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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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业跨国投资的进入方式选择：新建与并购

20世纪80年代以来，跨国投资的浪潮席卷全球，其中，银行业的跨国投资案例更是层出不穷。由于银行业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特殊地位以及其内在脆弱性，银行业的跨国投资行为备受东道国政府的关注。当前，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趋势势不可挡的情况下，银行业的跨国投资已经日益成为理论界的研究热点。跨国公司投资海外市场，通常包括新建投资和跨国并购两种形式。跨国公司在面临不同国家市场时应采取何种方式进入，这是一个关系到跨国公司本身、其它国家市场进入者、东道国竞争者以及东道国政府等多个行为主体的问题。本文试图从银行业跨国投资的模式选择这一角度入手，将东道国银行与外资银行、东道国政府与外资银行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博弈方法讨论各行为主体在不同条件下的收益及最优策略。东道国银行与东道国政府都更倾向于接纳外资银行以并购的方式进入，而外资银行在充分考虑东道国技术水平、市场状况、引资声誉、优惠税率等一系列因素后，会倾向于在不同的参数下采取相应的进入方式。就我国而言，外资银行的进入既是一个机遇，同时也带来了极大的挑战。我国的商业银行可以在吸收外资的过程中提高自身素质，利用示范效应提高经营质量，但同时也会造成优质客户与人才的大量流失．为此，我国政府应该采取积极地态度，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同时银行业也应该扬长避短，并努力走出一条适合自身状况的国际化经营的方式。在近年来走出去的战略推动下，我们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持续增加。由于2007年年底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可以预见到将会出现一个美元贬值、全球通胀、美欧经济放缓、西方进入减税周期以及本币升值和外资相对廉价的环境。作为一个快速崛起但又资源匮乏的经济大国，未来一个时期，中国的对外投资肯定会以惊人的速度增长，这无疑会为我国银行业的跨国经营与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以此为契机，将银行业跨国投资的进入方式作为研究，对我国商业银行在新时期的发展策略也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
打破种族束缚，勇敢融入社会——托尼·莫里森《天堂》主题探析

1993年，托妮·莫里森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由此成为第一位获得此殊荣的非洲裔美国作家。这不仅是对莫里森个人的褒奖，也标志着黑人作家已经在美国主流文学中获得了认可。在其作品中，莫里森以她独特的视角、丰富的想象力和诗歌般的语言描写了美国黑人在历史压迫下的屈辱和压抑的心态，表现了黑人的民族文化传统及黑人自我的心灵探索。黑人群体反省过去，探索与追求美好的未来，并期待找到他们自己的存在价值。出版于1999年的《天堂》是莫里森的第七部小说也是莫里森“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这部小说将会把你带入一个炽烈、充满异议并时而充满暴力的世界当中。国内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两点：一是对其作品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主题和写作手法；二是集中于其作品《宠儿》，尤其是在莫里森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而对《天堂》的研究相对较少。事实上，这三部曲的背景设置都是相差大约20年：《宠儿》主要讲述20世纪20年代的事情；《爵士乐》是四五十年代；《天堂》是70年代，所以把《天堂》放在这一新的时间背景下来研究探讨黑人群体的出路问题是很有必要的。小说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内战后不久。脱离了奴隶制的黑人们长途跋涉建立了黑人群体的栖居之地——鲁比镇。在这里没有白人，没有压迫与歧视，鲁比镇宛如他们自己的天堂。后来位于鲁比镇外的修道院由最初的两个人发展到后来的五个人。在鲁比，黑人男性占主导，而修道院则是女性的家园。鲁比镇的男性和修道院里的女性代表了黑人内部两种力量的对峙和冲突。他们对于“过去”的解读，对于种族的理解，对于未来的追求都有不同的看法与做法。而这些不同正加剧了两者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最终促使上演了一幕“替罪羊”的惨剧。事实上，“替罪羊”这一宗教形象贯穿整部小说。尽管之前对这一宗教形象也有所研究，例如：徐颖的《托尼·莫里森作品中“替罪羊”原型研究》，但是这些论述是比较概括笼统的，并没有单独系统地以《天堂》为主要文本来研究其形象及表现意义。另外，以前的研究多是将莫里森小说中的男女形象分开来研究，尤其是从女性主义视角。事实上，莫里森本人并不是十分推崇所谓的女性主义观点，之所以以女性作为她小说的主角主要是她本身就是一名女性，她对女性了解得更多，写起来会更顺手，并且她的主要目的群依然是整个黑人群体。因此，本论文旨在通过时间和空间两种维度并结合替罪羊形象和黑人男女形象来分析阐释小说的主旨思想。时间维度是指黑人群体的痛苦“过去”及其对他们现在及将来生活的影响。空间维度是指分别以黑人男性和黑人女性为中心的两个社区。本论文主要是探讨鲁比镇男性为什么要杀害女修道院里的女性的过程以及美好希望的产生。由于对于过去的执念，鲁比镇的人们把自己限制封闭在不与外界接触的狭小空间里；由于这种自我限制与封闭，导致了修道院中妇女作为替罪羊而惨遭杀戮；然而值得欣慰的是在这次杀戮之后，人们开始能够反思自己、勇敢的面对过去并能够勇敢地走出去。在这里，“走出去”意味着勇敢地接受并融入外部世界的变化，暴力，自由解放运动等等，而这一切之前都是被鲁比镇所隔绝在外的。本论文包括五个部分，其中包括引言和结论部分。第一章阐述时间尤其指“过去”对于黑人生活的影响。在这两个不同的社区内，人们对于“过去”拥有不同的解释；即使是在鲁比社区内部，老一辈以摩根兄弟为代表的黑人男性和女性及新一代年轻人所持有的观点也有很大不同。不同点主要表现在对于圣诞汇演和锅炉形象的解释上，老一辈希望完全按照原有的样式并不容有质疑的声音，而女性及新一代年轻人认为世界在变，没有必要把过去的一切都原封不动地继承，这一切构成了鲁比社区的内部矛盾。