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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国外不少知名食品企业纷纷陷入经营困境,这给我国食品企业走出去提供了难得的机遇。现阶段中国食品企业正加快全球布局,通过海外并购实现战略目标。在已经发生的中国食品企业海外并购案例中,有成功也有失败。总的来说,目前中国食品企业海外并购风险较大,并购的失败率较高,而有效防范财务风险是其并购成功的关键因素。现有关于并购财务风险的研究成果虽然不少,但是以中国食品企业为对象来研究海外并购财务风险的却未发现。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提高我国食品企业海外并购财务风险防范能力,制定科学合理多样的海外并购财务风险防范措施,优化海外并购的效果,实现并购目标。<br> 本文以中国食品企业海外并购为研究对象,规范研究和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针对现阶段中国食品企业海外并购的现状、动因和特点,分析了中国食品企业在海外并购过程中所遭遇的各种财务风险,主要包括目标企业估值风险、融资风险、支付风险、汇率风险和利率风险及并购后的整合风险等,并重点对并购关键环节所涉及的财务风险进行深入分析,考虑了中国食品企业的特殊风险。然后结合双汇国际并购Smithfield这一经典案例,对财务风险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br> 通过研究,本文得出如下结论:1.为了有效防范海外并购财务风险,中国食品企业应建立系统的风险防范体系。2.目标企业规模偏大导致中国食品企业海外并购财务风险偏高。3.解决食品安全问题成为我国食品企业海外并购的重要推动力。针对双汇国际此次并购的经验和教训,提出了适合中国食品企业海外并购过程中应对财务风险的防范措施,为今后我国其它食品企业在海外并购时提供参考,增加其海外并购成功率,实现企业战略目标。<br> 本文首次以中国食品企业为研究对象,以食品安全为切入点,分析其在海外并购过程中所遭遇的财务风险,然后选用新颖案例,将理论与案例相结合,比较好地验证了论文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所以,本文的研究角度是新颖的,研究成果也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随着各国金融管制的逐渐放松和高新技术及电子化的普及,商业银行海外并购成为各国低成本国际扩张的重要手段之一。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后,实行“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政策。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为代表的国内银行业也开始了海外并购之路。如何通过海外并购拓展市场、提高绩效,对我国商业银行而言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和指导意义。<br> 本文选择中国建设银行(下称“建行”)并购美国银行(亚洲)(下称“美银亚洲”)为研究对象,围绕银行海外并购是否能提高绩效问题进行研究,即首先对商业银行并购的绩效理论进行归纳,包括交易费用理论、并购价值理论、效率理论及其三大子理论进行阐述,为归纳商业银行海外并购提供理论依据。其次,在介绍建行并购美银亚洲案例的基础上,还对两者并购之前的战略投资关系和并购的后续整合行为进行较为深入的剖析。再次从短期绩效和长期绩效两个方面对建行并购美银亚洲的绩效进行研究。其中,在短期绩效方面,本文不仅用事件研究法,分析了此次并购对股东财务效应的影响,而且引进了“软资产”的概念,分析了此次并购对建行整体短期绩效所产生的显性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虽然市场投资者并不看好本次海外并购事件,且合并商誉的减值使得净利润下降,但是显性的软资产仍然存在正向的经济效应,表现出一定的绩效潜力。在长期绩效方面,本文根据股东收益率和资产回报率的变化,将并购事件本身和后期的整合分为三个阶段进行分析,第一个阶段为2003年至2008年,为建行收购美银亚洲之前;第二个阶段,2006年至2008年,为建行并购美银亚洲之后到再次并购美国国际信贷(香港)有限公司;第三个阶段,为2009年至2012年,建行亚洲(美银亚洲后更名为建行亚洲)完成并购后续整合。根据各个阶段的不同特征和建行在各个阶段的整合行为,本文从其盈利能力、资产管理能力和风险抵御能力三个方面对建行亚洲的财务绩效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建行亚洲的综合财务绩效是呈螺旋式上升的,尽管整合前期绩效表现不尽人意,整合后期发挥出并购的协同效应,财务绩效较并购之前上了一个新台阶。因此,本文得出结论,虽然本次海外并购的短期绩效不佳,但是长期绩效令人惊喜,本次海外并购增加了股东财富,提高了银行绩效,是一次成功的海外并购。
