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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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普辉公司跨文化冲突诊断及其化解

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进程的不断深入，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深化，我国的投资环境亦日趋完善。在众多优惠政策的吸引和经贸合作带来的好处的示范作用下，大量的外商在华进行了合作投资。由于不同国家的价值取向存在着差异，合资企业内部的不同文化又相互交叉影响，来自不同国家的经理职员之间在经营目标、经营理念，沟通方式等方面存在冲突，从而产生内耗，使合资企业经营管理效率低下，企业绩效较差，竞争力下降，甚至导致企业合资经营的失败。作为中加合资企业，南方普辉公司也面临上述困境。 　　首先阐述本文研究的背景、意义、目的及梳理国内外研究成果，然后对中国与加拿大文化特点及管理模式进行对比分析。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利用调查问卷方法研究南方普辉公司跨文化冲突，总结其跨文化冲突主要表现在:价值取向、经营理念、经营管理、制度文化及沟通障碍五个方面。根据南方普辉公司跨文化冲突管理的现状，进而分析其跨文化冲突产生的原因。最后，提出南方普辉公司跨文化冲突的化解策略:建立跨文化管理机构，重视跨文管理;充分利用国家文化差异，相长补短;构建融合的企业文化，树立一致目标;建立沟通机制，减少文化误会;加强文化培训，促进文化认知;实施管理本土化。
书乐进出口有限公司国际市场营销策略优化研究

全球文具市场容量巨大，且需求连年增加。但国际文具市场发展极不均衡，国内外文具厂商竞争激烈，整个行业呈现机会与威胁并存的局面。中国是世界文具制造中心，每年有大量文具出口，国内的得力、晨光、乐美等知名文具企业都已走出去且拥有了自己的海外营销网络。为适应当前国内外文具发展趋势，以及匹配书乐集团综合文具服务商的角色定位，书乐进出口公司需要明晰自己的海外发展战略方向，制定有效的国际市场营销策略予以应对。 　　文章首先阐述了国际文具行业的发展现状，梳理了国内外有关国际市场营销的理论研究，理清了文具行业的发展现状及发展趋势。接着通过客户满意度调查、客户投诉分析以及内部员工访谈，找出了书乐公司国际市场营销存在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知己知彼。由此，文章运用PEST模型、波特五力模型和企业资源能力分析法对书乐公司国内外环境进行了评估，得出了书乐公司自己的优劣势与外部的机会威胁。接下来结合STP营销理论，对国际文具市场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进行了市场细分，结合上述内外部环境评估，明确了书乐的目标市场，并进行了市场地位。接着以各目标市场为切入点，从贴牌与品牌业务两方面，提出了相对应的创新营销模式，并给出模式实施的具体策略，以期解决营销问题，提升海外业绩。 　　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书乐公司应该主打多品类选择、低价、质优、有交期保证、没有最低采购量的性价比组合优势，加强技术创新，网罗海外营销人才，积极扩大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贴牌业务，保持在东南亚、南亚的品牌优势，积极开发中东、非洲、南美洲的品牌业务。
经济发展与文化价值观变迁

近三十年来，随着世界经济的迅猛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化，同时对各国的政治稳定及产业结构升级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在当今世界的舞台上，有些国家的经济发生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而另一些国家却一直停滞不前，为什么国与国之前会产生如此大的差异？经济学家们原来一直把这些差异归因为经济政策不一样或技术水平不一样，但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证明。我们很容易发现，即使发展初始条件相似的两个国家，如中国和朝鲜，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之后，人民生活水平上的差距却变得如此之大，一个国家已经基本实现了现代化，而另一个国家却依然在温饱问题上挣扎。同样，一个国家内部的不同群体之间也会出现类似的经济信号。有些群体在经济发展行为上做得很好，而另外一些群体就在黑暗中徘徊。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如此不同的局面？ 　　很多经济学家都从“经济增长理论”产生的角度出发，进行不断地探索，开始认识到资本是重要的，接着认识到技术是重要的，再认识到制度是重要的。就像阿西莫格鲁在的他的著作中《为什么有的国家会失败:权利、繁荣和贫困的起源》所说的，国富国穷是由政治和经济制度决定的。然而这些答案并没有阐述到问题的本质，那么政治和经济制度又是怎么产生的呢？为什么有的国家可以制定出适合本国经济发展的制度，但许多国家却不能？如果单从经济和政治因素来解释这个现象已经显得软弱无力，因此很多学者把目光转向了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发现文化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性影响。文化是一个群体在一定时期内形成的思想、理念、行为、风俗、习惯、代表人物，及由这个群体整体意识所辐射出来的一切活动。由此看来，一个群体的文化就是一个群体的思想意识，即某一阶段时间内的文化价值观。所谓文化价值观，它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对好的文化的判定，另一个是对于不好的文化的判定。因此，研究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究其根源就是文化价值观对其经济发展的影响。 　　