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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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水电企业国际化战略研究

随着中国电力体制改革、厂网的分开，以及国家鼓励企业“走出去”，云南省水电企业也逐渐意识到，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世界企业已经呈现出不可遏止的国际化趋势，国际化经营己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导经营形式。在此背景下，困难与机遇共存，走出去开展国际化合作，参与国际竞争，进行国际化经营，是促进企业长远发展的必由之路。开展国际化合作，走国际化道路，不能一墩而就。为了顺应全球及国内大环境的要求，云南省水电企业有必要审时度势，分析和制定符合自身实际的国际化战略，为国际合作业务提供指导。 　　传统国际化理论一般都是基于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大型企业，对偏远地区的企业探讨相对不足。鉴于该研究领域实例研究的匮乏，本文尝试从理论与实际结合的角度，通过对中国的偏远省份——云南省进行分析，并选取特定的水电行业为对象，希望能对云南省水电企业的国际化经营提供参考和借鉴。 　　论文由七章组成。其中，第一章首先明确了研究背景和选题的意义，并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思路和方法。第二章介绍了企业国际化的相关理论、国际化的动因和类型。第三章对云南省水电企业的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进行了细致充分的研究，同时运用SWOT 战略分析工具，深度研究云南省水电企业实施国际化战略的内外部环境，为制定云南省水电企业国际化战略及目标作准备。第四章介绍了云南省水电企业国际化经营现状及成因分析。第五章介绍了云南省水电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战略目标以及战略模式的选择。第六章提出了云南省水电企业实施国际化经营的保障条件，为云南省水电企业国际化提供了可借鉴的方法，意义深远。最后一章做了总结，并对云南省水电企业的国际化进行了总结。
经济一体化与东亚区域贸易安排研究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迅速发展的今天，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已经越来越引起东亚国家和地区的重视。东亚作为地缘上的一个区域，有着很多相邻而居的国家和地区，地理上的密切联系使得各国之间有着相同的利益，经济贸易往来使得各国之间形成了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互动。1997年的东南亚经济危机，开启了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大门，东亚各国越来越意识到区域经贸合作在应对经济金融危机、发展本国经济、增进国家福利等各个方面的重要意义。但由于东亚各国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宗教及传统文化等各个方面存在着很大差异，东亚区域的经济一体化进程一直在多元化中推进。 　　本文的研究就是基于经济全球化和东亚各国贸易往来日益密切的大环境下，探讨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和未来时间里东亚区域贸易安排的发展方向。研究方法采用理论分析法、数据计算法和实证分析法等多种研究方法，着重研究东亚区域贸易安排的发展历史、贸易结构互补性、区域贸易安排的福利效应等东亚区域贸易安排的各个方面。具体的结构是：前面第一、二、三章叙述经济一体化理论和区域贸易安排的概念，以及东亚区域在经济一体化和区域贸易安排上的发展历史；第四章，通过对ASEAN+3、ASEAN+6等东亚贸易区的福利效应进行计算和对比，得出在不同的区域贸易安排下产生的福利效应有什么不同，以及同一贸易安排下不同国家所获得的福利效应的大小；第五章，将所有贸易产品进行分类，分为10大类，然后计算东亚不同国家不同产品类别之间的贸易互补性指数，由此推导各个国家之间不同种类产品的贸易互补性大小，从而考虑在那些贸易互补性大的贸易领域加大贸易合作；第六章对东亚区域内贸易安排进行实证分析，选取东亚区域内两个代表性国家，以贸易结构和国民生产总值为变量，采用最近10年的数据，验证时间序列的平稳性，进而进行协整分析，最后通过格兰杰检验得出结论：区域贸易安排下贸易结构的优化，是促使经济发展的格兰杰原因。最后一章是基于以上各部分的分析，对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和中国参与东亚区域贸易安排提出政策建议。
近十年云南旅游产业发展研究

在2009年，我国政府明确要把旅游业培育成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在云南省，旅游业已成为仅次于烟草业的第二大支柱产业。经过“十五”、“十一五”近十年时间的发展建设，云南旅游业已经完成了原始积累，拥有一批国家级景区景点，旅游基础设施也更趋于完善。国家发改委批准的《云南旅游业综合改革和发展的规划纲要（2008-2015）》中提出，把云南作为国家旅游业综合改革发展试验区，意味着云南旅游业将迎来新一轮发展契机。《规划纲要》在分析了云南旅游产业发展和改革的重要意义的基础上，确立了旅游产业发展和改革的指导思想、目标和基本原则，明确了优化空间布局、完善旅游产品体系、延伸产业链条、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民族文化建设、强化旅游市场开拓和加强旅游人才培养的七大旅游产业发展任务，以及积极稳妥推进旅游管理体制、旅游企业、旅游投融资体制、完善旅游市场体系和开展改革试点等五大改革任务。 　　本文结合云南旅游“二次创业”的背景，首先分析了云南的旅游资源相比全国其他省份所具备的优势，以及99昆明世博会以来云南旅游业发展的总体情况：旅游业已成为云南省五大支柱产业之一，随着全省旅游业的快速增长与发展，2009年旅游业增加值占全省GDP的比重已上升到13.1％。 　　