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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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价值分析——H集团并购海外M集团飞机租赁业务

2000年以来,在政府鼓励企业“走出去”的号召下,中国企业开始了海外并购的大潮。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增长减缓,一些国际著名大公司的资产不断缩水,这给综合实力不断增强的中国企业提供了一个布局全球市场的好机会。但是,由于跨国并购经验不足、投机心理过重等原因,中国企业在抄底海外市场的同时也承担了较大的风险。本文选取2009年H集团并购海外M集团飞机租赁业务的案例,试图以价值评估为主线,对该项目的并购价值和风险进行全面分析。 　　在引言部分,笔者主要阐述了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背景和现状,并对本文选题的目的以及研究的方法和思路进行了介绍。 　　第二章对非上市企业并购中常用的几种价值评估方法进行了简单介绍。本文结合案例的特征,分别采用账面价值法和自由现金流量折现法对并购目标进行了估价。 　　第三章到第五章是对案例的具体分析。首先,笔者从宏观的行业发展前景和微观的产业链整合价值角度定性地分析了该项目的战略价值；然后,使用价值评估模型对并购目标的价值进行了定量的评估；最后,从风险的角度审视了该项目,对项目中存在的风险进行了分析。 　　最后一章,笔者从价值增值的角度对H集团飞机租赁业务日后的发展提出了一点个人建议。
HY特钢集团的战略研究

本文采用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方法,对HY特钢集团的发展战略进行了研究,旨在促进该企业战略管理水平的提高,促进该企业又好又快的发展。近几年我国钢铁行业的竞争加剧,但特钢行业却处在高速成长的过程中。由于未来十二五国家向装备制造业的支持力度的增加,给生产高速工具钢为主的HY特钢集团创造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如何把握这种有利的市场环境并在这种有利的市场环境下迅速扩大企业规模,对HY公司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如何抓住着重要的发展机遇,保持国内市场领先的情况下进入国际市场,成为业内领先的企业,迎接各种挑战。 　　本文试图以战略管理的框架,对HY特钢集团目前所处的特钢行业进行系统的战略分析。基于对国内特钢行业的发展规律和趋势的认识,分析国内外的宏观环境、产业环境、政策导向和内部资源,制定中长期发展战略。其中运用了战略管理、海外融资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运营管理等工商管理课程中学到的知识,以作者掌握的第一手资料数据对HY特钢集团的优势与劣势,机会和威胁进行了分析。提出了HY特钢集团要迅速占据市场,必须采用增长型走出去的战略,从制度、人才、技术等方面制定能保障集团发展战略顺利实施的策略。希望这篇论文可以为相关的企业管理者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借鉴,并恳请提出宝贵意见。
中德企业跨文化商务谈判风格研究

从交际学角度来看,商务谈判本质上是谈判双方为了达成各自利益而采用不同交际策略进行交际的过程。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深入,各国之间不断加强经贸合作往来,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商务活动日益频繁,商务谈判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商事活动,文化因素对谈判活动本身的影响不可忽略,商务谈判越发频繁地构建在具有不同的思维方式、沟通方式、行为方式的主体之上,因而充满了不确定性和挑战性。 　　在跨文化商务谈判中,谈判行为的跨文化差异有多种表现形式,如谈判风格、决策风格、谈判目标等,谈判风格是其中很重要的一方面。如果谈判双方缺乏对彼此文化背景的了解或者忽视文化差异对谈判的作用与影响,那么谈判往往难以顺利进行,甚至失败。因此,分析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的谈判风格特点和差异,有针对性改变谈判策略,提高跨文化商务谈判的成功率,成为企业与异文化成员进行谈判的关键课题。 　　当前,中德两国互为彼此在本地区最重要的商贸合作伙伴之一,相对两国的经济规模和市场需求,两国经贸合作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因此,中德两国企业为扩大和推进合作而更为频繁地进行商务谈判是历史所趋。中德两国企业如何克服谈判中的文化差异,获得更好的谈判结果便成为一个现实问题,本文就是围绕这一问题展开研究的。 　　本文以中德两国商务人员在跨文化商务谈判中的谈判风格为研究对象,采用质性分析的研究方法,进行质性实证访谈,结合访谈内容,分析探讨两国企业具体的跨文化商务谈判风格特点和差异,并对如何规避由文化差异、交际风格差异导致的对谈判的不利影响提出建议。 　　全文共分为五个章节: 　　第一章为引言部分。