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价值观也发生了跨时代的变迁。有的国家价值观变迁的速度快，而有的国家却发生了价值观的滞后。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和思想家——茅于轼对中国的现状进行了阐述。自1979年至2012年以来，GDP的年均增长速度达到了9.86％，中国人享受了自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从未有过的和平发展的30年。这样的成就被全世界称为奇迹，在中国自己的历史也算是了不起的一段繁荣生长时期。可是从另一方面看，情况又糟糕得出奇。社会中各种冲突层出不穷，维持稳定已经成了当今的首要任务。很多人的行为都是以赚钱为指导，钱主宰了一切。缺少了一个牢固的判断是非的基础，让很多庸俗思潮乘虚而入。因此需要确立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形成经济发展和价值观变迁的协同。 　　另外，在以前的研究中，无论是经济学家还是社会学家，都是从经济增长的角度出发，研究文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但经济增长过并不等于经济发展。经济增长是以GDP为衡量指标，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史密斯·库兹涅茨1934年给美国国会的报告中正式提出，指在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中所生产出的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GDP是社会总产品价值扣除中间投入价值后的余额，也就是当期新创造财富的价值总量。”而经济发展除了经济增长，还包括经济结构的优化、全球化的程度、和政治稳定等因素。发展不等于增长，但发展必须以增长为基础。可以说，有增长不一定有发展，但有发展一定要有增长。很多学者混淆了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概念。他们所做的经济发展与文化的关系实际上探讨的是经济增长与文化之间的关系。综上所述，本文从理论与实证两个方面来探讨经济发展与文化价值观变迁之间的关系。 　　本文首先梳理的了有关价值观与经济发展的相关理论文献，在理论上探讨了经济发展与价值观变迁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本文对文化价值观变迁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做了短期与长期的实证研究，检验了文化价值观变迁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四个主要假设。 　　本文的第一个主题假设主要研究了文化价值观的度量问题以及文化价值观的聚类分析。首先，研究文化价值观的合理度量问题，本文的研究数据来源于世界价值观研究所(World Values Survey)与欧洲价值观研究所(European Values Study)针对全球40个国家或地区展开过文化价值观的社会调研，文化价值观的调研数据均采用了标准化问卷，问卷中的测量指标包含了每个国家或地区的信任、认可度、人口特征、移民平等性、女性平等权、民主、政府治理、社会资本、政治制度稳定、社会包容、环境保护和主观幸福感等因素。本文从几百个调查指标中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14个变量，对全球40个发达与不发达国家自1989年至2012年的价值观变量进行研究，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得到价值观的三个主要维度（即包容与信任价值观、认同与尊重价值观、民主与平等价值观）。通过K均值聚类分析发现有四种不同类型价值观集聚的国家，他们分别是新兴经济体、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转型国家以及危机型国家。然而它们在五个历史时期所产生的集聚现象并不完全相同。 　　在短期内，本文运用VAR模型的格兰杰因果检验实证测试了文化价值变迁的三个子维度（即包容与信任价值观、认同与尊重价值观、民主与平等价值观）要素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其中，经济发展的4个要素包括人均GDP(GDP)，全球化指数(GI)、政治稳定性指数(PSI)和产业结构升级指标(IND)，以检验是否存在结构性差异。实证结果显示，文化价值观的变迁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以下四种不同的因果关系模式。 　　第一种模式为双向因果关系，即文化价值变迁对经济发展有影响;反之，经济的发展也对文化价值观的变迁具有反作用。认同和尊重价值观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互动关系，在对别人的认同感越强、越被尊重的国家，他们的经济增长也越高;反之亦然。第二个双向因果关系体现在全球化与包容/尊重价值观之间，全球化与民主/平等价值观之间。当一个国家对外来人口或移民的包容性和尊重性越强时，就会吸引更多的劳动力、技术人才和海外投资进入到此东道国，从而推动了全球化进程。同时，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外来文化和新移民的涌入，也带来了多元文化的交流，也增强了人们之间的包容性与信任性。同理可得，民主与平等价值观在全球化进程中也发挥着同样的作用。 　　第二种模式就是经济发展引起了文化价值观的变迁。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升级将推动民主与平等价值观的发展，并增强人与人之间的包容与信任。政治稳定与全球化的发展更有利于推动国与国之间的认同与尊重。人均GDP的增加将导致居民生活满意程度的提升，来自富裕国家的居民将受到来自贫穷国家的居民的尊重。同时，居民懂得尊重他人，也是国家实现经济增长的必备前提。随着一国的全球化发展，外商直接投资必然增加，进而促进文化价值变迁，一方面，不同文化得以传播和普及。另一方面，不同种族与国别的居民之间的交流也必然增多，从而引致接受/信任价值和民主/平等价值的发展与变化。