在全球化时代,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不仅受到双边因素的影响,而且受到其它国家的影响,即存在“第三方效应”,中非的经贸关系也毫不例外。目前,非洲已经成为中国第四大海外投资目的地和十大贸易伙伴之一,而中国则已经连续五年成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尽管中国和非洲在双方经济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但是中非的经贸合作也受到了“多边阻力”的影响。大国之间围绕非洲丰富的能源、资源和广阔的市场三个领域进行着激烈的竞争,都企图在非洲大陆分一杯羹,但国与国的竞争过程中,既有冲突也有合作。<br> 本研究聚焦大国对非贸易与投资的多边影响,在实证分析中以非洲6个主要贸易伙伴国和投资来源国2003-2012年间对非洲33个国家的数据作为样本,对中国对非贸易与投资的时空变化特征、影响因素、以及国与国之间的交互影响进行了详实的分析。首先,本文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分析中国对非贸易与投资的时空演变过程,发现中国对非贸易与投资的规模和增长率表现出了显著的地区差异,而且全球金融危机对非洲的贸易与投资产生了负面的冲击。其次,与传统的OLS回归模型不同的是,本文运用了较为前沿的空间计量经济学技术手段,对中国对非贸易与投资的多边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中国对非贸易与投资存在显著的第三方效应,而且中国对非洲的直接投资可以确认为复合-垂直模式;基于影响因素的分析表明中国对非贸易与投资呈现出显著的市场寻求和资源寻求动机,非洲国家的经济开放度、制度因素和基础设施亦在其中发挥了作用;而且解释变量的空间滞后项也对贸易投资规模产生了影响,后者的影响表明了空间溢出效应的存在。再次,从大国对非贸易之间的交互影响角度出发,分析了大国对非贸易之间存在的竞争或互补效应,结果发现不管是进口贸易还是出口贸易抑或贸易总量均表现出互补效应;而基于动态视角的分析表明,这种互补效应在样本期间并未出现大的变化,大国对非的出口贸易互补效应要大于贸易总额互补效应,贸易总额互补效应大于进口贸易互补效应。采用不同的空间权重矩阵进行的稳健性分析表明,贸易与投资的空间相关仍然显著,本文其它的主要结论仍然成立。
我国近年来积极引进外资,吸引了大批有实力的企业来华投资,使我国本土企业在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借鉴先进管理经验的基础上,也能积极的“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从而培养了一大批有实力的国际大企业,提升了我国总体经济实力。然而,本文通过整理制造业数据发现,虽然我国制造业总体实力增强,但是随着吸收外资规模的扩大,制造业技术增速逐年放缓,特别是三资企业的技术实力有逐年下降趋势。基于以上问题,本文以国际生产组织安排的角度,来探讨FDI、外包对制造业技术升级的影响。<br> 本文通过收集整理制造业行业相关数据,采取经验分析方法与实证分析方法来探讨国际生产组织安排与制造业技术升级效应。经验分析发现,我国通过利用FDI、外包促进了制造业总量的增加,但是制造业却出现了“技术升级陷阱”。而实证分析则利用制造业八大主要行业2001-2011年的数据,通过构建FDI组织方式变量fdi/exp、外包组织方式变量out/exp以及其他相关变量,对制造业技术(ST)、技能(SH)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显示:(1)物质投入、入力投入、研发投入是影响制造业技术升级的三个主要因素,而FDI与外包组织方式通过物质投入来影响技术升级,对其他两个因素基本没影响。(2)制造业技能升级的实现主要是靠制造业本行业熟练工的数量与技术投入,而与FDI、外包无关。<br> 依据经验分析与实证分析结果,我国应当在继续扩大引资规模的同时,更加注重外资的质量,选择性的吸收外资,尤以关注高附加值环节与清洁能源行业为重点;此外,政府应当完善各种法律、法规,为外资的引入与健康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与市场环境,在吸纳外资的同时,应当更加注重本土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与人才的培养。
利用外资是我国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重要内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伟大实践之一。对外开放利用外资的30多年的历史,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加速期,在此期间,我国的经济制度、经济结构、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实力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也得到明显提高,初步实现了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利用外资格局。