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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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传播策略研究

市场经济形势下，出版发行已经从传统的文化行业走向文化产业的层次，受重视程度不断提高。高新技术的发展颠覆着传统出版产业链，推动着出版业不断地变革和发展，特别是出版全球化的浪潮给出版领域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波及各行各业，全球竞争推动着行业寻找市场和机遇。任何行业要去取得长足的发展，打入世界市场，必然要在提升自身实力上下功夫，出版行业也不例外。全球出版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对本国的出版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国外出版行业开始挤占中国市场，另一方面也给我国的出版发行业走出去创造了机会。 　　在十二五开局之年，国家又提出要加快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把文化产业发展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内容，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国际国内形势变化的今天，文化产业肩负着更多的责任，而作为文化产业重要组成部分的出版业，走出去的过程也是拓展我国对外文化交流渠道、扩大中国国家影响力的过程，因而出版全球化决不能仅仅作为一个单纯的文化产业被动地介入或卷进全球化竞争的潮流，而应从跨文化传播与文化外交和构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角度，积极、主动地与其他国家在出版发行业走出去的过程中进行交流、碰撞，总之就是如何在全球化出版的大语境里传播中国文化。 　　值得注意的是，本土图书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借鉴国外市场的经验，进行改革试水，在各方面取得了成效，推动中国图书参与世界传媒已是大势所趋，中国也开始有自己的书展即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并且已发展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型书展之一。 　　本文以出版全球化与中国文化传播为研究对象，研究的重点在于全球化出版的国际形势下，图书如何实现文化传播的神圣使命，采用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透过对书展书市及相关文化活动推动图书走出中国的操作手法以及目前趋势的分析，论文具体从出版走出去过程中文化传播的历程、存在的历史问题、传播内容选择及有效表达方式等方面进行阐释，有助于我们在全球化出版过程中促进中国文化传播做一些理论和实践性的探索。
跨国并购的反垄断法律规制研究——基于美国、欧盟、WTO的实证考察

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跨国并购作为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越来越受到各国的重视，虽然跨国并购有利于企业增强国际竞争力，促进经济的发展，但是其负面效应也很突出，其可能导致市场的集中、垄断。由于跨国并购已经超出一国的范围，所以面对跨国并购的负面效应，仅靠一国的反垄断法是无法对其进行规制的，必须依靠国与国的合作，在我国跨国并购的两种模式外资并购和海外并购迅猛发展着，跨国并购给我国带来的负面效应主要体现在外资并购上，外资并购给我国带来资金、技术的同时，也危害我国的经济安全，于此同时，我国企业正在实施积极的“走出去”战略，但我国企业的海外并购成功率低，经常面对各种风险，所以如何有效利用外资，减少对我国经济安全的影响和提高我国的海外并购的成功率、降低各种海外并购的风险是我国亟待解决的两个问题，面对这两个问题，本文介绍了美国、欧盟、WTO的反垄断立法，希望通过进一步完善我国反垄断法律对策，来有效的解决这两个问题。 　　本文第一章主要是对跨国并购的基本问题进行阐述，主要介绍了企业并购的概念、跨国并购的概念、跨国并购的特征、和跨国并购的类型。 　　第二章以美国为例介绍了跨国并购的单边法律规制，介绍了美国跨国并购反垄断规制的法律渊源，重点介绍了跨国并购反垄断规制的实体审查标准，如相关市场界定的方法、市场集中度的分析、和豁免事由。 　　第三章介绍了跨国并购的区域法规制，以欧盟为例，介绍了欧盟跨国并购反垄断规制的法律渊源，跨国并购反垄断规制的实体审查标准，如相关市场界定的方法、市场集中度的分析、和豁免事由，以及欧盟与成员国对于跨国并购的审查权限的划分，欧盟竞争法和成员国竞争法的关系，一站式审查制度。 　　第四章介绍了跨国并购反垄断法的国际合作，分为双边的合作和多边的合作，以美国和欧盟的双边合作为例，主要介绍了双方进行跨国并购反垄断合作的五种方式，通知、信息交换、执法活动合作和协调、积极礼让、和消极礼让；以WTO为例介绍了在其框架下建立多边的反垄断法政策。 　　第五章介绍了我国跨国并购的现状以及对于反垄断法律对策的完善，吸收美国、欧盟的先进立法经验，完善我国反垄断法以及相关政策，更有效地利用外资，降低外资并购对我国经济安全的影响，积极参与反垄断法的国际合作，减少我国海外并购的管辖权冲突和各种风险。