与此同时，随着人们接受的意愿程度越高，越愿意相信他人，对来自外国和其他种族的居民给予同等的机会，这无疑降低了东道国全球化发展的成本。 　　第三种模式是文化价值观的变迁也对经济发展具有推动作用。整体文化价值观的变迁会推动全球化的进程。另外，民主与平等价值观的提高有利于一个国家的政治稳定。人人都是国家的主人，都享有同等的权利，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法律和国家面前人人平等，没有特权等级的至上论，这就实现了国家和政党在民众心中的尊严，也让民众对国家更加信任，对整个社会和司法的公正更加认同，从而维护国家的稳定与繁荣。同时，认可与尊重价值观也有益于产业结构的升级。因为产业结构的升级在本文当中主要以从事第三产业的人口比重占GDP的比重为衡量指标，第三产业主要指服务业的发展。我们知道，在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占主导时期，人们主要是跟土地和机器设备打交道，但随着第三产业比重的提高，这种交流模式变成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如果人们之间的包容性和信任性增强，那么就会减少人与人之间的摩擦，对第三产业的发展更具有推动作用。 　　第四种模式是两者之间不存在任何因果关系。从文化价值观的总体来看，总体文化价值观与政治稳定性和产业结构升级之间都不存在因果关系。同时，文化价值观的子维度（包容与信任价值观）也与政治稳定性之间没有相互因果性。也就是说，在一个政治稳定性高的国家，不一定会增强人们之间的包容性和信任性，反过来，包容性和信任性强的国家，不一定这个国家的政治稳定性就高。比如说波兰、白俄罗斯、爱沙尼亚等东欧国家，虽然他们大部分人信仰天主教，有着对他人的高度包容性与信任性，但还是没能逃脱国家政党解体的厄运。因此说，高度的包容性和信任性并不一定能对一个国家的政治稳定性具有推动作用。 　　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加入了教育(EDU)与城镇化(URB)作为控制变量，其中教育是指接受高级教育的注册人数占总受教育人数的比例作为量化指标，而城镇化的指标是指居住在城市的人口数占总人口的比重。本文利用面板数据进一步对经济发展与文化价值变迁之间的长期效应进行回归分析。主要得出以下研究结论:(1)经济发展的4个变量中，经济增长指标、全球化指标与政治稳定指标3个变量对总体文化价值观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产业结构升级对总体文化价值观虽然具有显著性，却是负向影响。随着人均GDP的增长，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从而增强了人们之间的认同感和对别人的尊重。那些低收入国家的人们对高收入国家的人们有更高的认同感与尊重性。这就为富裕社会和贫穷社会中这一基本价值观的差异提供了有力证据。(2)发展中国家的全球化发展可以吸引大量的国外企业和投资，不仅可以促进技术的沟通与合作，也可增加国民之间的文化传播，进而催生了国家之间的文化价值的转移。随着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不断扩大，他们的价值观理念也对东道国产生了一定影响，所以增强了彼此的尊重。(3)一个国家的政治稳定度越高，国家的安全程度越高，对国外企业与投资的吸引力越强，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当一个国家变得富强与繁荣时，他们在世界上就会得到更多的认可与尊重，也会得到世界上更多国家给予的信任。(4)但产业结构升级与文化价值变迁之间的关系显著为负。由于产业结构升级主要是指服务业领域，这一现象意味着服务业的发展对居民价值观的和谐产生了负向影响。本文研究发现，服务业中人们之间的沟通成本远远高于在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中人与物之间的沟通成本，并可能对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性产生阻碍。但从长期看，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前进，人们之间的尊重与信任日益增长，沟通成本将会逐渐降低，此时，产业结构升级对文化价值变迁的影响才可能转负为正，才会推动社会的和谐与发展。(5)经济发展的四个变量对文化价值观变迁的三个子维度产生的影响各异，但对总体价值观而言是具有着显著相关性。 　　经济发展与文化价值观变迁的协同发展将是社会和谐与稳定的关键目标。现代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是文化价值变迁与其他因素之间实现动态协调。第七章从以下三个方面对文化价值变迁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协同发展效应进行了分析和检验:一是时间序列的耦合发展，二是二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度，三是协同发展效应。文化价值变迁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都低于0.6，而二者之间的协同度大多为负。结果表明，在短期来看，大多数样本国家，经济发展与价值观变迁之间并没有协调效应，这是因为，文化价值观的发展速度与经济发展的速度在样本期间没有达到协调一致。然而，在某个时间段内，在一些高福利国家与某些“大政府”国家达到了动态均衡，说明文化价值变迁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协同发展需要根据具体国别环境进行调整。因此，不同的国家应采取不同的政策来对待经济发展与价值观的变迁，以此来达到长期的动态协同，维护国家的持续发展与稳定和谐。 　　同时，本文仅研究了文化价值变迁与四个经济发展要素之间的协同关系，然而经济发展包含了许多其他要素，如居民生活条件、城镇化、教育发展、技术创新、国家综合实力等。因此，只有当一个国家文化价值变迁与其整体经济发展环境相契合时，才可能实现二者之间的健康、可持续的协同发展，相应的文化价值也才能称之为和谐的文化价值观。 　　本文研究的主要创新如下:(1)本文首次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对经济发展与价值观的变迁进行了研究;(2)本文首次运用面板格兰杰因果检验对经济发展与价值观变迁的短期效应进行检验;(3)本文首次运用面板模型对经济发展与价值观变迁的长期效应进行检验;(4)本文首次发现在第三产业中，人与人的沟通成本大于在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中的人与物的沟通成本，这将迟滞价值观变迁的速度;(5)本文首次运用耦合模型、耦合协调模型以及协同发展模型对样本国家从1989年至2012年间的经济发展与价值观的变迁协调发展效应进行检验。在未来的研究中，将加入更多的经济发展变量到本文的模型中，进一步研究他们与价值观之间的动态协同发展的关系。