文章的第三部分是运用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旅游经济学等相关经济理论，结合偏离份额分析法分析了近十年云南旅游产业的结构效益，指出云南旅游业各个要素的竞争力和对整个旅游外汇收入的贡献度。 　　根据分析结论，总结了云南旅游业在“二次创业”中将面临的一些困境：1. 交通、旅游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2. 旅游环境质量下降；3. 旅游资源价值的衰减；4. 旅游产品创新跟不上旅游需求的增长；5. 旅游资源的开发资金不足等。 　　在云南省旅游业未来发展空间的布局问题上，本文用实证分析法分析云南旅游业发展在空间上呈现的差异，并提出分三级划分、建设旅游增长极，用增长极带动各区域旅游业的发展。同时将全省划成滇西北、滇西南、滇中、滇东四个大区和六条旅游经济走廊。各个区域根据其旅游资源特点发展特色旅游业，避免盲目开发、恶性竞争等问题。 　　最后一部分是针对前几章分析的结果，提出一些政策方面的对策，希望能够成为云南省推进旅游业“二次创业”的对策参考。
当前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的现状、问题研究

海外并购，即跨国并购，是国际直接投资的重要形式，也是大型企业集团国际经营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企业逐步走入国际市场，并参与海外并购。近年来，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数量迅速增加，并购规模也逐步扩大。 　　 2007年下半年以来，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西方主要经济体出现明显衰退，国际市场上各种资源及资产的价格均出现较大幅度下跌。当前，世界资产价格正处于历史低位，这对于迅速扩张中的我国企业无疑是一个难得的并购机遇。若能成功实施海外并购，对于我国企业实现低成本扩张，扩大国际市场份额，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因此，近期我国企业前往海外“抄底”的行为此起彼伏，特别是中央企业海外并购的案例屡见不鲜，如中国铝业计划195亿美元注资力拓、中国五矿有色收购全球第二大锌矿开采商OZ Minerals等等。 　　然而，由于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我国企业的海外并购并非一帆风顺。2009年6月，已运作了四个多月的中国迄今为止最大的海外投资项目——中国铝业注资澳大利亚力拓集团，因力拓单方面毁约宣告失败。中国铝业的失败为我国企业的海外并购行为敲响警钟。如何归避在海外并购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和风险，成为中国企业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 　　本文前言部分介绍了该课题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以及研究方法和框架。第一章主要回顾国内外关于跨国并购的相关理论，以及经济全球化对跨国并购的重大影响，深入分析了我国企业开展海外并购的必要性。第二章总结了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的产生和发展历程，介绍了近年来我国企业成功实施海外并购的经典案例，以及当前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的现状及特点；从企业微观层面、国家宏观层面、被并购企业所在国家层面、海外并购存在的风险四个方面入手，分析了当前我国企业海外并购存在的主要问题。第三章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对我国企业海外并购进行了深入的战略思考，探讨了当前存在问题的应对策略，从针对我国企业微观层面的建议、针对国家宏观法规层面的建议、针对目标企业所在国法律管制的对策、针对海外并购风险的防范措施四个方面尝试性提出一些个人建议。最后，结论部分回顾全文的主要内容及重要观点。
国际资本流动对中国金融稳定影响的研究

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国际资本流动在深度和广度上不断推进，国际资本流动就像一把双刃剑，在为发展中国家追赶发达国家缩小国民收入差距提供机遇的同时，也给很多国家带来了危机。我国改革开放的肇始就是对国际资本流动开放，鼓励吸收外资，研究国际资本流动对我国经济增长收益的文献数不胜数，关注资本流动对我国金融稳定影响的文献与之相比少得多，研究也不深入，因此在国际资本流动对我国金融稳定的影响方面尚未形成理论体系。 　　本文试图设定国际资本流动影响中国金融稳定的研究框架，并用这一研究框架分析研究实际问题，文章通过对国际资本流动历史渊源、规模和动因的回顾，结合金融稳定理论与国际资本流动冲击金融稳定的机制分析，对中国的资本流动如何影响金融稳定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的探索，在此基础上结合其他国家的国际资本流动管制实践为在资本流动条件下维护中国金融稳定提供了有操作层面意义的制度和对策建议。 　　文章的引言部分对论文的研究目的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理论空白、研究设想和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等进行了说明，指明了文章的理论价值和研究方向。 　　第一章对国际资本流动的概念进行了简单梳理，同时为了以史为鉴，回顾了国际资本流动的四次历史高潮，并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动因和历史作用进行了归纳。国际资本流动有助于缓解发展中国家的外汇缺口和储蓄缺口，同时对资本输出国来说也有利于提高投资报酬。在理论上国际资本流动能促进国际间资本收益率趋于一致，现实中这种情况并未发生，文章分析了阻碍这一进程的现实制约因素。 　　