正是由于黑人男性对于“过去”的固守导致了他们对于外界的排斥以及内部矛盾的不断激化。而与此相反，女修道院社区所代表的是变化性，展示了外界世界的流动、暴力、变革等等，她们勇于面对“过去”并从“过去”中找寻到面对未来生活的勇气，而这一切也正好构成了鲁比社区面临的外部威胁。第二章集中分析了这两个空间——鲁比社区和女修道院。社区一直以来都被黑人作家用作一种写作策略来抵抗美国现代社会的极端个人主义和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在社区里，黑人群体找到了他们的归属感和安全感。在这部小说中，这两个社区被赋予了两种不同的宗教意义——“天堂”与“伊甸园”，本论文正是分析表明这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念和理想。在鲁比有两种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一个是男权思想，另一个是建立在肤色论上的黑人种族主义。所有这一些都与黑人群体所梦想的充满关爱的真正的天堂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与此相反，女修道院给我们展示的正是社区对于黑人的真正意义——互相帮助、关爱、平等、开放。“伊甸园”威胁了“天堂”的权威，这使得“天堂”中的男性拿起武器来杀害“伊甸园”中的女性。第三章探讨了鲁比黑人男性暴力侵入女修道院的问题。在前两章中分析的鲁比所面临的内部外部矛盾与威胁促使他们采取暴力，用替罪羊的宗教形式将责任强加于女修道院的女性身上。正是他们对于过去的固守导致了他们思想上的狭隘，并采取了狭隘的方式以企图解决矛盾。这次暴力体现了黑人群体内部滋生的黑人种族主义及性别歧视所带来的不得不重视与反省的问题。虽然这一暴力行为带来了创伤，但是小说结尾却给我们预示了一种希望：迪克的自我反省、救救玛莉的死去等等都预示了一个黑人群体健康生存的明天。尽管鲁比镇的黑人男性想建立一个属于他们不受白人种族主义歧视的天堂的初衷是好的，但是他们不自觉地已经打上了种族主义的烙印。他们对于内部女性的压抑，以肤色论的黑人种族主义等等都会对他们建立真正的天堂产生阻碍。他们在社区内所长久维持的观念让他们的生活僵化，当他们发现内部及外界出现矛盾时，他们将所有的问题都怪罪到镇外的女人身上，他们所做的就是将她们作为替罪羊以期获得原来的平静。通过这些矛盾和冲突，本书体现了对黑人文化、历史中的传统、反动、狭隘因素的反思与审视以及对过去、现在、未来的本质之深入的思考与认识。通过这三章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部小说试图以开放的理念超越种族的界限，展示在多元文化社会里以一种价值标准判断一切、固守过去的潜在危机以及黑人种族主义可能对他们自身造成的伤害，指出黑人群体在新时代下通过疏离、隔绝、排他的方式建立的梦想中的乌托邦乐园是不切实际的，而要创造出自己真正的乐园的道路，黑人群体内部只有通过自身的融合和勇敢地走出去和外界世界融合，这才是一条充满希望之路。
论我国企业海外投资法律制度的完善

通过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努力，我国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当中最大的海外投资国，但与我国发展迅猛的企业海外投资相比，我国在企业海外投资的法律制度建设方面却相当地滞后与薄弱，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发展。因此，如何对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相关法律制度进行深入地研究，以及如何完善我国企业海外投资法律体系已成为我们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在对我国现行有效的海外投资的国内法律制度与国际法进行归纳和梳理的基础上，通过分析，试图对如何完善我国企业海外投资法律体系提出合理的对策。本文共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就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概念及30年来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发展历程作了具体的阐述。第二部分具体分析了我国企业海外投资法律体系的现状及问题，具体分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对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国内法律制度进行了归纳和梳理，分析了其现状和存在的问题；第二个层次对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国际法现状进行了整理和分析，具体分析了我国所参加的双边投资保护协议和多边投资保护协议。第三部分则针对第二部分分析得出的我国企业海外投资法律体系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具体对策，并从两个方面对对策进行了阐述。一方面，对建立我国企业海外投资法律法规，完善审批制度和建立健全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提出建议；另一方面对我国扩大和完善中外双边投资保护协议体系，以及积极加入和利用区域性多边投资保护协议提出了建议。
欧盟对华直接投资与中欧双边贸易关系的实证分析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深，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作为国际经济活动中最重要的两种形式，交叉融合的趋势开始日渐明显。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中国对外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外资流入迅速增长。因此，对投资与贸易之间关系的科学把握以及两者政策目标的协调统一被提到了战略高度。考虑到欧盟在我国引进外资和对外贸易中的重要地位，本文选取欧盟为例，通过对欧盟对华直接投资和中欧双边贸易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旨在提出合理的改进投资与贸易的政策建议。本文首先针对国内外学者对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之间关系的研究文献进行了综述。然后分别阐述了欧盟对华直接投资和中欧贸易的发展概况。