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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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研究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面对新环境、新机遇、新挑战及新要求，需要在经济结构调整中，以技术的不断创新加快培育经济发展新动力，促进我国整体经济水平的提高。当前知识经济迅速发展，技术创新日新月异，国内外竞争激烈，更是让技术不仅成为一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同时成为了一国能否在国际竞争中确立优势并获得强大综合国力的决定力量。然而在开放的经济环境带动研发全球化的背景下，一国（地区）的技术进步不单单取决于本国的R&D支出，即本国的技术自主创新，而且取决于在开放的经济大环境中所获取的其他国家R&D研发投入存量的溢出，即吸收的海外R&D资本溢出大小。在20世纪90年代，一些学者证明了“逆向技术进步效应”的存在，随着经济和R&D研发全球化的纵深发展，逆向技术进步效应在现实的海外直接投资中不断凸显，欠发达经济体向发达经济体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某些发展中国家甚至开始专门到发达国家技术密集地区进行兼并重构、设立R&D研发机构，以获取东道国R&D资源溢出促进母国技术进步为目的。近年来，中国海外直接投资中对发达经济体直接投资增长较快，据商务部统计数据，2013年末对发达国家投资存量为937亿美元，较上年提升了0.5个百分点，进一步根据2015年《中国经济回顾与展望》，2014年中国海外十大并购案中仅有1宗涉及矿业交易，并且9宗都发生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可见，对发达国家或地区直接投资逐渐受到中国海外投资企业的青睐，并且获取技术目的性增强。 　　基于此，本文在定义TSFDI前提下，选择美国这一科技高度发达的经济体进行研究，在分析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现状及相关研究理论梳理的基础上，首先依据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计算出表示中国技术进步的TFP，再根据Coe和Helpment(1995)贸易溢出模型，采用Philip Bodman以GDP代替固定资本形成额的LP模型，估算出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获取的逆向R&D研发溢出大小，进而建立检验中国对美国这一东道国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大小的实证计量模型，得出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每增加1％，可以使中国技术水平提高0.045％的结论，可见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中国技术水平的提升，至少证明对美国这一发达经济体直接投资存在逆向技术进步效应，并且显著，为此在文章最后就如何提高中国吸收对美国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能力的问题在最大发挥“二次创新”能力、增强R&D直接投资、培育本国竞争力强的跨国公司等方面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期为中国企业对美国或其他发达国家直接投资提供建设性参考。
我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研究

技术进步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与企业增强竞争力的核心要素，自主研发、吸引外资、对外直接投资(OFDI)与进出口是推动一国技术发展的重要途径。自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保持平稳增长，直至2014年，我国首次实现对外直接投资的金额超越吸收外资金额，中国已经由一个传统资金流入国转变成一个净资金流出国，这也标志着我国OFDI进入一个“新常态”，我国取得国外先进技术的方式由传统的“引进来”这种被动的形式转变为直接投资拥有先进技术的发达国家，对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相关研究也日益收到学者的重视。 　　理论研究方面本文从OFDI对母国技术水平的促进角度研究母国的吸收能力，探讨了OFDI逆向技术溢出吸收的四个途径。其次实证检验部分通过扩展C-D生产函数中OFDI项与选取相关因素项目的交互项系数的显著性与大小检验促进OFDI吸收能力的因素。 　　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十分显著。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市场开放度、经济结构等对于吸收能力的提升有重要作用，研发水平对于吸收能力的提高作用不明显。最后针对实证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了提高我国吸收能力，促进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吸收能力的政策建议。
建立中俄蒙自由贸易区的相关研究