矿业资本海外投资安全分析

矿业资本海外投资安全分析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的风险有:政治、经济、金融、环保、技术等风险因素。矿业投资项目的决策是矿业投资中重要的一环。因此对矿业资本海外投资涉及的风险进行系统分析，以及对决策分析中所依据的评价方法进行研究，对于中国矿业企业海外投资做出合理的决策，减少投资风险，确保中国矿业资本海外投资的安全，具有一定的意义。 　　本文首先对矿业资本海外投资的风险因素进行了系统分析;针对具体项目本身，对于重要的敏感因素——矿产品价格，进行了价格预测的研究;然后，探讨了项目决策分析方法;最后介绍了矿业资本投资辅助决策系统。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利用群体智能算法，结合人工神经网络构建了矿产品价格预测模型，预测精度以及神经网络模型的泛化能力都较传统模型要好。 　　(2)从系统开发的角度出发，进行了软件设计流程的需求分析、系统设计分析，对主要功能进行了较为详尽的介绍，最后给出了系统在实际项目中的应用实例。 　　(3)系统分析了矿业资本海外投资中存在的风险因素，建立了基于G1变异系数法的铀资源项目海外投资决策模型，对铀资源项目海外投资风险评价进行了实例研究。
第十一届全国运动会男子三级跳远运动员三跳技术的运动学分析

男子三级跳远运动是我国率先进入世界先进水平的田径项目之一。它要求运动员在高速助跑的情况下，完成一系列相适应的技术动作。在整个动作的完成过程中，任何一个细节出现偏差都可能会导致全跳失败，所以它要求运动员必须要有良好的身体素质和较高的技术水平。 　　我国的三级跳远运动曾经一度辉煌，60年代初，田兆钟以16.58米的成绩位居世界第二位。但是，从近五届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来看，我国男子三级跳远却无人晋级决赛，与世界优秀三级跳远运动员的成绩有接近1米的差距。令人欣慰的是，在2009年第十一届全国运动会上，河北选手李延熙跳出了17.59米的好成绩，打破了尘封15年的亚洲纪录，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三级跳远运动的发展前景。 　　鉴于此，本研究通过文献综述、现场摄影、影片解析、数理统计等方法，以2009年第十一届全国运动会男子三级跳远前8名运动员为研究对象，将三跳中与运动成绩密切相关的运动学参数作为研究内容，以揭示我国优秀男子三级跳远运动员三跳技术的运动学特征。并将解析后的运动学参数与国外优秀运动员进行比较，找出我国运动员存在的不合理技术因素，从而提出可行性建议，以期实施最优化训练。研究结果表明: 　　(1)我国男子三级跳远运动员的克莱托指数偏小，主要体现在肌肉密度和绝对力量上存在差异。 　　(2)我国男子三级跳远运动员的绝对速度较世界优秀三级跳远运动员偏低，并且速度利用率不高。三级跳远的成绩主要取决于速度，所以不论是跑的练习、各种跳跃、力量以及技术等的练习，都应该注意速度要求，进一步改进提高速度的利用率。 　　(3)我国男子三级跳远运动员存在蹬伸用力方向掌握不准确;支撑腿退让性工作能力较差;起跳腿蹬伸力量不足，蹬伸乏力;弱腿起跳蹬伸的能力较差等问题。 　　(4)我国男子三级跳远运动员对三跳比例和节奏的掌控能力较差，过分强调第一跳距离，忽视了对跨步跳、跳跃阶段的水平速度保持。 　　(5)我国男子三级跳远运动员应加强上、下肢的专项力量训练，做到摆动幅度大，摆动速度快为训练重点。 　　(6)注重以全程助跑完整技术为主的训练，由完整技术到分解技术的训练方法有利于运动员自然、连贯、完整地掌握技术。 　　(7)实行“走出去，引进来”政策。引进国外先进训练器械，吸取国外优秀三级跳远教练员经验，制定符合我国运动员自身的训练体系。
国际投资中的间接征收法律问题研究

征收问题向来是国际投资保护领域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尤其是20世纪70、80年代以后，一种更隐蔽的征收方式——间接征收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由于间接征收与政府管理措施之间的紧密联系，使得政府经常被诉以间接征收而影响到政府正常的对外资的管理权利，不仅是发展中国家，而且发达国家也越来越多的成为被诉的对象，国家管理权因此受到严峻的挑战，从而引发了对间接征收，尤其是间接征收认定问题的争议和广泛关注。但是，关于间接征收的认定，国际条约中没有统一的规定，学者们的观点存在争议，不同仲裁庭对此也存在不同的仲裁实践，进一步导致了间接征收认定的不确定性。中国一方面作为吸收外资的东道国，需要有效行使本国的经济管理权以发展本国经济;另一方面又作为资本输出国，应当积极保护本国在海外投资者的权利。因此，间接征收认定相关问题的研究，对于完善我国间接征收相关立法、维护我国政府对外资合理的经济管理权、为我国海外投资者合法权利的保护提供理论支持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运用比较分析和案例分析的方法，通过对间接征收相关理论的论述，及对国际仲裁案例的实证分析，总结出认定间接征收的一般方法，并提出我国应对间接征收问题的相关法律对策。 　　本文除引言及结论外，共分为四部分。 　　第一部分论述间接征收的一般理论，包括间接征收问题的产生、实质及国际条约中有关间接征收的相关规定。间接征收是由一国政府采取的管理行为，虽然没有直接剥夺投资者的财产权，但其效果却等同于直接征收，使得投资者对其投资财产正常行使的权利受到影响。由于间接征收的方式与政府外资管理权极为类似，而对于间接征收成立与否又关系到各种利益冲突，因此，对于间接征收的认定问题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相关国际条约中对征收有具体的规定，但对于间接征收的直接规定则相对缺乏。 　　