通过回顾欧盟对华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和总结中欧贸易的阶段性变化，阐明不仅欧盟对华直接投资具有以占领中国市场为投资动机、投资项目规模大、投资履约率高、投资项目技术含量高和投资地区分布相对集中等典型特征，而且中欧双边贸易更具有极大的互补性和发展潜力。在以上定性分析之后，本文选取1984-2007年的数据作为分析区间，引入各年欧盟对华实际直接投资金额、欧盟对华累积实际直接投资存量、我国与欧盟的进出口贸易额和我国各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作为模型的研究变量，对欧盟对华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为了消除物价因素，本文以1984年的价格作为基期价格，分别对相关数据进行了价格调整和对数化处理。在对时间序列进行严格的平稳性检验、协整分析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基础上，用回归的方法就欧盟对华直接投资与中欧双边贸易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对两者间的短期关系进行了研究。实证检验的结果表明，从长期来看，欧盟对华直接投资与中欧进出口贸易之间存在着稳定的正相关关系。欧盟对华累积实际直接投资存量每变动一个百分点，会带来对欧盟出口0．591个百分点的同方向变动和进口0．288个百分点的同方向变动。而且，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表明，欧盟对华直接投资的增加是中欧进出口贸易增长的格兰杰原因，而中欧进出口贸易的增长不是欧盟对华直接投资变化的格兰杰原因。同时，从短期来看，欧盟对华直接投资和中国对欧盟出口、进口的关系由短期偏离向长期均衡调整的速度较快，每年对上一年非均衡偏离的纠正速度分别是58．2％和41．4％。最后，本文在前面定性分析和实证检验的基础上，就今后促进欧盟对华直接投资和中欧贸易的发展，深化中国与欧盟的全面战略合作，从我国如何协调外资和外贸政策、积极引导欧盟对华FDI、加大服务业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实施“走出去”战略以及转变利用外资方式等多个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服务业FDI市场进入模式选择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服务业国际转移逐渐成为继制造业国际转移之后国际产业转移的新一轮高潮，服务业FDI作为服务业国际转移的重要方式，在全球直接投资总量中的比重不断增加，对服务业国际转移的发展乃至服务业的全球化都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服务业跨国公司进行直接投资时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就是选择市场进入模式。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按照入世承诺，大多数服务业部门开始对外开放，面对服务业国际转移的浪潮，如何有效地吸引服务业FDI，引导服务业跨国公司选择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直接投资模式，就成为中国政府考虑的重要问题，而对于中国服务业企业而言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激烈竞争，同时可以通过对服务业跨国公司的学习和模仿，逐渐形成中国服务业企业自身的核心竞争力，服务业直接投资中国市场进入模式的选择会影响这种技术溢出效应的程度。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中国政府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提出了“走出去”的指导方针，对中国服务业企业而言，如何选择对外直接投资市场进入模式，选择何种直接投资市场进入模式，成为影响中国服务业企业成功“走出去”的重要因素，因此服务业直接投资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的研究对中国服务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最新的服务业FDI理论研究成果为理论基础，以服务业FDI市场进入模式的选择为研究目标，综合采用理论分析、博弈分析、比较分析等各种方法，不仅从理论上分析影响服务业FDI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的各种因素，并且立足中国实际研究中国吸引服务业FDI市场进入模式的选择和中国服务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市场进入模式的选择，实现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强调文章的理论性和实践性并重。具体研究内容包括：（1）服务业FDI市场进入模式的类型、内在特性和影响因素。各种直接投资市场进入模式有其内在特性，内在特性的不同导致各种市场进入模式间互有优缺点。服务业直接投资市场进入模式的影响因素一直是学者关注研究的重点，本文力图从服务业自身特点出发，全面准确地研究影响服务业FDI市场进入模式的因素，为形成服务业直接投资市场进入模式的分析框架提供理论基础。（2）从服务业跨国公司和东道国政策两个角度出发，通过建立博弈模型，分析了服务业FDI市场进入模式的选择问题。模型分析结论表明，提供高质量服务产品的服务业跨国公司倾向于控制程度高的进入模式，同时会选择适当的股权比例限制技术外溢，另一方面，中国引资过程中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政策一致性成为影响服务业FDI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的重要因素。两个视角的研究为中国在吸引服务业FDI过程中，引导服务业跨国公司选择有利于中国服务业发展的市场进入模式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3）分析研究中国吸引服务业FDI中模式的选择和中国服务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市场进入模式的选择。面对服务业国际转移的发展趋势，如何根据中国国情引导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直接投资模式和如何中国服务业企业应该如何选择对外直接投资市场进入模式就成为影响中国服务业发展的两个重要问题。本文，最后根据理论和实证分析的结果，提出了合理引导服务业直接投资模式以及中国服务业企业如何选择直接投资市场进入模式的政策建议，包括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采取有效措施，抓住服务业直接投资兴起的机遇，实现中国经济的又一次跨越式发展。
