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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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金融危机对中俄经贸合作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中国和俄罗斯均为世界上重要的经济体,两国贸易往来源远流长,资源互补优势明显。近十年来,两国经济飞速发展,两国的经贸合作在双方政府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从发达国家到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从金融领域到实体经济领域无一幸免。中国和俄罗斯的经济也同样受到严重影响,尤其是俄罗斯经济所受到的影响非常严重,中俄经贸合作也因此出现停滞甚至倒退。因此研究当前金融危机对中俄经贸合作的影响及对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阐述了中俄经贸合作的发展历程及中俄经贸发展的特点,分析了当前金融危机对中俄经贸合作造成的影响,以及所带来的积极影响与消极影响,中俄经贸合作所存在的固有问题,并针对这些影响和问题提出了一些对策和建议。
数字档案馆建设对档案工作的影响及其调试对策研究

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数字档案馆的建设在国内过都引起了很多学者的重视,我国档案界针对这一问题,也做了很多理论和实践方面的研究。 　　本文以系统论思想为指导,正视数字档案馆的洪流对我国档案工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原有的档案管理工作受到了巨大的冲击,无论是档案归档工作还是档案鉴定工作都必须要适时的调整工作策略,以适应瞬息万变的数字化时代；数字时代对档案信息资源的共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能高效、全面、准确的利用档案信息资源并形成新的档案信息资源共享模式是数字化时代档案工作者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传统档案管理体制在数字档案馆发展的背景下需要进一步的做出调整,原有的管理理念需要更新,机构需要变革；面对这一系列重要的变革,档案工作者作为档案工作的核心和灵魂必须要时刻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面貌,时刻学习、自我增值,并用“走出去”的眼光全面审视档案工作的新变化。
东盟中小企业融资支持的比较研究

从世界经济发展的经验来看，中小企业在各国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对推动国民经济发展、提供就业机会以及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由于中小企业规模小、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财务制度不健全等因素，普遍存在着融资缺口的问题，消除中小企业的融资缺口，支持中小企业融资，对国家经济发展意义重大。 　　东盟自1961年成立以来，不断吸收新成员加入，在促进本地区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小企业是东盟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它们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约占GDP总量的30％-53％，对出口的贡献约有19％-31％。它们不仅是国内所有经济部门的最庞大来源，也是农村和偏远地区的主要力量。东盟国家大部分都是发展中国家，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对中小企业发展的支持制度并不完善，但对同样是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来说经验和教训都有参考价值。特别是自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正式启动，由此形成了一个由11个国家组成，人口数量达19亿、年贸易总额4.5万亿美元及GDP总量接近6万亿美元的庞大市场，它表明了中国和东盟之间的经贸合作攀升到一个崭新阶段，这对中国中小企业走出国门，开拓东盟市场，加强区域合作是一个良好的发展机遇。 　　本文以“市场失灵”理论为出发点，通过研究“市场失灵”与中小企业融资缺口的关系，指出弥补融资缺口的关键因素——政府支持；运用“公共物品”理论，分析论述了政府对中小企业融资支持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在理论体系的支持下，通过对东盟中小企业在行政管理机构设置、法律支持、财税及金融支持政策等四个方面的情况进行陈述，分析了东盟各国中小企业融资支持的经验和教训，为我国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提供参考。最后，本文提出通过构建中小企业服务体系、优化中小企业发展环境、促进中小企业创新发展、拓展中小企业融资途径等四方面发展适合我国国情的中小企业融资支持体系。
跨国公司发展战略与组织结构变动研究

近年来国家大力引导和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努力打造中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跨国企业，以积极应对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以及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的迅猛扩张。那么，如何培育和发展真正意义上的跨国公司，怎样的发展战略和组织结构有利于企业的全球化发展，企业的境外发展绩效如何，怎样促进跨国公司的迅速发展，如何提高跨国公司发展效率，这些问题就变的尤为突显。 　　综览跨国公司成功的发展及其取得的巨大成就，不难看出跨国公司的成功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拥有全球化战略化的发展目标和相对成体系相对完善的组织管理结构。 　　中国跨国公司刚刚起步，虽然不乏有优秀的跨国企业在国际舞台上一展身手，但相对发展成熟的大型国际性跨国公司还略显稚嫩。因此，进一步探寻著名跨国公司的发展战略与组织结构的演变经验，对比国内外跨国公司的发展战略与组织结构，对促进和推动中国跨国公司的快速成长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通过追踪国内外跨国公司的发展战略与组织结构演变发展，对其发展过程中实施的不同发展战略与组织结构变动的绩效进行系统分析，特别是有针对性的对多元化发展战略和分权化组织结构在国内外跨国公司发展中的适用性和有效性进行了论证，同时从跨国公司战略和结构发展转变背景、基础条件，转变进程，转变趋势和转变成效等多个方面对成功的跨国公司发展战略与组织结构演变及其绩效进行比较分析，从而探寻适合中国跨国公司发展的战略与结构模式，并借鉴国外跨国公司发展的经验，从多元化发展战略及其调整、组织结构建设等方面，提出促进中国跨国公司发展的方向。
中国图书“走出去”战略问题研究——以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为例