主要提出本文的选题原因、阐述跨文化商务谈判的研究现状、提出本文的撰写目的及所要研究的问题、采用的研究方法等。 　　第二章是全文的理论基础。在这一章中,笔者首先定义本文涉及的基本概念,首先明确了文化的定义；其次,对交际的定义、交际同文化的关系以及跨文化交际的定义及其特点进行阐述；第三,阐述了谈判和跨文化商务谈判的定义。通过本章分析,建立了全文的理论线索,即文化风格即交际风格,不同文化背景的影响导致人们的交际风格的差异,跨文化商务谈判在本质上作为一个交际过程,也意味着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商务人员在谈判过程中的交际风格也各异。 　　第三章是实证研究部分,是全文的重点。这一章主要探讨对中德两国有丰富谈判经验的商务人员进行质性访谈从论证中德企业在跨文化商务谈判中的风格差异。本章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访谈提纲的制定和实施先导性访谈及正式访谈过程细节,界定了具体的访谈对象及选择标准。第二部分在整理分析访谈内容的基础上,综述了从访谈中得出的结论。第三部分以中德企业跨文化商务谈判的不同阶段即谈判前期磨合阶段、正式谈判阶段、谈判末尾签订合同阶段为时间轴,选取九个方面结合访谈相关资料,详细阐述中德企业跨文化商务谈判的风格差异。第四部分对该章进行小结,并辅以图表综述中德企业跨文化商务谈判风格的差异。 　　第四章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对导致中德跨文化商务谈判中谈判风格差异的文化和交际层面背景因素进行分析,选取了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这两个方面。第二部分对引言部分提出的三个问题做出回答并对中德商务人员如何提高跨文化商务交际能力和谈判能力提出建议和启示。对于参与中德跨文化商务谈判的中德商务人员来说,想要取得较好的跨文化商务谈判的结果,前提就是要加深对对方文化的认识和理解,学习尊重和认同对方文化,提高跨文化商务交际能力,灵活使用跨文化交际策略,这样才能更好的规避文化差异导致的交际障碍,取得理想的跨文化交际结果。最后一章在概括本文内容的基础上,指出了本研究的不足。
中国国企与民企在德直接投资比较研究

90年代以后科学技术和生产力迅速发展,各国经济互相依存程度加深,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大大加快。经济全球化是生产要素,特别是资本和技术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配置。经济全球化有利于资源和生产要素在全球的合理配置,有利于资本和产品在全球流动,有利于国家加速工业化进程、提高产业结构提升技术水平,有利于企业吸收和利用外资、引进世界先进的管理经验。总而言之,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的重要特征和发展趋势。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表明中国顺应潮流、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拉动经济增长的两大“引擎”是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吸收外资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2002年中国赶超美国,成为接受外国投资最多的国家。资本的流动往往是双向的,在大力吸引外商投资的同时,还要抓住经济全球化提供的机遇,根据自身条件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为此,中国于2000年全国人大九届三次会议上正式提出“走出去”发展战略: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并努力掌握主动权；必须不失时机的实施“走出去”战略,把“引进来”和“走出去”紧密结合起来,更好地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要鼓励和支持优势企业逐步扩大对外投资,开展跨国经营,通过建立海外销售网络、生产体系和融资渠道,促进企业在更大范围内进行专业化、集约化和规模化的跨国经营,加快培育我们自己的跨国公司,努力促使我国经济在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中迈出新的步伐。 　　对外直接投资是开放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已经成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和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量。发达国家在这一领域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发展中国家较大规模的对外直接投资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在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初中期,呈现出稳定增长的趋势,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份额逐渐上升。