中欧产业内贸易研究：1999-2006

产业内贸易，又称作双向贸易，是指一国同时进口和出口同种类型的产品。Verdoorn在1960年通过观察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的贸易流动最先提出了这个概念。由于古典的贸易理论模型不能解释这种现象，经济学家们便开始寻求新的解释。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致力于此研究，对产业内贸易现象的成因的解释及其度量方法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很多关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产业内贸易的实证分析也纷纷出现。但是有关中国的产业内贸易的文献，特别是它和欧盟的产业内贸易的研究，还不多见。考虑到2006年，欧盟已成为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同时中国也已跃居为欧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对二者产业内贸易的研究还是很有必要的。本文要研究的中心问题是：从1999到2006年，中欧的产业内贸易发展到了什么程度？决定中欧产业内贸易的因素有哪些？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本文首先回顾了以往测量产业内贸易的方法以及产业内贸易决定因素的模型。然后利用Eurostat的数据，着重分析了标准国际贸易分类号（SITC）第5到8类商品的GL指数值。这些数值先由SITC三分位数值计算然后加权平均得出。之后，本文还分析了中国与欧盟不同成员国的产业内贸易指数。不同产业的垂直产业内贸易指数和水平产业内贸易指数也被显示出来。在接下来的部分，首先定性分析了要素禀赋、外商投资、贸易壁垒、宏观经济指数、汇率等因素对产业内贸易的影响，然后通过多元回归模型，定量分析了国内生产总值、外商投资、两国距离对产业内贸易的影响。最后，还以消费类电子商品为例，分析了特定产业的产业内贸易决定因素的情况。通过以上的研究，本文取得了如下的发现：第一，无论是从不同产业还是从与不同欧盟成员国的贸易来看，中欧的产业内贸易程度差异显著。从产业层次上来看，化工产品主要是水平产业内贸易，而纺织品则主要是从中国到欧盟的单向贸易；机械和电子设备则主要是垂直产业内贸易。从国别来看，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瑞典和芬兰是欧盟内与中国产业内贸易程度最高的五个国家。大多数中东欧国家与中国的产业内贸易水平相对较低。第二，要素禀赋、外商投资、宏观经济状况、两国距离、汇率等都对产业内贸易有明显影响。其中，两国人均GDP的平均值具有最显著的正面影响，而人均GDP的差值则具有最显著的负面影响。外商投资也对中欧产业内贸易有明显的正效应。在特定产业内，研发投入以及政府的产业政策具有最为直接的影响。基于上述结论，发展中欧产业内贸易应该从这些方面着手：第一，由于两国人均GDP的平均值对产业内贸易有着最为显著的正影响，所以对欧盟来讲，应大力发展新加入的中东欧成员国的经济；对中国来讲，则应对农村经济给予更多关注。第二，中欧应在WTO技术贸易壁垒协定框架下，加强在产品标准和规范上的合作，积极消除各种贸易壁垒。一个更加自由的贸易环境将使两国在长期内共同受益。第三，中国对来自欧盟的外商投资要区别审慎对待。加强对高新技术产业的鼓励支持，对污染型、低附加值产业进行限制。同时应鼓励国内发展成熟的企业积极走出去开拓国际市场。第四，技术革新对经济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从而对两国产业内贸易产生影响。政府应加大对科技、教育等的投入，同时注重对知识产权的保护。
中欧贸易摩擦研究及其政治影响分析

尽管加入WTO已有好几年，但中国外贸却屡屡陷入国际贸易纠纷的困境。以贸易保护主义为基本原则、以贸易抵制为实质的中欧贸易摩擦使得中欧经贸关系乃至政治关系受到了不小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当今全球化的大趋势和经济中心力量多极化之间的矛盾，即各极内部经济一体化的压力客观上促成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张力。在政治经济竞争空间日益缩小的情况下中欧政治地理位置上的相关性日益增强。传统的政治经济潜在发展空间已经不能满足世界各国的需求了。传统意义上的地缘政治已经失去了其意义，即原来意义上的不具有地理相关性的各个大国在即将来临的战略竞争中，已经在政治经济军事的各个领域展开了深层次的接触，即相互之间具备了非传统意义上的地缘政治关系，中欧之间也不例外。竞争空间的日益缩小使得在世界政治经济多极化趋势下中欧之间的“共赢合作”局面逐渐走向一种近似“零和博弈”的局面。在这样的情况下，正确分析当前国际政治经济格局，适时把握国际贸易形势，充分运用我国在市场、劳动力资源等生产要素上的竞争优势，保持中欧贸易发展的强劲势头，促进中欧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稳固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通过分析中欧贸易摩擦的几种主要形式，以中欧战略合作为政治愿景，分析了中欧贸易摩擦的政治实质和影响，认为欧盟试图将中国完全纳入国际社会的与中方的政治意愿是一致的，经贸摩擦只是中欧双方进行深层政治接触的开始，是中国努力融入国际经济运行规则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经济现象。因此从长远意义上讲，它并不会增加欧中双方的政治经济交往成本。当前我国经济持续保持较快增长，国民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不断提高，而面临来自国际社会的政治经济压力也越来越大。我国在未来一个时期内，如何应对全球化的挑战，理性地对待中欧贸易摩擦，同欧盟建立真正互惠互利的经贸关系，全面提升我国全球竞争力，文章给出了一些政治性建议：中国应以高度积极的姿态参与到国际贸易规则和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的制定和建设中去，争取营造公平、公正的国际贸易议事环境和谈判规则。在维持现有中欧贸易的基础上，我国要积极推进产业结构升级改造，增强企业创新意识和品牌意识，调整我国出口结构，强化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同时，我国应该及时建立国民经济战略产业体系，制定相应的战略贸易政策，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人才，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欧经贸合作大局，增强从欧盟成员国引进人才、技术和资金的力度，建立牢固的政治互信关系，开展中欧之间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各个领域的全面交流与合作，共同促进世界政治经济的稳定与繁荣。