国际化程度、进入方式与企业绩效: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经济全球化势不可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积极融入全球化进程，参与国际分工与协作。通过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方法，使我国对外开放水平得到全面提高，国内经济国际化程度不断加深。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的发展，我国企业国际化经营现状如何?国际化经营是否真正带来了企业的成长?什么样的国际化进入方式更适合中国企业国际化成长?中国企业国际化成长面临的问题及今后改进和发展的方向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判断对我国企业国际化经营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也是本文的主要研究目的和研究内容。 　　本文在国内外已有相关理论和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具体实际情境，首先，对我国企业国际化所处阶段进行判断；其次，在“国际化收益”与“国际化成本”的基础上构建一个关于国际化程度及进入方式与企业绩效的综合性分析框架；最后，运用收集到的2003-2007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1832个有效样本对国际化程度与企业绩效关系进行实证研究，运用收集到的2007-2009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海外公司164个有效样本对国际化进入方式与企业绩效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本文得出结论：(1)我国企业国际化仍处在初级阶段；(2)国际化程度与企业绩效呈正向相关关系，国际多元化战略确实有助于我国企业绩效的提升；(3)贸易进入方式的企业绩效优于海外生产进入方式和研发及投资管理进入方式的企业绩效，高层次的权益进入方式的优势和潜能尚未表现出来。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我国企业国际化程度不高，国际化仍处在初级阶段。 　　本文对造成这些结论的根本原因进行了探究。本文认为原因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我国企业国际化历程起步晚，企业规模实力不足，规模优势和内部化优势尚未形成；另一方面，我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低成本制造优势，竞争优势低端且单一，这属于比较优势，而非垄断优势，使企业特定所有权优势难以形成。这些最终导致我国企业海外生产进入方式尚未形成规模和充分发挥应有潜力。最后，本文针对这些问题从宏观、微观两个层次提出相关建议。
中国技术获取型OFDI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发展的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已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经济全球化的大幅发展使得国与国之间、公司与公司之间的竞争更为激烈，由此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开始了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全球经济发展战略，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在此期间，中国经济也迈入新的发展阶段，以企业为单位的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发展。 　　在经济全球化、科技信息高速发展和日益更新的经济大背景下，企业要想取得长久的发展，就必须提高自身的竞争力，而竞争力的强弱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的技术水平，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正是基于这样的大背景提出的。不同于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研究企业在不具备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基础上对发达国家进行的的逆向对外投资，目的是接近东道国的技术资源，获取先进技术。 　　本文正是以经济全球化和产业升级需求为背景，以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为基础，研究探讨中国企业技术获取型OFDI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企业技术获取型OFDI的进入模式一般分为并购模式和新建模式，在新建模式中又有独资新建和合资新建之分，究竞选择何种模式进行投资才能以较低的风险和较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技术溢出效果，成为企业重视和关注的迫切问题。本文从公司层面出发，通过理论分析加实证研究的方法，在分析影响企业技术获取型OFDI模式选择影响因素的基础上，通过实证检验验证这些影响因素的显著性。进而，在文章最后对我国企业走出去进行技术获取型OFDI的模式选择提供意见建议和参考。 　　在我国走出去战略的推动下，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对企业技术获取型OFDI进入模式影响因素的研究无疑对企业走出去获取先进的技术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同时对国家的政策制定和方向引导也具有参考价值。