<br>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和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化,利用外资在发展过程中所遇到各种矛盾和问题逐渐凸显,向我国开放型经济提出了日益严峻的挑战。如何应对这种困难和挑战,加快转变我国利用外资的发展方式,全面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使我国利用外资事业朝着结构不断优化、格局不断拓展、效益不断提高的方向转变,积极推动我国利用外资走合理、平稳、健康的发展道路,是我们国家我们党必须面对与解决的重大战略问题。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四代领导集体善于从古今中外的思想家、政治家、经济学家那里汲取营养,在深刻洞察国内国际环境的同时,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将马克思经典作家的利用外资思想、中国三代领导人的对外开放利用外资思想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紧密结合起来,并积极借鉴发展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这些思想理论成为胡锦涛利用外资思想深厚的理论渊源。<br> 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认识真理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①。在对当今国际与国内经济发展态势作出准确把握和科学判断的基础上,胡锦涛同志主动结合中国利用外资实践的发展,提出了一系列内涵丰富、特色鲜明的科学发展策略。这是胡锦涛利用外资思想的核心内容,主要包括:第一,推进利用外资的科学发展;第二,创新利用外资的方式方法;第三,优化利用外资的战略;第四,坚持利用外资的原则;第五,完善利用外资的政策法规。这五个方面彰显了胡锦涛利用外资思想的开放性和时代性相统一、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继承性与创新性相统一、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等特点。<br> 胡锦涛利用外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对外开放利用外资理论在中国的新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的重要内容,对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利用外资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它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利用外资理论,调整和完善了中国利用外资工作的思路;大力促进和发展了中国“引进来”与“走出去”事业,此外,加快了中国自主创新前进的步伐,提高了中国经济安全的保障能力。
随着中国铝工业的快速发展,国内的铝土矿资源消耗迅速,保障年限已不足20年,国内铝业公司面临国内铝土矿资源严重短缺,铝土矿资源对外依存度逐年提高,议价能力低,抗风险能力小等严峻问题。如何保证国内原料的稳定供给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SD铝业公司是海外投资开发铝土矿资源的先行者,论文拟通过对其对外铝土矿投资策略的总结分析,为其他铝业公司提供借鉴。<br> 论文分为五个部分。前两章,论文回顾了国内外学者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研究动态,对中国铝土矿资源储量以及国外铝土矿供应国政策变化的影响进行了分析,阐明海外投资铝土矿的必要性。第三章,论文分析了中国铝土矿及氧化铝企业的发展现状及制约因素。第四章,论文分析了SD铝业公司海外投资铝土矿的动因及前提条件,说明SD铝业公司进行海外投资的必要性及必然性。第五章,论文从投资区域选择、投资方式选择、投资风险控制三个角度提出了SD铝业公司海外铝土矿投资的主要方法及实施策略。第六章,论文以斐济铝土矿项目为例,对SD铝业公司海外铝土矿投资的具体实施策略进行了全面研究。
21世纪以来,中央政府进一步大力倡导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中国企业面对国内市场的饱和趋势,也纷纷调整发展战略,把国际市场作为了战略选择的重点。基建企业作为基建市场的主力军,投身到国际的基建市场势不可挡,目前国际市场已经显示出“群雄逐鹿”的火热场面。但在实施国际项目的同时,面临的风险范围与种类比国内项目要更广、更多。各种风险因素其实就是隐形成本的发生点,项目的一次性与不可逆特性,决定了要实现项目的成本风险控制,就要树立价值工程概念,通过科学、细致的管控与评估,把风险要素发生率削弱甚至减至零,对项目成本控制起到决定性作用。<br> 本论文主要根据国际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风险进行了归纳与梳理,主要应用“鱼骨图法”确定项目成本风险中的核心控制要素,最后应用“挣得值法”动态控制模型,对项目的核心风险控制要素进行实时调整,促使风险要素发生率降为最低,从而有效控制成本风险。<br> 最后,本论文以巴基斯坦古杜热电厂747MW机组为例,通过在项目施工期间对现场各类数据的采集并应用到“挣得值”法中来,对项目成本风险进行分析与评估,从而降低了成本风险,提高了项目经济效益。