第二章分析了当代全球及中国资本流动的规模，按照国际资本流动可能的途径，分为直接投资、证券投资、通过经常账户进行的资本流动及外债等方式。 　　总体上看，虽然中国吸收的国际资本绝对值较高且逐年增长，但占世界的相对份额却仍较低；从中国对外资本输出来看，中国对外投资主要由国家以外汇储备这样的低收益方式持有，企业层面对外输出资本规模和结构与中国经济规模和优势产业结构很不相称，本章还应用税务成本法分析了通过各种可能途径进出中国的套利资本进出中国的成本，指出了成本较低的资本流动方式，从而为制定针对性政策提供了线索。 　　第三章建立了国际资本流动影响金融稳定的理论框架。首先对金融稳定的内涵进行了探讨；接着分别从实践和理论方面阐述了国际资本流动影响金融稳定的机制：以东南亚危机期间的泰国为例说明了国际资本流动如何影响金融稳定导致危机爆发，结合三代货币危机模型从理论上指出了国际资本流动引发货币危机、金融危机的机制；本章第四节应用经典宏观经济模型IS-LM-BP 模型分析了开放经济条件下国际资本流动趋势反转对产出、利率及汇率等关键经济金融指标的影响，结合中国拥有大量海外资产的实际引入了海外投资收益这一变量对IS-LM-BP 模型进行了扩展，发现在引入海外投资收益变量后境外利率变化对国内产出、汇率的影响程度较未引入前要小。 　　第四章是实证部分，将国际资本流动对金融稳定的影响定量化，金融稳定是个抽象的概念，最终应体现在受国际资本流动影响的一些核心指标的稳定上，本章选取了金融稳定的一些核心指标如物价、银行体系稳定、汇率、房地产和股票市场价格，将国际资本流动对这些变量的冲击量化，尽可能地进行计量分析，以厘清影响，虽然目前对中国金融稳定影响较大的主要是国际资本流入，但随着“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本章也探讨了资本流出对中国金融稳定可能产生的影响。第五章结合第四章资本流动影响金融稳定的定量分析，充分借鉴国外资本流动危机预警指标体系研究成果，对K-L-R信号法和F-R 概率回归法进行了介绍，在此基础上结合国内研究成果建立了中国特色的国际资本流动危机预警体系，对资本流动可能带来的危机进行预测以提前防范，分为三个层次：经济基本面信号、直接作用信号和压力信号，监管机构可以根据发出信号的指标层次和数量决定采取相应的对策。 　　第六章对国际资本流动管制理论与实践进行了研究，在预警指标体系发出信号后，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有哪些国际经验可以借鉴？本章首先分析了学术界关于国际资本流动管制的认识变迁，对国际资本流动采取管制措施取得了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的认同。本章结合巴西的资本流入税、智利的无息准备金制度研究了价格型国际资本流动管制措施的作用，结合东南亚危机期间的马来西亚研究了数量型国际资本流动管制措施的内容和效果，并对两种类型的管制措施进行了价值比较，认为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价格型国际资本流动管制措施要优于数量型国际资本流动管制措施。 　　第七章对国际资本流动条件下如何维护我国金融稳定提出了相应的制度和对策建议。既包括宏观上的制度构建：实施更加灵活的汇率安排，国家只保持最优外汇储备，高于最优水平的外汇稳步推行藏汇于民政策，并在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基础上循序渐进推动资本账户开放。也包括具体微观管制措施：在借鉴第六章国际经验的基础上，当国际资本流动危机预警指标体系发出危机信号时，文章提出相应的管制措施，至此文章完成了从理论到实践的飞跃。 　　第八章对全文主要结论进行了总结。
国际新创企业绩效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外产生了一些国际新创企业（internationAlnewventure，简称INV），引起了国际学者的广泛兴趣和关注，研究文献也呈快速发展之势。近几年，我国也出现了一些国际新创企业，它们在成立之初或短期内就以国际市场为导向，进行国际化运作，追求资源的跨国配置和全球整合，其资金、技术基础、人力资源、市场等高度国际化。在这一点上与传统跨国公司的渐进式国际化途径有着显著的差异。目前国内学者对国际新创企业的关注时间并不长，研究尚不够系统充分，在定量分析方面，往往局限于问卷调查或对高层管理团队的访谈，尤其在国际新创企业绩效方面的研究尤其缺乏，由于样本的数据难以获取，基本处于空白。 　　随着2009年下半年创业板的推出，一批各行业具有代表性的企业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其中的一部分企业具有国际新创企业的特征，这给了本文分析国际新创企业的创业绩效，并与传统企业比较，分析绩效差异难得的契机，本文就是在这一背景下提出这一命题的。 　　论文首先介绍选题的背景及意义，对国际新创企业的概念做出界定，比较国际新创企业与传统跨国企业及非国际新创企业绩效的衡量，不仅包括财务绩效还包括非财务绩效。第二章是国际新创企业的研究综述，回顾了国际新创企业理论的起源与发展，国内外国际新创企业绩效研究的理论基础。 　　论文重点研究了国际新创企业绩效的影响因素，认为国际化网络、企业家精神、企业资源是影响国际新创企业绩效的的三个主要因素。随后选取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企业中符合国际新创企业条件的16家企业为样本，进行因子分析和相关检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国际新创企业当年的绩效与企业国际化程度具有相关性，企业资源与国际新创企业绩效也呈正相关关系，但创业板国际新创企业整体财务绩效与国内新创企业相比并不存在明显优势。这可能解释是因为非财务绩效并不能在财务报表中反映出来。 　　基于以上分析，以创业板市场来看，我国国际新创企业整体上还比较弱小，绩效水平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需要政府在政策方面加强扶持指导，帮助引导国际化网络的开拓，鼓励引导新创企业走出去；同时企业应当加强高层管理团队的教育培训，注重企业的财务绩效的提升。 　　最后，论文认为，1、创业板市场国际新创企业具有代表性；2、虽然国际新创企业在财务绩效上与国内新创企业相比并不具备明显的优势，但也未表现出劣势，考虑到国际新创企业非财务绩效的重要性和所占用的国外资源，以及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对出口导向实体的不利影响，国际新创企业依然表现出较强的抵御风险的能力和长期的绩效提高潜力。 　　另一方面，由于国际新创企业大部分处于高科技领域，这对于“十二五”期间我国加速产业结构升级，积极探索企业“走出去”打造国际竞争力的模式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示范意义。
