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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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平安投资富通集团案例研究

本文主要研究了2007年中国金融行业最大的海外投资案——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比利时曾经最大的金融机构富通集团的案例。文章在通过对投资方和被投资方的企业状况、财务状况、投资原因等内容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试找出此次投资失败的风险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决定投资时应考虑的风险因素。
嘉兴经济开发区转型问题研究

开发区经历了20多年的改革、创新和发展，已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和体制改革的试验田，发挥了示范、辐射和带头作用。但随着我国外汇的富余，政策优势弱化，入世后要素配置国际化程度提高，集约利用土地要求的提高等因素，传统开发区的发展模式已不再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开发区发展面临二次创业,须要转型。本文通过对省级嘉兴经济开发区15多年对外开放、开发建设的深入研究，并结合国际上开发区发展和成功转型的经验，运用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交易费用理论，制度变迁理论来分析指导开发区转型，提出了嘉兴经济开发区转型的基本策略和建议。要从过去单向的以工业为主，吸引外资为主的外向型工业新区转型为“外资企业引进来和内资企业走出去相结合”双向的开放型的工业与现代服务业相协调的产业新区；发挥自身的优势，培育以科技自主研发、创新为核心的产业集聚区；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大力发展服务外包等现代服务业和建立社会中介及咨询组织；继续成为体制改革、转变职能的试验和示范窗口。本文共分六章，第一章是绪论，第二章主要是经济开发区发展及转型的理论分析，第三章是加快嘉兴经济开发区转型的必要性分析，第四章阐述开发区转型的国际经验借鉴，第五章促进嘉兴经济开发区转型的对策建议，第六章是结束语。
模糊数学在工厂规划中的应用研究

模糊数学是研究和处理模糊现象的，所研究的事物的概念本身是模糊的，即一个对象是否符合这个概念难于确定。海外投资设厂是一项综合性的工程管理问题，重要而且困难，它涉及的因素很多，如政治文化、自然环境、经济环境、市场、企业目标等，这使投资设厂具有很大的风险性。因此新工厂项目必须做科学合理的规划，对每个环节进行科学合理的分析。本文以新工厂规划中有关选址决策、工厂布局优化设计等关键问题作为研究内容，采用基于专家评审法的模糊综合评价法和模糊决策理论，旨在解决新厂规划中遇到的若干工程实际问题，为新厂选址和工厂布局设计提供决策依据。本论文课题工作分为理论探讨和实际应用研究两个方面。第二章，首先对模糊综合评判和模糊决策的应用理论进行研究分析，然后提出专家评审法确定隶属度函数的概念及应用方法，并归纳总结出模糊数学在工程应用中的一般性流程。第三章，分析英福康公司投资设厂在选址方面主要考虑的成本、交通、环境及政策等目标，以及厂址受到的厂房面积、厂房结构、供电能力等约束条件，建立一个通用的厂址选优的多目标二级模糊综合评价模型，然后应用专家评审法确定隶属度函数并进行两种方法的模糊计算，最后根据模糊决策理论从八个备选策略中选出最佳厂址方案。第四章，首先介绍工厂布局设计的一般理论及不同布局类型的特点和适用性，然后分析公司新厂房的局限性和产品线的特殊性，归纳出厂房布局的评估因素，建立一级多目标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应用专家评审法并进行模糊计算，从六个备选方案选出最优的设计方案。结果表明，基于专家评审法的模糊综合评判和模糊决策不需要隶属度函数的先验知识，能够成功地解决工程实际问题，为工厂选址和厂房布局提供最优方案。
从边缘竞争理论浅析爱国者的国际化营销策略

“爱国者”作为中国消费类电子的领导品牌，从2003年开始国际化的征程。它的国际化经验在哪些方面可供正准备走出去的中国品牌借鉴呢？本文运用适用于动态竞争环境的边缘竞争理论，对处于高速变革的消费类电子领域的“爱国者”的国际化营销策略进行分析，指出了“爱国者”的国际化营销策略，在策略的连续性、从当前业务着手、将传统优势与未来发展相结合、偶然事件创造新市场、将业务与市场重新对应并予以整合、暂时的低效率、持续创新的能力、富有前瞻性的创新，八个方面的边缘竞争优势；也分析了“爱国者”的国际化营销策略，在缺少核心技术，不能主动设定变革的节奏频率。缺少对未来市场的系统分析和研究，不能主动制定市场竞争规则。缺乏竞争领域的多样性。不能保证从业务部门的层级发展边缘竞争战略等方面的不足。同时，提出了获取时间优势、获取前瞻性、获取灵活性等使“爱国者”获取边缘竞争优势的建议。本文主体共分为5部分。第1部份介绍边缘竞争理论；第2部分介绍“爱国者”发展概况；第3部分介绍“爱国者”的国际化营销策略；第4部分分析“爱国者”国际化营销策略的边缘竞争优势与不足；第5部分对“爱国者”国际化营销策略获取边缘竞争优势提出建议。
中国商业银行海外投资经营问题研究