我国新一轮对外开放迫切需要扩大开放内容，转变开放形式。在全球经济贸易格局重构的世情下，以及我国经济发展转型的攻坚时期的国情下，迫切需要中国进一步在深度上和广度上扩大对外开放，扩大开放内容，转变开放方式。在中国十七大会议、十八大会议、十八届三中全会、十八届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当中，重点强调要把建设自由贸易区作为国家发展战略，实现我国新一轮深层次对外开放。2014年，习近平主席与俄罗斯总统普京(Putin)、蒙古总统额勒贝格道尔吉（Tsakhiagiin Elbegdorj）进行首次元首会晤时，就关于“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布局构思进行探讨，并在思想上、行动上达成了高度的、统一的“打造中俄蒙经济走廊”共识，为实现中俄蒙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机遇。中蒙俄存在着很强的经济互补性，目前来说，中俄蒙之间的贸易潜力和合作空间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挖掘，实现中俄蒙区域经济一体化能够有效地释放三国的贸易潜力。建立中俄蒙自由贸易区能够更好地发挥三国各自的比较优势，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本文的研究内容大致包括五个章节: 　　首先，阐述近年来国内外关于中俄蒙区域经济合作以及建立中俄蒙自由贸易区的相关研究文献，并对其进行评价与借鉴。其次，阐释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相关理论基础，以及后人的发展及延伸，主要包括经济一体化、大市场理论，显性比较优势和贸易互补性等。然后，具体有条理地针对中国、俄罗斯、蒙古之间的双边贸易中发展进程进行整体分析，然后再具体分析三个国家各自的进出口贸易结构特征，另外要着重分析中国与俄罗斯、中国与蒙古之间的双边贸易结构所具备的特征。第四，一方面，从政治邦交等宏观条件和具体经济投资合等围观条件来具体阐述建立中俄蒙自由贸易区的有那些可行的现实基础;另一方面，通过构建中俄、中蒙之间的贸易引力模型(The Gravity Model)对建立中俄蒙自由贸易区进行必要的实证分析。最后，对建立中俄蒙自由贸易依然存在问题和障碍进行讨论，基于此提出建立中俄蒙自由贸易区针对性政策措施。
中国金融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分析

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的主要趋势，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与中国金融市场全面开放，中国金融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日益成为理论界研究的焦点。金融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直接关系到投资主体、区位分布与进入模式的选择，对未来中国金融服务企业进一步“走出去”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以中国金融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为研究对象，在整个研究过程中，贯穿采取了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论文首先在综合阐述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基础上，多个层面分析了金融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驱动因素;然后结合中国金融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状况及特点，总结出驱动中国金融服务业“走出去”的主要动因，并通过具体数据和统计软件将这些动因量化，从而找出具体哪些因素驱动着中国金融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 　　本文通过研究发现，利润驱动型、客户追随型、学习驱动型、成本驱动型是中国金融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普遍动因，而市场驱动型、竞争驱动型这两大动因在中国金融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中体现的并不明显。这一结果既体现了金融服务业服务实体经济的共性，又体现了中国金融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处于起步阶段的特性。最后，在综合考虑中国金融服务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与实证分析结果，文章分别从大型金融服务企业和中小型金融服务企业两个维度，给出了中国金融服务业未来如何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意见和建议。
会计师事务所内部控制问题研究——以ZXY会计师事务所为例

2007年5月，中注协颁布了《关于推动会计师事务所做大做强的意见》，为我国会计师事务所的发展提出了明确的战略目标:用5至10年的时间，发展培育100家左右具有一定规模、能够为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提供综合服务的事务所，在此基础上，发展培育10家左右能够服务于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提供跨国经营综合服务的国际化事务所。事实表明，近年来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发展迅速，正在逐步实现做大做强的目标。截至至2013年年底，我国会计师事务所数量已经超过8000家，整年度全行业实现业务总收入563.21亿元;前百家会计师事务所业务总收入接近350亿元，超过全行业收入的百分之六十，在这之中，业务收入超过1亿元的事务所有46家，超过5亿元的事务所有15家，超过10亿元的事务所有11家，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以及国内的“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收入额均超过20亿元。 　　本文以ZXY会计师事务所为例，重点分析ZXY会计师事务所内部控制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结合内部控制五要素，提出具有可行性的建议。希望通过研究，能够改进和完善ZXY会计师事务所内部控制，提高其经营效率，提升事务所的企业价值，并以此作为会计师事务所内部控制研究的一个典型，为其他会计师事务所提供借鉴。
国际化背景下的商业银行跨境人民币业务研究

