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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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体能类项目奥运成绩特征分析——以田径、游泳、水上运动为例

体能类项目包括田径、游泳和水上运动(赛艇、皮划艇和帆板帆船),是奥运会的基础大项,体育强国皆以这三大项的发展为基础,我国的体育大国地位与体育强国在获得奖牌的项目上形成鲜明反差,奥运会获得的奖牌数量逐年增加,但在体能类项目上的发展却参差不齐。 　　本文采用文献资料法、数理统计法以及逻辑分析法,将我国运动员在体能类项目上取得的奖牌及各项目进入决赛的人次进行统计分析,其中主要分析我国体能类项目在第23届-29届奥运会上的成绩特征；从项群理论看我国体能类项目的成绩特征；我国体能类项目在历届奥运会上成绩的阶段划分；对我国体能主导类项目成绩发展的理性思考及发展对策。通过研究,笔者认为体能主导类项群在近7届奥运会的成绩表现为以下特征：⑴快速力量性项群上,男子表现在跳跃类项目上的冒尖现象,女子在投掷类项目中以铅球为主线缓慢发展；⑵速度性项群中,男子在短距离项目上鲜有作为,仅刘翔在110米栏取得过辉煌,女子在短距离游泳中表现突出,近7届奥运会获得了5金7银3铜的好成绩；⑶耐力性项群中,我国女子运动员在田径和游泳项目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田径获得4金1银5铜的成绩,游泳获得了2金7银2铜的成绩,水上运动7届奥运会获得5金5银3铜,近两届奥运会表现突出,为我国发展的重点项目。整体看,体能类项目中的三个亚类项群中我国的优势项目为女子的短距离游泳和女子划艇,男子的皮艇,潜优势项目为耐力性项目中的女子马拉松、竞走和投掷类项目。在分析我国体能类项目成绩的同时,笔者认为在近7届奥运会的过程中出现了诸多影响我国体育发展的问题,全运战略周期影响奥运成绩,对青少年进行过度的早期专门化训练导致运动寿命的普遍缩短,后备人才的储备匮乏,导致个别项目出现高水平运动员后,后继无人。针对出现的问题,提出以下建议：①依据时代的需要,赋予“举国体制”不同的内含,以促进体能类项目的发展；②通过发展群众体育,普及和夯实体能类项目的基础；③加强与先进国家科研与技术交流,加大“走出去,请进来”的力度；④加大后备人才培养,发挥区域优势,建立特色化训练基地。
从跨文化传播角度解读孔子学院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跨文化交流活动日益频繁,语言作为文化载体的作用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政府的重视。面向国际的语言推广机构为本国文化的对外传播搭建平台,歌德学院、法语联盟、英国文化委员会、塞万提斯学院的教学与文化交流对各自民族语言文化传播,国家形象建构、国家影响力提升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始建于2004年的孔子学院项目也是应时而生的产物。2006年,我国提出发展“汉语国际推广事业”,2007年4月,孔子学院总部在北京正式挂牌,管理全球各地孔子学院的日常工作。国家12个部委联合组成了专门的“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国家汉办”)。汉语语言文化传播已然提高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上来。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从“请进来”到“走出去”的转变带来了孔子学院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蓬勃发展。孔子学院从事的语言教学与文化推广活动是本土语言文化在异域文化环境中的跨文化传播实践。以汉语为桥梁向全世界范围内传播中国文化,对自身文化也是一次反观的过程,有助于在多元文化共生的时代背景下,构建中国国家形象,提升国际影响力,实现中华文化的全面弘扬及与时俱进,同时对促进世界文化的融合与和谐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 　　本文运用跨文化传播学的相关理论对孔子学院的语言文化传播实践做分析和探讨。 　　第一章为文献综述,对新闻与传播学语境下的跨文化传播研究、第二语言教学语境下的跨文化交际研究以及近年来从跨文化传播角度进行的孔子学院研究做以简要述评。第二章探讨语言推广机构作为新的传播媒介,在文化传播和国家形象构建层面的跨文化传播意义与价值。第三章分析孔子学院跨文化传播关系建立的复杂性和必然性,运用拉斯维尔的5W理论明确孔子学院跨文化传播实践中各个环节及组成要素,着重分析传播主体对传播信息控制的主导性特点。第四章基于传播链条的构成,参照其他语言推广机构,尤其是北京歌德学院2010年的活动对孔子学院的传播策略调整、后续发展提出反思与建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产业发展研究