随着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日益加深，世界上主要的金融集团开始大规模进入中国市场，中国商业银行面临着更加激烈的竞争。与这些国际竞争对手相比，无论在资本运作、风险管理，还是金融创新方面，中国银行业都存在很大的差距。而另一方面，随着世界经济的一体化日益加深，我国银行业也走出国门，发展海外业务，有机会更多地参与到世界金融市场活动中。这既可分散风险，增加业务收入来源，也是提供一个在先进的金融环境里学习和壮大自己的机会。本文首先分析了中国商业银行海外业务发展的途径以及在海外投资过程中的问题。在介绍国际上成熟的商业银行海外投资经营的现状和方式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商业银行的情况，说明了海外资本市场投资和海外分支机构业务发展的两条途径。接着，分别就海外资本市场投资和海外分支机构开展两条途径展开论述。对于海外资本市场投资，重点讨论了最近快速发展的QDII产品；而对于海外经营问题，主要讨论了中国商业银行在海外资产的经营管理方面与其竞争对手之间的差距，组织形式以及管理模式方面存在的问题以及对业务发展的影响，并针对所存在的问题，提出应对措施。最后针对我国商业银行发展的现状，分析中国商业银行在海外发展的趋势并提出相应的发展战略。
发展中国家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南南型还是南北型？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全球范围内掀起新一轮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以双边FTA为主要形式的各种区域贸易安排在全球范围内数量激增，成为全世界各国谋求对外经贸合作最有效的手段。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模式有两种：与其它发展中国家走南南型区域一体化道路或与发达国家走南北型一体化道路。对这两种模式的特点、实施的福利效果进行系统的考察和全面比较，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制定、实施区域经济一体化政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参考意义。本文采用理论分析结合经验实证的方法，分别对南南型和南北型两种区域经济一体化模式的发展情况、特点以及实施的福利效果开展一一对照考察。在福利效果考察部分，又分别从静态效应、动态效应以及非经济收益三方面逐一分析两种模式各自的长短得失。两种模式各自福利效果的结论从区域经济组织整体福利角度和发展中成员国角度两方面给出。最后，文章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对南南和南北两种模式采用比较优势的3X2模型进行直观比较，并举实例印证说明文章的最终结论。本文研究的主要结论是：第一、关于南南型区域经济一体化模式。南南型区域经济一体化模式能够产生一定的贸易创造效应，但发生贸易转移的迹象更加明显。规模经济等正面的动态经济效应存在，但很可能导致区内成员贫富差距加剧。因此，南南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整体经济福利增加或减少难以定论，视具体一体化组织的情况而定。从成员国角度而言，南南型区域经济一体化对于成员中相对较发达的成员国更为有利，相对较小和落后的发展中成员国更可能受到损失，福利下降。第二、关于南北型区域经济一体化模式。南北型区域经济一体化产生的贸易创造效应显著而贸易转移效应较小，因而整个南北型一体化集团的整体福利更可能增加。南北型区域经济一体化对于发展中国家成员而言，会直接导致其关税收入损失，但同时也带来吸引更多直接投资、获得更多技术知识等动态效应，在非经济因素收益方面有一定收获；总体而言，通常发展中国家成员的总体福利更有可能增加而非减少。第三、关于南南型与南北型两种一体化模式比较。南南型和南北型两种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模式并不存在绝对化的优劣之分，两种模式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效果从不同的角度考察各有利弊长短，发展中国家应依据自身的具体经济情况和环境作出选择。对于单个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南南和南北两种区域经济一体化模式并不相互排斥、非此即彼，发展中国家应当实施开放式的区域经济合作政策，即综合运用两种模式和其它贸易自由化手段，降低外部贸易壁垒，才能为本国带来最大化的收益。第四、关于中国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实践和发展战略。中国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存在地缘性强、模式单一、区域经济合作水平较低等问题。结合中国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践来看，中国应当打造覆盖全球各大洲的自由贸易网络并实行开放式区域经济合作政策，以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本文的主要创新和特色在于：第一，系统研究了发展中国家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模式选择问题，对南南和南北两种模式采用相同的结构进行一一对照研究，并分别从理论分析和实例验证两方面着手。第二，观点创新，不同于大多数学者关于发展中国家应该坚决远离南南型发展道路，努力走南北型区域经济一体化道路的观点，而提出对两种模式不能简单以优劣区分，要看到南北型区域经济一体化模式带给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利益，也要看到南南模式在非经济因素收益方面的巨大作用。