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探讨了新兴国家成员在巴塞尔进程中的作用。作者认为,与全球经济治理的相近方面相比,巴塞尔进程在政治上的弹性要大得多,部分原因在于主要新兴国家已意识到,参与其中能持续获得“俱乐部内部”福利。对于这些国家中的关键行动者(包括现任政治领导人)而言,最重要的是学习的福利。
对报纸报道加拿大两起严重洪灾的内容分析发现,媒体较为关注灾害的短期影响,而不是洪灾风险背后的政策问题。扩大洪灾风险管理倡导者的阵营,并且增加他们与利益相关者的联系,将会有助于更好地利用媒体报道的聚焦力,推动改变灾害管理政策。
煤炭业持续扩张短期内会削弱中国建设“生态文明”的抱负,而在未来几十年将增大中国能源经济的经济成本。煤炭业持续扩张会带来四大风险,涉及金融和经济风险、健康和空气污染代价、长期增长与市场,以及气候风险和影响。
继早前委内瑞拉和巴西政治剧变之后,最近,秘鲁、厄瓜多尔、智利、玻利维亚和哥伦比亚也遭遇政局动荡。经济因素一直是引发动荡的一个因素,但许多拉美国家因大宗商品市场繁荣都已受益。因此,更复杂的一些东西才能更好地解释拉美最近发生的一些事件:即在被严格划分的拉美社会中,经济增长并未带来社会流动性。
随着技术成本下降和对可持续政策措施的了解增多,与首次提交自主贡献目标时相比,各国现在采取行动的能力已大大增加。在电力、交通、森林和农业四个领域采取转型行动,将有助于各国提高减排承诺,同时促进可持续的、公平发展。
长久以来,金融监管机构忽略了气候变化给金融机构和市场带来的系统性风险。现在是监管者果断地采取措施来确保金融体系能够抵御气候相关冲击的时候了。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和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拥有法定职责和必要工具,可以将与气候相关的风险整合到金融监管框架之中。
美国政府向采矿业倾斜的倾向早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就出现了。美国1872年开始实施的《通用采矿法》(General Mining Act)仍在生效,也一直未被更新过,可谓是一项彻头彻尾的过时法律。
资本管制(或政府为限制流入和流出国家的资金而采取的措施)对严重依赖外国融资开展业务的企业构成了重大挑战。本文实证评估了资本管制对一些行业贸易活动的影响,所选行业对外资的依赖程度各不相同。
美国、日本和韩国之间的三边合作需求正在上升。然而,鉴于日本与韩国之间近期形成的外交和经济紧张局势,三国合作的政治意愿和能力正在下降。有迹象表明,韩国与日本甚至不愿在安全领域进行合作。本文研究了与美日韩三边合作、日韩冲突的深层原因,以及美国在其中的作用相关的观点。
兰德欧洲公司受英国食品标准局(FSA)委托,针对FSA和更广泛的全球食品体系的特定目标进行了前瞻性研究。该研究有助于为FSA的深谋远虑和前景扫描工作建立基准,并测试FSA可以采用的以推动其在该领域的能力不断提升的方法。
美欧在一系列重要战略问题上的观点和利益继续出现分歧,北约各成员国必须抛弃美欧利益几乎一致的过时观念。北约的丧钟正在敲响,现在相关任务应是,在(希望是友好的)战略分离后,如何最好地重组大西洋两岸关系。
近几个月,由于与美国关系日益紧张,伊朗通过袭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波斯湾地区的油轮和基础设施予以回应。这些行动的目的是向美国、海湾国家和国际社会发出一个信号,即美国在经济上扼制伊朗的战略不会没有代价,尤其是想让沙特阿拉伯明白它非常容易受到伊朗报复。
根据2019年10月1日至13日对3627名美国成年人的调查,大多数美国人认为,无论是保护水资源或空气质量,还是减少气候变化的影响,美国联邦政府在关键的环境领域都做得太少。大多数人认为,美国应重视开发替代能源,而不是扩大化石燃料来源。
脸书公司希望创造一种可以与美元、欧元和日元一起被用作交换媒介的数字资产,这让未来的支付方式成为一个主流政策问题,也是一个敏感问题,因为人们有理由怀疑,世界主要经济体是否已经做好准备。
本文指出,在衰退到来前提高预期通胀率的好处要比人们普遍认为的大得多。较高的长期通胀率会给央行更大空间,让它们不仅能够降低政策利率,还可以利用前瞻性指引和定量宽松政策来降低长期利率。
美国和英国是全球领先的数字服务出口国,而且大部分贸易发生在两国之间。从区块链到人工智能,两国越来越多地使用基础技术来完善新应用和改造旧流程。双方建立充满活力且广泛的数字贸易关系的可能性令人兴奋。
美国不在目前承诺遵守气候变化《巴黎协定》的国家名单中。但这并不意味着大多数美国人没有尽力做好自己的事情。事实上,支持《巴黎协定》的美国州、市和县约占美国人口和经济的三分之二。如果这些行为主体构成一个国家,他们将拥有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比中国还大,仅次于整个美国。
硅谷的公司在推出新功能时经常不考虑后续影响。除了打击企业对无知的战略使用(一种被称为“比较无知学”的做法),我们或许可以考虑如何改变企业的做法。在其他领域,政策制定者会采用预防性做法。这意味着,在推出新产品之前,要考虑可能会对更广泛公众造成的负面影响。
中国在非洲的足迹不断扩大的情况已被广泛报道。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投资仍将是非洲融资领域的一个重要特征。这给欧盟及其成员国提出一个问题:如果欧洲在投资数量上无法与中国匹敌,那么,它能向非洲提供什么?
欧洲央行不太可能动用“直升机撒钱”。如果经济严重衰退,这很可能会触发财政规则中的“例外条款”,从而使“直升机撒钱”变得多余。如果经济轻微衰退或持续低迷,都不至于引发财政反应,那么,欧洲央行也就不太可能孤注一掷。如果经济没有衰退,就更不需要用“直升机撒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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