中国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时间晚,对外直接投资从流量上和存量上都与较发达国家有很大的差距,但是发展速度却是惊人的:投资区域涉及到世界上主要国家和地区,投资主体日趋多元化,涉及的行业不断扩展。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和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化,对外直接投资已成为中国企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德国是中国在欧洲的最大贸易伙伴,同时中国已于2002年超过日本成为德国在亚太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企业对德直接投资可以追溯到80年代,一些国有贸易公司在德国设立代表处或者贸易分公司。推动出口、获得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以及推动产业升级成为中国企业对德直接投资的动因。经济、区位等优势使德国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投资欧洲的首选国家,投资的规模和数量都呈现迅速增长的态势。近年来,随着“走出去战略”步伐的加快,中国企业正成为在德日益重要的投资者。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在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中,国有企业所占的比重较大。其中,国有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多有央企完成。近年来作为投资主体之一的民营企业也积极走出去,开展对外直接投资。从投资动因上说,从事能源、高技术和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要服务于国家战略需要,从事竞争性行业的民营企业目的是扩大市场和获得先进技术；从效率来说,民营企业生产规模小,内部结构简单,使得民营企业能够不断地根据市场调整生产经营活动；从产业来说,我国在德国投资主要是制造业,不是资源性的,所以在产业分布上民营企业在德国直接投资具有优势；从技术优势来说,清晰的产权使民营企业具有完备的自我激励与约束机制,避开了层层经营管理的束缚,信息传递的速率得以加速,企业管理者能够及时作出面向市场的技术创新决策,能够根据自身的需求进行创新；民营企业按照市场的供求关系配置资源,这种市场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使民营企业能够利用劳动力相对丰富的比较优势；因此民企企业比国有企业更适合进行对德直接投资。 　　但同时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也面临着内部和外部的问题。民营企业规模小、缺乏能开拓国际市场的专业人才,造成母公司与子公司的沟通不畅,进而对企业经营管理产生不利的影响；一些民营企业在对外投资之前没有经过充分的调查和可行性研究,投资的随意性比较大；我国尚未出台一部系统的针对对外直接投资的法律,还没有形成完善的对外直接投资的法律体系；境外投资审批渠道不畅、外汇管制过严及融资渠道狭窄；海外投资保证制度的缺乏无法保障投资者的利益,这些成为阻碍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普遍问题。 　　面对上述问题,一方面,民营企业要通过品牌提高自身的核心竞争力,选择对外投资合适的战略和模式。另一方面,政府要发挥各项职能促进民营企业对外投资,比如树立为民营企业的海外发展积极服务的观念,加快建立起与企业对外投资有关的法律法规体系的步伐,对繁冗的审批制度进行改革,努力营造良好的融资环境等。 　　本文通过回顾中国和德国贸易往来及在德投资的历史和现状,接着分析中国企业在德直接投资的动因、区位决定因素、投资方式及存在的问题,继而比较分析中国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效率、产业、比较成本等方面,得出的结论是:由于中国在德国投资主要集中在制造业等竞争性行业中,民营企业具有效率、产业、技术和成本方面的优势,因此民企企业比国有企业更适合进行对德直接投资。鉴于此,国家应该给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给予大力的支持,这对促进民营企业对德直接投资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入世以来中国企业对外绿地投资与跨国并购的比较研究