应当努力扬两种模式各自之长而避彼此之短。提出实施“开放式的区域经济合作政策”才是对发展中国家最有利的政策选择。第三，拓展和丰富了发展中国家区域经济一体化模式选择的研究内容，对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影响不应只局限于经济因素的考察，也应注意到目前世界上“自由贸易协定的外交手段化”趋势，注意考察非经济因素的政治、外交、国家安全等各个方面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第一章是导言，写明本文研究的背景及意义、研究问题的范围界定，文章的研究方法以及论文结构。第二章是理论文献综述，介绍关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一般性理论和主要研究文献。第三章探讨南南型区域经济一体化模式的发展状况、理论基础以及福利效果分析。在对南南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历史、现状以及特点做初步分析的基础上，本章着重考察了南南型一体化模式带给成员国的福利效果。具体的考察从静态、动态以及非传统收益三方面进行，每一方面又再分理论分析和实例印证两部分展开。最后得到研究结论：南南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整体经济福利是增加或是减少难以给出确定结论，需视具体一体化组织的情况而定。南南型区域经济一体化对于成员中相对较发达的成员国有利而对较小和落后的发展中成员国不利。第四章探讨南北型区域经济一体化形式的发展状况、理论基础以及福利效果分析。本章的研究方法和展开结构与第三章相同。最后得到的研究结论是：整个南北型一体化集团的整体福利更可能增加。南北型区域经济一体化中通常发展中国家成员的福利更有可能增加。第五章在三四两章详细分析的基础上对发展中国家分别采用南南型和南北型一体化的模式对本国经济增长以及其它收益的影响作了对比分析，分别论述了两种模式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利弊，并得出本文主要结论，即南南和南北两种区域经济一体化模式并不存在绝对优劣的区分；对于单个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发展中国家实施开放式的区域经济合作政策，综合运用两种模式和其它贸易自由化手段，才能为本国带来最大化收益。第六章对中国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现状给予简要介绍。第七章分析中国当前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存在的问题，并根据前文的研究结论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第八章对全文进行简要总结，列出本文主要研究结论。
我国国际工程承包发展研究

国际工程承包是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货物贸易、技术贸易和服务贸易的综合载体。我国从1979年开始进入国际工程承包市场，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发展迅速，是目前相对成熟的一种“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的方式。1980年至今，我国对外工程承包合同额的年均增长率达到25.01％，专业涉及建筑、化工、交通等多个领域，经营方式多样化。未来5～15年，是我国大力发展国际工程承包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国的国际工程承包业面临着广阔的发展前景。然而，尽管近年来我国国际工程承包迅猛发展，但其整体水平不高，与其他发达国家仍具有很大差距，自身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问题。本文以此为背景，选取宏观角度，研究我国国际工程承包发展的相关问题，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首先在对国内外国际工程承包市场分析的基础上，明确我国国际工程承包发展现状，站在国际和国内两个角度，分别利用回归分析和层次分析法研究了我国国际工程承包的发展水平；然后就目前我国国际工程承包的发展水平，分别利用计量经济学中的误差修正模型以及公式法研究了我国国际工程承包在此水平下对国内经济的影响和带动；建立计量模型，研究我国国际工程承包发展的动力与惯性所在及大小，明确影响其发展的各个因素；接着通过与他国在市场分布、行业结构、市场贡献率等方面对比分析的基础上，找出我国目前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差距；从政府、银行和企业三个层面挖掘出我国国际工程承包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最后分别研究并借鉴美国及我国国内国际工程承包发展相对较好的城市上海的相关经验，为我国国际工程承包合理、健康发展提出见解，主张从政府、银行和企业不同层次改进我国国际工程承包业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广西人海洋意识嬗变研究