第二部分论述有关间接征收认定的理论争议，包括间接征收认定的三标准之争、辅助考虑因素、比例原则的引入。传统国际投资法学者们对间接征收的认定存在三标准的争论，分别为纯粹效果标准、目的标准、效果和目的兼顾标准。比较而言，效果与目的兼顾是较为合理的一种认定间接征收的标准。从仲裁实践来看，各仲裁庭对间接征收的认定也各有特点，分别从不同角度进行判断，如对投资者财产的干涉程度、政府行为持续的时间、投资者合理依赖、政府具体承诺。另外，传统行政法中的比例原则被引入国际投资领域，为认定间接征收的认定提供了具体的方法。 　　第三部分论述间接征收认定的一般方法。通过对前述问题的探讨，作者总结出在认定间接征收时可供考虑的几个因素，包括:财产范围的确定、政府经济管理行为的目的及影响、政府的经济管理行为与投资者由此承担的责任是否成比例、间接征收的界定权属、对征收的补偿问题。 　　第四部分以我国签订的国际投资条约及国内立法中关于间接征收的相关规定为基础，提出我国应对间接征收问题的法律对策。作者提出，我国有关间接征收的相关法律中应限制对投资保护的范围，以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关于促进和保护投资的相关协定为标准考虑间接征收认定中的各个要素，积极构建有利于本国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并对间接征收的补偿条款进行完善。
晋南地区农村人口生育意愿转变及影响因素分析——以运城市临猗县为例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的贯彻落实，我国农村居民的生育意愿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男尊女卑、养儿防老、传宗接代等传统思想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本文主要研究他们生育意愿转变的因素。 　　第一章，导论。这部分主要阐述文章选题的背景、相关研究综述、研究目的及意义、相关概念的界定、理论综述、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研究地点说明。 　　第二章，样本的基本情况。本文的研究主要以运城市临猗县三个村为例，进行问卷调查。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500份，回收495份，回收率为99％，有效问卷492份，有效回收率98.4％。本章对本次调查的样本从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家庭收入等几方面进行了基本的概述。 　　第三章，调查结果及影响因素分析。这一章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从经济、职业和受教育程度三方面分析关仁村、东程村、赵村三个村子人们生育意愿的转变。第二部分是从经济、职业和受教育程度三个方面来进行实证分析。 　　第四章，结论与建议。家庭经济条件、职业和受教育程度是影响人们生育意愿的主要因素，家庭条件好的人希望少生孩子，更多的倾向于生一个孩子，同时对孩子的性别没有太强烈的要求;家庭条件不好的，大多数人都希望生育三个孩子及以上，同时对性别的要求很强烈，必须要生男孩;家庭条件中等的人，则更希望生育两个孩子，能生个男孩更好。职业为农民和工人的人群中，大多数倾向于生育三个孩子以上，并且对男孩的偏好还很强烈。职业为干部和其他的人群中，大多数倾向于生育一个孩子，并且对于孩子的性别没有要求。从受教育程度看，文化水平在初中以下的人中，大部分人倾向于生育三个孩子及以上，并且希望生男孩，文化程度在高中以上的人中，大部分人希望生育一个孩子，并且觉得生男生女都一样，都是自己亲生的，这和他们的受教育水平有很大的关系。最后提出自己的建议，即大力发展生产力，积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及养老事业的发展;增加就业岗位，鼓励农村居民走出去;积极发展教育事业，促使更多的农村居民接受教育。
武术文化与武警军营文化建设的有机融合研究——以武警海南边防总队为例

背景和意义:2010年，公安部下发了《公安边防部队基层文化建设三年规划》，这是根据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加强军队基层文化建设的精神制定的一个指导性文件。《规划》指出:“要充分挖掘传统文化资源的潜力。”在此大背景下，把武术文化与军营文化建设有机联系起来研究，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和实践应用价值。 　　研究目的:挖掘和发扬民族传统体育武术文化的社会价值，把武术文化深邃的思想内涵与军营文化建设紧密联系起来，在理论上、思想上、实践上为促进军队基层文化建设和提高指战员整体素质发挥积极作用。不但可以使武术文化发扬光大，而且给军营文化建设注入新的内容，对树立军人“忠诚于党，热爱人民，报效国家，献身使命，崇尚荣誉”的核心价值观，起到追根溯源、一脉相承的推动作用。 　　对象和方法:以武警海南省边防总队文化建设及其指战员为对象，通过在武警海南省边防总队一年的实践调研，运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系统观察法、数理统计法、逻辑分析法等方法研究。 　　研究结果:(1)武术文化与武警军营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是基本一致的。(2)武术文化与武警军营文化彰显“尚武精神”是相同的。(3)武术文化中的“重义轻利”思想，可以成为武警军营文化的价值取向。(4)武术文化中“自强不息”的精神，能够转化为提升部队战斗力的精神力量。(5)武术文化中的“贵和竞争”原则，不但是部队“尚武”文化的辩证法则，而且是落实我国防御性国防政策的思想基础。(6)武术的行为文化技击和套路非常便于融入军事训练。(7)武术文化和武警军营文化“内外兼修”的方法是一致的。 　　结论:(1)武术文化融入武警军营文化是可行的。(2)武术文化融入武警军营文化是必要的。(3)研究结果具有普遍意义和实用性。(4)在研究领域上有拓展和创新。(5)本次研究只研究了武术文化与武警军营文化在内容上融合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可行性。但对具体实现二者融合的方法、步骤、形式未有较深入的涉及。