本文以产业发展为研究视角,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产业为研究对象,按照“概述-回顾与启示-现实态势与发展路径-问题与瓶颈-战略建议”的逻辑展开研究。本文力图通过推进文化产业理论与实证研究的中国化,努力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产业发展的规律,形成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产业发展的系统认识,为国家的文化产业发展战略选择和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论文阐明我国文化产业具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之精神内核、鲜明的民族性特征、显著的阶段性特征和突出的资源型特征。进而通过比较中外文化产业发展的轨迹,得到三点启示:即发展文化产业是国家发展之需要、要特色发展之需要、是促进社会和谐之需要。 　　论文省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产业发展的现实态势和发展路径。指出当前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现实态势是:文化安全形势严峻、国际金融危机催生文化出口、西方垄断文化内容标准和企业标准、文化产业进入资本博弈时代。针对上述四种态势,提出发展我国文化产业的五个路径:政策创新路径、转变发展方式路径、国际化发展路径、金融支持路径、智力支持路径。 　　论文立足我国文化产业的现状,深入分析指出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六大问题:发展方式问题、管理体制问题、运行机制问题、产业结构问题、市场结构问题、技术和人才问题,总结出影响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三大瓶颈:民族文化资源的优势尚未转化为文化产品的优势、传统文化消费习惯尚未转化为现代文化消费习惯、文化园区的培育和孵化尚未形成一体化市场。 　　论文最后提出了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的五大战略和四条建议。五大战略,即创意优势战略、复合型资源整合战略、文化企业发展战略、产业“走出去”战略、城市群辐射战略；四点建议,即对保护知识产权法律条款的修改建议、对进一步深化出版发行企业体制改革的建议、对解决文艺团体改制后发展出路问题的建议、对规范艺术品(古玩)市场经营管理的建议。
我国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研究

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是资本输出国保护本国私人海外投资的国内法制度,它通过政府设立保险机构的方式为海外投资者在东道国面临的政治风险提供保证,转移了投资者的投资风险,并使得投资者母国避开了东道国对投资的管辖权,使得母国对海外投资者的保护处于主动地位,有利于保护本国的海外投资,鼓励投资者的积极性。本研究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对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概述,首先是介绍了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概念,详细界定了内涵；其次,介绍了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在美国及主要发达国家源起的背景；第三,进一步深化了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内涵,分析了该制度的法律特点；第四,是该部分重点阐述的内容,即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在我国构建的必要性。这个必要性是通过阐述外交保护途径,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保护途径,双边投资协定保护途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我国海外投资保险现有规定的不足来说明的。 　　第二部分运用比较法研究方法对美、日、德三国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进行研究。主要从保险模式、保险机构、承保内容、承保条件,其他规定等内容对三个国家的制度进行比较。 　　第三部分,是本文的核心内容,即对我国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构建进行设想。在保险模式的选择上,根据第二部分的内容对美、日、德三国采取的保险模式进行比较,分析各自特点,更重要的是结合中国的国情,得出中国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应当适用于双边保险模式的结论。并且根据我国国情,分阶段践行双边保险模式。以同样的方法设想了我国的保险机构,设想应当采用审批者与经营者分离的承保机构设置模式。对合格投保人的界定上,主要是分析了当前我国《投保指南》的规定,指出其中规定的不足,予以局部的修改。保险对象、保险范围、其他规定的构建设想上,同样是基于以上的方法,结合比较法研究结果以及《投保指南》的现有规定不足,给出结论。保险代位权是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中的核心内容,因为它与我国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的代位求偿条款有直接关系,所以笔者以中美《换文》为例,提出对保险代位权完善的构想。