广西人由于所处负陆面海的地理环境，自古就和浩瀚的大海有着广泛的接触，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步认识海洋，利用海洋来创造自己的历史，可以说拥有悠久的蓝色情结。广西沿海曾作为中国最早对外贸易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而尽显繁华，创造了广西人曾经的蓝色辉煌。然而，新中国成立后，广西沿海作为冷战时代的热战地区肩负国防前哨的使命，经历了战火纷飞的考验，致使广西这一时期的发展远离海洋；冷战结束后，广西的发展迎来了一个崭新的局面，广西人开始亲近蔚蓝，通过西南出海大通道建设广西沿海逐步实现由军事前沿向发展前沿的转变；到“十一五”规划，广西的发展终于实现从陆到海的蓝色回归，广西人开始打造新千年的蓝色梦想。鉴此，本文在广泛收集相关的文献资料并进行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努力站在广西发展的前沿，回溯新中国成立后广西人海洋意识的嬗变，在梳理广西海洋发展主脉络的同时，透视广西人海洋意识嬗变的历史原因，总结广西人海洋意识嬗变的规律，分析不同时期广西人海洋意识的不同表现及其对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力求从本土立场揭示广西走向海洋的内在动力，希望能为广西当前实施依托海洋谋求发展实现学术关怀与现实关怀的有机结合。文章由五个部分组成，各部分内容分别如下：第一部分：前言作为全文的引言部分，这一部分的内容包括了本文的选题意义、概念界定、研究现状、研究思路与方法及本文的创新与不足之处。第二部分：蓝色失落——冷战时代广西人海洋意识的冷却（1949－1991）文章这部分主要介绍冷战格局下广西沿海处于战争前沿服务于战争而无法成为经济交往舞台，广西沿海肩负国防前哨的使命，致使广西实行远离海洋的发展战略。“近海不识海”是这阶段广西海洋发展的基本特征，因此这期间广西人海洋意识冷却，广西海洋经济发展受到影响。第三部分：蓝色回归——和平与发展时代广西人海洋意识的复苏（1992－2005）文章这部分分析了冷战结束后，世界进入和平与发展时代，海洋的发展成为世界发展、竞争的焦点，开放的舞台。随着中越关系的改善广西沿海由战争之海走向合作之海、发展之海，广西人适应时代发展趋势开始实行走向海洋的发展战略，广西沿海肩负西南出海大通道的使命，由国防前哨向发展前沿转变。“近海、用海、扬帆向海”是这阶段广西人利用海洋的基本特征，这是历史长河中广西人海洋意识的复苏，它为广西人全方位开发海洋、依托海洋来发展经济奠定了思想基础。第四部分：蓝色崛起——全新海洋时代广西人海洋意识的升华（2006－）文章这部分主要介绍面对全新海洋时代的蓝色呼唤，广西人深化对海洋的认识，提出“立海之根，融海之势，聚海之力，铸海之魂”，充分发挥沿海优势，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把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与海洋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实施全方位开发海洋的战略。广西沿海肩负中国经济发展新一极的历史使命，由经济通道向经济发展新高地迈进，“依托海洋、科学用海、实现海洋可持续开发利用、人海和谐”是广西人在全新海洋时代体现出的新海洋观，这是广西人海洋意识的升华，它将为广西经济发展描绘出海洋经济的重要一笔。第四部分：结论概括全文主要观点。本文主要展现了新中国成立后广西沿海由“国防前哨”到“西南出海大通道”再到“中国经济发展新一极”的战略地位的嬗变，以及这期间广西人所体现出的由“近海不识海”到“扬帆向海”再到“全方位开发海洋”的海洋行为和由“冷却”到“复苏”再到“升华”的海洋意识的嬗变，力求揭示广西从内陆走向海洋、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脉络。广西人有着悠久的蓝色情结，新中国成立后广西人海洋意识的缺失只是广西人蓝色回忆中短暂的中断。这既是广西人的蓝色历程，同时也体现人类走向海洋时代的不可抗拒性。海洋意识是濒海民族的灵魂，广西人思想意识的蓝色回归，能够进一步加强广西人对海洋的心里认同，进而升华广西人的海洋行为，成为推动广西海洋经济发展的精神动力。
泛北部湾区域经济合作史新探(1840年至今)

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以及我国与周边国家“安邻、睦邻、富邻”友好合作双赢关系的不断加强和扩大，尤其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的加快，沉寂多年的泛北部湾经济区迅速崛起，成为中国－东盟合作框架下一个新的次区域合作聚焦点。广西北部湾地区资源丰富、区位独特，处于东南亚经济圈、西南经济圈和华南经济圈的结合部。在古代，北部湾曾是我国最早开展对外贸易的“海上丝绸之路”。由于各种历史原因，北部湾经济区未能得到充分发展而远远落后于其他沿海地区，成为我国沿海经济发展整体格局中的“洼地”。如今北部湾正从沉睡中醒来，迸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发挥其作为连接中国与东盟的“桥头堡”的巨大作用。广西北部湾目前已呈现多层次区域合作的新格局。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正式进入国家战略，泛北部湾区域合作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联动发展，广西北部湾区域开发开放与泛珠三角经济圈实现对接。