有待以后进一步研究。 　　建议:(1)从理论上进一步讨论研究武术文化与武警军营文化相融合的方法、步骤和形式。(2)从理论研究阶段向具体实施阶段发展，并在实践中总结完善这一理论。其实，武警军营文化中已经具有了武术文化的特征，只是需要主动地发现和引起足够的重视，将武术文化的作用最大化，推动武警军营文化的建设和发展。借着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军队基层文化建设的暂行规定》和《公安边防部队基层文化建设三年规划》的东风，建议各军兵种特别是武警部队，因地制宜，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广泛而深入地开展武术文化进军营活动。这项活动不仅仅是简单的练几套拳，而是在习练武术的过程中，吸纳武术文化的精髓，感受和体会“国学”、“国术”、“国医”所蕴涵的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精神，把武术文化的核心理念和武警军营文化的核心价值观紧密结合起来，在战士训练体能、耐力的同时，增强民族自豪感，树立爱国为民思想，在保卫国土、经济建设、维稳维安中建立新功。
广告跨文化传播中的本土化策略研究——以可口可乐为例

自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允许国内企业走出国门办企业以来，我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已经走过了三十多年的历程。在这三十多年中，中国企业通过自身的摸索和对国外企业的学习借鉴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发展了如中国的海尔、TCL、健力宝、格兰仕等一批全球性品牌，但是从整个全球市场的经济发展看，我国企业目前还明显处于劣势地位。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我国企业走出国门的时间比较短，还处于初级阶段，在进行跨国跨文化传播和交流的过程中，由于对各国和各民族的生活习惯、语言、风俗习惯、道德和法律等方面存在的差异不是很了解，从而不可避免地会在广告跨文化传播中产生矛盾，其结果就导致我国的一些品牌很难真正融入到国外的市场中。与此同时，我们又发现一些国外的知名跨国公司通过迎合我国消费者的需求和采取本土化的广告策略而占领了中国的市场，并且对我国本土的企业产生很大的冲击。面对这一情况，研究中国品牌跨文化广告传播中的不足以及应采取什么样的传播策略才能使得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中取得迅速发展和提高，就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以广告跨文化传播理论为基础，以可口可乐的广告传播为例，分析了可口可乐在我国不同的阶段所采取的不同的广告策略，同时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探讨了可口可乐是如何在广告跨文化传播中运用这些策略的，以及其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在对可口可乐在中国市场的广告策略分析的基础上，针对我国企业在跨文化传播中的现状，分析和发现其不足，提出适合我国企业进行广告跨文化传播的策略:选择适当的产品名称、规避当地的政策和法规、了解目标受众的文化习俗，合理利用文化资源、适应文化教育程度、“陌生化”与“本土化”有效的融合、利用当地的方言、合理利用“议程设置功能”理论、利用独特的销售观USP说，这对我国品牌进行广告跨文化传播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法律制度研究

二战后，随着经济的复苏和国际关系的解冻，国际经济合作成为世界趋势。WTO即反映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要求。与此相对应的另一个国际经济合作形式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由于其存在地缘、政治、经济等优势，且因参加国较少，容易协调相互间利益等有利因素，越来越为世界各国所重视。参加区域经济组织成为一国融入世界经济，谋求对外发展的重要途径。上海合作组织由中国倡导成立，在解决安全和信任问题后，成员国一致同意将议题逐渐转移到经贸合作方面。在此背景下，笔者对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展开研究，以期为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提出对策，为促进该地区经济合作的发展，尽自己的微薄之力。 　　本文除引言和结论，共分为四部分。 　　第一部分阐述了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的概念和法制建设现状。首先，分别阐明了上海合作组织和区域经济合作的概念、性质及其法律地位。其次，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分析了该组织经济合作法制建设现状，并指出了存在的问题。 　　第二部分论述了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的法律基础。用综合分析的方法，论证了建立和完善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法律制度的国际法和国内法基础，以期为之提供法理依据。 　　第三部分对世界上其他区域经济组织的法律制度现状进行考察。用实证研究和比较分析的方法阐述了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东盟的法律制度，并对其进行比较分析，探讨了其对建立和完善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法律制度的有益启示。 　　第四部分对建立和完善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法律制度提出建议。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分析上海合作组织及其成员国的历史和现实情况，提出对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进行法制建设的必要性。并从目标、模式、原则、组织机构、决策机制、具体法律制度和争端解决机制等方面对建立和完善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法律制度提出建议。