我国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的分析与建议(2001年-2010年)

我国的对外汉语教学研究已经有50余年的发展历程,作为一门学科的对外汉语教学也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在学界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下,对外汉语教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2005年汉语国际推广的提出,对外汉语教学从“请进来”转向了“走出去”,海外对外汉语教学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遇到了诸多的困难和瓶颈。这些都促使我们反观学科研究的现状,但是对于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的梳理和总结工作一直比较少见,且仅有的一些研究大多停留在表面的描述上,没有进行比较深入的统计研究。 　　本文通过对2001年到2010年来发表在《世界汉语教学》、《语言教学与研究》、《汉语学习》、《华文教学与研究》以及《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这五本杂志上的3058篇论文进行了统计分析,从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两个方面对十年间对外汉语教学的主要研究成果进行描述和分析,了解对外汉语教学研究取得的成果和存在的不足,并对其不足的原因进行分析。本文认为2001年到2010年间,我国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的研究规模逐渐扩大,研究内容更加丰富,研究深度不断增加,研究方法日趋多样。同时,也存在着以下四点不足之处: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落差、教学研究与社会需求的落差、理论研究与现实应用的脱节以及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落差。本文立足学科发展与社会需求,找寻出造成这些问题的深层原因,即学科设置的制约、研究者知识结构的制约、传统观念及人文学科研究惯性的制约以及对于国外研究成果借鉴不足。 　　基于以上研究,本文提出了可供学界及研究者们参考的三条建议:坚持基于社会需求与实际应用的研究路径、注重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研究内容以及尝试跨学科和多样化的研究方法。此外,还要坚持统一性与独特性相结合的学科发展道路。其核心是要面向汉语国际推广的新形势,面向社会需求,从研究路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各个方面推动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的发展,以便更好地服务于汉语教学和汉语国际推广。
山东省对外劳务输出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带动了资源的流动,特别是促进了劳动力的流动,进而使得对外劳务输出成为世界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山东省对外劳务输出业的发展就是一个实例。改革开放30年来,山东省对外劳务输出业务从小到大,逐步发展成为本地区对外经济合作的重要内容,为实施“走出去”战略做出了积极贡献。2008年山东省对外劳务合作完成营业额8.61亿美元,新签合同额9.13亿美元,外派人次45269人,期末在外90623人。对外劳务业务领域涉及电力、石化、路桥、采矿、机械制造、建筑工程、农业种植、渔业捕捞、饮食服务、水产加工、服装加工等行业。据统计,山东省劳务合作完成营业额(COR)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平均带动山东省GDP增加0.6765个百分点。因此,研究山东省对外劳务输出问题,具有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所以,本文以地缘经济学、凯恩斯等经济学相关理论为依据,综合使用定性分析、定量分析及规范分析的研究方法,采用大量的文献及统计资料分析山东省对外劳务输出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改善对策,以此来促进山东省对外劳务输出业务更好更快的发展,力争把对外劳务输出作为一个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来培植。 　　本文首先分析了对外劳务输出的含义,阐明了对外劳务输出发展背后的坚实理论基础,介绍了国外在对外劳务输出方面的一些经验做法,在此基础上重点做了两个方面的研究:一是回顾了山东省对外劳务输出的发展历程,分析了山东省对外劳务输出的现状、特点及对当地经济的促进作用,指出其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企业国际化水平较低,总体竞争实力有待提高;适应国际劳务市场需求的复合型人才缺口大;境外劳务纠纷和突发事件频繁发生,监管难度大;外派劳务供求结构性矛盾突出;劳务人员自身权益保护的法律意识不强;劳务输出市场多元化,但目的国范围狭小;对外劳务合作无法可依等。二是有针对性的提出完善山东省对外劳务输出的几点对策,包括进一步规范对外劳务管理,提升企业国际化经营水平,提升外派劳务基地建设水平,拓展对外承包工程和高端劳务市场,建立防范和有效化解境外风险及劳务纠纷长效机制、规范有关对外劳务输出的相关政策及强化劳务人员的法律意识等。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取得显著增长。