这对于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地缘政治、经济安全具有重大意义，一方面它能带动西部大开发和沿海经济的发展，缩小东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另一方面它又能在更大范围内推进东南亚和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在全球化背景下，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开发开放和泛北部湾区域经济合作从风生水起发展成今天的扬帆启航，成为继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湾之后的第四大区域经济圈层。在这种形势下，从内外圈层结合的角度研究北部湾区域经济合作史，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探索发展规律，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有可能为促进泛北部湾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导。泛北部湾区域经济合作史研究使我们得到如下借鉴和启示：第一，稳定的国际国内环境是经济合作的基本前提。“国家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国家环境对于经济合作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第二，资源互补是进行区域合作的基础。当今社会上区域经济合作的主要特点就是资源整合，优势互补，双方均能提高竞争力和实现其经济利益。由于比较优势的存在形成经济落差，从而为进行经济合作提供了可能性。第三，各国应着眼于长远利益和战略谋划，搁置争议、扩大共识，积极鼓励和参与经济合作，从初步共识逐步扩大经济合作的领域。经济合作的参与方对经济合作所持的态度直接影响到区域经济合作的可能性、合作的范围、领域以及合作成效。第四，发达的基础设施和交通网络是推进区域经济合作的动力。交通是经济运行的命脉，经济的协调发展要求各国之间必须建立和完善快速、便捷、网络化的交通体系。第五，多渠道多形式地加强政府与企业的联系，优化政府服务，能够有力地促进经济合作。政府间的交往与对话能够消除各方在经济合作中的障碍，而企业则是各方开展经济合作的主体。政府的鼓励及其对企业的扶持是加快经济合作的有利因素。论文的研究基于比较史学、现代化、交往和区域经济学等基础理论与方法，通过对比内外圈层泛北部湾经济合作的历史发展，得出了比较区域合作发展史的结论。通过历史回顾分期方法，把泛北部湾的发展及合作进程分为几个阶段，试图揭示泛北部湾区域经济合作历史进程中所发生的变化。泛北部湾从过去发展到现在，每个阶段毫无疑问地均体现了历史主体对于交往的需求和交往的结果。论文的突破点在于对泛北部湾区域经济合作史研究角度的选取。目前学界对泛北部湾区域经济合作史进行系统研究的成果还不多见，大多数学者把研究视野集中在泛北部湾的发展战略或者边贸史等方面。论文研究的泛北部湾区域经济合作史则涵盖商贸、交通、科技、文化和旅游等多个方面，并系统地把北部湾区域经济合作放在内外两个圈层展开分析。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框架下广西参与国际分工的产业选择

广西因其地理位置，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中具有不可取代的特殊地位。但广西要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同时也取得自身更快更好的发展，则还需要从参与国际分工这个角度对区内的产业发展战略作深入的研究与规划。研究国际分工的理论主要有传统的绝对优势论、相对优势论、要素禀赋论和现代的克鲁格曼的战略贸易理论、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这些理论从不同角度对国际分工进行了分析：传统国际分工理论把国家作为世界经济中的一个个体作为参与国际分工的单位；而战略贸易理论则强调在国际经济的大环境中，政府对一国在国际分工中的促进作用；竞争优势理论则强调了综合国力对一国参与国际竞争的影响。在综合运用这些理论的基础上，尤其是运用波特竞争优势理论的“钻石模型”对广西的生产要素、产业结构、政府的作用三个方面进行SWOT分析，比较广西与东盟资源要素的优劣，这样才能够使广西在参与到东盟的国际分工中利用自身的优势做出适当的产业战略选择。广西地处我国大陆东、中、西三个地带的交汇点，是华南经济圈、西南经济圈与东盟经济圈的结合部，是西南乃至西北地区最便捷的出海通道，也是联结粤港澳与西部地区的重要途径。在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合作中，广西将成为连接中国西南、华南、中南和东盟大市场的枢纽，在自由贸易区建设中可以发挥重要桥梁和纽带作用，特别适合发展交通、物流、贸易、会展等现代服务业。广西和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接近，经济结构几乎雷同。由于产业结构的相似性，预示着广西在与东盟国家开展经贸合作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面临激烈竞争。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为广西经济发展带来了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挑战。从机遇上看，广西工业基础设施相对完善，地理区位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旅游开发面临新的机遇。如何利用机遇，成为广西参与到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发展中的重要议题。基于这种分析，我们认为广西参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国际分工，应从农业、工业、第三产业三个方面着手，采取积极措施，做大做强自己具有优势的产业，实现广西和东盟地区的双赢。