中国OFDI的产业选择策略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迅速蔓延和全球产业结构加速调整的时代，世界各国都在积极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来寻求更高层次发展，跨国投资浪潮不断渗透进全球每一个角落。在此背景下，研究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相关问题，一直是政府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由于我国正处在经济转型、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时期，通过OFDI产业选择等途径有助于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进程，进而推动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特别是美国华尔街风暴的爆发，更是给我国企业的OFDI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遇。为此，本文在对国内外相关理论和文献阐述以及对中国OFDI产业选择的现状分析的基础上，不仅分别对我国国民经济三大行业--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的OFDI产业效率进行了测算和实证检验，而且对于我国OFDI产业选择的基准给出了详细的分析，从而提出了我国OFDI产业选择的策略。通过分析我国OFDI产业选择的现状，我国各行业在OFDI总量中存在比重差异。基于此，本文采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对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的OFDI的经济增长和出口效率进行了测算。实证结果显示，制造业OFDI效率最高，农业的OFDI效率其次，服务业OFDI效率最低。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不同行业国际竞争力的差异以及在海外投资时行业内部结构不合理引起的。借鉴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OFDI产业选择的经验，本文从理论层面对我国OFDI产业选择应该遵循和参照的基准进行了归纳和总结，提出了边际产业基准，旨在转移我国的“边际产业”：产业结构高度同质化基准，主要指应该加大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海外投资；资源寻求基准，包括自然资源寻求基准和农业资源寻求基准。在上述实证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逐步展开了关于推进我国OFDI发展和合理进行产业选择的战略及策略分析。首先，从战略的高度，根据我国OFDI产业选择基准的要求，制定了重点产业如服务业、制造业、采矿业和农业领域OFDI的投资战略。其次，从产业选择与区位选择的关系出发，对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制定不同的OFDI产业选择策略。最后，从政府、金融机构、行业协会及企业自身这些国民经济部门的微观策略层面提出了保障OFDI产业选择战略有效实施的策略。总之，我国OFDI产业选择是在我国OFDI总体规模不断增长的背景下进行的，同时，产业选择是否合理也关系到OFDI总量的增长和质量的提高。
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研究

我国的海外投资在改革开放之后取得了迅速的发展，海外投资成为国家对外开放的重要形式。尤其党的十六大提出实施“走出去”战略，鼓励有比较优势的各种所有制企业对外投资，我国的海外投资事业的发展又迈上了新台阶。在海外投资事业取得可喜成绩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种种政治风险对我国的海外投资的危胁，尽管国家已经与许多国家签订了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但目前国内缺乏与之相配套的国内法，因而条约对海外投资的保护也是有限的。因而，建立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维护国家海外经济安全和海外投资者的合法权利，势在必行。本文在论述中以海外投资的基本概念和原理为基点，比较分析各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异同，进而探究建立我国海外投资立法的借鉴依据，提出立法建议。围绕这些内容，本文分三部分展开了论述。第一章，对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基本知识的介绍。本文以层层递进的方式先介绍了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概念、特征、原理、意义，进而引出了对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现状以及建立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原因、必要性、可行性的论述。第二章，对各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比较分析。通过对各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发展历史、以及制度模式、承保机构、承保条件、承保险种的比较分析，得出海外投资保险的异同优缺，为我国海外投资保险的制度的建立提供值得借鉴的立法依据。第三章，构建我国海外投资保险的制度的具体设想。根据我国具体的国情，论述我国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应采纳何种模式、如何设立承保机构、承保条件应如何规定、承包险种如何界定，提出了相关立法建议。