随着国外图书不断涌入国内市场，《哈利·波特》、《达芬奇的密码》等畅销书的热卖极大地冲击着中国出版界，中国书业的发展也不仅仅局限在版权贸易单纯的数字变化上。文化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今天这个日益全球化的社会中，其影响力是重大而深远的。 　　 2005年7月中国开始实施旨在将中国传统优秀文化推广到全世界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由此迈出了中国图书“走出去”战略性的一步，也是以此为契机中国开始由政府组织组团参加法兰克福国际书展。国际书展是世界书业的盛会，其有专业书展和综合书展之分，而法兰克福书展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综合型书展，这些书展作为出版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有其独特的地位与角色内涵，因此中国图书要“走出去”自然也离不开国际书展这个至关重要的大舞台，故而以国际书展作为载体和平台，分析研究中国图书“走出去”的相关问题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纵观2005-2009年中国参加法兰克福国际书展的情况，虽然版权贸易逐年有所增长，虽然也有“走出去”的成功案例，但总体而言版权输出与版权引进相差甚大，“走出去”成绩平平。与国外图书成功“走出去”相比，我国图书还存在着诸多问题：东西方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图书原创力不足、翻译机制不成熟、目标受众市场不明确、对国际市场和行销渠道认识不足等，这些都是我国出版界所面临的不可忽视的问题，自然也是本课题关注的重点。 　　《哈利·波特》、《达芬奇的密码》等这些国外书为什么能成为国人耳熟能详的热销书目？他们畅销的背后又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启示？我国图书的数量、种类很多，可为何难以走入国际市场？又该如何利用国际书展将自己成功的推销出去？本文通过对2005-2009年中国参加法兰克福国际书展情况的梳理，探寻中国图书“走出去”的发展脉络，从中进行理性的分析，针对我国图书“走出去”进程中存在的问题，从图书选题、原创内容、版权贸易、跨国合作、人才引进、数字出版等多方面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试图为我国出版界更好的发展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策略。
借鉴韩国电影业发展中国电影业

自从1998年韩国政府提出“文化立国”政策后，作为其文化产业重要部分的电影产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而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虽然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在经济上已经日新月异，然而电影产业化的发展步伐却依旧缓慢，纵观我国近年来的电影市场，无论是在电影创作、电影票房还是观众人次及影院数量上都保持了高速增长，呈现一路高歌猛进的态势，但可谓是表面上一派繁荣，却到处充斥着粗制滥造的噱头式电影，一个个虚无的泡沫出现在了这场华丽的电影盛宴中。如何赶走泡沫步入良性循环?如何做大做强我国电影?如何走出去进行电影的国际跨文化传播等等成为了我国电影人首要解决的问题。 　　转过头去回顾韩国电影业10年，从90年代的腾飞到如今的高势回落，作为我们同根同源，一衣带水的邻国，它的发展轨迹和经验对于中国是有非常宝贵的借鉴作用的。 　　本文共分四章。第一章和第二章分别对中国和韩国电影业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概述，主要论述的中国电影业的发展现状与不足以及韩国电影业的成功经验与特点。第三章着重通过分析比较中韩电影业的现状,力图以中韩艺术文化同源性为立足点以探索中国民族电影业的发展思路。最后第四章从五个方面提出了对中国电影业发展的建设性意见。最后得出一个观点：韩国电影业发展到今天，不论其成功与失败的经验都值得中国电影人学习和借鉴，因为从文化同源、易于接受的角度来讲，借鉴韩国电影业的发展经验不仅可以使我们少走弯路，结合韩国电影的发展历程反观自身，也可以使中国电影产业化的步伐走得更稳，更加不啻为拓展中国电影业发展空间和思路的一条新途径。
唐渤海国交聘日本商品产地研究