大湄公河次区域框架下广西旅游合作与发展研究

伴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世界经济也呈现出区域化、集团化的趋势。在区域经济合作蓬勃发展潮流的推动下，区域经济一体化更为显著地表现出多层次、多形式、多区域重叠交叉的特点，即在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内部又出现各种次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由亚洲开发银行发起的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而旅游业作为“绿色产业”，具有投资少、见效快、“一业带百业”的特点，被认为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产业之一。同时，旅游业还有利于缓解就业压力，并连带解决与就业相关的许多社会问题。正是如此，亚洲开发银行从旅游业本身的特点、各项基础环境条件、优势互补等角度出发，把旅游业作为GMS区域合作的一个重要产业。旅游业已作为GMS区域合作的优势产业和现行合作的产业，亚洲开发银行对GMS区域旅游产业合作高度重视并予以大力支持和积极推进。根据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需要，广西于2005年正式加入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这不仅能加快推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也有利于进一步促进广西“开放型”经济发展和“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提高广西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而广西作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先行试验区，如何发挥其重要的战略作用，来带动整个大湄公河旅游甚至经济的发展，是项全新的课题。本文采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以定量分析为主的方法，以广西旅游发展为研究对象，将其置于时间和空间维度上，在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背景下，结合区域经济学、旅游地理学、管理学、现代计量经济学等有关学科理论，运用主成分分析、聚类分析等计量经济学研究方法，结合计算机和软件技术，对大湄公河次区域5个国家和中国2个地区的旅游发展优劣势进行了定量和定性分析。通过对次区域的5个国家和中国2个地区进行主成分和聚类分析后，可以将它们划分为四个不同的旅游区域类型。同时，本文结合以上分析，对广西的优劣势进行了SWOT分析，得出：尽管广西有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中国西部大开发等良好的机遇，但仍然面临着西方国家、东盟国家及周边省市等的激烈竞争压力，同时面临着自身经济结构不够合理等问题，这些必定对广西旅游的发展产生影响。因此，本文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认为：广西应从旅游交通、旅游便利化、旅游信息、旅游机构（企业）、旅游人力资源开发、旅游宣传促销、旅游安全七个方面着手加强与次区域其他国家（地区）之间的合作，以此来更有效地发挥广西在大湄公河次区域的战略作用，推动整个次区域旅游甚至经济的迅速发展。
我国商业银行国际化经营中的“客户跟随”效应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银行国际化迅速向全球蔓延，全球性银行、区域性银行和众多跨国金融机构逐渐组成了一个全球性的金融网络。在我国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形势下，需要“走出去”的，不仅是生产性企业，还包括为之提供必要金融服务的银行。“客户跟随”是解释银行国际化经营动因的经典理论之一，从“客户跟随”的角度探讨银行国际化问题对我国商业银行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本文重点从静态和动态两个层面回答了我国商业银行在国际化经营中“客户跟随”效应的存在性。从静态角度来看，本文通过对比分析我国非金融企业和商业银行的国际化经营现状，发现我国商业银行存在境外贷款规模偏小、金融产品单一、在地区和行业分布上与企业的跨国经营略有偏差等问题，说明银行对海外客户的跟随服务不甚理想。从动态角度来看，本文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的方法，利用我国商业银行的国外净资产、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额和双边贸易额对“客户跟随”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是我国商业银行国外净资产变化的原因，两者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我国对27个观察国的双边贸易额也是我国商业银行国外净资产变化的原因。以上两点与“客户跟随”理论是相吻合的。最后，本文从全球区位发展、海外业务发展、本土化以及管理国际化等四个方面指出了我国商业银行应该如何进一步开展国际化经营。