我国主权财富基金法律监管问题研究——以IMF“圣地亚哥原则”为视角

本文对我国主权财富基金法律监管问题进行了研究。在我国外汇储备不断增加的背景下,解决巨额外汇储备引起的流动性过剩、分散外汇风险已显得刻不容缓,中国第一支主权财富基金----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也正是依此而成立。然而,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在海外投资中,与其它国家主权财富基金相同,面临着投资接受国监管、国际社会担忧的问题。为协调主权财富基金母国与投资接受国的关系,IMF主权财富基金工作小组联合各主权财富基金母国共同协商制定了“圣地亚哥原则”,在主权财富基金法人治理结构、信息披露、风险管理三个方面提出了规范性要求。同样,作为“圣地亚哥原则”的自愿缔约国,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有义务按照“圣地亚哥原则”的要求进行一系列的自我改进,以满足国际社会和投资接受国的监管要求。
在华外资企业跨文化管理研究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各国企业纷纷实施跨国经营,或者寻找更低成本的生产基地,以开拓更大的国际市场。跨国经营导致行业、公司、劳动力超越国家界限的流动,出现了多元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现象,跨文化管理也成为了跨国企业越来越关注的焦点。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了众多国外企业的入驻。这些外资企业需要采取有别与他们母国的管理方法来获得在中国的良好经营。所以,研究在跨文化条件下如何克服异质文化的冲突,并根据具体情况创造出适合自己公司发展的独特文化,从而形成卓越有效的跨文化管理是十分有意义的。 　　本文以在华外资企业为研究对象,探究跨文化管理特征、发展模式及如何形成适宜的跨文化管理方法。论文首先阐述了跨文化管理的选题背景、意义、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等,然后在系统分析国内外跨文化管理的理论基础、外资企业跨文化管理研究方法基础上,着重分析了在华外资企业跨文化管理的现状、存在问题及原因。最后,通过调查问卷及专家访谈等方法,详细阐述了在华外资企业的创新性研究,并以在华外资企业-NEC公司进行案例分析。 　　本文的研究表明,在华外资企业的跨文化管理主要分为三个层次,即核心层、基础层和保障层。其中核心层是指解决文化冲突,创造整合文化,在外资企业的跨文化管理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是跨文化管理的中心所在；基础层是培养跨文化意识,分析识别文化差异,它是外资企业实施有效的跨文化管理的前提和支柱；保障层是进行文化培训,选拔跨文化管理人才,是外资企业进行跨文化管理的长久保证。针对跨文化管理的特点,在华外资企业跨文化管理应以创造整合文化为核心,以分析识别文化差异为基础,以文化培训为保证实施有效的跨文化管理,促进在华外资企业的长久发展。 　　通过本文的研究,力图探索一条适合在华外资企业克服文化差异,消除文化冲突,创造整合文化的跨文化管理模式,使在华外资企业能更好地适应中国复杂的文化并进行有效的跨文化管理。同时也为中国跨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向现代化、国际化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国际工程承包中的合同风险管理研究

随着“走出去”战略的深入实施,国际承包工程事业发展迅速,越来越多的中资企业在不同的国家开展国际工程承包,我国对外工程承包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所占的比例逐年大幅增长,我国对外承包企业的整体国际影响力也逐步增大。然而我国对外承包企业的风险管理能力并未随之跟进。 　　国际工程承包是一项高风险事业,与一般国内工程项目相比,国际工程具有合同金额大、项目之间差异性大、合作范围广、管理过程复杂、对人才和项目管理能力要求较高等特点。必须清楚的看到国际工程承包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的风险因素。如果对这些风险因素估计不足,就会给企业带来重大的损失。世界项目管理大会把对项目的风险管理作为大会的四大主题之一,以及各种期刊上有关项目风险管理论文的不断增加,都表明人们已极为重视对项目风险管理理论的研究。而合同管理作为项目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企业的利益紧密相连,已经越来越受到我国对外承包企业的重视。合同风险分析与风险管理的水平高低关系到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对合同风险管理的成功与否,已经成为决定项目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因此如何对合同风险进行全面的管理和控制,已经成为国际工程承包企业所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 　　本文站在我国对外承包企业角度,提出重视国际工程项目的合同风险的观点。本论文从国际工程风险的相关概念和项目风险管理的理论出发,在深入分析国际工程项目合同风险特点后,对国际工程项目的合同风险进行了分类。