唐属渤海国自公元698年建立至公元926年被契丹所灭，经十五代王，历229年。在其存在其间，对我国东北地区的开发之外积极交聘远在海外的日本，共派使臣前往日本34次，日方也回访13次，对东北亚的和平起过积极的促进作用。除日本外还积极向唐朝贡，与新罗、契丹、突厥都保持了强盛的贸易交往，为少数民族打破唐朝的经济封锁做出了积极的努力。随着渤海研究的不断深入和考古的新发现，渤海国经济研究今已成为热门，但有关渤海聘日商品产地研究这一课题目前尚无人涉足。渤海聘日商品以皮毛药材等高档物品换回日本的棉纺织品及原料；用这些渤海极缺的纺织品，赏赐辖内诸部首领，巩固其统治；并把纺织原料加工成低级纺织品用于与其他少数民族的贸易；再把交换来的商品输出，如此循环，增强了国力，遂成为“海东盛国”。于是渤海也完成了另一历史使命，构建了“东北亚海上丝绸之路”。远聘日本，又促进了航海业的发展，由于渤海控制了库页岛及鞑靼海峡，使渤海商船顺洋流而下。日本后来也选择了这条航路赴唐，减少了伤亡。渤海因此成为日本学习大唐的桥梁，而渤海的音乐、诗歌也载入了日本的史册，成为东北亚共同的文化遗产。今东北三省及今朝鲜北部和俄罗斯滨海地区、库页岛、北至勘察加半岛的近海地区及千岛群岛一部，均为渤海故地。除岛屿外的内陆部分均有渤海国交聘日本商品出产。渤海地处东北，山高林密，气候寒冷。这些特定的气候条件，养育了无数珍奇动植物，这些宝贝也就成为了渤海人的物质财产，也可称之为东北文明。
我国中小企业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研究——基于产业集群的视角

十一五期间，我国政府提出了组织实施中小企业成长工程，这是坚持科学发展观、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鼓励和扶持有条件的中小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将是我国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中小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参与国际化分工，是提升中小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之一。目前，中小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或我国的周边地区，对发达国家投资较少。在与国际企业的比较中，我国中小企业的技术水平、管理体制以及融资水平都比较落后，面临着产业升级的压力和人民币升值的契机，中小企业开展对发达国家的投资是一个提升自己的不错的选择。由于中小企业自身的实力限制，在投资过程中，单独与发达国家的企业进行竞争较为困难，产业集群是众多中小企业在地理上的集聚体，是介于企业和市场之间的组织体，整体上具有竞争力，为中小企业提供了参与竞争的平台。为此，研究我国中小企业基于发达国家产业集群开展投资的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本文首先回顾了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产业集群理论以及产业集群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的相关理论，并对中小企业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现状和必要性进行了分析。本文的重点是通过建立理论模型提出发达国家的集群资源和网络因素等是吸引中小企业投资于发达国家的关键因素，并通过具体的理论分析研究了产业集群提升中小企业竞争力的机理。文章主要运用实证分析法和理论分析法，探讨了中小企业对发达国家投资时应该选择的途径，认为投资于发达国家时，选择产业集群可以提升中小企业的竞争力。文章的最后，对中小企业基于产业集群投资于发达国家提出了建议，希望以此来促进中小企业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
CAFTA背景下云南省与东盟双边贸易的发展研究