中国企业开展对外投资起步较晚,新中国最早的对外投资起源于对外援助项目,所以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特色和时代特征,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是中国企业早期的主要投资地区。2001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加入WTO,此后十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发生了跨越式的变化,中国用实际行动履行了入世承诺,随着中国企业自身实力增强,国家对外投资审批手续简化等鼓励措施的出台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紧跟世界经济发展的步伐,开始了全球经营战略,中国企业开始“走出去”。与2002年以前累计对外投资总额不足10亿美元相比,仅2010年,就有1.3万家境外中资企业,在全球180个国家和地区开展对外投资,当年累计对外直接投资总额590亿美元,中国正在与世界分享改革开放繁荣成果、实现共赢。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方式主要有两种——绿地投资与跨国并购。绿地投资一直都是中国企业传统的对外投资模式,可以说是绝对主流投资方式,但是近两年跨国并购,正在逐渐占据绿地投资的份额。中国企业在2009年收购项下的直接投资为192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投资总额的34％。2010年以收购方式实现的直接投资238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投资总额的40.3％,收购领域主要涉及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生产和供应业、专业技术服务业等。2011年1-4月,跨国并购42亿美元,占对外投资总额的31.3％。 　　本文列举了中外经济学界关于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是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者两种方式的相关理论与研究,又着重比较分析这两种方式的优劣,剖析了并购活动与经济发展周期性规律的关系,分析了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在对外绿地投资、跨国并购的发展过程,总结了目前全球跨国并购的现状、特点等,回顾了全球五次并购浪潮,列举了入世以来的中国企业参与投资并购的重大案例,并结合案例分析了目前中国企业对外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的现状、特点、存在问题及原因。 　　通过吸收和借鉴发达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对外投资的发展及中外经济学者关于对外投资的若干理论与研究,结合中国企业对外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典型案例进行比较分析。最后得出结论,并提炼出对企业和政府的建议,希望帮助企业理性对外投资,对政府扶持企业“走出去”提供参考。
中资银行“走出去”法律问题研究——以在东盟的实践为例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以及融入全球经济程度的日益提高,中资银行“走出去”的步伐逐渐加快。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成,为中国与东盟国家间的金融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东盟将成为中资银行“走出去”的重要目的地之一。 　　对于中资银行的境外机构而言,一方面,由于银行业具有高风险性、高负债经营性的特点,中资银行进入东道国有可能给东道国金融安全带来风险,因此,东道国监管当局通常会对中资银行的境外机构在市场准入监管和审慎性监管基础上构筑东道国监管制度,以保障本国的金融安全；另一方面,中资银行境外机构的发展事关母国银行业的正常秩序乃至国家的经济安全,而且基于其全球性业务和风险的监管协调需求,只有母国有能力对其进行全方位的监管。在国际金融监管实践的基础上,巴塞尔协议明确了以母国监管为主、东道国监管为辅的责任划分。 　　我国现行的母国监管制度尚存在着诸多不足之处,应从提高立法层级、完善境外机构设立监管制度、健全风险防范机制以及丰富与东道国的监管合作模式等方面完善我国的母国监管制度。 　　此外,我们还应努力推动完善中国—东盟投资保护制度和争端解决机制,为中资银行境外机构提供安全效率保障和公平的经营环境,为“走出去”的中资银行保驾护航。
高新技术企业国际化经营与资本结构质量关系研究

随着我国加入WTO和经济全球化的步伐不断加快,迎接中国企业的是更广阔的市场和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国经济也日益紧密地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在这种经济背景下,企业国际化已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必然趋势和选择。摆在我国企业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便是如何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积极开拓两个市场,提升自身的国际竞争力真正融入国际化的潮流。 　　高新技术产业通常是指那些以高新技术为基础,从事一种或多种高新技术及其产品的研究、开发、生产和技术服务的企业集合。其往往具有“高投入”、“高创新”、“高增长”、“高收益”及“高风险”等特征。