中国境内外资并购的目标选择与经济效应研究

作为全球FDI的主导模式，外资并购于近期在中国境内开始迅速发展。这种不同于传统绿地投资的跨国直接投资模式将会给中国经济的各个层面带来不同的影响。如何客观地判断外资并购的经济效应，既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又避免其带来的各类风险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针对目前我国境内外资并购的现状，本文重点研究外商投资者进行并购投资的目标选择特征，并据此判断外资并购对中国经济的各种效应，进而为我国微观经济运营主体与宏观经济监管部门提出应对外资并购的策略组合。为了研究外资并购的目标选择特征，文章首先详细讨论了中国境内外资并购的国际与国内动因，并首次从投资环境的角度出发，探寻外资在中国并购的特殊推动因素。文章认为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势头与日益改善的经济与制度环境是我国外资并购迅速发展的重要促成力量。而冲着中国迅速发展的经济收益而来的海外投资者，在中国境内的并购交易在目标选择上体现出明显的非财务与财务特征。在目标公司的非财务特征方面，文章认为：我国政府对境内的外资并购具有关键性的引导作用，外资并购的时间分布、区域分布、产业分布以及股权性质方面的特征都与我国政府的态度及经济战略思路密切相关；在股改完成以前，针对我国上市公司发起的外资并购以协议转让非流通股模式为主，同时并购交易的成交价格普遍偏高。在目标公司财务特征方面，笔者首次将国际通行的单因素方差分析与Logit回归模型运用于外资并购的实证研究。文章得出结论：外资并购的目标公司往往具有良好的管理效率，较大的市场规模和行业影响力，并且目标公司的股权相对集中，增长能力较弱，资本扩张能力却较强。在明确外资并购的动因和目标选择的特征之后，文章从微观证券市场、产业发展以及宏观经济的长期增长与周期波动的角度，分别探讨了外资并购的经济效应。首先，在关于外资并购对微观证券市场效应的实证分析中，文章首次采用事件研究法，通过验证外资并购事件是否为投资者带来超额收益的方法，分行业、分控股程度的研究了外资并购的微观市场效应。其次，文章首次把产业作为一个独立的层次，从三个方面详细讨论了外资并购对我国产业发展的影响：一是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积极或消极的影响，二是增加我国产业市场垄断风险的经济效应，三是对我国自主品牌建立的或正或负的影响。最后，在关于外资并购的宏观经济效应研究中，和已有的分散、零乱的各项研究不同，文章沿着长期经济增长与短期周期波动的两条思路，借助宏观经济四大市场，既充分肯定了外资并购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也指出外资并购对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加剧效应。最后，文章对于外资并购不同层面的经济效应提出了颇具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在微观证券市场层面，文章指出构建体系完备的市场机制本身就是应对各种冲击的最佳选择，只有成熟的资本市场才能承载起大规模的外资并购；在产业发展层面，文章指出既要利用外资促进我国三次产业的协调发展，又要构建产业安全管理体系来应对外资并购对我国造成的各种产业风险；在宏观经济层面，充分利用外资并购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并借助外资并购平滑我国经济周期的短期波动是我国应对外资并购的最优策略。
东道国技术外溢、吸收能力与无技术优势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企业竞争空前激烈，技术成为决定企业竞争结果的关键因素，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日益突出。我国企业也加快对发达国家和地区直接投资的步伐，但获取海外技术的总体成效并不如意。探讨如何通过国际直接投资获取海外技术，不仅具有理论意义，更是改善我国企业“走出去”经营绩效的现实需要。在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论文从国际直接投资的实践出发，运用数理模型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分四个部分对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第一部分为理论述评。回顾对外直接投资传统理论后，认为传统理论强调跨国企业相对于东道国企业拥有以垄断性技术为核心的特定优势，很难解释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然后提出无技术优势企业概念并将其界定为技术水平落后于国外企业的国内技术领先企业，并将相关的研究梳理为两类：一类从竞争策略角度论述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是否拥有特定优势没有必然联系。大多数研究从寡占反应或交换威胁战略阐述对外直接投资，但无法说明最初的对外直接投资是如何发生，隐含的前提是最初进行FDI的企业拥有优势因而通常被视为传统研究的补充；少数研究注意到技术扩散，但在研究中无形地夸大了技术扩散对缺乏优势企业的作用而解释有限。