自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以来，云南省与东盟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合作关系日益密切，云南省做为中国面向西南开放的“桥头堡”的作用逐渐凸显。2010—2015年，CAFTA进入发展的第二阶段，零关税政策将覆盖到东盟四个新成员国的大多数商品，中国与其他东盟成员国之间的关税也将进一步削减。与此同时，双方也将在服务贸易和投资市场达成更多的优惠制度安排，这将给双方的经贸合作关系带来更广泛的发展空间。在这样的背景下，云南省如何将自己的区位优势与CAFTA框架的优惠制度安排结合起来，进一步深化与东盟之间的经济贸易合作，便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本文首先运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概括了云南省与东盟贸易发展的现状和特征。在此基础上，回顾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相关理论并建立引力模型对2000—2009年云南省与东盟十国的双边贸易流量进行了实证分析。然后通过SWOT分析方法对云南省在发展与东盟贸易上具备的优势和劣势以及外部的机遇和挑战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距离和GDP仍是影响云南省与东盟贸易的主要因素，云南省与东盟大多数国家之间存在贸易不足，仍有较大的贸易潜力可以挖掘，在进一步发展与东盟双边贸易合作上具备的核心竞争力是其拥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然而，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基础设施不完备等原因，其区位优势未得到充分的发挥。最后，本文根据分析结果提出云南省应该调整产业结构，加大研发投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深化与GMS国家和广西的合作，以便能在CAFTA背景下最大限度的发挥区位优势，进一步加强与东盟的贸易关系。 　　文章结构上，本文共分为六个部分。在引言部分主要说明了本文将要研究的问题。第二部分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及相关实证研究进行了综述；第三部分描述了云南省与东盟贸易的发展现状和发展特征。第四部分建立贸易引力模型，运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对云南省与东盟的双边贸易流量进行了回归分析并测定了贸易潜力。第五部分为对云南进一步发展与东盟贸易的SWOT分析。最后一部分根据分析结果提出相关的政策和建议。
云南周边国家矿业投资环境分析

矿产资源作为不可再生资源，其经济地位、国防地位在资源短缺的形势下显得日益突出。云南虽然矿产资源储量非常丰富，有“有色金属王国”的美誉，但是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矿产资源需求也与日俱增，未来云南矿产资源供给势必不能满足经济发展对矿产资源的需求，因此云南矿业必须走出去，坚持“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方针，充分利用国外矿产资源为云南及我国经济发展服务。云南位于我国西南边疆地区，周边国家属于发展中国家，矿业发展起步晚，具有巨大的投资潜力，而且与云南具有极强的地缘性，是云南矿业走出去的首选目标之一。 　　本文在分析云南及周边国家矿产资源互补性基础上，运用GIS软件对云南周边国家矿业环境进行评价分析，选定矿业指标并定性定量化，然后用标准差权重赋予法对各项指标赋予权重，计算得出云南周边五国各省投资指数，最后将投资指数、矿产资源分布、矿产带及交通状况等用GIS软件进行综合分析，为云南矿业“走出去”提供参考性建议。研究结果表明矿业投资环境较好的区域为：越南河静省、义安省及红河三角洲地区，适合黑色金属生产企业投资；泰国西北部，适合有色金属企业投资；缅甸实皆省和曼德勒省，适合贵金属和宝玉石生产企业投资；老挝万象省、占巴塞省，适合岩盐、宝玉石生产企业投资；柬埔寨茶胶省、奥多棉吉省，适合玉石生产企业投资。
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框架下中国商业银行“走出去”研究——基于古诺均衡模型的分析

随着东亚经济一体化和贸易自由化程度的加深、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全面建成，中国在东盟的贸易和投资也逐年增加，这必然要求双方加强区域金融的合作。而GMS不仅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东盟自由贸易区合作的先行示范区和实验地，因此GMS的成功与否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程影响极大。基于此背景，在GMS框架下中国商业银行“走出去”显得尤为重要。也正是由于大湄公河次区域地区所具有的这种“地缘经济-地缘政治”特点，由亚洲开发银行倡导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和东盟对该地区合作都高度重视，纷纷参与到该区域合作中来。 　　本文从探讨中国商业银行国际化的理论基础出发，对中国商业银行“走出去”的原因、效应、路径理论进行了简单的回顾与梳理，随后将研究的触角深入到GMS框架，重点分析了在GMS框架下中国商业银行“走出去”的必要性、可行性、基础和条件，并最终制定出在此框架下中国商业银行的路径方式与内容并提出了具体的对策建议。 　　目前，我国在GMS框架下实行的是以“引进来”为主导的商业银行的国际化经营，在面向大湄公河次区域的“走出去”中既存在经济实力强大、非金融类企业投资增加、商业银行经营实力增强等有利条件，也存在因东道国的准入制度及监管体制、政治因素对中国商业银行进入所造成的障碍，并阐明了为实现中国商业银行在GMS框架下更好“走出去”的目标，银行和政府这两个不同主体各自的努力方向，在银行体系下主要对机构国际化、业务经营国际化、管理国际化和人才国际化四个方面进行了探讨，在政府体系下则从可以改善“走出去”的宏观环境入手，如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打造国际化战略平台、实现监管国际化、完善治理环境。 　　本文在对我国商业银行的机构国际化的选择上，运用了博弈论的古诺均衡方法，以泰国为例讨论了我国商业银行和东道国商业银行在不同条件下的收益与最优策略，并最终得出了在GMS框架下东道国银行接受并购投资模式为主，新建投资模式为辅的结论；而母国中国商业银行“走出去”的模式为新建为主，并购为辅。由此，形成了中国商业银行与GMS5国商业银行的博弈均衡。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影响研究——以会计教育和会计服务为重点分析

