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高盛公司周五发布的一份报告,虽然服装服饰和智能手机行业的几乎所有企业都已经迁出、计划迁出或考虑将部分业务迁出中国,但其他许多行业没有几家公司这样做。
新冠肺炎疫情给东南亚的旅游、零售和运输等行业带来“灭顶之灾”,但数字支付行业却并非如此。封锁期间,由于数字市场、游戏、视频流和食品交付领域加速发展,能够访问互联网和手机的东南亚人在日常生活中越来越多地使用电子支付。
确保东盟农产品贸易的市场准入已成为一项挑战。非关税措施已经成为渔业和农产品等农业食品贸易的主要障碍之一。非关税措施通过信息、合规性和程序成本增加了生产商,进口商和出口商的贸易成本。考虑到与此类措施相关的贸易成本,东盟应协调相关规则和标准,以减少非关税贸易壁垒。
本文探讨了以色列在决策过程中加强民主制度和价值观的必要性,并从该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努力中吸取了教训。本文提出了在紧急状态下民主恢复力必不可少的领域,并确定了在紧急情况下有助于维护关键民主利益的标准。
虽然拜登目前在民调中领先,但这仍是一场尚未有结果的竞赛。和其他民主国家的选举一样,美国的选举是不可预测的。无论哪位候选人获胜,美国仍将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然而,美国的注意力正在转向国内。特朗普总统和总统候选人拜登的共同点是,他们都关注美国经济和国内就业问题。
印度希望外国直接投资专注于制造业,让印度参与日本的全球价值链。日本则侧重向数字化转型,以便与印度的信息技术核心相匹配。如果印度加入日本主导的全球价值链,那么,日本企业将会提高其外国直接投资的质量,增强在印度以外市场的技术竞争水平。这其中蕴含着双赢的可能性。
越南成为东盟轮值主席国,希望在11月东盟第二次峰会期间完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签署,希望成为印度重返RCEP的桥梁。这是否意味着RCEP想念印度?
5G、人工智能、纳米等新兴技术变得越发重要,大国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愿意利用新技术来发挥杠杆作用,以增强自身力量和塑造地缘政治格局,而新冠肺炎疫情又加速了这一趋势。
随着安倍时代结束,日本新领导层会在对华关系上找到“新常态”吗?通过回顾安倍时期日本的对华政策、自民党领导层的对华立场、日本国内政治辩论趋势,本文试图解答这一问题。
本文概述了印孟两国多年来在各种全球发展参数方面的合作与进展,还探讨了如何利用双边伙伴关系、多边论坛和有效的国内政策帮助两国缓解疫情对经济的影响。
随着美国的经济和技术优势不断丧失,华盛顿正竭力遏制这种“和平衰落”趋势。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特朗普还是拜登当选美国总统,新一任总统都很难改变当下的强硬立场,与北京和平对话。但是,如果拜登胜出,美国对华政策或迎来转变。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澳大利亚遭受巨大挫折,但它依然坚强地在疫情中逐步恢复经济。澳大利亚现在必须应对失业率持续攀高、政府债务激增,生活水平降低以及全球经济形势恶化这些长期疫情后果。对于澳大利亚政治领导层和社会而言,这是一项长期考验。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给澳大利亚贸易和投资带来了一场“完美风暴”。第一,疫情打断了许多全球价值链。第二,贸易保护主义激增。第三,澳大利亚陷入了与中国的贸易冲突。毫无疑问,澳大利亚面临着一个最为不利的外部经济环境。由于贸易和投资关系缺乏多样性,澳大利亚受到的外部影响会更加严重。
以色列应将咨询委员会作为一个永久性的权威机制运作,而不仅仅是一个咨询机构。在外国参与者参与国家基础设施项目的可接受程度和形式上,确定尽可能清晰的标准;并按照国家审计长的建议,在招标的早期阶段就公开提出这些标准,以防止竞争对手之间进行不必要的冲突
,2016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宣布了“大欧亚大陆”构想——此后被描述为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一体化项目。这涉及欧亚经济联盟与上合组织、东盟和欧盟的合作。俄罗斯已与包括中国、印度、欧洲、韩国、巴基斯坦和伊朗在内的各个参与者寻求合作,以建立广泛的伙伴关系。
新冠肺炎疫情的社会经济成本正在攀升。疫情引发的前所未有的经济萎缩表明,面对疫情,经济上不安全的人群将首当其冲。为缓解这种情况,政府和有关机构需要寻求数字手段优化福利政策。
目前,世界各国正在努力遏制新冠肺炎疫情,但像往常一样,人类依然面临着自然灾害的威胁。由于疫情,人道主义对重大自然灾害的响应会受到怎样的影响?随着亚太地区(尤其是西南太平洋地区和东南亚)进入季风季节,地区国家政府必须将这一问题纳入考量。
5月14日,中国宣布要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本文认为,从本质上讲,中国的双循环发展格局是一种经济策略。简单来说,即中国希望扩大国内市场和消费,同时降低国外市场和技术的作用。中国似乎和它的许多贸易伙伴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即它们太容易受到全球贸易体系变化影响,需要对此有一定对冲。
本文以印度、以色列、巴西、匈牙利和美国为例,研究了各国对疫情的响应情况,并探讨了有关疫后国际安全和国家地位的问题。研究发现,在疫情期间,上述国家政府领导人使用了广泛的战时语言。本文试图回答以下问题:为何国家领导人将疫情与战时类比?在疫情暴发上,国家领导人的这些言论对国际秩序有何影响?
在非洲大陆上的54个国家中,有38个国家是沿海国家。蓝色经济正迅速成为非洲决策者关注的领域。这种关注是否能转化为具体的发展成果呢?非洲如何利用其丰富的海洋资源来应对持续发展挑战并在新冠肺炎疫情后实现更好的发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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