将识别出来的合同风险分为客观性风险和主观性风险,并对其风险进行分析,分别对客观性风险和主观性风险用定性评价和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方法评价。提出了风险应对的对策及在合同风险控制中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本文按照风险管理的一般过程对国际工程项目进行合同风险管理,最后用实际的案例对提出的理论进行检验。 　　通过本文的初步探索,旨在使我国对外承包工程企业重视合同风险管理,对项目的全寿命周期潜在的合同风险的分析、评价、防范对策提供一套切实可行的方法体系,为承包商的项目进行合同风险管理的工作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构建中日韩区域经济合作先行试验区问题研究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地区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也日益明显。以中日韩三国为主的东北亚地区经济规模占据了东亚整体经济规模的90％左右,三国的经济实力都排名在先,却迟迟没有在区域经济合作中取得突破。近年来,中同韩三国间建设自由贸易区的探索,因为地缘政治和各国政府对本国弱势产业的保护等因素而逐渐陷入瓶颈,很多学者开始将目光聚焦在通过开展“次区域经济合作”来推动三国区域经济合作上。2011年1月4日,国务院正式批复《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规划》,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拥有较为完善的制造业体系和基础,在环渤海和东北亚经济圈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已成为我国北方开放程度最高、发展活力最强、最具核心竞争力的增长极之一。 　　在此背景下,本文通过分析提出了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中日韩区域经济合作先行试验区”的设想并论证其可行性,进而围绕“承接日韩产业转移”这一核心问题,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运用定性分析、定量分析、比较研究等研究方法展开论述,最后提出相关政策结论。 　　本文首先在第一章绪论部分对研究背景和意义进行了阐释,明确了研究方法,画出了清晰地技术路线图。第二章,本文以次区域经济合作和产业转移相关理论为依托,对有关中日韩自贸区建设构想及已有的次区域合作模式发展现状进行了梳理和总结,进而作出判断:在中日韩三国之间在短期内仍不具备建设自由贸易区的条件,次区域经济合作仍是三国未来加强区域经济合作的最佳选择。第三章,本文首先在“先行先试”背景下,界定了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中日韩次区域经济合作先行试验区”的概念,并对该区域的优势和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作出分析；明确了承接日韩产业转移问题是该区域实现产业升级、探索建立面向日韩经济合作新机制的关键所在。在第四章中,回顾了有关山东承接同韩产业转移的研究背景,进而在产业转移效应理论视角下,结合日韩与山东近十年的相互投资情况,说明了日韩产业转移对山东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和所存在的弊端。通过引入战略环境评价理论,提出了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面向日韩的产业政策SEA框架。第五章,针对前文所提出的问题,提出了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中日韩次区域经济合作先行试验区”的具体政策建议。包括1.进一步促进中日韩交通便利化建设。2.以现有的保税港区为起点,有选择地开放对日韩的双边贸易。3.以面向日韩的产业政策SEA为指导承接日韩产业转移。4.拓展多层次交流层面,以交流促推中日韩经贸合作联盟发展。5.适时强化推进以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为发展源的中日韩次区域合作制度化建设。最后一章总结全文观点和结论,指出本文研究的不足之处。
基于双边FTA视角的中国与挪威水产品贸易研究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区域经济一体化近年来发展迅速。在此背景下,中国与挪威的自由贸易区谈判于2008年正式启动,两国双边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将为双方进一步发展经贸合作和提升双边经贸关系的层次提供一个新的平台。而中国和挪威均为世界三大水产品出口国之一,在国际水产业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水产品贸易是中国和挪威双边贸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挪自由贸易区谈判的一个重要并极具争议的方面。两国水产品贸易的互补性究竟如何,是否有进一步发展的潜力,建立自由贸易区对两国水产业发展的影响,以及两国应如何发挥各自的水产品优势从而使双方受益都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希望本文的研究结果会为中挪自由贸易区的建立起到一定的借鉴意义。 　　