重庆市乡镇卫生人员培训现状分析及对策研究

目的:立足于重庆市乡镇卫生人员培训现状的现场调查情况，深入研究其素质状况、培训需求及满意度，分析需求和满意度差异及影响因素，为做好乡镇卫生人员培训工作，提升其医疗技术和综合素质，稳定农村卫生人才队伍、制定基层卫生政策和管理框架提供参考意见。 　　方法: 　　1文献研究 　　通过检索维普、万方、中国知网(CNKI)等数据库，查阅、整理与分析相关书籍、调查报告、政府文件等文献资料，了解乡镇卫生院卫生人员培训相关的概念及理论、观点及措施、以及研究进展和发展趋势。 　　2定量资料分析 　　根据重庆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采取整群随机抽样方法，于2011年10月至2012年2月按重庆市“都市发达经济圈”“渝西经济走廊”“三峡库区生态经济区”三大特色区域经济的科学划分分别抽取了渝北区、永川区以及丰都县，各个区县再分别随机抽取8所共计24所乡镇卫生院对当天卫生院里所有上班的卫生人员发放问卷进行现场调查。现场调查使用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重庆市乡镇卫生院卫生人员培训现状调查问卷”，问卷内容主要包括四方面:调查对象基本情况、培训需求情况、培训满意度情况、总体评价及建议。现场由经过培训的调查人员发放问卷、指导填写并当场回收，共发放850份问卷，回收828份(回收率为97.41％)，经审核，其中有效问卷819份(有效率为98.91％)。 　　3定性访谈 　　根据本课题研究需要，明确访谈目的和所要获取的信息，自行设计半结构化访谈提纲，在征得调查对象同意后，进行个人深度访谈27人次，每人次访谈时间为15～20分钟，其中访谈各区县主管培训的卫生行政部门负责人3人次、乡镇卫生院领导12人次、乡镇卫生院职工12人次。访谈采取面对面、二对一的方式进行，其中一人访谈一人记录，访谈资料经过审核，在尊重原始信息的前提下整理、归类后提炼成主要观点和看法。 　　4统计分析 　　数据处理采用EpiData3.1软件建立数据库进行录入、整理及逻辑检错，运用SPSS18.0进行统计描述、Cmh检验。运用Excel进行图表制作，综合运用管理学、人口学、社会心理学等相关知识进行分析和评价。 　　5质量控制 　　正式调查前选取一所乡镇卫生院进行预调查，对问卷不合理条目进行了调整和补充，现场调查时问卷由经过统一培训的调查人员现场发放、指导填写并当场回收。问卷经审核整理后，由调查人员统一编码录入、分析处理。访谈过程采用一人访谈一人记录的方式，并且当天的访谈资料当天整理，避免隔天整理造成遗漏和遗忘，经过小组讨论、审核、验证和补充，最后形成主要观点和看法。 　　结果: 　　乡镇卫生人员综合素质不高，性别比和医护比失衡，学历和职称结构不合理。培训覆盖率不高(63.00％)，培训时间以为期1～3个月的短期培训为主(57.98％)，培训地点主要集中在区县医院(41.14％)，培训次数分布呈中间小两头大的特征，培训1次(33.33％)和≥5次(22.16％)较频繁，培训方式以医院技能进修为主(38.16％)，培训内容以岗位技能培训为主(35.46％)。采用Likert5点量表评分法，培训总体满意度水平不高(3.29±1.034)，介于“一般”与“较满意”之间，且更偏向于“一般”。三个区县满意度得分最高和最低的分别是永川区（3.34±1.017）和丰都县（3.20±0.996）。培训组织方式中，得分最高和最低的分别是培训地点（3.48±1.032）和培训内容(3.31±1.044);培训支持条件中，得分最高和最低的分别是师资水平（3.59±0.989）和费用承担(2.93±1.128);参训学员动机实现情况得分3.41±1.029。经Cmh检验，不同年龄组之间、不同文化程度之间、不同岗位之间、不同从业年限之间、不同人事关系之间满意度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人事关系之间满意度的差异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p＜0.01)。88.40％的乡镇卫生院卫生人员对培训有不同程度的需求。经Cmh检验，不同年龄组之间需求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岗位之间、不同从业年限之间、不同人事关系之间需求的差异均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p＜0.01)。 　　讨论与建议: 　　乡镇卫生人员素质不高且结构欠佳，培训覆盖率和培训满意度偏低，培训需求非常强烈。政府必须增加财政投入，建立健全培训机制，加强宣传教育，完善配套政策和措施;乡镇卫生院领导及卫生人员自身有必要提高培训意识，创造培训条件，编制计划并精心组织落实;大型综合医院要进一步强化对口支援;医药高等院校须为乡镇卫生人力培训提供优质师资保障。
从斯坦纳四步骤理论看葛浩文的翻译——以《生死疲劳》为例

作为译者，葛浩文为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立下了汗马功劳。国内目前对于葛浩文翻译研究主要研究其译本本身，或者单独研究葛浩文的翻译，忽视了其与科学翻译理论的有机结合，研究水平亟待提高。斯坦纳的阐释学翻译理论将翻译过程与阐释学理论有机结合，对于翻译理论的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基于以上几点，本论文选择用斯坦纳四步骤理论研究葛译版莫言小说《生死疲劳》，旨在做到翻译理论与译者实践的有效结合，科学研究葛浩文及阐释学翻译理论。 　　论文在总结葛浩文翻译观的基础上，对其和斯坦纳四步骤理论进行比较。通过对葛浩文翻译和斯坦纳四步骤理论的比对，论文得出两者之间相契合的结论。论文的重点在于用斯坦纳四步骤理论对于葛译版《生死疲劳》的翻译过程进行解释，通过信赖、入侵、吸收、补偿四个方面分别举出实例，论证葛译版《生死疲劳》翻译的科学性。通过用斯坦纳四步骤理论研究葛译版《生死疲劳》，论文得出葛浩文翻译具备科学性的结论。 　　论文在结语部分通过论证译者在跨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呼吁读者重视译者的地位，正确看待诺贝尔文学奖，以期为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献出自己的绵薄之力。