美国金融危机成因分析及对我国银行业金融监管的启示

2008年9月美国次贷危机演变成金融危机全面爆发。这次危机使美国金融市场深受重创，大批金融机构因涉足投资次贷而破产倒闭，美国著名五大投行或破产或被回归，股票和债券市场大幅下挫，对冲基金被迫清盘，保险机构也遭受了重大损失，美国经济进入衰退。由于银行资金链断裂,流动性压力骤增，金融领域的危机通过资金、信用渠道和透过市场预期，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向实体经济领域扩散和传染，危机的破坏力也在传导与叠加中不断增级，给全球金融市场带来了空前的灾难，全球经济的大幅减速，且迅速席卷欧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场，其金融机构因次债原因出现挤兑和流动性危机，经济已进入衰退期，消费增长乏力，国内投资持续萎缩，失业率快速增长，GDP 增长速度明显放缓。发达国家出现经济衰退导致需求大幅度萎缩，由此引起包括中国在内的一大批出口依存度较高的国家贸易形势迅速恶化。危机爆发后，世界各国纷纷采取“救市”措施但未能及时遏制危机的蔓延。 　　时至今日，短短一年多时间危机完成了从金融冲击到实体冲击、从区域困境到全球困境、从资产负债表外风险到资产负债表内风险等诸多层面的质变和跳跃。 　　乃至今天，在各国政府采取金融援助计划和经济刺激措施和世界各国共同努力协同救市下，经济已有复苏。我国目前资本市场还未开放，海外投资有限，因此，我国银行受到金融危机影响的直接损失较小，但我们不可忽视危机带来的警示作用。随着经济全球化和金融一体化逐步深化，尤其是在当今“美元霸权”的国际货币体系下，我国银行更要提高警惕，加强对风险的防范，意义重大。 　　本文以美国金融危机作为研究对象，首先介绍了美国抵押贷款市场的基本结构，其中着重介绍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产生和发展，随后介绍了资产证券化及其衍生产品在抵押贷款市场中的运用，在此基础上，详细地从微观和宏观层面分析了危机产生的原因及其深刻的国际背景，最后基于对危机产生原因的分析，得出了对我国银行业监管的启示。
论金融危机下贸易保护主义的新发展——兼论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

历史表明，贸易保护主义与经济危机常常是如影随形的。2008年下半年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愈演愈烈，使全球经济陷入衰退、全球贸易急剧下降、全球投资步入低谷、各国失业率也不断攀升，致使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压力持续上升。且在金融危机下，此轮贸易保护主义风潮呈现出了与以往不同的新特点，无论对于全球还是我国的经济贸易来说，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本文以金融危机下贸易保护主义的新发展为切入点，分析了其产生的深层原因以及呈现出来的新特点。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了贸易保护主义对进口国和出口国产生的经济效应和对全球经贸的影响。论文重点研究金融危机下，贸易保护主义的新发展对我国的对外贸易产生的影响，并对此展开对策思考。 　　本文首先分析了导致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经济、政治和制度原因。经济原因是金融危机带来的全球经济衰退和“去全球化思潮”泛起，以及世界经济与贸易利益的不平衡；政治原因是政党政治利益和选举的需要、利益团体的推动以及国家利益的战略考虑；制度原因则是WTO的自身缺陷制约其在抵制贸易保护主义中发挥的作用。论文认为金融危机下贸易保护主义呈现出新的特点，表现为贸易保护实施主体的全球性和区域性、贸易保护客体的广泛性和延伸性、贸易保护手段的多样性和创新性，以及贸易保护战略的进攻性和针对性。 　　其次，本文结合新特点对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进行了经济效应分析。先是以反倾销为例，分析贸易保护措施对进口国的经济效应，以及给进口国产业国际竞争力带来的正反两面影响；再是以环境和技术壁垒为例，分析贸易保护措施对出口国的经济效应，以及给出口国产业国际竞争力带来的正反两面影响；继而分析贸易保护主义给全球经贸带来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全球货物贸易的下降、全球FDI规模的锐减、多边贸易体制受挫以及经济复苏缓慢。 　　再次，研究金融危机下贸易保护主义新发展给我国对外贸易带来的影响。在阐述金融危机下我国遭遇的各种传统与新型贸易保护措施的基础上，分析贸易保护主义带来的消极影响包括：进出口双下滑、加工贸易受打击、利用外资放缓、产业安全形势不容乐观以及影响国内宏观经济运行的稳定性；积极影响包括为调整经济增长方式和对外贸易结构提供动力，为吸引人才回流和企业走出去创造有利条件以及有利于我国建设“和谐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与“节约型社会”。接下来，以我国钢铁行业为例，就贸易保护主义对我国钢铁行业的影响展开实证分析。 　　最后，对后金融危机时代如何应对贸易保护主义展开对策思考，从全球角度来看，需要加强国际协作和政策协调，充分依托并推进WTO多边贸易体制；而从我国角度来看，则应从战略和策略两个层面上思考应对之策。战略上，应通过发挥我国现有比较优势，培育综合竞争优势，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实现均衡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而策略上，则应政府、行会与企业的三方统一协调，使对贸易保护措施的认真研究、有效防御和积极应对结合起来。
