播，而且对企业投资的区位选择、进入方式、市场定位和产品结构都非常重要。本文将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研究东道国知识产权保护是如何影响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并利用2007-2013年中国105个东道国的有关数据，进行面板门限回归，重点考察东道国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对我国海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以及与我国对外投资动机的关系。 　　通过浏览和梳理国内外的相关理论文献，本文首先阐述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特点及存在的问题，同时对东道国的制度环境进行了描述性说明;然后从理论分析的层面论述了东道国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OFDI行为的影响机制，并为接下来的模型设定和结果解读提供了理论依据;最后进行了实证检验，即分别采用东道国的人均GDP和中国对东道国的OFDI存量作为门限变量来进行跨国面板数据的回归分析，来衡量东道国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流向和动机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中国OFDI还是倾向于知识产权保护良好的国家，便于企业所有权优势能够得到更好地发挥，降低被模仿、泄露的风险，而对于知识产权保护较差的发展中国家，其丰富的能源资源禀赋能充分弥补该不足，对中国OFDI仍具有较大吸引力，但对于知识产权保护过于严苛的国家，中国企业进入市场的难度大、技术外溢少，进而会减少对该类国家的投资。 　　在上述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的基础上，本文于政府和企业的双重视角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出了政策建议，希望能帮助企业立足自身实际，做出更加合理科学的OFDI区位选择，更好地活跃于世界市场的舞台。
异质性中国企业OFDI区位选择研究

改革开放至今已有三十七年，在与世界逐渐融合的过程中，我国外向型经济已取得重大发展。2013年全球境外直接投资流量仅同比增长1.4％，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却达到1078.4亿美元的新高度，同比增长22.8％，远远超过世界平均增长率。 　　对外直接投资中关键问题之一就是区位选择。区位选择关系着企业境外投资的成败，是每个企业最重要的战略选择。地区分布来看，2013年底中国企业投资的国家和地区数为184个，增加了5个;但境外投资地区呈集中式分布，境外投资的国家和地区前二十名的存量为4750.93亿美元，占比89.3％。在此形势下，加入异质性的微观因素考量，分析企业境外投资区位选择问题，更有利于企业境外投资区位选择时做出合理的判断，以使其更好地“走出去”。 　　本文以企业异质性理论为基本框架，利用DEA数据包络线分析法，将国内生产企业生产率和进行OFDI企业生产率进行对比分析，得出生产率悖论即进行OFDI企业生产率并不高于国内生产企业的生产率。并且，企业生产率高低与企业OFDI进入的东道国数量也不呈正比。除生产率之外，本文继续加入企业其它异质性特征（企业年龄、企业性质、企业资产规模、劳动者素质）和东道国特征（市场规模、市场进入成本、东道国关税水平）来分析中国企业进入各大洲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以上影响因子在不同区位的影响程度不同，企业在进入不同大洲时应具体分析。最后，从企业自身和政府两方面提出政策和建议。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阶段及策略研究——基于IDP理论的实证分析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加深，国际贸易方兴未艾，对外直接投资对全球经济的发展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了尽快从经济增速减缓中复苏，各国各地区都采取了多种措施鼓励本国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美国作为第一对外投资大国，截止2013年底，其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到63495亿美元。日本的对外投资存量也达到9929亿美元。美国有一大批世界范围内的大型跨国公司，他们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带动了美国经济的发展。在“走出去”战略的背景下，我国企业积极开展对外投资。但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时间短，模式也不成熟。因此，我国应该借鉴美国、日本等国成功的对外投资经验，完善我国海外投资服务体系。 　　本文总结了美日两国对外投资发展中的经验，并在此基础上，以相关的理论研究为依据，通过实证的方法明确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所处的阶段，找到我国与发达国家在对外投资方面的差距。最后，提出我国政府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所应采取的政策建议。