本文主要分为以下四个层面:首先,以国际经济学中的比较优势理论、要素禀赋理论、产业内贸易理论和自由贸易区理论为理论基础,构建了中挪自由贸易区研究的理论框架,为后面的研究做必要的铺垫和理论支持。第二,对建立中挪两国水产品双边自由贸易区的可行性进行实证分析。全面介绍了中挪贸易的发展和中挪自由贸易区建设的进展情况,定性分析双方水产品贸易发展的现状；运用各种指数工具,从定量的角度对中挪水产品贸易的竞争性和互补性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近年来中国的水产品竞争力有下降趋势,挪威的水产品竞争力则稳步提升:两国的水产品贸易有较强的互补性,但挪威对中国的互补性更强,因此中挪两国具有建立水产品双边自由贸易区的可行性。第三,分析了建立中挪自由贸易区对两国水产品贸易的经济效应。首先运用产业内贸易模型对中挪水产品贸易进行测算,发现中挪两国的水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还比较低,但产业内贸易趋势在不断加强,而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将有效的促进两国产业内贸易的发展。然后借鉴胡求光对中国和挪威两国水产品出口贸易引力模型的研究成果,分析发现,中国经济的增长将对挪威水产品出口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此外,本文还运用巴拉萨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模型从静态的角度分析中挪自由贸易区的经济效应,得出建立自由贸易区将产生贸易创造效应,并进一步分析自由贸易区建立后可能产生的动态效应。最后运用经常市场模型对中挪水产品贸易的潜力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市场扩大效应和竞争效应对两国的贸易发展具有一定的拉动作用,两国水产业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文章最后从政治、经济、制度等方面探讨了建立中挪双边自由贸易区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以及中国应作出的政策选择,并提出了在自由贸易协定框架下拓展中挪经贸合作的建议。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不仅对中挪两国的水产品贸易总量进行研究,而且具体分析两国不同水产品类别的贸易情况,从而使分析更加精准；不仅分析目前两国水产品贸易的竞争性和互补性,而且对建立自由贸易区后对两国水产业的经济效应以及贸易潜力进行分析；在研究方法上,本文采用多种分析工具对中挪水产品贸易关系进行分析,并运用多个模型对两国的自由贸易效应进行研究,尽量实现对两国水产品贸易分析的系统全面。
中国企业特定优势分析及其在跨国投资中的路径依赖及突破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对外投资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发展不可逆转的潮流。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化,以及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快速推进,打破了发达国家企业在跨国投资中独挡一面的局势,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也正逐渐成长为跨国投资中的一股重要力量。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企业也随着自身的成长,在“走出去”政策的引导下,自2004年以来对外资迅速增长。 　　然而,传统的对外资理论以及大量的相关研究大多以发达国家企业为研究对象,作为主要的投资理论基础的特定优势分析也具有浓重的发达国家企业色彩。从现实情况来看,虽然“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数量增长迅猛,但由于投资的盲目性,失败的案例比比皆是。加之中国企业成长的特殊环境和历史背景,造就了其独有的复杂性:不仅具有发展中国家企业的一般性特征,而且还具有自身独有的特征,其特定优势也具有了更为鲜明的本土特性。因此,传统对外投资理论及研究在指导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方面存在较大的局限性。由此,从新的角度分析中国企业的特定优势,探讨其在对外投资中的可转移性以及局限性等的研究相关成为迫在眉睫的重要议题。 　　本文从一个新的角度对企业特定优势进行了界定,首次提出了特定优势的指标体系,并进行了指标细分,而且对每一指标的特性及其在跨国投资中的转移度进行了分析。由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成长于不同的经济环境,因此而形成了不同的特定优势,本文从企业特定优势在跨国投资中的可转移度的全新视角,分别分析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特定优势作为跨国投资优势基础的可行性及局限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企业在跨国投资中保持长期特定优势所必须突破的路径及方向。