21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而知识经济时代经济的显著特点便是以发展高新技术为方向,以争夺国际市场为目标,高新技术产业已成为最具活力和潜力的新经济增长点。高科技产业作为经济增长的引擎,其发展水平也日益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实力和国际地位的重要标志。因此,积极发展和加快我国高新技术企业国际化经营步伐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扩展海外市场,改变原有经营模式,势必会引起财务上的显著变化。本论文从资本结构与盈利能力的适应性、资本结构和资产结构的适应性以及财务弹性、股权集中度等方面对于国际化经营与公司资本结构质量关系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国际化经营与资本结构质量各因素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这表明我国开展国际化经营的高新技术企业可以通过改善资本结构质量进一步推进国际化进程。这一点对于我国高新技术企业“走出去”战略有积极影响,而且对于高新技术企业改善资本结构质量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国际化经营、盈余管理与会计稳健性

国际化经营是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所必不可少的重要步骤,通过商品和劳务出口,对外投资等举措带动企业走出去,在一个崭新宽广的国际平台上发挥自身优势,这是企业保持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更是中国企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现今在中国进行国际化经营的公司数量也在不断增长,更多的投资者都在关注他们的发展,也有更多的监管机构在对他们进行监督,这些利益相关者最关注的就是公司会计行为是否规范、会计信息质量是否满足决策要求。那么国际化经营的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程度会不会更高,其会计稳健性又是怎样一个表现,本文专门对此进行了实证研究。 　　首先,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确定以出口销售占总销售的比例来衡量公司的国际化经营程度,采用修正的Jones模型计算可操控性应计利润来衡量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并建立相应的回归模型对二者之间的相关性进行检验。然后,依据以往学者的研究方法,对Basu的盈余-股票报酬逆回归模型进行扩展,通过多元回归分析等得到出口比例与会计稳健性之间的关系。最后,结合现有研究和中国现状,对实证结果进行合理分析和总结,并提出本研究存在的几点不足。 　　本文实证检验结果与预期基本一致,主要结论如下:(1)非国际化经营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高于国际化经营公司；(2)国际化经营程度与盈余管理程度存在正相关关系,即公司出口额越高,盈余管理程度越高；(3)相较于非国际化经营公司,国际化经营公司的会计稳健性较高；(4)国际化经营程度与公司的会计稳健性存在正相关关系,即公司出口额越高,会计稳健性越高。
中国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渗透的风险及治理对策研究

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融合是现代经济社会中的一个重要经济现象,当今世界上的多数大型企业集团都在进行着产融结合的有益探索和实践。据统计,世界100家最大的企业中,约有80％是产融结合的企业集团；在中国,随着“大公司、大集团”和“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国资委对国有企业产融结合态度由限制到支持的转变,中石油、中移动等大型国有工商企业集团和海尔、新希望等实力雄厚的民营工商企业集团纷纷成立、参股或控股银行、证券和保险等金融机构,谋求工商企业集团产融结合的发展模式。然而,这种工商企业集团产融结合的实践在中国才刚刚起步,对于应该按什么模式进行产融结合、产融结合有哪些风险、该如何控制等均有待探索和论证。因此,本文以中国工商企业产融结合为基本立足点,采取理论探讨和案例分析相结合的基本研究方法,运用马克思的资本积累和信用理论、金融资本理论、交易费用理论、不对称信息理论、体制环境等有关理论,对中国工商企业产融结合的模式、风险及风险治理对策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进行了研究探讨,希望本文的研究成果能为中国工商企业集团产融结合的实践提供指导、为国家出台产融结合相关政策、法规提供参考、为理论界深入开展产融结合的研究提供借鉴。 　　