山东省FDI对产业劳动力流向的影响分析——基于向量自回归(VAR)模型的研究

山东省作为东部沿海大省，始终走在改革开放，积极吸引外资，利用外资的前列。虽然起步较晚，但山东省外商直接投资(FDI)一直保持高速增长。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基础设施薄弱，计划经济思想仍占主流，投资环境较差，国民经济中外商直接投资所占比例较小，FDI并不是山东省利用外资的主要方式。20世纪90年代以来，借助于优越的地理位置，丰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优惠的产业政策，FDI在山东省迅速发展起来。从2002年起，山东成为全国范围内仅次于广东和江苏之外的吸引外资的第三大省。后金融危机时代，山东省转变外资利用方式，更加注重FDI质量，FDI在山东省获得新的发展机遇。统计数据显示，长期以来，山东省FDI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近年来主要向第三产业偏移。FDI促进了山东省区域经济的跨越式发展，促进了山东省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就业是民生之本。山东省是人口大省，劳动力总量一直处于供大于求的局面，加之产业结构升级带来就业结构性矛盾，就业形势依然严峻。山东省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三次产业吸纳了大量劳动力就业。分产业来看，第一产业吸纳劳动力数量呈逐年下降趋势，第二产业就业人数基本呈上升态势，但近年来变化不大，第三产业就业人数所占比例由1992年的13.9％上升到2013年的33.8％，但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依然过低，今后将成为山东省吸纳就业人数最具发展潜力的产业。产业结构在不断升级，带动就业结构发生变化，劳动力在三次产业间不断转移，就业结构配合产业结构在逐渐优化。 　　随着FDI在三次产业上的不均等倾斜，其对就业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值得关注。FDI与就业之间是一个复杂的作用过程，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可能存在正效应，也有可能有负效应，或者是乘数效应，在不同时期的影响也并不相同。本文试图利用山东省相关统计数据，使用向量自回归（VAR）模型，说明FDI与三次产业劳动力转移之间是否存在显著统计关系，并细分其对三次产业内就业人数的影响以及各自的贡献率，以期能为山东省政府提供相关的经验借鉴，提供部分对策和建议，助力山东省产业结构升级及就业问题的解决。 　　本文首先回顾了国内外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现有研究;然后分析了山东省FDI现状，包括总规模，地区来源，产业布局等，介绍了山东省服务业FDI基本情况;进一步分析了山东省就业结构，劳动力在三次产业里的分布情况，并就FDI与就业结构之间相互关系进行了时间趋势分析和正负效应分析;紧接着是利用山东省相关统计数据，利用VAR模型研究FDI对山东省产业间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并做了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实证检验FDI对产业劳动力流向的影响;最后总结了研究结论，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研究结果表明:FDI对我国劳动力转移产生了显著的拉动作用，对第二产业就业贡献率最高，达79.6076％，对第一、三产业就业变动贡献率相对较低，FDI促使劳动力由第一产业流向第二产业，由第二产业流向第三产业。具体措施包括优化投资环境，继续扩大引进FDI的规模;积极引导外资流向，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服务，引导劳动力在三次产业间合理流动;抓住机遇，利用“一带一路”战略、中韩自贸区建设等为山东省经济增长和就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企业序贯出口的动态战略及其二元边际分析——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证据