截至2009年底,中国12000家境内投资者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13000家,分布在全球177个国家(地区),投资覆盖率为72.8％。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2457.5亿美元,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超过1万亿美元。我国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最大的资本输出国之一,我国政府和企业都高度重视海外投资,但是,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起步毕竟较晚,与发达国家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进行投资究竟该选择什么样的市场区位才能更有利于我国企业的海外发展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这也就是本文的研究重点,即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问题。 　　在对有关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文献进行了梳理和回顾的基础上,本文首先介绍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四个阶段以及扩张状况,并总结了目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五个特点,即:亚洲仍是OFDI最为集中的地区;对避税地的直接投资比重很大;非洲成为越来越重要的OFDI地区;拉丁美洲仍然是我国OFDI的重要目的地,但投资幅度有所下降;主要流向发达国家和新型工业化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呈现较快增长趋势。 　　其次,本文在理论分析部分,分别从投资企业、投资国、东道国三个方面进行分析,总结出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时所考虑的因素:经济环境、政治法律环境、社会文化环境等。 　　再次,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运用2004-2009年我国进行OFDI的73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进行计量分析,采用面板的随机效应模型对改进后的引力模型进行验证和分析。结果发现,东道国人均GDP、东道国经济增长率、投资国与东道国人均GDP差值、双方贸易额、两国间绝对距离以及东道国经济自由度这六个因素对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区位选择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另外,通过对经济自由度进一步的分析,我们发现贸易自由化程度、财政自由化程度、政府部门自由化程度、货币政策自由化程度以及产权保护程度对海外投资也有十分显著的影响。 　　最后,本文对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的结果进行了总结和概括,并提出了一些针对性的政策和建议。
中国产品贸易和城乡收入分配——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其中对外贸易对我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当前,中国大有成为“世界工厂”之势,Made in China的标识随处可见。国家一直大力支持对外贸易的发展,近几年也不断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向国际化发展。虽然近几年受金融危机影响,中国的产品在走出去的问题上遇到了一些阻碍,国家也相应的提出“出口转内销”的策略,但是从长期发展来看,我国经济对外贸易依存度将依然很高,对外贸易的发展也将继续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重大的贡献。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收入不断增加,但是,在我国居民收入绝对值大幅增加的同时,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却不断扩大,尤其是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问题尤为突出,也日益受到关注。在刚刚闭幕的第十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也一直强调未来的发展目标一定会包括调节收入分配问题。收入分配问题事关社会稳定,理应受到极大的重视,是否能很好的解决这一问题将是决定我国社会能否实现长治久安的重要方面。 　　中国作为加工贸易的大国,在对外贸易中,我国的中间产品贸易(Intermediate products trade)又占了很大比重,并且这也是我国农村劳动力参与最多的贸易方式。通过研究中间产品贸易与城乡收入分配的关系去探究贸易与城乡收入分配的关系更有其现实意义。 　　而目前我国学者关于贸易和收入分配的研究主要是针对贸易自由化和地区或者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中间产品贸易与劳动力收入差距的研究,而针对中间产品贸易和城乡收入分配关系的研究却比较少。