本文可共分为七个部分:第一部分阐述了本文的研究背景、选题意义和产融结合的概念；第二部分回顾了产融结合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和已有成果；第三部分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总结了产融结合有效进行所需的条件,并在此研究成果基础上对中国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渗透的现有条件进行了简要分析；第四部分对中国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渗透的模式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适合当前中国工商企业的产融结合模式；第五部分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探讨了中国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渗透的风险,并对德隆进行了案例分析；第六部分主要从外部监管和内部控制两个角度探讨了对中国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渗透所导致风险的治理措施；第七章主要对全篇文章的研究结果进行了总结,对文章局限性进行了阐述,对本课题未来研究的方向进行了预测。 　　本文研究认为中国已经具备了产融结合有效进行的条件,中国工商企业产融结合的模式应当采用相关产融结合模式或者弱相关产融结合模式,而不应当采用非相关的产融结合模式；中国工商企业产融结合的风险宏观上主要有泡沫经济风险、金融异化风险、制度风险等,微观上主要包括范围不经济风险、风险传递风险和整合风险等；针对上述风险本文从外部监管和内部控制两个角度提出了防范措施:外部监管方面的措施主要有完善法律法规体系、改革监管模式和完善监管职能；内部控制方面的措施主要有健全公司治理结构和建立防火墙等。
中国石油企业海外投资区域及其风险研究

石油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对各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影响很大。我国从1993年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以来,石油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为了确保国家石油安全,满足企业自身发展需要,中国石油企业必须走出国门,开拓海外市场,参与国际竞争,获取海外石油资源。本文围绕海外投资这一主题,对我国石油企业海外投资的意义和现状进行了分析,对海外投资存在的风险因素和机会优势进行了探讨,对重点进入区域的资源状况、主要风险和优势进行了深入剖析,并在综合考虑政治、外交、经济、地缘等因素的基础上,指出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中东、拉美、中亚、非洲、东南亚和俄罗斯地区应当是我国石油企业开展国际油气合作最为重要的六大战略目标区。这些地区油气资源丰富,合作基础良好,发展潜力很大,但是在这几个地区投资面临的最大不确定性是政治风险。最后,从企业和政府两个层面提出了中国石油企业为规避海外投资风险应该采取的策略。
中国上市商业银行的汇率敏感性分析

现代经济的核心是金融业,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宏观调控体系的必然要求。传统金融的代表无疑是商业银行,它对一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汇率制度改革至今已经五年有余,这期间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相对美元累积升值了20％以上,并且市场预期人民币将会继续升值,意味着我国上市商业银行面临的外汇风险会进一步扩大。此外,目前正值大型国有商业银行施行“走出去”战略,因此,对商业银行汇率风险进行研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为了准确度量汇率变动的影响,本文在结合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基础之上,从定性和定量的两个角度来分析汇率变动对我国7家上市商业银行(包括深发展银行、华夏银行、民生银行、招商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的价值带来的影响。 　　基于定性分析角度,将汇率风险细分为交易风险、会计风险和经济风险,考察三种风险对银行的影响程度。发现交易风险和会计风险的影响主要是负面,经济风险的影响有正面也有负面,综合影响取决于三类风险的对比情况。接下来借助于实证分析方法,通过构建误差修正模型来考察这7家商业银行的股价在长短期的汇率敏感性。研究发现,短期内人民币持续升值对除大多数银行有较显著的负面影响,而长期来看对各商业银行的影响不尽相同,显著性水平也有差异。主要原因在于各家银行的外汇敞口安排的不同、外汇业务的差异化、外汇风险规避意识及外汇风险管理方式存在差异。 　　最后,基于定性及定量分析进一步探讨导致各家银行股价汇率敏感性差异的原因。并针对各大商业银行的现状提出一系列建议:如强化外汇风险防范意识；提高对外汇风险的识别、监测及控制能力,建立完善的内控制度；通过引入优质人才,为职员提供培训等方式增强人才储备；提高对宏观经济的敏感度等。
我国远洋渔业管理政策研究