全球化浪潮下中国传媒“走出去”的展望

WTO冲击以来并持续到今天的媒介改革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而中国传媒改革最容易突破的地方也就是最边缘的地方那就是传媒经营。借用中国人民大学喻国明教授提出的观点，中国的传媒业正处在一个历史发展的“拐点”上。一方面，我国传媒业的进一步发展存在着巨大的增量空间和可能；但是，另一方面，对于我国传媒业发展态势的研究表明，如果我们仅仅按照现有的发展框架、发展模式和发展逻辑继续画延长线的话，这个发展空间就不能实际地为我们所占有，发展的可能就很难变成发展的现实。因此，今天的新闻传播学研究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候都需要认真地考虑中国传媒业的发展路径选择问题，本文的研究目的也正基于此。本文采用文献分析和案例分析的研究方法，从全球化的背景、外国传媒集团扩张的经验以及给中国的启示对中国传媒“走出去”进行展望，找到其必然性和可能性，同时分析困难，总结对策。得出的结论是在全球化浪潮的席卷下，中国媒体必须积极“走出去”。这需要政策上的支持，更需要观念上的更新和策略上的适当选择。国内传媒市场的大蛋糕固然诱人，但对于国际话语权的捍卫更是不可忽视。与其坐视国外传媒巨头挖掘中国丰富的信息资源，不如自己主动向世界传播。本文的意义在于：首先，系统阐述了传媒“全球化”的趋势，以传媒经济学和麦克卢汉关于“地球村”的预言为主要理论来源，结合外国传媒集团的全球扩张现象，对该趋势进行了详细分析。第二，采用案例分析与历史描述、宏观概况与微观分析的方法，总结了西方传媒集团的全球化战略，以备继续研究者们参考。以前的大部分研究都以个案描述的方式进行独立分析，而本论文将以“全球化”战略作为主线，来对各种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整合。最后，借“他山之石”，为中国传媒业发展路径选择提供更宏远的思路。随着外国传媒集团在中国入世后抢滩中国，我们应该转变观念，一方面，应该加快产业化、集团化的进程，整合资源，在与外国传媒集团的竞争中壮大自己，另一方面，要从被动地想方设法应对“狼来了”危机的防御心态中解放自己，主动“走出去”。向国外学习，借助各种资源，加强对外传播的力度，争夺到国际话语权，从精做几种传媒产品入手，最终打造出中国的世界性传媒巨头，这或许是另一种思路。
中小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模式研究

随着我国市场开放程度的加大以及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我国的制造业企业在“引进来、走出去”的市场化大潮中逐渐和国际接轨，成为我国乃至世界制造业的重要力量，在我国制造业企业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的同时，危机也随之到来。我国中小制造业企业面临的竞争更加激烈，受到外部环境的约束也越来越大，近几年我国制造业受到国外的技术封锁以及专利侵权诉讼的事件屡见不鲜，特别是在金融危机蔓延的时刻，一直依赖于出口的我国中小制造业企业受到了更大的冲击，如何提升我国中小制造业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培育和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使企业获得持续的竞争优势以及抗风险能力已经迫在眉睫。而如何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最关键的是要正确地进行技术创新模式的决策。本文共分七个章节对中小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模式进行了研究。第一章是绪论，介绍了论文提出的背景、研究意义以及论文的研究框架，重点阐述了我国中小制造业企业的重要战略地位和面临的严峻形势；第二章是文献综述，通过对国内外研究状况和动态进行总结分析，提出了现行理论上研究的不足和自己的观点，认为针对不同的企业状况、不同的技术创新环境、不同的项目应该采取不同的技术创新模式，并且在技术创新模式的决策过程上应该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实行科学化决策；第三章对本文中出现的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第四章对我国中小制造业企业的特点和技术创新现状进行了归纳分析，并对在技术创新方面具有代表性的美、日、德三国的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状况进行了阐述；第五章对自主创新、合作创新、模仿创新三种技术创新模式进行了对比分析，并且结合中小制造业企业的实际比较了各种技术创新模式的优劣以及适用条件；第六章是本文的核心内容。在本章中笔者构建了中小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模式分层决策体系模型，模型分三个层次：基于战略目标实现的第一层决策体系、基于模式最优化的第二层决策体系以及基于投资收益最大化的第三层决策体系；第七章进行实证分析，选取山东XX鼓风机制造厂在发展中的一个技术创新模式决策案例对构建的决策模型进行了论证。
近代胶东商人与地方社会研究

胶东位于山东半岛东部，三面环海，海上贸易非常发达，是“东方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发源地。而近代烟台、青岛的开埠，更使其置身于中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前沿，商品经济不断发展，成为山东商业活动最为繁盛的地区之一。与此同时，胶东商人群体也在不断发展壮大，他们不仅推动了地方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还积极参与地方公共领域的事务管理，并与地方文化、社会生活等诸方面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在胶东地方社会发展进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本文以“近代胶东商人与地方社会研究”为题，试图通过胶东商人这一独特的视角，来透析近代胶东地区社会发展的整体形态特征。得益于“湾阔水深、舟楫便利”的地理环境和丰富的物产资源，胶东地区的商业很早就比较发达。近代以来，青岛和烟台更是凭借其良好的港口条件发展成为山东重要的商业中心。人们习惯上以为，烟台、青岛在开埠前，只不过是荒凉的小渔村。