自Melitz(2003)企业异质性模型提出之后，对出口企业的研究范围由此大为拓展，不仅涵盖企业在国外市场的进入、存活与退出，而且涉及新市场、新企业、新产品等更多的研究内容。反观中国企业的出口实践，不仅在开拓国外市场方面势如破竹，而且还呈现出很多有趣的现象，譬如有些出口企业对新市场浅尝辄止，很短时间内便暂停了所有的出口;而有些出口企业在新市场中一旦存活下来，便开始拓展更多的新市场，增加更多的出口。对此，本文拟从企业动态拓展战略的角度，通过研究企业在出口初期和早期出口市场的二元边际扩展活动来揭示序贯出口对于中国工业企业出口发展的重要性，从而为该类企业的出口动态战略选择和国家的出口鼓励贸易政策提供有益的建议。 　　首先，本文在对国内外文献的回顾中发现，最新文献在融合静态战略理论的基础上，更多的强调出口经验的学习和出口的时序性，从而将视线转向企业的动态出口战略。然而，目前国内外的研究并未强调企业初期出口的重要性，也就难以区别一个新出口者与其他有经验的出口者，或者与其自身在经历长期出口后的出口决策有何差异。事实上，企业除了可以预先获知的关于自身生产率、两国经济与制度变量的信息之外，还有一部分知识是需要企业开始进行真正的出口实践才会获知的。而当企业刚刚进入新市场时，此时的企业接触新知识的能力更高，也更容易获知其在该市场的盈利能力，从而会更迅速地制定其深入、持续或退出的决策，这也就是为什么有的企业会在出口初期的市场上浅尝辄止，而在确定了其盈利能力后又迅速增加出口量、扩张现有市场，进行所谓的“序贯出口”。 　　其次，本文运用中国2000-2006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分析了目前中国工业企业出口的典型化特征，发现工业企业出口地区差异大、出口分散性越发明显、首个市场开发重点区域集中于新兴国家的特点;同时产业间差异大，制造业增长较快;出口省份差异明显，年度变化较大;持续出口者是出口的中坚力量，单年出口者数量较少。 　　再次，本文构建了一个两期两出口市场的简化模型，推知企业在出口初期的不同进入战略给企业带来的不同的预期利润函数，以及不同战略出口决策的临界条件，从理论上解释本文关于企业序贯出口的假说，即新出口企业更易退出出口市场;而存活的企业则将迅速的开拓新市场，增加出口价值量。在此基础上，本文采用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中国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采用最小二乘法和面板二值选择模型的Logit回归等实证方法对理论的推论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中国工业企业在出口的目的地、行业、省份类型等维度上的分布差异较大，而这些差异都将影响企业的出口战略决策。中国新出口企业较之有经验的出口者的确存在序贯出口的现象，但是这些新出口企业在集约和扩展边际上呈现出较大波动性的最主要影响因素是不同的。同时，企业在集约边际上的扩张更是显示了企业对于首次出口的市场在出口早期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 　　最后，本文对政府、行业和企业的出口战略决策提出了建议，即政府应着力于完善基础设施，修订多边贸易协定，鼓励企业勇敢走出去;行业内部应当加强联合，行业协会应着力于为出口企业提供更好的竞争环境以及更多的资源信息;企业应制定合理的深入和扩张的决策，以动态的视角谋发展，新出口企业应着力于市场知识和出口经验的学习，更大胆地开拓版图，在确保盈利能力的前提下适当地增加出口量。
清前期广西海外贸易研究

清前期是我国海外贸易发展的重要时期。广西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在对外贸易中占据有利条件。自汉代始，广西就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唐宋时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明清时期，广西社会经济发展，内陆交通和海上航线日趋成熟。自明代始，广西成为中越朝贡贸易的通道。受朝贡贸易的影响，边境贸易也迅速发展起来。但是，由于明代严厉的海禁政策及官府对广西珠池的垄断，广西的海上贸易形成了以珠池为中心的亦商亦盗的贸易。 　　清代，边境贸易包括朝贡贸易、官方允许的民间贸易及走私贸易三种形式。朝贡贸易受政治因素的影响比较大。清初广西战乱频繁，因此只有一些零星的贸易。康熙五年(1666)，两国正式确立朝贡贸易关系。乾隆三十六年至五十四年(1771-1789)，受越南西山起义影响，朝贡贸易一度中断。之后，两国一直保持朝贡关系。而且为了满足两国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广西边境关隘逐渐开放，至乾隆九年(1744)全面开放，边境贸易进一步发展繁荣。随着边境贸易的发展，走私贸易也逐渐兴盛，从雍正年间开始，对边境贸易的管理也逐渐加强。乾隆四十年(1775)，张德裕等在安南聚众闹事仇杀一案，使官方允许的民间贸易被中止，直至乾隆五十六年(1791)才得以重新开放，边境贸易继续向前发展。 　　在海上贸易方面，广西钦州、廉州作为粤海关下的两个正税口，直接参与到海上贸易之中。而且，广西物产丰富，许多商品还经由广东出口到日本等东南亚及西方国家。由于海上贸易比边境贸易获利较大，因此大多商人及沿海百姓想方设法出海贸易，但由于严厉的海禁政策，广西海盗猖獗。而安南也没有获得合法的权利从海上进入中国贸易，也利用每次遣送中国遇难船只或押解海盗回国的机会，在海上与广西进行贸易往来。 　　广西海外贸易的发展，使更多的人移民海外，为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而且，海外贸易的发展有力促进了广西农业、手工业及商业的发展，对广西海神信仰的发展亦有推动作用。