中国国有企业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主导力量,它们身上肩负着历史使命和重任,国有企业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开路先锋,国家经济调整政策的执行都,国有企业改革模式的探索者。中国国企改革的实质是寻求公有制经济基础与市场经济体制的最佳结合点。虽然国企已有巨大的改变和进步,但计划经济体制的固性依然束缚着国有企业的生产力发展,国企改革正处于向完全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现今的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内经济发展趋势调整,对国企改革提出机遇和挑战。<br> 经济一体化的深度发展和信息网络技术的普及应用,促使世界各国的经济更加严密地合为一体。为应对快速发展的经济形势和剧烈的市场供求变化,跨国公司纷纷进行组织变革以应对当今的形势和变化。企业组织结构进行改革,减少中间层,整体架构趋于扁平,以适应信息技术和高就自动化生产的需要。在“走出去”战略带动下,国有企业也不断进行组织结构变革以实现战略技术、市场和自身发展的需求,并取得初步成果,但这些成果不具有普遍可操作性和复制性,那么,国有企业组织变革的出路到底在哪里呢?<br> 中冶有色集团公司在被中冶集团兼并重组后,依然面临各种困境与,经过充分基础调研,中冶集团决定中冶有色集团公司实施整体搬迁,并以此为契机,对中冶有色集团的整个管理系统进行改造,本文研究的就是中冶有色集团公司的组织结构再造设计方案和实施策略,其主要方式为,以上市公司为载体,以信息网络化为手段,以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为理论基础,在中冶有色集团公司原组织机构内部实行企业内部重组、主辅分离、兼并整合等方法开展组织结构再造设计,同时采取中冶集团、省市政府、企业内部三方联动的配套措施确保方案成功实施。中冶有色集团公司组织结构再造方案以“简”、“变”、“创新”、“集中协调”为原则进行组织结构设计的。希望能为国企的改革寻找新的突破点和明确的方向。
随着国内经济的迅猛发展和全球化的不断加深,我国提出在今后的对外开放中,必须不失时机地实施“走出去”战略。把“引进来”和“走出去”紧密结合起来,更好地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要鼓励和支持优势企业逐渐扩大对外投资,开展跨国经营,通过建立海外销售网络、生产体系和融资渠道,促进企业在更大范围内进行专业化、集约化和规模化的跨国经营,加快培育我们自己的跨国公司。基于走出去战略的提出,如何进行项目融资管理是需要进行深入研究并实践的重要课题。<br> 项目融资作为国际金融市场的一个创新,为吸引私人和国际资本提供了更加灵活和多样的渠道,并为各国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随着国际上各种项目融资方式,如BOT、PFI、ABS等,在各个领域被广泛应用。项目融资管理被视为国际金融管理的一个独立分支,开始受到人们的广泛重视。<br> 本文以项目融资风险分析及控制的全过程为主线,对项目融资的概念、性质、特点以及组织和实施步骤都作了系统全面的阐述,并分析了目前国际、国内通用并流行的项目融资方式。以鞍钢与金达必合资开采卡拉拉铁矿项目为案例,详细地论述了在实施过程中有关项目融资问题的研究,包括投融资的结构及模式的安排,资金的来源等等,而这些问题基于鞍钢对项目风险的正确识别、评价、分析以及由此而采取合理的风险分担及动态控制措施,最终都得到解决。
宝钢国际化经营从1985年宝钢投产之日起以进出口贸易开始,到目前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国际贸易阶段、海外投资办矿阶段和海外办钢厂阶段。为顺应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加快和跨国经营的蓬勃发展、国际钢铁行业的发展潮流,2007年10月3日,宝钢集团与巴西淡水河谷公司(CVRD)合资组建的宝钢CSV钢铁公司(简称宝钢CSV)正式成立,标志着宝钢第一个海外钢铁生产基地建设项目的前期工作正式启动。同时也提出了以海外投资建厂的工程项目的国际化人才培养的课题。<br> 本文围绕宝钢巴西项目,从项目对人才的需求出发,通过大量的调查和研究,提出宝钢巴西项目人才能力要素,即:宝钢战略化能力、应用外语能力、跨文化沟通和管理的能力、项目管理的能力、国际商务能力、信息处理能力、国际市场运作能力和创新能力。并以现代职业培训管理理念、方案设计方法,以八大能力为目标,构建了宝钢巴西项目的培训总体方案。<br> 本文还就首批人员的培训就是以宝钢巴西项目人员培训总体方案为指导,针对学员的具体情况,编制出个性化和针对性强的实施方案。培训效果评估是培训流程中的最后环节,选择科学的评估方法将对整个培训项目的改进和提高起到实际的效果,本项目采用柯氏(Donald L Kirkpartrick)四级评估模式,根据宝钢巴西项目人员培训的特点,编制了一整套项目效果评估的测评表单,实施了较为完整的效果评估。本文最后给出了研究结论和未来展望。