但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材料看，烟台、青岛两地的商业在开埠前已有所发展，虽不及开埠后的发展速度，但已初具规模。随着胶东地区商业的发展，胶东商人也随之兴起。近代以来，胶东商人的足迹更是踏遍了大江南北，他们北上辽沈、京津，南下上海，内聚烟青，甚至迈出国门，将商业活动伸展到了俄罗斯、朝鲜、日本、新加坡和非洲的肯尼亚等国家。烟台、青岛等地开埠通商以来，胶东地区的对外贸易得到快速发展。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胶东地区的商人们迅速进入到这一新兴商业领域，创办各类贸易行栈，从事土特产品的出口贸易，并进一步推动了与对外贸易紧密相关的农副产品加工业、经济作物种植业和手工编织业的发展。在商人们的直接参与和推动下，胶东地区一些传统的农副产品和手工业品开始被纳入广泛的商品经济体系中，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并对传统的种植结构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与此同时，近代胶东商人在资金积累的基础上，开始投资于近代工业，为推动胶东地区近代工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特别是在钟表业、酿酒业和精盐制造业方面，胶东更是走在了全国的前列。这一时期胶东地区出现的近代工业，已渐具现代企业的规模，他们在采用先进技术设备生产的同时，还引进了先进的企业管理制度与方法，具备了现代化大生产的基本特征。他们代表着一种新生的社会经济力量的崛起，推动着胶东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胶东商人凭借自身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以资金支持和技术改良等方式，对胶东地区的农业、渔业等农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直接而有效的推动作用。而农村经济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商业活动的发展，增加了商人的收益。近代大量的胶东商人在东北地区从事商业活动，他们在经营活动中赚取的财富大部分回流至胶东。这些回流资会的注入，直接刺激了胶东地区传统金融业的繁荣，同时也为胶东地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资金来源。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近代胶东商人开始把目光投向了更为广阔的社会公共领域，而近代商会组织在胶东的出现，更是给商人参与地方公共事务提供了一个平台。他们以商会为依托，积极参与地方的工商行政管理、市政管理，维护国家权益，热心社会公益，在公共领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促进了地方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特别是从烟台商会参与市政管理的范围和深度可以看出，当地方政府的行政力量和经济力量不能有效维持地方行政管理的情况下，地方的社会组织就获得了更多的公共管理空间。一方面商会作为代表新兴商人阶层的新型社会组织，拥有一批具有一定社会地位和声望的商界精英，正迫切希望能够获得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机会，同时又具备相当的经济实力，有能力与地方政府合作承担此项责任；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和官员也积极欢迎并努力促成这种合作，这就使得烟台商会能够参与到市政管理的多个领域和层次。由于独立主权的丧失，青威两地商会在参与市政管理的深度与广度上都远不及烟台商会。胶东文化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先后受到齐文化的影响和鲁文化的熏陶。由于胶东文化所具有的海洋文化和传统儒家文化的双重特征，因此，胶东商人的精神特征既具有明显的海洋文化特色的包容性和创新性，同时又具有典型的儒家文化思想影响下的儒官商一体化的价值取向，而其急公好义的侠义精神，则体现了海洋文化与儒家文化的融合。胶东商人在其经营活动中所表现出的诚信、精明、耐劳三者的结合，更是体现了胶东文化对商人经营理念的独特影响。近代以来，各地商人汇聚胶东，为胶东地区的传统文化融入了不同区域文化的特色。而随着商人流动的进一步加强，各地区之间文化交流的深度和广度也在不断加强，来自区域外的新文化、新风气、新思潮等新兴事物不断涌入，与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胶东文化进一步融合和发展，逐渐形成了更为开放化和多元化的胶东地方文化。随着近代胶东地区商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加入经商大军，商人们走南闯北，成为胶东地区人口流动的主力军，而由商人流动所带动的人口流动数目更是巨大。商人活动范围的扩大，导致胶东地区的婚姻圈也渐趋扩大，出现了更多的跨县甚至跨省婚姻。与此同时，商人的活动还对当地男女的婚龄产生着明显的影响。近代胶东地区男子与女子的婚龄大体相当，多在20岁左右成婚，这与鲁南、鲁西南地区婚龄明显偏小的现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外出经商者的成功示范作用，吸引了更多的人想要加入经商的行列。这不仅使胶东地区的崇商之风日渐盛行，也带动了重教之风的兴起。经商需要一定的文化基础，人们的教育需求在崇商之风的刺激下不断增长。许多家庭总是尽可能地让家中子弟入学读书，这使得当地儿童的受教育比例大大提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当地人口的文化水平。在现实生活中，由商人自身行为及其经营行为所带来的社会生活的影响是多种多样的。商人们对社会生活细微处的影响，并不见于文字记载，但笔者在胶东地区进行实地调查的过程中，总是能时时感受到商人行为对地方社会生活各方面所带来的各种影响和改变。近代以降，随着胶东商人经济实力的增强和社会地位的提高，他们在地方社会各个领域所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显著，成为推动胶东社会不断进步的重要力量。胶东商人的经营行为、社会行为乃至个人行为，与地方社会的整体发展相互渗透、相互影响，二者共同呈现出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发展趋势。但也有部分商人的不良行为，成为这一发展进程中极不和谐的音符，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胶东商人的整体形象。