这对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跨国投资中如何发挥自身优势,增强自身的竞争能力,提高跨国投资水平具有重大意义。 　　本文首先从特定优势角度综述了跨国投资理论,从企业管理认知和策略选择角度综述了路径依赖理论。接着建立起企业特定优势的指标体系,并对每种优势指标进行了细分。然后根据这一指标体系,分别分析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特定优势,虽然这些不是它们专有的绝对优势,但在国内的市场环境中具有相对优势。基于各自的特定优势,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跨国投资行为表现出不同的路径选择特征。根据路径依赖理论,企业的行为和策略选择都具有惯性,也就是过去的行为影响将来的策略。但由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特定优势是在国内的市场环境中形成的,而国际市场环境与国内市场环境是不完全相同的。因此,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特定优势在跨国投资中的可转移度是不同的,有的可以转移,有的可以部分转移,有的不可转移。也就是说,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所具有的特定优势在跨国投资中是存在着某些局限性。因此,在文章的最后,根据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自身的特定优势,针对它们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局限性,分别提出了它们跨国投资的路径突破的方向。
中国—挪威建立FTA的经济效应研究

21世界是全球化与区域化并行的时代,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和趋势,区域经济一体化对于国际贸易和投资以及世界经济的发展的作用和影响越来越大。在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特别是近年来,一直在寻求与一些贸易伙伴的自由贸易谈判,以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特别在后金融危机时代背景下,我国加快与其他国家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也是积极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顺利发展对外贸易的要求。正在谈判中的中国与挪威自贸区在我国参与谈判的双边自贸区中具有象征性的意义,由于我国与欧洲国家建立自贸区的双边谈判不多见,因此中国同挪威进行自贸区谈判具有从小入手的战略意义。此外,我国与挪威的自贸区谈判并不限于货物贸易,还涉及服务贸易、投资以及贸易便利化等内容,这对我国与其他发达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区具有一定启示作用。 　　立足于上述的立场和观点,本文以国际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为基础,结合计量经济学的相关知识,对于中国与挪威两国在建立自由贸易区以后可能对两国产生的经济效应进行了定量和定性的分析。这些经济效应主要包括比如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等静态效应,以及规模经济效应,竞争效应,促进技术进步等动态经济效应。 　　文章首先介绍了相关的国际贸易理论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为分析中挪两国的经贸合作潜力以及进一步分析经济效应打下理论基础。接下来,文章分析了中挪两国建立FTA的现实基础。计算了中挪贸易产品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中挪经济开放度和中挪经济依赖程度等指数,以此来分析中挪两国的经贸现状和两国的贸易潜力。另外,文章还分析了中挪两国在建立FTA的过程中遇到的挑战,并且利用引力模型对中挪双边贸易发展的潜力进行了计算。随后本文利用一般均衡模型估算了中挪两国在建立FTA后可能产生的具体贸易创造效应值,并在理论上分析了和其他静态经济效应和动态经济效应。最后,文章站在中国的立场上,提出了在建立中挪FTA的进程中相应的对策建议,以便促进中国一挪威FTA的顺利建设,进一步增进中挪双方的国际经贸往来和我国的经济发展。 　　本文在以往学术成果的基础之上,实现了以下方面的创新:首先,本文的创新点在于选择研究的国家比较新颖。虽然关于中国与其他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区的相关研究不少,但是关于我国与欧洲发达国家的自由贸易区的经济效应研究却比较少,对于中国与挪威建立FTA的经济效应的研究几乎为空白。因此本文在研究的国家的选择上具有创新性。另外,目前关于中挪双边经贸情况的文献也甚少,本文综合总结了中挪双边经贸数据,分析了两国经贸现状。此外,目前对构建中挪FTA的研究仅在其可行性上进行了为数不多的探讨,,对于两国自由贸易区建立后产生的经济效应的讨论还十分欠缺。本文除了分析了中挪自由贸易区建立的现实基础,还运用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分别论述了中挪FTA建立后可能产生的静态经济效应和动态经济效应,并且估算了贸易创造效应的具体数值。