随着中国汽车产业的崛起,中国汽车制造业已经开始从“引进来”向“走出去”过渡。国有自主品牌汽车制造商们纷纷将战略目光转向了海外。2008年至今,中国自主汽车品牌纷纷在海外建立了生产基地,通过各种方式将自己的产品投放到海外市场、参与海外竞争。由于地理位置与中国毗邻,且文化、历史等背景与中国渊源甚深。近年来,东盟汽车市场引起了中国汽车自主品牌制造商们的广泛关注。随着东盟经济的日益发展,其汽车市场的购买能力正在逐步提升,预计2012年东盟地区的汽车市场销量将达到250万辆,成为继中国和印度之后的亚洲第三大汽车市场。许多世界知名汽车制造企业已经将战略中心放置在这一区域。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华晨在东盟市场的未来既有机遇也有挑战。东盟这一容量巨大的新兴汽车市场能为华晨带来巨大的市场收益,但是东盟市场上激烈的竞争也是对华晨海外市场管理能力的一次考验。<br> 本文所要研究的内容正是基于以上背景。在制定企业海外市场进入策略时,一般要解决三方面的问题。首先,华晨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海外市场进入模式。这一问题是整个进入策略的基础,是华晨进入东盟市场的最基本形式。本文采用战略行为方法,从华晨进入东盟市场的战略动机和华晨的整体国际战略这两方面的因素出发进行东盟市场进入模式的选择。其次,针对由十个经济条件不一、市场规模各异的东盟成员国,如何分析和评价东盟十国其各自的汽车市场情况则是华晨需要研究的另一个问题。解决这一问题可以使华晨的资源得以有效配置,通过将核心资源配置在重点市场,从而提高市场进入的效率。最后,从价值链的整合者角度出发,在前两项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对比、整合东盟当地的汽车产业资源、重新布局华晨在东盟地区的价值链,从而完成华晨在东盟市场进入策略的制定。<br> 除此之外,为保证该市场进入策略的顺利实施,本文还从总体战略的匹配性、产品的适应性、组织结构的有效性和实施过程中的反馈与控制这四个方面研究影响策略顺利实施的问题。从实践角度出发,使本文的研究更具可操作性。
当今世界,拉美国家在适应经济全球化与政治民主化大潮的过程中,正以不断增强的整体实力地位,对全球事务的影响力越来越重大。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和海外利益的不断拓展,拉美地区在中国外交战略中的地位与日俱增。新世纪以来,中国同拉美国家的关系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政治互信不断增强,经贸合作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广泛开展,双方合作关系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拉关系已成为当前中国外交的一大亮点。不断推动中拉关系向深层次、多领域、全方位发展,是新时期中国发展同广大拉美国家关系的国家战略利益所在,研究中拉关系是新世纪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所需,具有全局性的战略意义和重大现实价值。<br> 本文主要对中国与拉美国家的发展历程、发展现状进行回顾与分析,进而对中拉关系的发展动因,即拉美国家在国际社会的重要地位以及中拉各自发展中的相互现实需要作了较为详尽的阐述,并进一步指出中拉关系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即拉美国家对中国崛起的疑虑、经贸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大国因素、台湾问题等,继而对未来中拉关系的持续健康发展作出几点战略性的探讨和研究,基于国际格局变动下的中国国际地位变化及其应有的对外战略转变,建立有效的政治磋商与沟通机制,统筹发展经贸关系,理性对待中拉关系中的大国因素,沉着应对台湾问题等,希望能对后续中拉关系方面的学习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作用。