随着中国经济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中国企业的生产经营不在局限于单纯的国内贸易或者国际贸易，生产经营模式日趋复杂和多样。随着中国经济在国际经济舞台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国际贸易投资的计价方式也越来越多以人民币为单位，这将为促使我国银行业加速国际化发展的脚步。这对我国加速建设开放式的经济模式和加强我国银行业面对国际金融冲击能力都有不可磨灭的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加速建立其全方面的开发模式的开放型经济模式，加大我国金融业的开发程度，这是对我国银行业在建立国际化和提高服务能力是一种更大的挑战。 　　在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人民币在国际货币充当角色也越来越重要，中国与国际投资与融资，涉及到跨境结算，资金综合管理的需求日益凸显。面对外资大型跨国银行集团凭借长期积累的资本优势，中资商业银行加快推进国际化进行和全球系统建设的要求也日趋急迫。通过跨境人民币业务的发展带动，可进一步促进中资商业银行的国际化进程，拓展优质客户资源，提升资产负债规模、增加中间业务收入，提升综合竞争力，实现国际化经营的跨越式发展。同时，借助商业银行的全球化发展进程，中资企业的跨国经营规模的不断增加，人民币跨境使用规模、业务品种也将不断规范和完善，从而也促进了人民币国际地位的提升。 　　本文基于人民币国际化的大背景，论述了人民币跨境经营业务的发展历程及实施现状，通过分析跨境人民币业务与我国商业银行国际化战略的关系，得知我国商业银行必须重视推广跨境人民币业务国际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同时，以实际案例出发，分析通过跨境人民币业务的操作，揭示该产品为商业银行及我国“走出去”公司所带来的实际收益。
中国企业对非洲石油行业投资风险问题研究

21世纪之后，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中最大的经济体经济发展很迅速。同时，中国国内的石油需求量飞快增长，比起中国国内的石油需求，中国的石油供给赶不上石油需求的增长速度。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企业纷纷走出去，到非洲石油行业进行投资可以弥补中国国内的需求空缺。本论文利用文献研究方法和通过比较研究法，分析和研究中国企业对非洲石油行业投资现状和其过程中产生的风险。此风险主要有三个方面的风险，政治、金融、监管方面的风险。政治风险是由于东道国的政治环境和执政党的交替等各种政治环境以及政策对企业所造成的损失。金融风险是由于企业的经营活动环境，比如利率市场、证券市场和企业投资战略所带来的公司的资产贬值和升值的风险。监管风险是东道国的法律监管和企业内部监管的变化所造成的风险。本文列举了中苏之间的石油项目合作案例，在案例分析的基础上，归纳出中国企业对非石油投资时的风险产生的原因。其原因是主要由接受投资的国家的政治、金融和监管环境的不完善、不稳定、不规范所造成的。最后，论文提出了中国企业面临的政治风险、法律风险和监管风险的应对建议和措施。中国政府跟非洲政府签署多边协议和保持友好的外交策略来避免政治风险。同时，中国企业依靠国内的比较完善融资机构保证企业足够的资金链，而且培养国际型人才避免金融风险的所造成的金融风险。中国企业跟当地的中国使馆的有关部门进行沟通来充分了解非洲的监管法律才能避免监管风险引起的损失。这样可以提高在非洲的中国企业的投资回报率。
老挝与中国双边贸易问题研究

