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9月,中国领导人在联合国大会上宣布,中国力争于2030年前使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并努力争取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通过这项承诺,中国为全球有关气候变化的对话注入了新活力。
人们一直认为回收计划对环境和经济有利。由于中国回收政策变化,这种情况在2017年发生巨变。美国可回收产品市场崩溃。从那以后,回收项目成为美国市政当局主要财政负担。将城市垃圾流动视为电子垃圾的“金矿”有望为陷入困境的市政府提供一条收入生命线,并优化目前低效的回收计划,以平衡环境和预算问题。
在刚刚过去的一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这场危机突然和意外地闯进日常生活,并且成为政治合作的新焦点。相比之下,气候变化等其他全球性挑战似乎没有那么紧迫。北极的情况则不同,在解决新冠危机和应对气候危机的变革性影响方面,迫切需要采取行动。
与传统的产业政策不同,绿色产业政策必须针对气候保护和社会福利的双重目标。但是,到目前为止,欧盟绿色产业政策倡议是零散和碎片化的。本文探讨了如何避免过去的错误,以及欧盟如何制定一致的绿色产业政策,以实现《欧洲绿色协议》的目标。
为同时实现国家本地空气污染物控制目标和减排承诺,中国应优先考虑对缓解本地空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具有共同作用的技术和措施。为此,本文提出了“协调控制”概念,这一概念指的是可最大程度提高缓解LAP和GHG排放的共同效益的控制措施、计划或政策。
对于中国而言,环境问题已成为多年来最重要的问题,这与中国发展模式的转变密不可分。在中国领导人宣布的“三大攻坚战”中,污染防治就是其中之一,这凸显了中国政府将污染作为优先事项的态度。
长期以来,亚洲发展中国家致力于追求经济增长。现今,它们遭受着人类健康、环境质量和自然资源方面的威胁。为应对这些挑战,许多亚洲国家政府正引入政策、法规、倡议和其他解决方案,欲将可持续生产和消费方式纳入主流。然而,单靠政府并不能使增长和资源使用与污染脱钩。亚太地区的绿色商业势在必行。
新冠肺炎疫情之后,七国集团国家的经济复苏应与有效的气候政策并驾齐驱。换句话说:在评估G7国家的气候表现时,经济发展必须发挥核心作用。在这里,二氧化碳生产率是一个关键因素。相反,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特点仍然是单方面侧重于二氧化碳的绝对排放量。这表明,温室气体排放与经济发展已经完全脱钩。
作为一种有助于美国州政府实现气候、废物管理和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策略,可再生天然气正日益受到重视。本文为政策制定者评估可再生天然气资源的潜力、温室气体排放造成的影响,以及州一级部署和政策选项提供全面的指导意见。
第十四届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亚太旅游协会 旅游趋势与展望国际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