本文主要分析远洋渔业管理制度，包括公海渔业管理制度和部分国家的专属经济区渔业管理业制度，分析我国远洋渔业现状和存在的问题，重点介绍我国远洋渔业管理政策，分析我国远洋渔业政策存在的问题，借鉴部分远洋渔业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远洋渔业管理政策，最后提出发展我国远洋渔业的政策建议。 　　 1985年我国第一支远洋渔业船队开赴西非，揭开了我国远洋渔业的序幕。我国的远洋渔业作业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在印度洋、大西洋和太平洋公海作业的公海渔业，主要捕捞金枪鱼、鱿鱼、竹筴鱼和犬牙鱼等；另一类是在三十多个国家专属经济区作业的过洋性渔业。 　　我国对远洋渔业相当重视，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政策。在政策的大力支持下，我国远洋渔业发展迅速，目前已经成为一个远洋渔业大国，为国家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随着近年来国内外环境，如作业成本上升、入渔难度加大、远洋渔业企业竞争力较弱、管理体制有待完善、在渔获物加工和对外合作等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等，我国远洋渔业的发展遇到了很大的困境。 　　远洋渔业是我国渔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国际社会形成对公海渔业资源的争夺格局，我国要积极的面对这种格局，采取积极的态度发展远洋渔业是我国发展的必然要求，远洋渔业有利于开展民间外交，促进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往来和友好关系，洋渔业是我国实施“走出去”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发展远洋渔业对我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政府英明政策的推动下，我国远洋渔业发展速度很快。1983国务院提出大力发展远洋渔业；1989年又把远洋渔业列为重点支持生产的产业；1996年出台政策对农业部直属远洋渔业企业免交1994、1995年度企业所得税；1997年提出“科教兴渔”是发展中国远洋渔业的重要战略，把远洋渔业作为一个大产业进行有计划地重点发展，将远洋渔业作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领域，暂时免除部分远洋渔业企业进口渔用设备进口环节增值税，免除农业特产税；2000年提出“效益第一”的远洋渔业发展新方向；2007年印发《中长期渔业科技发展规划(2006-2020年)》；200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09年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提出大力扶持和壮大远洋渔业。我国远洋渔业政策主要包括：(1)关税优惠政策；(2)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3)补贴政策；(4)科研政策；(5)政策性渔业互助保险。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的远洋渔业管理政策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政策扶持力度不足、政策结构不合理和政策执行不力。 　　欧盟、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省的远洋渔业较为发达，这和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远洋渔业政策是分不开的。文章介绍欧盟、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省的远洋渔业政策。在此基础上，进行综合分析，最后提出发展我国远洋渔业的政策建议，主要包括：(1)调整我国政策结构；(2)加大对远洋渔业的扶持力度；(3)培植远洋渔业龙头企业；(4)积极开辟新渔场；(5)重视人才培养；(6)强化政府在远洋渔业中的作用；(7)完善远洋渔业管理制度。
内蒙古自治区国际道路运输管理配套技术研究

随着我国加入WTO，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国际道路运输日益成为对外贸易，交流的重要载体。便捷、高效、低成本的国际道路运输为货物及人员的跨国流动提供了可能，经贸合作的进一步深化则对国际道路运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对国际道路运输管理部门的执法能力，方式，内容等提出更高的要求。本着便利，高效，的原则，为保护国际道路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促进国际道路运输市场的发展，本文结合国际惯例，地区实际，进行深入细致的调研，探讨了新时期内蒙古自治区国际道路运输管理的实施方案，研究了内蒙古自治区国际道路运输管理配套技术实施方案，包括道路保障系统实施方案、车辆技术准入条件与出入境管理技术实施方案、车辆营运技术保障和危险货物运输管理与技术保障四个方面。本文还从国际道路运输市场的协调机制、准入与退出机制、监管机制、运营机制四个方面探讨了内蒙古自治区国际道路运输市场如何形成合理的管理机制。最后根据自治区国际道路运输发展和加强管理的需要，建立符合国家法律和政府政策规定的、符合国际惯例的、体现内蒙古自治区国际道路运输管理特点的、适应自治区国际道路运输事业发展需要的、可操作性强的，模块化、职业化、国际化、专业化的管理执法人员职业标准。