本文针对上述两个问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研究,在对各位学者研究分析的文献综述基础上,本文首先分析了我国中间产品贸易和城乡收入分配的现状。通过建立的实证模型,在相关理论基础上通过对我国相关数据的进行了分析,分别从中间产品贸易的进口和出口方面分析和探究了其对我国城乡收入分配的影响。通过对实证检验结果的分析提出了对中国参与中间产品贸易以及城乡收入分配问题相对可行的对策建议。 　　本文运用我国29个省份(不包括重庆和西藏)1995～2009年15年的数据,在Feestra建立的简单中间产品贸易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了本文的实证模型,通过动态面板的系统估计进行了实证检验,通过检验发现中间产品的进口会促进城乡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而中间产品的出口则会缩小这一差距。同时,各个省份的资本、城乡劳动力就业人数等因素也会对收入分配差距产生一定的影响。基于此检验结果,本文提出了四条中国参与中间产品贸易以及城乡收入分配的对策建议,以期对中国中间产品贸易发展以及收入分配调整带来积极作用。
中国企业OFDI进入模式选择研究

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进入高速增长时期,越来越多的中国OFDI企业或通过新建投资的形式,或采用跨国并购的形式实施“走出去”战略,而涉及的所有权结构选择也涵盖了独资以及不同股权比重的合资形式。在这期间,诸如中国与东道国文化差异、东道国政府治理质量和国家风险等外部不确定性因素对OFDI企业的进入模式决策产生了深刻影响:与此同时,OFDI企业的规模实力、融资能力和研发能力等自身特征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OFDI企业能否理性作出合适的进入模式决策。在此背景下,部分国内学者开始着手中国企业OFDI进入模式选择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但该领域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研究成果十分有限。鉴于此,有必要对中国企业OFDI进入模式选择展开系统分析,全面梳理进入模式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以此对OFDI企业进入模式选择提供可靠的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 　　本文在国内外文献综述的基础上,首先基于OFDI四种不同寻求动机,构建分析进入模式选择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以此来合理分析影响因素的作用机理。对中国OFDI进入模式选择的现状分析表明,跨国并购逐渐取代新建投资成为主要进入模式;国有企业所实施的跨国并购占主导地位;跨国并购主要集中在资源开采等传统行业,新建投资主要分布在制造业、商务服务业等行业;进入模式选择呈现明显的地区分布特点。然后,本文的实证分析分别以OFDI进入模式选择的一阶段模型和二阶段模型为研究对象,采用二值logit、多值logit以及随机系数logit等计量经济方法,探讨一阶段和二阶段模型孰优孰劣,以及不同影响因素的作用程度。实证结果证明首先考虑新建或并购选择,然后决定独资或合资的所有权结构的两阶段进入模式选择是最优策略。在第一阶段选择重点把握自身特定优势、资源寻求动机、技术和战略资产寻求动机以及文化距离等因素;所有权结构选择则着重关注文化距离、东道国政府治理质量以及国家风险等外部不确定性因素。 　　在以上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总结了OFDI两阶段进入模式所对应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并对症下药,从宏观层面外部不确定性的量化和风险防控和微观层面OFDI企业基于增强核心竞争力的理性OFDI进入模式选择两方面,提出优化OFDI进入模式选择的政策建议,使OFDI企业在最大程度掌握信息资源的基础上,理性作出合适的进入模式选择决策。
中国烟草产业的行政垄断问题研究——程度、效率与改革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逐步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历史转折。在这一过程中，“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在经济活动中的相互交错，产生了一系列特殊的经济现象和问题，有些现象和问题已经成为发展和改革的掣肘。行政垄断就是这一时期出现的，政府力量影响和限制市场力量发挥作用的典型经济现象(于良春、余东华，2009)。 　　烟草产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烟草专卖制度是我国烟草产业的基本制度，其核心是“统一领导、垂直管理、专卖专营”。《烟草专卖法》明文规定“国家对烟草专卖品的生产、销售、进出口依法实行专卖管理，并实行烟草专卖许可证制度”。本文认为，以国家法律为依托的烟草专卖制度本质上代表的是一种行政权力，由各级政府部门实施，带有显著的强制性与排斥竞争性。因此，中国烟草产业实际是典型的行政垄断行业。 　　本文围绕“行政垄断”这一核心，揭示中国烟草产业行政垄断的程度以及行政垄断对中国烟草产业造成的效率影响，研究中国烟草产业行政垄断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与阻力机制，比较世界各国烟草产业治理模式的选择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打破烟草产业行政垄断的改革思路。本文对中国烟草产业行政垄断问题的研究包括三个部分： 　　 1、中国烟草产业行政垄断程度的测量 　　首先，从制度、结构、行为三个方面实证研究了中国烟草产业行业性行政垄断的程度。