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协定》将有助于全球气候风险保持在合理水平。它为各国形成积极竞争提供了一个合作和激励框架,也为各国逐步扩大目标、兑现承诺设置了一个流程。但是,挑战与机遇并存。短期内,必须鼓励各国开始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这有助于实现它们的目标。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供暖季节。 一些学者开始讨论何时供暖、供暖计量收费与补贴的公平性以及供暖的环境污染治理等问题。供暖,不仅关系民生,也关系到能源消费、污染物排放乃至蓝天白云。因此,认真研究城乡供暖发展战略及其改革,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与一般商品市场相似,较理想的碳价格形成机制应是市场机制,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碳价格的涨落。在其他条件不变时,需求增加,则价格上升;供给增加,则价格下降。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前提是碳排放权清晰,碳交易规则公平合理。
尽管属于整体排放量较少的国家,在城市化和新的可持续发展政策和技术方面,新加坡仍可成为一个测试平台和示范先锋。交通是一个关键领域。实现“减少用车”型城市需要一系列措施,但还需要考虑其他因素,比如柴油的使用。
人类的经济、社会系统都是建立在生态系统上,并与其“共存共荣”。生态系统良性运转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长期以来,生态环境问题之所以难以解决,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受益者、保护者、破坏者、受损者之间的经济、生态利益未能实现公平分配。
美国下一任总统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全球能否实现科学界和全球领导人近些年确立的全球气候变化目标。最重要的是履行2015年《巴黎协定》列出的各项承诺。作为世界第二大排放国和技术创新领导者,美国可以发挥非常大的作用,不仅仅是在降低本国排放方面,还可以通过以身作则和外交活动影响其他国家。
碳排放权初始分配后,开始进入二级市场,各交易主体根据市场供求关系,对各自拥有的碳排放权进行自由买卖,形成碳市场。碳排放权的交易机制主要包括交易主体、交易产品、交易中介服务机构,即谁参加交易、交易什么、交易过程需要哪些必不可少的支撑服务。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探索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实际上是核算自然资源资产的价值及其变化,摸清“生态家底”,全面反映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代价和生态效应。
支持推广碳税的理由都不像大多数直言不讳的支持者所说的那样充分。而且,有越来越多有关气候变化的自然科学证据显示,人类排放二氧化碳对气候变暖的影响并不像现在许多官方模型假定的那样严重。作者指出,政策制定者和公众一定不要混淆碳税支持者的自信和他们给出的理由的真实性。
此次改革试点涉及面广,受到各方面关注。纵观“意见”全文,结合2015年8月以来中央在环境监测、环境督察、环境保护党政同责等方面的改革部署,可以发现,此次改革试点,体现了国家环境治理思路的3个重大发展。
随着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双重诉求不断被提上发展议程,判别和保护国土空间的生态红线具有越来越重要的现实意义。生态红线保障了国土空间基本的生态安全,是可持续发展的生态保障。国土空间生态红线的实质是维护最低限度的生态安全格局,也就是维护生态系统服务最基本和最关键的土地和空间格局。
排放权交易机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根据所设定的排放总量目标,为交易体系所覆盖的每一个排放主体或排放源分配其可以使用的排放配额,即实现排放配额的初始分配,这是实施排放权交易机制的基础。
当前的欧盟气候目标在巴黎协定之前制定,即2014年10月根据欧洲委员会的结论制定。这些目标成为欧盟在巴黎协定下做出的第一个承诺的基础。欧洲委员会从广义上陈述了如何实现这一承诺,主要基于三个基石。
本文是欧洲政策研究中心与i24c平台合作的成果,作者在文中回顾了欧盟政策,并提出了10个步骤来调整欧盟法规使其符合长期目标。欧盟在很多领域提高监管策略、创新政策和行业政策对这一努力至关重要。
应加快修订完善现有标准及规范,制定和实施生活垃圾收运管理及市场运作、服务收费等方面的标准,特别是废水处理、垃圾处理等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环境卫生法规和标准,为城市垃圾处理处置提供法律依据。
中国碳交易市场的发展,需要逐步建立和完善碳排放权的形成机制、分配机制、交易机制、价格形成机制、登记核查机制和市场监管机制等六大机制。前两个机制是碳市场发展的前提条件,中间两个机制是碳市场的主体内容,后两个机制是碳市场运行的保障机制。
地方政府竞争模式是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极具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各地方政府通过土地、税收优惠等手段,竞相招商引资,极大地提升了经济发展的速度,并使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但政绩考核机制导致地方政府的“逐底竞争”行为,使得生态环境长期超负荷运行,恶化迅速而且前景堪忧。
水土保持是我国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经过不懈努力,我国水土治理取得显著成绩,但水土流失形势依然严峻。
推进生态治理现代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社会的各个领域,关乎参与其中的各个角色。由于生态环境具有整体性,这就要求改变传统的政府单一治理模式,积极利用市场主体及培育各类社会组织,鼓励非政府力量参与到生态共治之中,最大限度地维护和增进公民利益,形成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等多元化权利主体治理体系。
随着地区温室气体排放的增多,亚太地区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能发挥主导作用。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性和艰巨性需要强有力的政治意愿和更为协调一致的国际合作。随着政府、私营部门、发展合作伙伴、民间团体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广泛参与,亚太地区或将在一个低碳且具有气候适应性的新未来中担任全球先锋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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