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塔默的辞职是否会给两国在绿色金融领域的合作打上一个问号?伦敦气候行动周似乎表明,答案是“不”。
基于全球经验与区域分析,报告评估了CAREC成员国当前政策与新兴实践,指出将碳定价与交通干预措施相结合,有助于调动新资金、提升项目可行性,加快向可持续低碳交通体系迈进。
鉴于灾害风险迫在眉睫,多边开发银行亟需立即行动,为可能受冲击的中低收入国家提供援助,同时与人道主义机构合作,提前储备食品等救援物资。
欧盟及其成员国仍然将气候变化和健康视为两个独立的问题,难以制定切实可行的策略并调动资源来应对气候变化的成因和后果。
本文系统地审查了中国关于碳达峰与碳中和的“1+N政策体系”,评估了现有财政和税收工具,分析了对财政可持续性的短中长期影响,并基于中国实际和国际经验提出可能的公共融资工具建议。
近期,“石油国家”与“电力国家”之间的分界主导气候外交叙事。
本文利用清洁投资监测机构追踪的季度清洁技术制造业投资数据,深入分析了中美清洁技术投资的驱动因素。
2025年,中国对新兴市场的可再生能源出口增长,对欧盟和美国的出口下降。其中,对非洲的太阳能电池板出口增长17%。
在中国进行访问的联合国气候事务负责人称赞中国作为“全球气候领导者”的角色。
绿色结构性变革——利用一种由国家协调、公共政策驱动的手段来重塑发展中经济体——提供了一个协调发展与气候目标的更有希望的方法。
美以伊战争将对气候造成灾难性影响,加剧世界目前面临的困境。
中国近50年积累的经验——长期的国家规划、持续的公共投入、基于科学的土地利用、社区参与执行——并非一个可直接复制的模板,但为全球南方关于生态修复政策的探讨提供了具体的参考要素。
中波有着相似之处:两国的农村家庭大多使用煤炭取暖,且建筑保温性能普遍较低。中国能否借鉴波兰的经验?
中国国内的垃圾发电(WtE)行业正向东南亚扩展。这种向外扩展并非简单的产能输出,而是标志着东南亚城市环境治理融资和实施方式的结构性转变,中国企业正在承担起以往由市政当局承担的职能。
中国汽车制造商在使用绿色钢材方面仍处于起步阶段。但能源与清洁空气研究中心钢铁研究员沈新义(Shen Xinyi)表示,汽车业实际上可以在全国钢铁行业减排方面发挥先锋作用。
美国越来越被视为一个反复无常的气候行动倡导者,而全球许多国家在履行各自国家的环境承诺方面也面临困难。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最近将环保法律整合为一部生态环境法典是一次显著进展。
生物多样性丧失不仅是一个环境问题,还是一个经济、社会和安全政策挑战。
采矿的收入固然重要,但避免对生态系统造成不可逆转的环境破坏也同样重要。丹麦和格陵兰地质调查局的官员表示,如果美国等国真正关心的是北极安全,那么应对气候变化必须是首要和中心任务。
美以伊战事正撼动全球能源市场。虽然这场危机的震中在中东,但其影响也将波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该地区正处于向清洁能源迅速过渡的过程中。
稀土磁铁广泛应用于绿色技术,包括生产风力涡轮机和电动汽车。但它们的开采和加工也会对环境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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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放大枢纽优势 推动“通道+经贸+产业”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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