文化创意产业与城市文化品牌塑造研究——以打造广州“创意之城”为例

我国重视城市文化品牌发展的时间并不久，经过了从最初的盲目更风，导致城市没有任何存在感和个性，到现在有意识的关注这个问题，我国走了很艰难的一段岁月。目前，国内许多城市已逐渐意识到城市文化品牌对未来城市发展的重要性，创意将会是未来发展的核心因素。目前，文化创意产业已经对各省市的经济、文化和政治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因此，从文化创意产业的角度着手探讨城市文化品牌的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本文以广州市为例进行论述，文章一开始便梳理了文化创意产业、城市文化品牌、文化创意产业和城市文化品牌这三个层面的相关理论，阐述了文化创意产业和城市文化品牌各自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引出了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园是文化创意产业的重要手段，文化创意产业园不仅能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还能作为新时期文化和经济的结合体，同时还能够提高政府财政收入和保障城市居民的就业率，以及保护城市历史文化，形成城市文化品牌。最后，提出了“创意城市”这个论述点，从而印证出城市文化品牌为何要从文化创意产业入手。 　　紧接着从广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园的发展概述、开发模式和类型分类三个方面进行详细分析，广州产业园的开发模式主要有政府政策主导型、行业龙头或项目主导型、历史建筑及“三旧”改造型、艺术家自发集聚型和房地产集聚型，根据园区企业的类型分类可分为十大类，在此基础上再运用SWTO分析法分析广州园区目前的优势、劣势、机遇和挑战。 　　立足以上情况的具体分析以及在实地调研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得出广州市以文化创意产业塑造城市文化品牌的发展策略。应该从以下六点着手:（一）从“工业用地”的开发管理模式入手策略;（二）吸纳有文化懂经营善管理和会科技的创意人才策略;（三）服务创新模式策略;（四）完善产业链及重视知识产权保护策略;（五）积极加入全球创意城市网络的创意城市策略;（六）完善产业园区加快实施“走出去”策略。 　　最后，本文着重对文化创意产业和城市文化品牌这两者概念和关系进行论述，理清文化创意产业园与文化创意产业之间的关系和作用形式，以及“创意城市”将会是未来城市文化品牌发展的新趋势。以广州作为个案出发，分析出文化创意产业园为城市文化品牌塑造需要从那些方面着手，为我国其他省市发展城市文化品牌提供了一些可借鉴的建议。
广府华侨华人服饰艺术研究

广府地区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发源地之一，其文化内涵经过多年的沉积，早已融汇中西精粹。广府华侨被看做是广府文化的载体，其服饰文化即包含有中原文化的沉淀，潜在古南越文化的内在影响因子，又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是一种更具研究价值的特色文化。从宏观意义上来讲，华侨华人服饰是构成广府服饰文化和华侨史的一部分，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和较高的艺术审美价值，其服饰特征具有不可替代的独一性。 　　本文通过收集相关的文字资料，运用历史、民族、考古和设计等多学科综合知识结构，对采集到的图像资料进行考察、检索和比较分析。以历史发展的时间为主要线索，把同一时期的不同地区与同一地区的不同时间分为两大方向进行阐述，揭示广府华侨华人服饰的演变规律。广府华侨华人在不同的社会角色与社会地位所表现出来的精神观念、审美情感都有很大的差别，借此入手能正面地揭示广府服饰文化的文化内涵。最后分别对男性、女性、儿童的服饰特征进行逐一分析，通过对广府华侨华人服饰变迁的梳理，阐述华侨的服饰形象，揭示广府华侨华人服饰的地域特色与艺术特征。