区域经济一体化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趋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程度不断的提高，东盟各国也都意识到加强彼此之间以及与区域内国家之间经济合作的重要性。中国作为东亚区域内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过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经济实力已经具备相当的规模，已成为带动区域经济乃至全球经济快速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并且中国开始加快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与东盟建立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同时，提出“建立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并开始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老挝和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山水相邻的友好邻邦，两国地缘相邻，文化相近，双边经济贸易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由于受中国的影响，老挝选择了渐进式经济转型模式，经济增长速度高于革新开放以前，但老挝经济转型绩效没有中国经济转型绩效显著，因而只有不断提高经济转型绩效，逐渐扩大与周边国家特别是中国的经济合作，才可能使老挝的经济加快发展这是老挝革新开放的未来方向。加强老挝与中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和跨国区域经济合作，不仅有利于老挝经济转型和发展，也有利于推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和该地区的区域一体化进程。 　　本文以比较优势理论、要素禀赋理论和产业内贸易理论为基础，分析老挝与中国双边贸易发展现状及特点，并对老中双边贸易发展进行实证分析，找出老中双边贸易发展的优势与劣势，机遇与挑战。同时分析老中双边贸易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就这些问题提出解决的措施，以期促进老挝与中国优势互补以及双边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希望本文对老中双边贸易发展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我国需求结构演进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持续均衡的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目标之一。经济结构不合理是造成2010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下滑的主要原因。当前我国经济结构不合理的根源在于需求结构不合理，具体表现为经济增长所面临的需求约束。在我国所处“三期叠加”的转型时期，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成为首要任务。 　　当前理论层面虽然已有关于需求及需求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共识，但仍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一是对于需求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多集中于静态下的总量分析，而对于动态下的结构研究较少，对需求结构演进与经济增长机理的研究不足。二是对于需求结构演进自身而言，当前并没有一个普遍被接受的标准去评价需求结构演进均衡与否。同时，在实践层面，对于我国需求结构演进规律是否偏离了需求结构演进一般规律的讨论以及我国需求结构演进对经济增长实际影响的研究仍显不足。基于上文分析，本文做了如下创新: 　　(1)针对需求结构演进与经济增长机理研究的匮乏，本文首先基于需求结构视角扩展了AD-AS模型，推导了需求结构变动对AD曲线的影响。继而本文按照一经济体发展过程中的产品供需状况将其划分为“供小于需”和“有效需求不足”两个阶段。在供小于求的阶段，经济体的实际产出等于潜在产出，经济增长不受需求结构约束;在有效需求不足时期，经济增长受到需求约束，需要调整需求结构促进经济增长。其后本文基于需求结构互动的视角扩展了有效需求不足时期，需求结构约束背景下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 　　(2)针对当前并没有被普遍接受的标准去判定需求结构演进均衡与否。本文首次界定了判断需求结构偏离程度的指标体系，主要分为总量指标和结构指标两类。与此同时，由于经济体的唯一性，本文并未界定需求结构失衡是否的具体标准，而是仅仅比较需求结构偏离的程度，通过对比分析和历史比较，分析了我国在国家层面的需求结构偏离程度。 　　(3)针对优化我国需求结构的路径，一是本文初步界定了消费升级的概念，认为消费升级不仅仅是消费结构升级，而是在需求结构中，随着消费需求地位的上升和消费与投资的互动发展，消费者选择消费品到消费品转化为效用过程中，消费结构、消费方式以及消费理念的升级，并提出基于消费升级视角下优化我国需求结构的路径。二是为了增加农村居民消费，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本文初步阐述了城乡消费互动的理论来优化优化我国需求结构。 　　本文所做的研究和得出的结论如下: 　　一是总结和分析需求结构的总体演进规律和不同维度下的演进规律。在选择投资率(TIR)、消费率(DCR)、净出口率(NER)、消费投资比(RCI)、外需内需比(EDC)五个分析指标基础上，本文首先分析了所有国家需求结构演进一般规律，继而选择国家的发达程度、区位差异和国家规模为分指标，探究不同维度经济体的需求结构演进规律。 　　二是基于需求结构演进促进经济增长的机理和演进规律，探究当前我国经济增长需求动力的选择和需求结构失衡的程度。首先基于国家规模、经济增长阶段和二元结构作为主要分析维度，认为从国家规模来看，我国依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有其必然性;从所处的发展阶段来看，我国处于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的转变期;从二元结构来看，我国的农村消费更能拉动经济长期增长。继而借助计量模型，分析我国的需求结构偏离程度，得出结论:在国家层面，我国存在较严重的需求结构失衡。具体而言，我国在1979年-1996年间存在较为明显的总需求与总供给失衡，在1997年-2012年间，我国需求结构存在明显的失衡。 　　三是基于EBA计量模型定量分析我国需求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敏感性。本文的EBA模型分别选取实际消费拉动率、固定资产拉动率以及净出口拉动率为3个指标为核心变量，选择消费投资比的变化率、外需内需比的变化率为目标变量，选择农村居民纯收入的变化、城市可支配收入变化率、基尼系数的变化、储蓄率的变化和物价水平的变化作为条件变量。实证分析后得出结论:消费投资比的变化率对经济增长不具有抗干扰的“稳健性”显著影响，而外需内需比的变化率对经济增长具有抗干扰的“稳健性”显著影响。同时发现，外需内需比的变化率(EDR)是经济增长的正的“稳健性”影响因素，表明外需内需比的增加会促进经济的增长，也就是说，外需在拉动经济增长上相对于内需更加具有效率。 　　四是在上述研究基础上，本文指出优化我国需求结构的重点集中于增加消费贡献率与提升外需增速上。具体而言，通过消费升级、新型城镇化以及”一带一路“战略增加我国消费率与提升外需增速，优化我国需求结构。
中国不锈钢出口贸易困境及对策研究