社会资本对国际创业驱动因素的影响研究

经济全球化导致企业国际化的现象普遍出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一种新的企业国际化现象，国际新创企业的出现，引起了学者们极大的研究兴趣。伴随着创新型经济的兴起，此类企业的相关问题成为经济、管理等学科领域讨论的热点之一。国际新创企业大多为中小企业，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已处于重要地位，同时，我国也已把鼓励企业“走出去”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因此对此类企业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尽管许多学者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但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国际新创企业研究的理论观点比较分散，还没有一个系统的理论或理论框架被广泛接受。本文旨在对企业国际创业活动内涵准确把握的基础上，通过对国际新创企业驱动因素的分析，从社会资本的角度，来进一步完善对企业国际创业动机和行为的认识，以期在理论上推进国际新创企业理论的完善，同时也为企业国际创业实践提供可靠的理论依据。 　　本文首先回顾了早期和渐进的企业国际化的相关理论研究，然后从国际创业现象入手，对与此相关的文献进行了综述，接着总结了社会资本和国际创业关系研究的成果，以便为下文探讨社会资本对国际创业驱动因素的影响提供理论支撑。在此基础上，利用理论的相互融合和优势互补，结合企业国际化发展的特点，本文主要从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关系的角度研究国际创业的驱动因素，概括分析了经济全球化、企业家特征、组织学习能力、网络观以及创业机会认知等因素，并对上述五种驱动因素进行整合，构建了国际新创企业驱动因素整合模型，为国际创业研究的发展做了新的尝试。 　　企业国际创业是个多维度现象，必然取决于多个因素共同决定。因此，本文从多理论视角探讨了国际新创企业的成长问题，认为创业机会认知是国际新创企业的创立契机与成长起点，经济全球化导致的全球资源整合是国际新创企业的成长模式，组织学习是国际新创企业进入国际市场后创造和维持可持续竞争优势、实现能力提升的重要途径和方式。随着国际创业内涵的扩展，国际创业研究更加重视环境和过程因素，社会资本的本质决定了任何社会行动者都不能单方面拥有 　　这些资源，必须通过关系网络发展、积累和运用这些资源。所以本研究接下来具体解释了社会资本对经济全球化、企业家、创业网络及创业机会等国际创业驱动因素的影响。 　　通过上面的理论分析及模型构建，本研究认为社会资本对新创企业的国际创业活动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国际新创企业慢慢摒弃了一些传统的观念，开始意识到社会资本对于自身发展的重要性，并开始积累构建自己企业的社会资本，融入国际化的轨道之中。但是目前我国企业在利用社会资本进行国际创业时还面临不少问题，因此，本文结合国内外的研究实例，从政府、产业、企业等各个层面为我国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国际创业活动提供相应的发展对策。 　　最后，在总结本文研究结论的同时提出不足，并对以后研究可以改进的地方进行了展望。
金融危机对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影响研究

发端于2007年8月份的美国次贷危机，逐渐演变为席卷全球的世界性金融危机，成为自1929-1933年以来最为严重的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对世界各国经济造成了重大的影响。中国也是受到重大影响的国家之一。特别是我国的科技含量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受到重大影响。 　　纺织服装业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从纺织服装原料的生产，原料的加工，到成品的包装出口，大多数环节都需要投入大量的劳动力。纺织品服装出口行业容纳了庞大的就业大军。既然纺织服装行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典型，因此，解决好金融危机下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问题当然对劳动密集型行业出口有借鉴作用。这不但在缓解我国在金融危机下就业问题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且在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方面也有重大意义。那么，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是如何受影响的，其原因究竟在哪，应该采取什么措施进行解决？ 　　文章通过最新统计数据说明了金融危机对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的影响，旨在说明金融危机对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的影响程度。让读者清楚地看出，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受到如此重大的影响，严重影响了我国的就业和经济发展。 　　把要素禀赋理论用于分析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受金融危机影响的问题，分析出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受影响是因为纺织品服装产品在此次金融危机中价格过低。因此要想稳定中国纺织品服装出口，提高国际竞争力至关重要。 　　