我国上市公司风险导向内部控制问题研究

在当前全球化、信息化程度不断加深的时代背景下，资本、技术、人才和商品的流动日益加快，它们之间关系也逐步趋于复杂化。这些变化极大地增加了社会经济中的不确定因素，企业也不得不面临涉及范围更广、彼此间的关系更加复杂的风险，为了持续稳定的发展，企业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去防范和规避风险，现代风险导向的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正好能帮助企业较好的控制风险，对企业可持续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然而，很多企业并没有意识到建立健全风险导向内部控制的重要性，致使企业内部控制缺失，缺乏对风险的有效控制，2007年初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2008年9月发生的中国三鹿奶粉中毒事件，归根到底都是由于企业对风险的认识不足，没能有效的防范风险造成的。随着2008年7月《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的正式发布，标志着我国初步建立起一套较为完整的风险导向内部控制体系，对于提高我国上市公司质量支持国内企业又好又快地“走出去”，提升中国海外上市企业市场形象提供了制度保障和积极支持。然而，目前我国上市公司在风险导向的内部控制的建立上还存在着很多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改进和完善。本文从以下四个主要方面进行了探讨：第一部分，绪论。主要介绍了我国上市公司风险导向内部控制问题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和研究方法，综述了国内外的相关理论。第二部分，内部控制理论概述。主要阐述了内部控制的定义，内部控制的目的，重点论述了内部控制的组成要素，包括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和监督。第三部分，内部控制指标体系建立及实证研究。运用模糊数学的方法建立了一套内部控制评价体系，评价我国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第四部分，提出改进建议。针对第三部分发现的问题，对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建设提出了四点改进的建议。
我国金融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研究

当前，世界经济正在向服务型经济转型，金融服务贸易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制高点，也是新形势下各国经济竞争的焦点。2007年始发于美国的次贷危机波及全球，演变成了一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在欧美金融巨头纷纷破产倒闭之时，中国的金融业得益于资本市场未全面开放、低负债率、高储蓄率和充足的流动性，受到的影响较小。那么这场其他国家金融业的灾难是否会是我国金融服务走出去的一次大好机遇呢?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面对新的形势、新的环境和新的机遇，为提升我国金融服务贸易竞争力，加快金融服务走出去的步伐，发展金融服务贸易，是我国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从一般服务经济转向金融服务经济的战略选择。本文回顾了国内外专家对提升金融服务贸易竞争力的理论，综合分析了我国金融服务业的发展和开放现状，结合1998——2007年中国金融服务贸易收支的数量情况，利用国际市场占有率指数，贸易竞争优势指数，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和显性竞争优势指数来全面分析我国金融服务贸易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水平。进而，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根据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和IMD竞争力指标体系，从中选取影响中国金融服务贸易的决定性因素，建立评价我国金融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指标体系。通过对影响中国金融服务贸易竞争力的主要因素的实证分析，结合中国金融业的发展现状，有针对性地提出提升金融服务贸易竞争力的策略。
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下我国商业银行海外并购的现状分析

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金融自由化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货物贸易的辉煌已不复存在，服务贸易正在向着国际化和自由化飞速发展，各国的服务贸易占外贸的比重在逐步增加，金融机构的跨国并购也在如火如荼的展开。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5年过渡期结束，中国金融业迎来了全面开放，外资银行纷纷进入中国市场，对于中国的金融业来说，是机遇也是挑战。在人民币升值，国有银行获得资本注入，上市融资基本完成的背景下，中资银行已经具备了比较优势，在国有企业走出去的政策指引下，很多银行纷纷探索海外并购，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商业银行海外并购主要涉及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效率，即商业银行的海外并购行为对商业银行的效率水平的影响，二是商业银行海外并购战略，即商业银行实施海外并购战略的具体途径。本文首先立足于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背景下，通过理论分析探讨银行海外并购的效率与可行性。之后结合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特殊国情，首先运用评价模型对我国商业银行海外并购前后效率进行研究，分析在当前的形势下，我国商业银行进行海外并购的必要性；最后借鉴国外银行国际化并购的经验，提出我国商业银行应该实施渐进式的海外并购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