以大连港为起点的丝绸之路物流节点布局研究

随着全球经济化水平的不断攀升以及物流业的进一步拓展，物流节点在物流活动中的重要性日渐突显。伴随着2011年发改委为深入贯彻落实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而编制的《东北地区物流业发展规划》的出台，物流节点的布局问题逐渐纳入到我国的国家发展规划中。紧随其后，我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对中亚国家进行国事访问期间，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这一倡议，旨在为这条古老的商道注入新的生机活力，并引领欧亚大陆经济合作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大连港作为东北亚经济圈的中心港口以及我国面向世界的重要门户，具备发展丝绸之路的潜质，并能够在吸引日韩及环渤海等地区的优势货源的基础上，有效衔接丝绸之路上的物流节点，进一步拓展大连港至满洲里的铁路运输班列至俄罗斯、欧洲地区。 　　然而以大连港为起点的丝绸之路物流节点布局问题有别于其他物流节点的布局。从整体丝绸之路未来的发展方向来看，大连港将衔接东北与俄欧地区，因此有必要注入外贸、口岸等因素，同时还应充分考虑国家对东北地区物流节点未来的规划期盼。因此，首先本文在结合以往相关论文研究现状的基础上，根据以大连港为起点的丝绸之路特性，建立适合此线路物流节点布局的指标体系，并将指标体系分三大类，涉及物流节点的经济、设施及区位等影响因素;其次，为了剔除运算过程受主观性的影响，本文结合主成分分析法和熵值法对当前选取的物流节点的规模进行排序，对物流节点有了初步的认识;再次，文章用聚类分析法对物流节点进行分级，了解不同等级物流节点之间的差距和分类依据;最后联系运算结果和现实基础，对物流节点的布局进行进一步调整，力图使结果更具备可行性和有效性。
中俄界河水上溢油应急管理模式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中俄经贸合作日益增多，中俄界河水上经贸往来逐渐增加，而水上溢油突发事故也大量出现。我国在水上溢油应急管理方面起步较晚，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定较为滞后，尤其黑龙江地区地方性法律法规还不够完善，溢油应急管理模式存在不足。因此，研究并建立完善的中俄界河水上溢油应急管理模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首先对中俄界河船舶运输与水上溢油风险进行了分析，指出了我国在水上溢油应急法律法规方面的不足之处，对中俄界河的地理环境及可能出现的溢油风险事故进行了统计分析，阐明了溢油事故危害的严重性和深远性，论证了建立健全的溢油应急管理新模式的紧迫性。其次，对美国及加拿大等国的溢油应急管理模式进行了介绍，分析了其溢油应急管理模式的构架，对不同级别的溢油事故采用不同级别的应急保障体系进行响应。同时，介绍了我国溢油管理模式的现状，结合国内外溢油应急管理模式提出了中俄界河溢油应急管理模式存在的问题。通过对中俄界河溢油应急管理模式存在的问题及溢油应急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提出了建立溢油应急管理新模式的构架并指出了不同部门所起的作用，采用模糊评价方法构建了溢油预警评估的数学模型，根据专家打分和实际经验完成了模糊隶属度和权重指标的确定，对各界河江段船舶溢油进行评估。最后，利用Matlab软件进行了案例分析，完成了权重指标计算，并可适用于各种环境的变化。 　　通过本文的研究，根据我方给出的中俄界河溢油应急管理模式可对危险河段进行风险预估，对高危地区可进行重点预防，当溢油发生时可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抢险布控，将溢油影响降到最低。
新疆出口农产品冷链物流产业组织研究

近年来，中亚国家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居民的社会购买力增强，进口需求强劲，市场消费结构升级，但工业和农业发展基础设施薄弱，表现在供给不足的农产品，除棉花、小麦等少数农产品满足国内需求外，大部分农产品，特别是蔬菜、水果等新鲜农产品和加工农产品主要依靠进口供应，为新疆出口农产品进入中亚国家市场提供了极大的发展空间，成为新疆与中亚国家开展经贸合作的动力与潜力。而果蔬类出口其他国家的趋势也日渐明显，因此在出口农产品贸易额稳步增加的良好态势下，对于促进新疆跨越式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新疆出口农产品冷链物流的发展为贸易便利化又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 　　本文通过应用产业组织理论，结合国内外经济背景，以市场为导向，对新疆从事出口农产品冷链物流的行业尤其以企业为主，对其市场结构、企业行为、绩效进行了分析研究，通过因子分析法着重对其绩效进行评价，从而探讨影响新疆出口农产品冷链物流发展的问题，并尝试提出适合新疆自身的措施和建议。结合论文的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对新疆冷链物流产业的市场结构进行了分析，指出新疆冷链物流产业存在生产分散、集中度低的特征，尤其是第三方冷链物流企业发展缓慢，覆盖面小导致发展冷链物流成本过高，因而要大力发展第三方冷链物流。 　　(2)从行业结构来看新疆冷链物流产业目前未形成协同合作的良性关系，在合作方面尚未形成体系，没有形成联盟导致价格方面水涨船高而造成农民将果蔬采取冷链措施该想法实施起来慢，从而降低了订单的生成率。 　　(3)通过因子分析来对新疆从事出口农产品冷链物流的企业进行绩效评价，得出由于政府的大力支持和相应政策的带动下，一些龙头型农产品企业可以更好地发展冷链物流，无论在硬件还是软件上都可以更好地发展冷链物流，而代理型企业则发展较慢，因而更应该发展以龙头带动为主，大力发展代理型尤其是第三方冷链物流企业，从而长久地发展新疆出口农产品冷链物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