系统地提出了金融危机下影响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的主要因素。由于我国纺织品服装对出口的依赖性过大，国内生产的纺织品服装主要靠出口，这样就增加了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受金融危机影响的可能性。而纺织品服装出口依赖性过大的原因又是内需不足造成。中国的纺织品服装缺乏自己的品牌使得利润空间小也是中国纺织品服装出口处在刀刃浪尖上。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国外需求下降、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下中国纺织品服装出口不得不走下坡路。这些因素都是制约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的障碍。找出了这些障碍就为在实际中采取措施排除障碍提供了可能。 　　在挖掘出金融危机下影响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的因素后，再用线性回归模型进行检验。检验的结果验证了影响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的因素是客观存在的。 　　在此基础上着重提出了稳定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的思路。紧急措施是采取出口退税和实行外贸多元化，出口退税让纺织品服装出口企业轻装上阵，度过眼前的难关，实行外贸多元化降低纺织品服装出口企业的出口风险，加强纺织品服装出口公司抵御金融危机等国际因素造成的风险；根本措施是扩大内需，对出口企业实行技术改造并搞好产业结构的调整，减少纺织品服装的出口，也降低了依靠出口带来的风险，走可持续发展之路；辅助措施是走出去战略。金融危机刚刚过去，正值各个国家经济调整时期，在此时我国部分纺织品服装出口企业如果有足够实力，足够的胆识，能够在这乱世之秋抓跨国并购的大好时机，不但可以获得国外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国外资产溢价等方面好处，而且可以就地生产就地销售，绕过国外的关税壁垒，也能部分解决我国纺织品服装产能过剩的问题，增加国内就业，为我国这方面的出口企业实行技术改造和产业结构升级，创建自己的品牌打好基础。多管齐下，必将会达到预期的效果。
我国商业银行对外投资区位选择问题研究

上个世纪末，国际市场上掀起了一股金融业全球扩张的浪潮，作为金融业最为基础的行业——银行业的表现也并不迟缓，为找寻新的利润增长点以及实现全球化战略布局，各大银行业巨头纷纷加快了对外扩张的步伐以占取新市场业务先机。在国际知名银行的全球市场布局中，他们都是选择那些与本国有着紧密的贸易联系以及非金融类投资大量流向的国家以及区域投资，国际银行业一些成功的海外市场扩张案例为我国银行业对外投资提供了可以参照的绝好经验。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内生产总值GDP、对外贸易额、投资额都有了快速发展以及量的积累，按照邓宁的投资周期发展理论，我国已处于净对外投资逐步上升阶段，国内企业对外投资规模呈逐年扩大趋势。银行作为金融服务业，客观上来讲需要我国银行业跨国经营以给他们提供便利的金融服务，由于我国只有商业银行能够提供商业性的金融服务，三大政策性银行机构只承担了国家制定的政策性金融服务职能，因此，国内商业银行就不可避免需承担起给在国外的各类国内机构组织提供商业性金融服务的职能，与此同时，也是我国商业银行“走出去”的一个契机。 　　除了外部环境的影响外，我国商业银行改善的内部环境也是驱动对外投资的一个重要原因，经过1998年以来的改革，我国银行业的主要指标已经有了较大的改善，四大国有控股商业银行的平均不良贷款率低于4％，资本质量有了明显改善，合乎新《巴塞尔资本监管协议》资本充足率要求的商业银行机构从2003年8家上升到100多家，各大商业银行的税后净利润有了不同程度的增加，银行规模也相应得到扩大等各项衡量商业银行经营效益、综合实力指标的改善为我国商业银行跨国业务经营打下坚实的基础。 　　但是，国际市场相对国内市场存在更多不稳定因素，目标国的政局是否安稳，金融业的监管政策严格还是宽松，以及可以定量量化的资金成本高于还是低于国内市场等都是我国商业银行在选择目标区域进行投资不可忽略的因素，而获得这些信息往往是不容易甚至是不可靠的，这给我国商业银行在国外市场经营埋下了风险因子，因此，商业银行应针对自身能力以及目标市场有效需求出发，选择适当的目标市场进行投资并防范多重风险是我国商业银行站稳目标市场、拓展国际市场的关键所在。本文在分析国内外银行业对外投资现状之后，通过借鉴国际知名银行海外目标市场扩张战略，综合分析了一些影响我国主要商业银行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经过多年的发展，以四大国有控股商业银行为代表的国内商业银行逐步具备了一定国际投资所要求的所有权优势，为推进我国商业银行“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使所有权优势转化为跨国投资中所必须具备的核心竞争力，本文在简单提出我国商业银行对外投资所存在的一些问题后，针对相关问题给出国内商业银行海外投资的区位选择发展策略。
我国海外直接投资管理法律制度的完善

海外直接投资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必然要求。一个国家要真正参与到世界经济的大循环中，就必须深刻认识到不仅要重视吸引外国投资，也要重视向外输出资本。进行海外投资和跨国经营，是当代生产社会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发展海外投资是我国向发达国家迈进的必经阶段，也是我国参与国际分工的重要环节。当前的世界性经济金融危机不仅强化了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性，而且降低了海外投资的成本。但是我国企业的海外投资之路并不平坦，中国企业面临着众多的问题和风险。这一方面要靠企业自身增强实力，另一方面则要靠政府的适当管理与支持。毕竟，当今海外直接投资的竞争，已不仅是企业间的竞争，也是国家间的竞争，更是政府和企业联合力量间的竞争。 　　