通过对专卖制度下中国烟草产业制度、结构、行为三个方面的实证研究发现，中国烟草产业的行业性行政垄断特征表现如下：第一，行政管理和生产经营管理高度集中，进入壁垒高，政府完全主导产品定价；烟草财税体制影响行业市场结构特征与企业行为模式，以及中央与地方、工业与商业的利益分配格局。第二，在结构方面，产权完全集中，但市场及品牌集中度低。第三，企业行为受烟草专卖局行政干预的影响极为严重，过度投资、排斥潜在竞争者、以“指标联合”为目标的联合重组均是行政权力配置资源的充分表现。以上三方面均可说明我国烟草产业的行业性行政垄断程度极高，行政权力是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市场机制发挥的作用极其微弱。 　　其次，运用地理经济学中空间集聚程度的测算方法估算了中国烟草产业地区性行政垄断的程度。地区分割与产业空间集聚度存在反方向变动关系，产业集聚程度越低(高)，则地区行政垄断程度越高(低)。通过测算发现：第一，中国烟草产业空间集聚程度总体较低，存在严重的地区分割，即中国烟草产业的地区行政垄断程度较为严重。第二，从1983-2006年中国烟草产业空间集聚度的动态变化表明，其地区行政垄断程度在小幅降低之后呈现出不断恶化的态势。 　　 2、中国烟草产业行政垄断效率的测算 　　首先，测算中国烟草产业行政垄断所导致的生产效率损失。运用数据包络分析(DEA)的方法考察1998-2006年行政垄断对中国各地区卷烟企业造成的效率影响，在此基础上，运用“综合技术效率”的分析框架测算行政垄断对中国烟草产业的效率影响。实证研究发现：1998-2006年的9年间，行业行政垄断和地区行政垄断造成的烟草产业直接效率损失分别为24.3％和11.1％，行政垄断导致的中国烟草产业的总体效率损失为32.7％，占中国烟草产业全部效率损失的81.7％。 　　其次，从租值耗散的视角实证研究了中国烟草产业行政垄断所造成的社会福利损失。行政垄断的租值耗散包括：社会净福利损失、X-低效率、寻租成本、行业职工高收入、行政部门非正常性开支。通过测算，1998-2006年中国烟草制造业行政垄断所造成的租值耗散总额在10727.31亿元至13317.71亿元之间。其中，由于行政垄断的无谓损失所造成的租值耗散合计为2109.6亿元至4700亿元之间；由于行政垄断的X-低效率所造成的租值耗散合计为7178.22亿元，是所有耗散中占比最大的一项；由于寻租所造成的租值耗散合计额为715.4亿元；由于职工高收入所造成的租值耗散合计额为314.7亿元；由于烟草行业部门非正常的行政管理费用所造成的租值耗散合计额为409.39亿元。 　　最后，在产业组织理论框架下运用计量方法实证考察了中国烟草产业税利水平的决定因素。通过计量模型发现：在不考虑地区垄断的影响时，行业集中度对我国烟草产业税利水平几乎没有影响。在考虑地区垄断这一因素后，地区垄断、行业集中度均对我国烟草产业税利存在显著正的影响。在以上基础上，通过计量模型对“中国烟草产业的税利水平是由垄断带来的还是高效率带来的”这一问题进行了解答，结果表明：我国烟草产业较高水平的税利是垄断与效率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垄断对烟草绩效的促进作用要远高于效率对烟草绩效的促进作用。 　　 3、中国烟草产业行政垄断的改革 　　首先，研究了中国烟草产业行政垄断制度变迁的机制。通过构建制度变迁的动力一阻力模型，从理论上研究了动力和阻力及其产生两种力量的利益集团对制度变迁的作用机制：(1)在不考虑利益集团规模的情况下，阻(动)力与阻(动)力集团的既得利益(既得损失)之间存在同方向变动关系；(2)利益集团的集体行动能力与动力、阻力之间均存在同方向变动关系；(3)在某一时点，只有动力大于阻力才会发生制度变迁；在从某一时点到另一时点的过程中，只有变化后的动力大于变化后的阻力才会发生制度变迁。在以上模型的基础上，分别对中国烟草产业行政垄断制度变迁中的阻力集团(包括烟草专卖局、地方政府、烟草工商企业)和动力集团(包括外国资本、公共卫生、消费者、烟农)的既得利益或既得损失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在不考虑外资和公共卫生政策推动力的影响下，短期内烟草专卖制度将会继续维持。在长期，随着外资和公共卫生政策两大集团的日渐壮大，当动力大于阻力烟草专卖制度将会发生变迁。考虑到我国烟草专卖制度变迁中阻力集团的强大并避免集团间的利益冲突，烟草专卖制度的变迁应采取一种强制性和渐进式相机组合的变迁方式。 　　其次，研究了烟草产业治理模式的选择并对烟草产业治理模式进行国际比较。烟草产业需要政府和市场的共同的参与，政府与市场相对效率的高低决定了烟草治理模式选择的不同模式。本文借鉴了新比较经济学中社会制度选择的一般框架，构建烟草治理模式选择的模型，分别从短期均衡和长期均衡分析了烟草产业治理模式的选择，得出：当政府管制效率高于市场配置效率时，应较多地运用政府、较少地运用市场；当市场效率高于政府效率时，应较多地运用市场、较少地运用政府。同时，根据政府与市场参与程度的不同，将烟草产业国家治理模式分为完全国家专卖、不完全国家专卖、市场主导和完全市场化四种基本模式。最后提出我国烟草产业治理模式将从现阶段的国家专卖模式经过过渡期，最终实现有政府外部管制的市场主导型治理模式。 　　最后，基于前文研究，本文提出了现阶段打破中国烟草产业行政垄断的政策建议。具体包括：政企分开，减少烟草专卖局的行政干预；调整现行烟草财税制度，减少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预；深入推进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引入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通过跨省、跨地区烟草企业的联合重组，建立区域性大集团；发展大品牌，充分发挥品牌竞争在优化烟草资源配置中的核心作用；鼓励并推动国内烟草企业“走出去”；依据《反垄断法》、《反不当竞争法》等法律手段打破烟草产业行政垄断。