广东省属海外投资企业社会责任特征与改进对策研究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培育和洗礼，我国逐渐培育出了一大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日益加深，这些企业开始走出国门，到海外开拓市场，开展跨国经营。在这个过程中，伴随着产生了环境保护、员工权益保护、安全生产等方面的企业经营风险，这些问题给我国企业乃至我国政府都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而如何规避这些问题，实现我国企业在海外市场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共赢，树立我国企业和政府的良好形象是我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课题。 　　本文以广东省属海外投资企业社会责任为研究对象，梳理了国内外学者在企业跨国经营中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的研究文献，制订了针对广东省属海外投资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状况的调查问卷，分析了广东省属海外投资企业的基本情况，分别从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经济责任履行现状、生态环保责任履行现状、员工责任履行现状、社会公益责任履行现状五个方面对广东省属海外投资企业社会责任的整体现状进行了详尽的调查，归纳总结出了广东省属海外投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基本特征:1.社会责任意识良好;2.经济绩效有待提高;3.履行社会责任的形式多样化;4.履行社会责任的内容更加完善;5.履行社会责任由被动遵循到主动融入;6.社会责任管理体系建设稍显滞后;7.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有所欠缺。并给出了广东省属企业在未来进行海外投资，开展跨国经营时，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的改进对策。 　　本文在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从企业社会责任的角度切入，分析广东省属企业海外投资企业社会责任的现状，针对其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的不足给出相关建议，为企业在未来履行海外社会责任时提供了有效的理论指导，并具有可操作性和现实意义，丰富了国内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理论，拓宽了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研究的领域。
我国石油企业海外投资风险研究

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跨国投资领域已经成为各国经济竞争的主战场。然而由于各个国家之间存在着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等各方面的差异，导致我国石油企业海外投资存在着较大的风险。而这些风险又具有客观性、共存性、多样性和复杂性等特点。所以对于我国石油企业海外投资来说，海外投资的风险识别、评价与控制就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我国石油企业海外投资起步虽然较晚，但发展迅速。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我国石油企业在进行海外投资时出现的问题也较多。投资失败的案例远多于成功的案例，致使这些投资都失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国石油企业在对外投资项目上缺乏有效的风险评价和控制。 　　在现有的风险管理理论的基础上，本文构建了石油企业海外投资风险研究的分析框架，具体包括石油企业海外投资的风险识别、风险评价以及风险控制三部分，旨在指导我国石油企业海外投资风险研究。 　　本文首先对风险进行了识别，将我国石油企业海外投资面临的风险和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并具体分为政治风险、经济风险、技术风险以及文化风险，在此风险识别基础上，开展了风险评价部分的研究。通过建立多因素阶梯模糊综合评判模型对风险因素的影响程度及其大小进行量化分析。 　　针对我国石油企业海外投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本文提出从建立海外投资风险预警机制和提高石油企业应对风险能力两方面进行风险规避。建议加强对东道国政治环境的研究与评估、调整融资和投资方式、建立完善的科技管理体制、实施“本土化”的经营策略等方面防范和规避石油企业海外投资风险。
海外投资项目财务风险评价研究——以中国通信建设T项目为例