从20世纪80年代允许海外投资以来，我国也陆续制定了一些管理制度。特别是加入WTO后，随着海外投资的迅猛发展，我国也加快了管理海外投资的立法进程。但总体上说，这些立法是滞后于海外投资的发展速度的，而且是政策性规定居多，缺乏法律制度应有的透明度和前瞻性。“走出去”的战略制定后，各海外投资的主管部门为配合这一战略的实施，都纷纷出台了新的规定。这些规定对之前较为严格的审批体制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改革，扩大了海外投资主体的范围，但仍然存在着立法位阶较低、多头管理、重复审批以及重审批轻监管等问题，使海外投资的管理效用受到了限制。鉴此，我国目前的海外投资管理法律制度仍有完善的空间。 　　海外投资管理制度一般包括审批制度、外汇管制制度、国有资产监管制度和防止海外企业逃避税制度。但在具体制度安排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差异。一般来说，发达国家奉行投资自由化政策，取消外汇管制，对本国的海外投资审批较为宽松。而发展中国家则往往制定完备的海外投资管理立法，对投资主体、审批条件和审批程序进行较为严格的控制。但近些年来，发展中国家也在逐步的放松对海外投资的管制。目前，我国的海外直接投资发展迅速，在覆盖地域和涉及行业上都扩展很快，投资主体也日趋多元化。但在海外投资存量中，绝大多数的投资都是由国有企业完成的，并集中在亚洲、拉美地区。在投资类型上，新建投资、并购投资、研究开放型投资和战略联盟型投资都有涉及，但主要还是前两种类型的投资，特别是海外并购被越来越多的企业采用。与海外投资发展的进程相适应，我国海外投资的管理法律制度的形成也经历了较长的过程。在海外投资的早期，我国主要通过政策对其进行管理，没有标准的管理流程。随着投资规模的逐渐扩大，对外经济贸易部于1992年发布了《关于在境外举办非贸易性企业的审批和管理规定（试行）》。这一规范性文件和此后的《境外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等规范的通过，确立了海外投资的审批流程和部门分工，我国对海外直接投资管理的基本法律制度得以建立。加入WTO后，海外投资各主管部门为配合 “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出台了一系列的规范，对我国的海外投资管理制度进行了较大的改革。在事前管理上，改审批制为核准制，下放核准权限；先后取消了境外投资外汇风险审查和境外投资利润保证金汇回制度；外汇资金来源的审核方式由事前审查改为事后登记。在事后管理上，在加强对国有资产监管的同时，开始对海外投资实行统计和年检制度，以更好的掌握境外投资的运营状况。但改革后的我国海外投资管理制度仍然存在着海外投资管理立法层级低，内容不完备，海外并购的相关内容缺失；缺乏统一的海外投资管理部门，多头管理导致效率低下；后期监管不力，国有资产家底不清，民营投资监管缺位等问题。为进一步促进海外投资的健康发展，对海外投资管理法律制度进行完善非常必要。当务之急是制定《海外投资管理条例》，以立法的方式确立海外投资管理的原则、管理部门和管理体制。其他有关管理部门在条例的范围内，明确职责、加强协调，减少审批事项、简化审批程序，加强后续监管。
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及法律规制问题研究

澜沧江——湄公河是流经亚洲中国、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越南六国的国际河流，国际上将这条河流所区域称为大湄公河次区域（Greater Mekong Sub-region，简称 GMS）。大湄公河流域虽然资源丰富，但沿岸各国大多经济发展落后。为了更好地开发和利用大湄公河次区域宝贵的自然资源，寻求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合作便成为许多国家的战略选择。在国际政治多极化、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迅速发展的推动下，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区作为建立在地缘政治基础之上的经济交往，由于地理位置相邻、经济发展水平接近、文化形态也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所以相互间更容易达成经济一体化的协议。 　　遵循国家经济主权原则、公平互利原则、国际合作以谋发展原则等国际法原则，加强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及法律合作，是该区域各国的共同愿望。目前，大湄公河次区域的经济及法律合作机制已基本形成。GMS建立了常设的经济合作部长级会议机制，下设9个专题论坛和工作组，分别负责交通、电信、能源、环境、人力资源开发、旅游、农业、贸易和投资的合作。GMS自成立至今，已举行15届部长级会议和三届GMS领导人会议，对合作领域及行动安排进行磋商对话，已达成《GMS跨境运输协议》、《昆明宣言》、《大湄公河次区域贸易投资便利化战略行动框架》等重要文件。经过10多年的发展，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在交通、电信、能源、环境、人力资源开发、旅游、农业、贸易和投资等9个优先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提高了沿岸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并逐步实现该区域贸易投资的便利化。目前，大湄公河次区域已经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和东亚一体化速度最快的地区之一。该地区年平均经济增长速度超过6％。 　　中国参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程度日益加深，参与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已有17年的历程，呈现出广阔的发展前景。多年来，中国坚持遵循平等协商，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积极参与GMS各领域合作，与其他5国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联系不断增加，对外投资逐步增多。