2008年11月15日，二十国集团（G20）华盛顿峰会深刻分析和总结了金融危机的根源，提出了改进IASB的治理结构和建立全球统一的高质量会计准则的目标。2009年9月25日，二十国集团第三次金融峰会在美国匹兹堡举行，G20领导人峰会进一步明确建立全球统一的高质量会计准则的目标，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正在对一系列国际财务报告作重大修改。高质量全球公认的会计准则体系（国际会计准则）能够化解和消除在会计语言上的沟通障碍，促使会计国际化向会计标准化的最高境界发展。 　　 IASB制定了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该准则是高质量全球公认的会计准则体系，因此，各国会计准则纷纷向IFRS趋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会计准则也加快了国际趋同的步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会计准则国际趋同影响着中国与东盟各国会计教育的改革和中国会计服务“走出去”战略的实现。国内外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多方面、多角度的研究。本人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会计准则国际趋同为基础，研究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会计准则国际趋同对会计教育和会计服务的促进效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本文首先回顾了国内外关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会计准则发展及其国际趋同对会计教育和会计服务有效作用的研究情况，并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和总体评价；然后以经济后果学说、内外因理论作为研究基础，分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现状及障碍，研究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会计准则国际趋同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会计教育的改革和中国会计服务“走出去”战略的效用，并辅以问卷调查方法，加以佐证，发放问卷60份，收回有效问卷48份，分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会计准则国际趋同对会计教育和会计服务的影响，并提出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对策与政策建议。 　　本文采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展开论述： 　　首先，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现状及障碍进行了理论分析。在总结和归纳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现状的基础上，结合制度经济学的内容对其国际趋同过程中的障碍进行了深入分析。 　　其次，研究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会计准则国际趋同对会计教育和会计服务的效用。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运用问卷调查的方法着中分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会计准则国际趋同对中国与东盟各国会计教育改革和中国会计服务影响：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会计准则国际趋同促进了中国与东盟各国会计教育的改革，培养出更多符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发展的经贸人才，同时，有利于实现中国具有优质服务的会计人才输出和会计师事务所的“走出去”。 　　最后，结合以上研究，提出本文的研究结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会计准则国际趋同将推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会计教育改革和中国的会计服务“走出去”。在此基础上，分析探讨了促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一些对策和政策建议。
政策性金融支持我国企业走出去研究