另一类从技术外溢角度进行研究，部分研究继承了第一类的思想。以技术外溢的空间局限性为基础，以技术落后企业吸收能力满足获取先进企业的技术外溢要求为前提，通过完全信息的双寡头古诺均衡分析说明落后企业因国内外整体润的最大化而对外直接投资。这一类研究因前提违背技术获取型企业吸收能力满足要求不具有一般性的实践而无法被普遍认可。第二部分为本文的核心。首先引入东道国行业需求增长性，拓展Wang andBlomstrom(1992)的国际技术转移模型阐述无技术优势企业获取东道国技术的作用机制：无技术优势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时，选择东道国需求平稳增长且技术学习困难不大的行业，通过对产品市场的竞争，先进企业的技术转移和技术学习形成正反馈，导致技术外溢的持续产生和获取。然后从两个方面深化既有的技术获取型FDI 理论研究。当存在单向技术外溢时，引入企业R&D 活动。若无技术优势企业R&D 活动只是相对于先进企业处于劣势时，二者相互作用导致溢出程度较大，后者将限于国内经营而无技术优势企业因技术寻求而对外直接投资；若前者R&D 活动的强度非常小和效率极低，导致技术外溢的程度极低，前者将选择对外直接投资而无技术优势企业因交换威胁战略和技术寻求动机也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当二者存在双向技术外溢时，考虑溢出在企业内部的不完全转移影响。若先进企业限于国内经营时，双向技术外溢提高了无技术优势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额外成本临界值，其增加幅度随溢出程度的增加而扩大，而无技术优势企业溢出转移能力的提高促进对外其直接投资的发生；若先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时，只有在较小的技术差距和溢出程度范围内，无技术优势企业才可能对外直接投资。随着溢出程度的提高，无技术优势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额外成本临界值增加。最后，针对既有研究的缺陷，根据共识将企业吸收能力构造为自身R&D 产出的函数并将自身R&D 活动对吸收能力的促进作用视为吸收能力效应，构建完全信息的三阶段两国双寡头古诺模型阐述无技术优势企业选择对外直接投资所要求的条件：若不考虑吸收能力对溢出获取的影响时，无技术优势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只存在于溢出程度较小的范围；若考虑吸收能力，对于相同的溢出程度，吸收能力作用使无技术优势企业的R&D 投资增加，且无技术优势企业的国际市场选择策略是吸收能力效应强度的函数,无技术优势企业选择对外直接投资只存在强效应范围内。第三部分选择京东方和三星电子所进行的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案例进行比较研究，验证第二部分的结论。总结我国企业技术获取型FDI 存在的问题，基于上述结论对政府和企业提出相应的对策，还说明了研究存在的问题和后续研究方向，这构成第四部分的内容。
我国中小企业海外投资保险法律问题研究

在经济全球化己经成为世界发展趋势,在资金、国内生产能力过剩以及市场饱和的情况下，中小企业到海外投资己经成为必然选择。目前国内众多的中小企业已经具备了对外投资的能力，但是中小企业海外投资的现状却不容乐观，其中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海外投资保险问题，该问题的解决有利于中小企业海外投资的有序、健康发展，也防止中小企业在海外市场的投资利益受到损害。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是资本输出国鼓励和保护本国海外私人直接投资的基本法律制度。是资本输出国采取的各种鼓励措施中唯一有效的一项措施，它系统地，直接地保护了海外私人投资者的安全和利益。该制度是资本输出国海外投资保护法律体系中的重要内容。它通过由政府设立保险机构为海外投资者提供政治风险担保的方式巧妙的化解了母国政府在投资保护上长期以来所处的被动地位，避开了东道国对海外投资企业的管辖权和母国对投资者的保护权的碰撞，为本国的海外投资提供了切实的法律保护。目前，几乎所有的主要资本输出国都建立了这种国家保险制度，但是我国对海外投资的法律保护却没有形成完备而有效的制度。在这种背景下，建立我国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成为当务之急。本文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中小企业海外投资进行论述，以及我国建立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分析，提出建立适合中小企业发展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应该有的特点和基本原则。第二部分是通过对美国，德国等国家的海外投资保险机制的比较，以及代位权及其法律依据的分析，提出我国应建立双边海外投资保险机制。第三部分则是就中小企业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具体内容的担保机构，承保范围，以及承保条件展开论述。第四部分则结合国际经验在建立信息渠道，完善双边投资协定，充分利用MIGA等其他方面为我国中小企业的海外发展提供更多的支持与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