GMS国家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首先目的地之一。中国目前以GMS相关国家接壤的云南省和广西区为主参加合作，云南省和广西区以中国大西南为依托，基本形成了面向GMS各国和东南亚的多层次、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共同开发、共同受益、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是中国与次区域国家开展合作的目标。与此同时，中国参与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将极大改善中国经济发展的周边环境，推进实施大西南对外开发与发展战略，并使之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实验区。 　　当然，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有待进一步发展和深化。GMS各国应继续发挥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的权威作用，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广泛地动员国际资金，有选择地实施重点合作项目，提高合作成效，进一步推动该区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我国国家审计职能及其优化

国家审计监督是指有权的审计机构对政府各部门在公共资金运用方面的真实性、合法性及有效性进行审计。审计机构所担负的责任就是对全民财产的运用是否符合既定的标准给出客观的评价，其最终的是要通过审计达到监督国家权力运行的目的。 　　目前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人民民主意识的不断增强，都对国家审计在新形势下发挥的职能发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也应该看到这种国际国内的形势变化为国家审计制度的完善提供了很好的走出去引进来的便利条件。原有的国家审计制度究竟如何变革才能实现国家审计在新形势下的职能最优化，从中国的历史中汲取营养和教训是必要的，从外国的先进经验中学习更是必要的。为完善我国的国家审计监督制度，许多学者长期研究了世界上主要国家的国家审计模式，取得了不小的成果。审计作为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发展也是日新月异，采用先进的审计技术和方法对完善和优化我国国家审计的职能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借鉴注册会计审计的先进技术并将其与完美的融入到国家审计正成为目前我国国家审计监督的重要研究方向。 　　本文认为国家审计改革的重点在改革的过程解决审计机构的独立性和审计技术落后的问题，最终在我国建立起司法型的国家审计监督模式，并且运用先进的风险导向审计于国家审计工作中，唯有如此才能使国家审计的职能得到优化。 　　本文主要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我国国家审计的职能及其历史演进；本部分主要阐述了国家审计的特征、国家审计具有的职能以及国家审计的现实作用，理清国家审计在中国的发展脉络。第二部分国家审计改革的影响因素；国家审计模式的选择是国家审计改革首要解决的问题，通过对世界重要审计模式的比较，发现各种模式的优缺点。国家审计是一门技术活动，技术性的要求很高，注册会计师审计的先进技术为国家审计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持。第三部分我国行政化的国家审计职能优化。 　　本部分主要阐述了国家审计在目前经济危机下的重要作用，国家审计能够保护国家的经济安全，国家审计是反腐倡廉的利器。第二部分重点在于解决问题，通过分析发现了我国国家审计中存在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优化国家审计职能的方案。
间接征收与我国海外投资利益保障探究

随着各国对待外资态度的转变，国际投资领域对直接征收问题的激烈争论逐渐消退，取而代之的是对间接征收的讨论。由于间接征收与国家管理权无明确界限，所以争议焦点集中在间接征收的界定和由此引发的补偿标准问题上。近几年，我国海外投资蓬勃发展，但由于对间接征收问题认识不够，导致我国海外投资者利益遭受较大损失。本文通过对涉及间接征收的理论、法律法规及仲裁判例的分析和研究，对间接征收界定和补偿标准提出几点看法，并针对我国双边投资条约和海外投资法中存在的间接征收问题提出一些完善建议。 　　本文除引言和结语外共分三章，全文约三万五千字。 　　第一章阐述间接征收的传统理论。首先，论述直接征收到间接征收的变迁和间接征收的表现形式。其次，对上世纪南北国家围绕间接征收提出的理论进行归纳，指出间接征收的传统争议实质为南北国家利益的博弈。 　　第二章论述间接征收的新争议焦点。首先，对间接征收的界定争议进行论述，分析了法律学说、国际条约及国内法、仲裁判例对间接征收的界定标准，得出采用“效果与目的兼采标准”并结合“国家管理权例外条款”及“比例原则”综合界定的结论。其次，论述了间接征收的补偿标准争议，通过对司法实践和法律学说的分析，得出应分别对合法间接征收和非法间接征收采用不同补偿标准以确保公平的结论。 　　第三章是本文核心部分，分析我国海外投资法律体系中存在的间接征收隐忧并提出完善措施。首先，从国际法和国内法两个层面，指出我国海外投资法律体系存在的间接征收问题。其次，对我国海外投资法律体系提出完善措施，包括：完善我国双边投资条约的措施，如增强双边投资条约的导向性、明确间接征收定义及界定标准、设置统一争端解决条款、增设间接征收补偿条款和国家管理权例外条款；完善我国海外投资国内法的措施，如建立健全海外投资监管机制、信息服务机制和海外投资保险机制。 　　笔者希望通过本文的论述，能使我国海外投资者免遭间接征收之侵，在最大程度上保障我国海外投资利益，为我国海外投资的发展壮大尽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