中国广播电视产业海外本土化战略研究——以美国为例

广播电视产业属于媒体产业,是我国文化产业的一个重要部分。我国文化博大精深,但要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力,必然要通过我国广播电视产业作为载体进行传播。中国广播电视产业需要“走出去”。本土化是实现广播电视对外有效传播的关键因素。从产业层面出发,探讨中国广播电视产业海外本土化战略,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 　　本文以提高中国广播电视产业在国外市场影响力和竞争力为目标,界定广播电视产业本土化战略概念,对本土化战略进行分类,探讨企业资源能力因素和制度因素在本土化战略选择中的影响作用,提出本土化战略选择的影响框架集。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中国广播电视产业国际化经营的现状和基础条件,探讨了中国企业进入美国市场竞争环境中的机会和威胁,开展中美企业资源能力的比较分析,并设计了中国广播电视产业进入美国市场的本土化战略方案。具体的研究内容如下: 　　 (1)抓住广播电视产品和服务的特性,以国际商务理论和国际市场营销学为理论基础,给出广播电视产业本土化概念,围绕内容创作和发行两个价值链主要环节划对本土化进行类型划分,并进行内在属性分析。 　　 (2)以基于资源的战略观和基于制度的战略观为理论基础,提出了影响广播电视产业海外本土化战略选择的因素框架集,详细探讨了各因素的具体影响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研究提出8种不同程度的内容本土化和分销本土化的组合策略,并分别探讨不同组合策略所对应的匹配条件。紧接着,研究以发展中国家广播电视产业为研究对象,进一步探讨战略联盟在企业本土化经营中使用的合理性和从理论上设计了具体的运作方式。 　　 (3)选取典型企业,分析中国广播电视产业国际化经营现状和归纳所存在的问题。并认为广播电视产业国际化竞争力是国际化经营的基础和条件,站在基于产业的战略观视角,以波特钻石体系为理论模型,对中国广播电视产业国际竞争力开展分析,识别出中国广播电视产业层面的优势和劣势。 　　 (4)对美国市场的竞争环境从市场潜力、行业结构作用力、消费者行为、文化环境和政府管制环境五方面展开分析,识别出中国广播电视产业在美国经营可能遇到的机会和威胁。 　　 (5)以美国主流广播电视网和中国主要电视台为研究对象,围绕频道进入资源、内容产品资源、股权为基础的资源、财务资源实力、多功能经验、观众资源知识、新技术经验和国际化经验8个方面,开展了中美广播电视企业资源能力的比较分析。研究指出,中国主要广播电视企业与美国主流广播电视网相比在资源能力上存在着绝对劣势。 　　 (6)根据第三章的本土化战略选择因素框架集,围绕美国制度环境特点、中国企业与美国企业资源能力距离的实际情况,探讨了中国企业在美国本土化战略构想。研究给出“三阶段”本土化部署。围绕“三阶段”本土化部署,研究对中国广播电视产业实施本土化战略所需采取的战略联盟进行设计。研究认为已进入中国市场且与中国企业有合作经历的美国主流广播电视网将是比较合适的战略合作伙伴。最后,研究从知识要素投入、组织结构本土化支持和政府支持三方面对本土化战略的辅助环节支持体系进行设计。
西方媒体对中非关系报道的批判话语分析——以《英国卫报》和《纽约时报》为例

近年来,中国与非洲的交流合作日趋广泛深入,这使得中非关系成为西方主流媒体的热议话题。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强势的话语权,西方媒体如何报道中非关系影响着世界人民对中非关系的客观认识。因此,对西方媒体有关中非关系报道的语言研究有助于我们对中非关系有更多了解和更客观地评价。 　　在诸多语言研究方法中,批判话语分析着重研究媒体报道中语言所反映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考虑新闻语言系统和外部社会的联系,关注影响新闻语言的多种因素。本文以韩礼德的功能语言学为基础,用批评性话语分析方法对英美媒体中关于中非关系的报道进行研究,旨在揭示新闻中语言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韩礼德认为语言的本质与我们对它的需要和他的功能有密切联系。语言并不像以往语言学家宣称的那样是一种客观透明的传播媒介,而是社会过程的介入力量。作者以《英国卫报》和《纽约时报》两家权威西方媒体为例,对2005至2010年有关中非关系的报道进行统计及定量、定性分析。定量分析主要从媒体对中非关系的关注度、内容和态度方面进行分析；定性分析则采用及物性、分类、转述方式、主位等批评性话语分析手段来阐明其语言特点,并结合报道的社会文化语境,探索语言与意识形态、权力的关系。 　　通过分析发现:在大多数报道中,中国在非洲的形象被严重歪曲,中国被描述成一个掠夺非洲资源,污染环境,没有人权,缺乏道德准则和社会责任的国家,带有“新殖民主义”的性质。究其原因主要是中非经贸合作削弱了西方国家在非洲的传统影响力和既得利益以及中西方在意识形态及价值观方面的差异。这些对中非关系的负面报道严重影响了中国在非洲的形象和在国际上的地位。论文强调了批判性阅读在英语学习和教学中的重要性并提出了中国应采取什么措施以促使西方媒体能更公正客观地报道中非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