在政府鼓励“走出去”的大前提下，越来越多的企业进入海外市场，与国内工程相比，海外大型通信项目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需要科学的应对项目财务风险。本文尝试对中国通信建设T项目进行财务风险评价，使其在稳定的运营环境中顺利运行，也为以后企业海外项目的发展提供可供参考的模式。 　　本文在现有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对比了德尔菲法、风险度评价、层次分析法等多种财务评价方法，选取了层次分析法分析对T项目的财务风险进行研究。首先分析T项目的三大风险来源，构建层次分析结构，然后确定评价隶属矩阵，进行一致性检验，确定风险指标的权重，最后进行综合评价。分析出在项目所涉及的宏观、中观、微观等诸多方面引起的风险中税务风险、政治风险、国家政策风险、缺乏大局观念导致的风险这四种是对项目影响比较大的财务风险。针对这四种主要的财务风险，在项目进行过程中应该减少项目实施中的税务负担，学习当地法律、制定紧急预案，组织相关财务人员培训以及积极跟随国家政策来规避这些可能给项目带来经济利益损失的风险，让项目的进程始终处于受控的状态。
21世纪初中国与中东关系研究(2001-2012)

21世纪以来，中东局势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发动了两场战争，伊朗核危机牵动了大国博弈，“阿拉伯之春”引发了持续动荡，巴以冲突时有发生，中东和平进程时断时续。美、俄、欧等世界主要力量的中东政策也相应变化调整。中东在中国外交战略中的地位日益加强，成为中国政治上的战略依托、海外能源最大的供应地、经济合作的重要伙伴和反恐的重要合作对象。在“和谐世界”理念和全方位外交政策的指引下，中国改变了上个世纪90年代对于中东的“整体超脱、局部参与”的状态，转而实行“适度介入，全面交往”的政策策略，以更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和介入了中东事务:提出了“和谐中东”战略构想;通过任命中东问题特使推进中东和平进程;在阿富汗战争中支持美国反恐;在伊拉克战争中斡旋反战;参与伊朗核博弈;“阿拉伯之春”发生后在安理会毅然行使否决权。中国与中东的交往呈现全面深入态势。与埃及、沙特等大国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与地区组织的关系也进一步深化，构建起了“中国—阿合作论坛”等双边合作机制。在贸易、劳务、能源、技术、人文等领域与中东的合作不断加强，民间交往日益增多。习近平总书记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构想，为中国与中东关系的发展赋予了新内涵，提高了中东与中国的利益关联度。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必将在互动交往中影响自身和世界。
智慧物流与综合交通协调发展研究——以山西省为例

2013年，“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贸易理念的提出在中国转型经济的发展蓝图上增添了一个新的发展起点。这一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落地实施促进了各行各业贸易量的增加，进而扩大了中国物流服务的需求量、提高了对综合交通承载能力的要求。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物流引入了“智慧”概念，智慧物流在中国开始建设起来。伴随着智慧建设的开展，世界经济迎来了“大数据时代”，中国综合交通必须进行现代改造以适应时代发展的脚步。结合经济发展的需求，必须协调好智慧物流与综合交通的发展关系。 　　为了能够对智慧物流与综合交通的协调发展现状作出清晰的定位，本文首先对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文献进行了整理，大致了解了世界智慧物流与综合交通的研究现状、研究进度。其次，通过对智慧物流与综合交通实际发展情况的描述，本文对中国的发展情况进行了初步定位:中国智慧物流与综合交通的发展都徘徊在初级阶段，同时，管理体制与目标的不同、市场监管与培育的缺乏、系统内外运营能力的欠缺、配套设施系统的不完善以及科研与信息化建设的较低水平等现实因素限制了智慧物流与综合交通在中国的进一步协调发展。再者，为了进一步提高定性分析的可信度，本文建立了智慧物流与综合交通协调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了协调发展度计算模型，利用主成分分析法，以山西省为例对智慧物流与综合交通的协调发展度进行了计算，模型计算结果显示，山西省的协调发展度逐年提升。最后，综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分析结果，本文提出了促进智慧物流与综合交通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本文的研究不再局限于对智慧物流或综合交通发展过程的单方面分析，而是通过二者运行过程中的联通之处，将二者的发展结合研究，从新视角对现有内容进行研究分析是本文的创新之处。希望本文的研究能够对国家的经济发展或是山西的经济转型有所提示。
我国工程机械企业跨国并购研究——以三一重工并购普茨迈斯特为例