关于加快建设中俄贸易大通道与物流网络的对策研究

中俄两国一直积极投身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浪潮,经过多年的努力,两国经贸合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2010年,中国成为俄罗斯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国,俄罗斯成为中国的第八大贸易伙伴国。但中俄间的经贸合作仍处于初级阶段,与两国的发展速度极不相符。分析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原因之一是两国之间的贸易大通道与物流网络发展缓慢,落后的运输能力已跟不上中俄经贸合作进一步深化的要求。因此,要想实现中俄经贸合作进一步发展,必须重新构建两国间的贸易大通道与物流网络。本文首先,论述了建设中俄贸易大通道与物流网络的战略意义与实践意义,并对中俄贸易大通道与物流网络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同时指出建设中俄贸易大通道与物流网络所面临的障碍与原因。其次,提出了加速建设中俄贸易大通道与物流网络的战略构想,并深度分析了贸易大通道与物流网络构建对两国所产生的社会与经济效益。最后,对前文所指出的关于建设贸易大通道与物流网络面临的障碍,提出针对性的解决对策。
黑龙江沿边开放带产业发展与对俄经贸合作互动战略研究

随对外开放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黑龙江省作为全国对俄贸易通道的传统定位已不能适应当前经济发展的需要。有鉴于此,黑龙江省沿边地区应抓紧国家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沿边开放的战略机遇,积极承接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把沿边开放带发展成为对俄经贸合作的产业基地,推进对俄经贸合作向更高层次发展。 　　本文综合运用国际贸易学、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等相关理论,对当前黑龙江省沿边开放带产业发展、对俄贸易和经济合作状况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对产业发展的各个因素与对外贸易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分析,为拓展与深化黑龙江省沿边地区对俄经贸合作、促进沿边开放带产业快速发展、实现产业发展与对俄经贸合作的良性互动提出了战略思路和对策措施。
扩展与深化中俄农业合作的战略与对策研究

中俄两国农业合作始于上世纪50年代,合作内容包括品种资源交换、人员交流、农业科研等。近几年,随着中俄两国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加深,中俄经贸关系的日益发展,中俄农业经贸关系也有所升温。但目前中俄的农业经贸合作的发展与两国的经济实力相比还相差甚远。因此,加强中俄农业合作更有利于加速中俄经贸关系的发展,将两国的经贸合作推向新的高度。 　　本论文在经济全球化及俄罗斯正积极加入国际贸易组织的大背景下,研究扩展与深化中俄农业合作的战略与对策。全文的主体结构分为五章,第一章主要通过大量的数据图表分析了中俄农业合作的现状及其发展潜力。第二章阐述了中俄农业合作给我国带来的社会经济效应。第三章笔者提出了中俄边境地区实现农业合作开发是中俄农业合作模式的最佳选择。第四章主要通过前几章的分析,找出中俄农业合作的难点与障碍。第五章笔者提出了对扩展与深化中俄农业合作的战略与对策。
当前金融危机对中日经贸合作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中日两国经贸关系随着中日邦交30多年以来,合作领域日益扩大。但是随着金融危机的到来,给中日两国的经济结构以及对外经贸关系造成了一系列的影响,中、日出口大量减少,经济形势比较严峻,两国的宏观经济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因此,中日两国想要理性分析并推动中日经贸使经济平稳的增长就有必要加强两国的经贸合作,携手共同应对金融危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本文在国内外已有的现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针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特殊形式,首先阐述了经贸合作的基础理论,并列明了中日经贸合作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分析了加强中日经贸合作的必要性,并提出了中日两国如何应对金融危机的相关对策。
新形势下中美经贸合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对策研究

中美经贸关系自双方建交后发展迅速,但其中也不乏接连不断的贸易摩擦,这种贸易摩擦是由双方的政治制度、经济战略目标和文化观念不同造成的。在经济危机爆发后,中美经贸关系的不稳定因素骤增,成为我国经济稳定发展的潜在危险。双方稳定的经贸关系不仅对两国的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对整个世界经济体系也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本文将从中美贸易发展历程入手,分析知识产权、汇率、贸易不平衡、保护主义等多重因素对中美经贸关系走向的影响,从而得出双方经贸合作的总体趋势,指导政策制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