近些年，随着不锈钢消费需求的不断增加，中国不锈钢产业迎来了飞速发展的时期，我国也从不锈钢净进口国转变为净出口国。国内不锈钢项目的盲目扩张使得国内不锈钢产能严重过剩，中国不锈钢企业急需通过出口消耗过剩的产能。然而，受原材料制约、产品品质差及进口国为了保护国内不锈钢产业而采取的种种保护措施等影响，中国不锈钢出口贸易的扩大步履维艰。 　　本文通过对近十年中国不锈钢产销数据和出口数据的分析得出中国目前产能已经严重过剩，但中国不锈钢的出口比重仍比较低。通过对我国不锈钢出口贸易中面临的问题如原材料价格受进口限制、中国不锈钢企业的国际认知度低、国际贸易摩擦不断增加、出口钢种结构不合理及产业结构不合理进行深入分析后，提出了相应的改善措施:推动兼并重组，形成产业集群;调整出口钢种结构，提高出口产品附加值;调整出口战略，避免贸易摩擦;规范不锈钢出口市场秩序;积极扩展海外矿业投资，实现成本自控，海外投资建厂实现产销本土化。文章希望能对我国不锈钢出口贸易的扩大和可持续发展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
中国工商银行海外并购分析

中国工商银行自2006年成功上市以来，在世界金融市场上一直占据着领先地位，但一方面随着国内金融市场的逐渐饱和，另一方面国际金融机构不断海外扩张，占据海外市场，迫使中国工商银行必须通过“走出去”战略来扩大自身的市场规模，增强自身在国际上的领先地位，同时学习国际金融机构的先进理念，保持与时俱进。因而本文通过研究中国工商银行的海外并购行为，说明海外并购对工商银行的绩效、经营效率以及股东财富的影响。同时通过分析工商银行在防控风险和制定金融战略方面的经验，从而为中资银行的海外并购提供一些可行性建议。 　　本文在对工商银行海外并购行为分析的过程中，首先回顾关于银行并购的国内外文献，然后结合理论分析对工商银行的海外并购动机、战略以及现状做了具体分析;其次利用“股权收益率模型”对工商银行并购绩效做具体的实证分析，同时结合“案例分析法”和“业绩比较法”对工商银行在并购前后资产质量以及风险防控能力方面作对比，来说明海外并购对工商银行的作用和影响。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工商银行采取控股权的并购方式、并购目标的选择方法、并购之后的整合以及风险防控措施使得其在海外并购之后的绩效、经营效率以及股东财富普遍好于并购之前，说明了工商银行的海外并购取得了很大成功，其并购行为对中资银行的海外扩张也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选择的研究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制度可以看作是由“引进来”和“走出去”两方面的重要内容构成。改革开放的30年中，中国在引进外资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并且在理论方面也研究出许多外商投资的理论成果。随着引进外资的速度步入平稳阶段，中国资本输出即将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主流投资方式，中国企业首先将会面临对外直接投资模式选择的重大课题。本文的研究目的就在于为中国企业选择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提供一个合理的分析思路和分析框架，丰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模式选择理论，帮助企业在面对投资模式选择时做出正确的选择。 　　本文在理论研究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分析的基础上，对影响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模式选择的因素提出研究假设，通过收集2009年至2013年间采取过新建投资或跨国并购的中国企业的45家境外子公司的相关信息和数据，应用SPSS19.0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并且通过Logistic回归分析法检验影响因素对对外直接投资模式选择的作用程度。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企业规模较大的企业偏好选择新建投资的进入模式;母国与东道国的文化差异越大，企业越倾向选择新建投资;东道国具有较高的经济水平，企业适合采取跨国并购的进入模式;企业成长率和研发投入对企业进入模式的选择不具有显著影响。最后，本文为中国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进入模式选择时提供几点对策和建议。
企业内人才流动对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以华为企业为例

本文将分别从公司、产业和国家三个层面阐述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路径，对人才流动机制下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分析人才结构转换前后研发成果的变化，从中发掘“人才流动”这一因素对“逆向技术溢出以及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基于实证分析的研究成果，本文将从企业与政府两个层面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从企业层面而言，加强国际化研发、采用并购或收购方式弥补企业技术空白、制定公司技术标准化以便捷人才技术交流、精简研发人员。从政府层面而言，积极引导企业走出去、鼓励和引导企业进行海外研发和海外投资、加大企业人才培养的扶植力度。 　　通过对华为公司近些年人才流动的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人才流动是通过逆向技术溢出的路径去影响逆向技术溢出;在人才流动机制下，东道国的人力资源水平、投资母国的人力资源水平以及跨国公司中人员的本土化水平也将会影响逆向技术溢出;从人才流动的结果来看，华为公司内部的人才流动的确催生了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人才流动对逆向技术溢出和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人才流动能够促进企业整体研发水平的提升;能够协助企业完成收购并购活动，实现产业布局;能够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实现产业升级，提升整个行业的技术水平。
我国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研究