近几年，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现象频发，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关注的热点，中国目前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并购发达国家企业的重要力量。在我国的众多企业中，制造型企业正面临着转型，中国政府鼓励制造型企业“走出去”，加快推进企业的国际化进程，使我们国家由制造大国转变为制造强国。然而，因为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的步伐才开始不久，经验尚浅，导致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的成功率并不高。因此，深入研究我国企业进行跨国并购的案例，具有现实意义。 　　本文以三一重工收购普茨迈斯特的案例为主线，简要介绍两个公司的发展历程，主要从三一重工的角度分析并购过程、并购动因以及整合策略。接下来重点分析并购绩效，从市场层面产生的并购效应以及企业层面产生的并购效应两个视角进行分析。市场层面首先评价了并购给企业带来的市场份额效应，随后采用事件研究法分析并购后所产生的交易绩效，评价此次并购是否给股东带来财富效应，是否提高企业价值。企业层面采用财务指标法对并购后的整合阶段进行分析，评价此次并购是否给企业带来长期的绩效增长。最后总结三一重工并购普茨迈斯特的经验，并从并购过程和后续整合两个方面有针对性的提出建议，优化我国工程机械行业跨国并购的策略，为我国工程机械行业进行跨国并购提供帮助。 　　通过案例研究，得出以下结论。三一重工收购普茨迈斯特的动机如下:获取先进的技术，获取海外销售渠道，获取知名国际品牌，产品互补，获取规模效应。并购整合方面，三一重工选择了共生型整合方式，进行了战略整合、产品整合、人员整合与文化整合，三一重工坚持循序渐进地进行整合，而不是强制输出自己的企业文化理念，保持了普茨迈斯特经营与管理的独立性。并购绩效方面，市场层面，通过并购实现了企业规模迅速扩张，增加了股东财富，企业的价值得到提升;企业层面，三一重工2009-2013年的各项指标显示，此次并购两年内效益难于突显。但是此次并购符合三一重工的国际化战略，而且基于目前我国的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工程机械行业前景尚好，存在协同效应发挥的潜力，因此，收购还是有价值的。最后，通过三一重工并购普茨迈斯特这一案例，对工程机械行业跨国并购提出了如下建议:制定清晰明确的并购战略，选择合适恰当的并购目标，制定完善全面的整合计划，以及重视中介机构的作用。
基于LPS和BIM的建造执行系统的研究与应用

我国建造企业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有着成熟的经验和技术，在国际市场上也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在国家政策和资金的支持下，“一带一路”将进一步打开国门，为我国建造企业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我国建造企业如何充分发挥成熟的施工技术和经验，做到更好更快更精，向管理要效益，既是十分迫切与必须面对的一个课题，也是形成富有特色的建造管理理论的机会。然而，在实际应用中，由于管理人员无法准确及时地掌握施工现场的真实情况，同时，施工现场的工作人员也得不到切实可行的施工作业计划与施工作业指令，致使无论是最后计划者系统(Last Planner System，LPS)还是建筑信息模型(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BIM)都难以对建造过程起到真正的管控作用。 　　为解决建造企业的计划和施工现场执行之间的信息断层问题，本文基于精益建造、LPS、BIM和制造执行系统(Manufacturing Execution System，MES)等的相关理论综述，对建造过程管理信息化的现状进行分析，指出建造过程管理信息化存在的问题，并对LPS和BIM进行集成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建造执行系统(Construction Execution System，CES)的理念。此外，通过对建造执行系统的界定，指出其在建造企业中的定位，明确其总体需求和功能需求，从而构建出基于LPS和BIM的建造执行系统总体模型，对系统的业务流程进行设计，并从功能视图、过程视图、信息视图和技术支撑视图四个角度对系统的体系结构进行了系统论述。 　　最后，通过建造执行系统在上海中心大厦工程项目中的应用，从功能模块设计、技术架构、与BIM的集成、与LPS的集成四个方面阐述了上海中心大厦建造执行系统的实现，并对系统的运行界面进行了描述，此外，通过应用效果分析验证了建造执行系统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基于LPS和BIM的建造执行系统的提出为解决建造企业的信息断层和信息孤岛问题提供了有益思路，对提高我国建造企业的工程管理效率和建造过程管理信息化水平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