从务拓案看国有企业对外投资的法律风险管理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我国国有企业对外投资不断迈上新的台阶,在我国对外经贸中占据了不可忽视的地位,尤其在后金融危机的现在,许多国家纷纷采取了多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在不同程度上限制了对外贸易的发展。于是,对外投资的地位显得格外重要。众所周知,国外投资远不同于国内,需要面对法律、外汇政策、国有化等诸多风险,其中的法律风险不大为人所知,但是对企业的影响却非同小可。事实上法律风险可防可控,其产生的损失是能够避免的。加强法律风险的预警和防范,应该引起广大海外投资企业的重视。 　　本文立足于研究当前我国国有企业对外面临的法律风险,比较其他国家的防范做法,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力求为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法律风险管理提供积极的法律对策,形成科学合理的防范理念,同时探索建立可操作性强而又能够应用于企业具体实践中的防范制度。 　　第一部分主要是理论背景及基本概念介绍,通过对企业对外投资的定义进行归纳,然后对我国国有企业对外投资的背景、发展概况及对我国经济的作用进行简单介绍。着重分析金融危机下我国国企对外投资的发展现状及所面临的法律问题,提出应对这些风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第二部分是从力拓案看国企的法律风险管理的必要性。该部分从分析力拓案入手,通过研究中铝集团、我国政府、澳大利亚政府和力拓公司的做法,探讨本案国企投资失利的原因,主要的法律风险种类及风险特点,以及对我国国有企业对外投资的影响。为后文的比较论述做好铺挚。 　　第三部分是对国外发达国家对外投资法律风险管理的比较。我国国企对外投资法律风险管理措施单一。相比而言,多数欧美国家拥有完善的海外投资保护法律制度,海外投资保险和海外投资保证一直走在发展的前列,同时,欧美等国家积极参与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力争为本国企业海外投资提供良好的国际法律环境。另外,这些国家积极引导企业法律建立健全内部法律风险防范制度,在对外投资法律风险防范方面积累了很多科学有效的应对策略。本文立足通过对比,总结西方先进国家的经验,为我国相关制度的完善提供借鉴。 　　第四部分是对我国国有企业对外投资法律风险防范制度的建设思考,为本文研究成果的具体适用。结合前文实际案例分析和欧美等国的防范经验,总结国企对外投资法律风险的发生规律,思考我国企业在对外投资法律风险防范中的制度调整和完善,论述政府、行业组织、东道国等各方在其中所应起到的积极作用。重点对企业的防范对策进行归纳概括,协助企业建立切实可行的对外投资法律风险管理机制。
Web x.O时代网络媒体的盈利模式研究——基于互联网产业的个案分析

本文从技术模式、传播模式和盈利模式三大维度,对当前网络新媒体的类型进行分析,归纳出Web1.0,Web2.0,Web3.0网络媒体形态。并以青岛新闻网、PPS、QQ空间、开心网、百度贴吧、淘宝网、魔兽世界7个网络媒体为个案进行深度分析,探究互联网不同时代背景下,网络媒体在传播模式和盈利模式上的关联。研究发现,技术创新驱动整个网络媒体的发展根基,改变着信息传播方式;传播模式从单向的大众传播转变为体现交互的分众传播,以用户为中心的用户关系形成了互联网特有的类人际传播模式;而网络媒体盈利模式也走出了“内容为王,只靠广告”的局面,步入了基于用户交互的盈利模式创新时代。 　　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互联网企业转身成为媒体,媒体也纷纷投身互联网浪潮,它的自由度与生命力颠覆了传统媒体,一方面人人创业,投资疯狂,另一方面却始终走不出盈利模式的桎梏。从传统意义的“媒体”走出去,扩大视角、跨学科思考,是对网络媒体研究的新要求。 　　因此,通过查阅2008年-2011年维普网和中国知网的论文数据库,研究分析艾瑞网、CNNIC、互联网实验室的重要数据,将目前被广泛研究的的网络媒体大致归纳为七大类:网络化的传统媒体、视频类网络媒体、博客类网络媒体、SNS类网络媒体、搜索引擎社区类网络媒体、电子商务类网络媒体、网络游戏类网络媒体,其中分别选取颇具代表性的青岛新闻网、PPS、QQ空间、开心网、百度贴吧、淘宝网、魔兽世界作为具体案例以深入研究。 　　本文一共分为四大部分,六个章节。第一大部分为第一章绪论,提出问题和研究角度,并搭建了以web1.0-3.0三大时代为背景的技术模式、传播模式、盈利模式紧密关系的研究构架。第二大部分为第二章,探讨了如何界定网络媒体,然后简述了网络媒体产业发展状况,并做了受众分析及其价值分析。第三部分是文章的主体部分,由第三章、第四章和第五章构成,主要将网络媒体个案分为“基于内容式平台的传播模式和盈利模式研究——改善web1.0”、“基于用户交互的传播模式和盈利模式研究——主流web2.0”、“基于价值重分配的传播模式和盈利模式研究——大势web3.0”。第四部分为第六章,总结和展望网络媒体未来的发展方向——未来最可能的互联网新技术趋势,从而加剧类人际传播的用户关系,迎来全面的网络消费时代。
基于粮食安全视角的我国粮食对外贸易研究