当今世界经济环境复杂，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起步相对较晚，且目前处在蓬勃发展的上升期。国内在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方面的研究并不多，我国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研究意义重大。 　　本文选择三种研究方法对我国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进行研究，首先运用定性分析研究对我国现阶段投资区位存在的问题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为了更直观的将影响我国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进行分析，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选取我国从2004年到2013这十年间对英国、美国、德国、日本等具有代表性的发达国家的投资流量数据，选取东道国GDP、发明专利授权量和服务业发展水平等六个变量，对区位选择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然后采用规范研究和案例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选择我国高新技术行业中的华为公司作为代表，分析一路以来的区位选择路径，为我国进行技术获取型海外投资的企业提供相关经验借鉴。第三种分析方法是归纳和演绎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华为国际化的历程，从特殊到一般，结合我国现阶段行业和企业特点，为我国企业进行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提供相应建议。 　　本文首先结合国外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理论和国内外研究综述作为理论铺垫，接下来对我国企业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的现状和问题进行分析，重点进行技术密集型行业和技术密集型区域的区位选择研究。此后，对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从东道国和母国两个方面展开，为了使研究结果更完善，选取了我国对十个发达国家近十年间的数据展开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东道国的服务业发展水平、研发能力和治理水平对区位选择有着较为显著的影响。为了更全面的研究我国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对华为对外直接投资的成功经验进行详细阐述，华为在起初阶段是向周边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在积累了一定的投资资本之后，向发达国家投资获取先进的技术，提升企业整体的技术水平和国际竞争力，通过分析华为的国际化历程，为我国企业现阶段对外直接投资指明方向。 　　根据以上的研究得出相应结论，在投资区位选择方面，要有针对性的向发达国家或地区的高新技术领域投资，通过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来学习东道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成熟的管理经验。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要考虑东道国的法律制度、文化环境和经济环境，其制度支持和法律保护对投资有不同的影响，进行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时，要考虑向法律制度健全、文化环境与我国有渊源或类似、经济环境较为完善的地区进行投资，这样的投资区位选择能够帮助企业的投资获得更加有效的收益。 　　最后本文从企业层面和政府层面对我国投资区位选择提出了相应的建议。企业应制定较为完善的战略规划，充分考虑区位投资的影响因素，通过学习型的投资与东道国企业达成合作，增加研发方面的投入，尽量做到投资本土化，一方面加强不同文化间的相互融合，另一方面也要加强母公司和东道国分支机构之间的联系。政府要做到掌控全局，对我国企业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进行指导，为企业对外投资提供财政税务和外汇方面的支持，并通过建立完善的国内立法来保障我国海外投资的顺利展开。
中国民营企业跨国并购问题研究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跨国公司竞争的加剧，跨国并购已经成为企业规模扩张的主要形式，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走出国门，企图通过跨国并购实现自身的战略目标。民营企业在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显，许多民营企业具备了跨国并购的能力，成为跨国并购大潮中的一员。与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具有产权明晰、机制灵活等特点，且受政府干预较少、自我发展意识和竞争意识都比较强，相对来说海外投资效率要高于国有企业，近年来成为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的生力军。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民营企业在跨国并购的过程中还存在许多问题。本文主要通过对中国民营企业跨国并购的现状以及跟欧美等发达国家的企业进行对比，通过SWOT分析指出中国民营企业在并购过程中的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提出民营企业跨国并购的对策建议。 　　文章一共分为六章，第一章是研究目的、背景和意义，第二章是相关概念的界定和理论基础。第三章对中国民营企业跨国并购的现状进行分析，第四章运用SWOT分析方法对中国民营企业跨国并购的优势、劣势、机会和挑战进行分析，第五章对中国民营企业的跨国并购同欧美等发达国家企业的跨国并购进行比较，从国家法律环境、跨国并购战略导向及动机、跨国并购行业等方面进行比较，试图找出中国民营企业与欧美等发达国家在并购方面存在的差距和不足。第六章针对中国民营企业跨国并购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从企业层面和政府层面两个方面进行分析，政府应当从体制和法律法规方面给予企业支持，企业也应完善自身，促强补弱，增强国际并购的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