改革开放至今，我国企业已经越来越多的走出国门，国家也适时的提出了支持企业“走出去”的战略，不仅支持企业的商品“走出去”，同时还支持企业的资金资本“走出去”。随着“走出去”的企业越来越多，企业所面临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在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企业主要面临着两方面的问题，一是资金问题，即融资问题，企业在海外发展进程中经常会碰到资金缺乏的瓶颈，而国内的一般金融机构又难以及时地解决这个问题；二是“走出去”过程中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风险，导致企业畏首畏尾，不敢放开手脚走出国门。针对这些问题，我国政府有必要在政策性金融方面给予企业支持，弥补国内其他金融的不足，一方面可以从资金上解决企业的燃眉之急，另一方面可以利用政府保证为企业化解“走出去”的风险，消除企业“走出去”的后顾之忧。 　　政策性金融是国家通过较少的资金投入，以此吸引更多的金融机构来进行投资，从而增加对国家扶持产业和领域的资金支持，增强其发展的潜能。政策性金融体现的是国家经济政策的发展意志，带有国家的主观愿望色彩，它以国家规定的优惠利率水平、借贷期限、担保和信贷条件等为国家政策支持的产业领域、经营主体等提供特殊的资金融通服务，努力为“走出去”企业提供便利条件。现阶段，与发达国家政策性金融支持本国企业“走出去”的做法相比，我国在这方面的做法还显得不够完善。因此，选择政策性金融支持我国企业“走出去”作为研究对象，无论是对我国政策性金融的改革，还是对企业“走出去”发展战略的实施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文章根据政策性金融支持我国企业“走出去”的现状以及我国企业在跨国经营中存在的问题，在借鉴国外政策性金融支持本国企业“走出去”的经验上，结合我国政策性金融支持我国企业“走出去”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利用外汇储备资金、政策性银行应与“走出去”企业同步“走出去”、改进政策性金融管理方式和手段以及改革政策性金融业务的运作机制以及多方位拓宽企业融资渠道等对策建议，进而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对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支持作用。
中国沿边开放中的跨境经济合作区研究——基于空间经济学的分析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快速发展的今天，各国都积极的参与到各种形式的经济合作中，整合各种国内外资源来发展本国经济。跨境经济合作区是指建立在两国国家边境地区的区域合作，是近几年的新生经济合作形式，是一种比区域经济合作以及次区域经济合作层次较低的合作形式，合作难度小。 　　我国开展的跨境经济合作都分布在边境沿线附近，凭借自身的区位优势，借助与邻国在经济上的互补性，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同时，大力开展跨境经济合作也是我国实行“走出去”战略、建设“自由贸易区”战略以及促进“沿边开放”战略的结合点。但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于跨境经济合作区的理论与实践的探讨尚无系统性文献，因此，本文从空间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跨境经济合作区，从边界产生的背景、理论以及边界效应的转化机制来分析跨境经济合作区的可操作性，并结合产业集聚的研究分析，为跨境经济合作的实践提供理论支持和对策建议。 　　早期的边界理论强调的是边界的政治、军事职能，后期随着经济发展，区域经济合作的开展，学者对边界的效应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边界转化机制，即通过将边界的屏蔽效应转化为中介效应来消除边界对经济的阻碍作用，这也是跨境经济合作开展的理论基础。此外，对于区位主体——企业的分析研究也是本文的重点。企业对于发挥跨境经济合作区促进经济发展、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地缘政治安全等功能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在边境地区的产业集聚属于依托外部人为力量形成的集聚，前期的产业集聚效应可以吸引后期更多更复杂的企业集聚。因此，合作区的区位条件、基础设施以及政府的优惠政策就成为吸引产业集聚的重要因素。本文从集聚的理论来源分析企业集聚的可能性，运用成本—收益的模型得出企业集聚的一般模型，进而得到企业在边境地区集聚的动因。为跨境经济合作区的开展，吸引前期企业跨境合作提供理论支持。 　　我国正面临着“十二五“经济规划的新起点，跨境经济合作是我国经济新的增长点。我国开展的跨境经济合作区主要有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中越凭祥——同登跨境经济合作区以及在云南省开展的中越、中缅、中老跨境经济合作区，并取得了一定成果。这其中，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是我国最早开发的跨境经济合作区，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通过对国内外已有的较为成熟的跨境经济合作案例的分析，旨在得到实质性的经验，为正在建设的跨境经济合作区提供对策建议。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研究

近几年，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发展速度较快，特别是在金融危机后,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总量有所下滑的背景下，我国的直接投资仍保持了快速的增长态势。“十二五”规划提出，要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成长、对国家战略均具有重要作用。“走出去”的第一步就是面临的是到哪进行投资的问题，也就是区位选择问题。对于一个特定的企业来说，选择投资的区位，不仅和自身情况、国家政策相关，而且受到东道国的市场规模、东道国与投资国之间的距离、两国经济发展状况等因素影响。在金融危机后，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上是否具有新的特征？决定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有哪些？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在区位选择上是否具有相同的影响因素？我国今后的“走出去”应该注意哪些问题，这些都是本文将要讨论的。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采用的是实证分析的方法，样本采用的是2006～2009年我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对外直接投资（分国别）数据,共23个国家和地区。基于引力模型构建了计量模型，对样本数据进行了面板分析，并通过随机效应、固定效应和PCSE的方法对方程进行模拟，得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并总结了在发达国家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市场上的不同特点。 　　在结构安排上，首先，在阐述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的基础上，本文回顾了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相关理论和实证分析文献。在第三章回顾总结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历程、每个阶段的特点以及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状况:对外直接投资主要还是集中在亚洲，同时，对非洲和拉美洲的投资近几年增长迅速。 　　接下来第四章,结合理论具体分析了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区位选择的具体因素，包括国内因素、东道国因素和企业自身的因素。第五章，实证分析，根据计量分析得出结论，目前我国的直接投资尚未成熟，总的来说受到贸易情况、东道国市场规模和距离因素的影响比较明显。最后一章，本文总结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所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