粮食安全最早是为消灭饥荒提出的,当前我国已经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阶段,故本文认为,我国现实国情已和当年时代背景迥异,适合我国国情的粮食安全概念应该界定为:粮食安全是国家力量提供的,满足国民以合理价格对包括粮食在内的各种食物的合理需求的能力;以及在落实和执行这种能力过程中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活动。 　　因此,粮食安全可以理解为由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它包含两方面内容:其一是粮食安全保障水平,其二是粮食安全供给效率。安全保障水平自然越高越好,同时,提供一定安全水平的经济效率也越高越好。我国已经解决温饱问题,所以在安全水平保障方面,应更多强调适应不断升级的居民粮食需求结构,和长期内粮食总量需求稳步增加的总量需求及其预期;而在粮食安全的经济效率方面,有必要不断提高粮食安全工作的经济效率来保证其可持续发展。 　　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是我国粮食安全所处的基本环境。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有必要将粮食安全工作和粮食对外贸易结合起来。本文论证了我国扩大对国际粮食市场利用的积极意义:扩大对国际粮食市场的利用,可以维护我国粮食供给总量的乐观期望、可以抹平短期粮食供给波动、可以提升粮食供给结构的合理程度、可以在不影响粮食安全保障水平的情况下提高粮食安全供给效率。最终,扩大对国际粮食市场的利用,有利于粮食安全可持续发展。 　　由于水资源和耕地资源的硬约束,我国粮食生产并无比较优势,因此应当摒弃追逐过高粮食自给率的做法;同时,我国农业产业中仍有其它具备比较优势的产品;因此,在粮食安全中涉及农民利益的方面,可以通过调整农产品牛产和贸易结构来实现,即通过农业产业内贸易实现比较利益。 　　在我国粮食安全的未来形势上,工业化不断加深引起的粮食需求不断增加,必然导致我国粮食生产和需求之间出现缺口,因而必然需要扩大利用世界粮食市场。世界粮食产量和贸易量的增速,都有高于世界人口增速的趋势,这意味着我国有扩大利用国际粮食市场的外部环境。国内不断扩大的经济积累也将为更加深入利用国际粮食市场提供保障。最后,在扩大对国际粮食市场的利用宽度和深度,提升我国粮食安全工作经济效率的同时,并不存在明显的政治风险。 　　因此本文最后提出粮食安全视角下我国利用国际粮食市场的若干政策建议:在宏观认识上,要树立正确全面的粮食安全观、认识粮食贸易对粮食安全的积极意义,适当扩大我国粮食对外依存度,加大我国对世界粮食市场的利用深度和广度。在具体做法上,要不断改进粮食流通和粮食对外贸易制度,建立服务型贸易体制;要建设和完善粮食期货市场,提高对粮食生产、流通过程中各类经济信号发现的科学性;要根据我国农业生产资源禀赋现状,通过农业产业内贸易发挥农业资源的比较优势;最后要尝试直接“走出去”利用世界农业资源。
企业国有资产流失案件查处难点及法律对策

国有资产流失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随着近些年国有资产管理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发生国有资产流失的情况有所减少。但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深入,目前的市场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对企业国有资产流失案件查处也提出了新的挑战。从目前司法实践情况看,我国在国有资产保障方面的法律还存在一些不完善的地方。在对国有资产流失案件查处过程中,一些案件还存在难以查处的情况。 　　企业国有资产是指国家对企业各种形式的出资所形成的权益。企业的国有资产与机关事业单位的国有资产相比,有着明显不同的特点。首先它是经营性资产。二是企业资产在经营流转过程中,会以不同的形态存在。三是资产的价值会出现浮动变化。经营性资产的这些特点使企业对国有资产管理难于其他机关事业单位的国有资产。 　　什么是国有资产流失,目前还没有规范的定义。目前相对比较公认,同时也是在依法行政和司法过程中正在适用的定义,是基于《关于国有资产流失查处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规定查处的国有资产流失行为要求,对什么是国有资产流失作出的高度概括。但这其中依然存在一定的缺陷。 　　当前较难追究法律责任的企业国有资产流失常见形式有通过虚假诉讼(诉讼诈骗)转移资产;通过关联交易进行利益输送;通过滥发钱物侵吞国有资产;通过长期租赁国有设备变相挪用企业资产;通过化整为零改制逐步蚕食大型国企;通过海外投资逃避监管。 　　目前国有资产流失案件查办的主要难点,一是刑法具体适用存在争议,二是民事赔偿间接损失认定较难。同时,国有资产流失案件查办难还有其他原因,一是我国相关立法进度与经济发展速度存在差距;二是国有资产流失案件取证难度较其他案件大,三是专业人才的缺乏影响国有资产流失案件查办;四是个别执法和司法机关的对争议案件的消极处理方式影响了对国有资产流失责任的追究。 　　针对当前查处国有资产流失案件出现的情况。应采取以下措施:调整刑法有关国有资产流失犯罪相关规定。完善国有资产流失的民事赔偿制度。做好企业国有资产法律保障工作,加大国有资产流失案件调查力量投入,健全因善意导致国有资产损失行为的免责制度,对海外国有资产流失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制度,建立专家陪审制度或者国有资产侵害鉴定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