本文采用理论与企业实际相结合的方法,以战略竞争理论、国际化理论、直接对外投资理论、价值链理论等为基础,综合国家宏观经济数据、汽车产业数据、出口贸易数据、航天汽车公司经营规划及相关产品产销情况等信息,以航天汽车公司国际化战略为研究对象,着重探讨了航天汽车国际化发展战略及目标市场的选择,航天汽车国际化发展战略实施应采取的保障措施等几个问题。近年来,中国汽车企业国际化经营战略开始从过去以出口贸易为主的方式不断升级,向以市场精细化运作、产品国际化创新为主的增长模式转变,加快对外输出资本和产业技术,中国的汽车产业正在经历一场引进来向既引进来又走出去的转变。<br> 在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瓶颈期,汽车行业进出口贸易持续增长的背景下,作为央企的航天汽车公司存在着产品结构不合理、国内专用车产业陷入低谷、出口市场尚未完全打开等诸多不利因素,论文着重分析了我国汽车产业国际化发展的现状,借鉴了福特汽车公司和中国重汽集团的国际化发展经验,进一步详细剖析了航天汽车公司总体发展规划和近期产业发展状况,得出了航天汽车参与国际化竞争的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等要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航天汽车国际化发展战略,即通过对尼日利亚等西非发展中国家汽车市场的需求分析,利用已有的出口途径和关系,合资建立专业的汽车进出口贸易公司,更好地对公司内部专用车、汽车零部件产品及其服务进行定制,满足目标国家市场的口味和偏好,来提高产品为目标市场创造的价值。未来通过市场占有率的提升和技术革新后可以逐步采取跨国经营战略,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建立分支机构和装配生产线,并对相关资源进行重组,以长期在该目标市场取得低成本优势。最后论文提出航天汽车为保障国际化发展战略的实施,应该采取设立专门的国际化经营组织机构、通过技术引进和自主创新等手段开展产品研发和升级换代、筹措必要的保障资金、吸纳和招用高水平经营管理和技术人才等措施。
在全球化背景之下,“中国电影”逐步扩展为一个更具包容性和文化意义的概念。从国家层面而言,中国电影也是中国向世界展示国家形象,传播中华文化,展现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载体。近年来,国内电影市场发展迅猛,无论从票房还是市场成熟度来看都显现出急速上升的趋势。但另一方面,中国电影的海外市场却并不稳定,并且有逐年萎缩的趋势。而随着中美电影新政的出台,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电影市场,在好莱坞更加强烈的攻势面前,应该思考如何更好的“走出去”,在展现文化软实力的同时,维护本土文化安全。<br> 而关于中国电影传播状况的指标,票房数据无疑使最直观的。其中北美市场不仅是全球电影市场的标高,也是对于中国电影来说最大的异质文化市场。因此考察北美市场票房数据研究中国电影的影响力极具说服力。基于此,本文将选取近十年在北美上映的中国电影票房数据和对应文本为研究对象,分为五章进行探讨。第一章阐明本研究的话语背景、研究目的、意义和方法。第二章首先界定本文探讨的“中国电影”范畴,并对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的“走出去”之路从总体战略、海外票房和获奖情况方面作总体梳理。第三章对2003-2013年在北美上映的中国电影票房数据做出分析,并发现功夫片遇冷和都市爱情题材电影回暖等问题。第四章从类型学方面探讨中国电影如何“走出去”的问题,通过分析在对外传播中较为成功的类型范式,寻求突破路径和解决方法。第五章从国产大片的角度分析传播经验,并借鉴其他国家成功的经验,展望中国电影的未来。<br> 本文的主要结论是,中国电影要想进一步提高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展现文化软实力,需要学习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在文本创作中本土文化与普世价值结合起来,展现本民族的文化理念与核心价值观。通过和其他国家合拍,学习国际先进的技术及制作理念,制作出符合文化差异性小,符合受众广泛期待的影片。同时,从国家战略的高度加强中国电影品牌的塑造,形成独树一帜的电影艺术品格和文化体系。加快完善电影产业链,加强海外营销环节的发展和后电影市场的开发。
从世界范围来看,电视节目已经进入模式时代。一些欧美国家的电视节目模式交易市场发展得比较成熟,形成了一条研发、生产、销售、经营的完整链条。中国电视节目模式交易也在这股世界大潮的影响下蹒跚起步。但就目前的现状来看,中国在国际电视节目模式交易市场上主要是作为买家的身份存在。这种趋势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而愈发明显。刚刚过去的2013年成为中国引进国外电视节目模式的井喷年。据不完全统计,这一年共有49个引进模式节目登陆荧屏。这些节目有的大红大紫,有的默默无闻。本文就这一电视传播领域的热门现象展开分析,以模式引进类电视节目为研究对象,分析在国际化语境影响下,海外电视节目模式引进的原因、现状,对中国电视节目生产、电视市场造成的影响,以及如何在引进中学习,以完成由学习到输出的中国电视节目自强之路。在纷繁复杂媒介环境下,中国电视节目的未来发展之路应该是:不仅要重视节目模式的引进,丰富和培养国内市场,更要打造原创的电视节目模式,积极参与国际文化产品交流。这既是中国电视市场长远健康发展的需要,也是在国际化舞台上实现文化产业市场价值、提高对外传播水平、提升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提升国家软实力的现实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