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安全委员会、财政部和国家经济委员会的长期努力下,以色列安全内阁决定组建“外国投资咨询委员会”,以加强对外国投资的审查监督,尤其是涉及“国家安全”的问题。在华盛顿明确表示希望以色列改变对中国在该国活动的立场之后,这一决定是美国施加压力以及以色列担心破坏与美国的战略关系的结果。
许多欧元区银行集团在中欧和东南欧的深度参与使东道国受益,并增强了这些银行集团的韧性。但是,由于金融危机后的国家法规要求银行在国内持有更多资本或采取其他分隔措施,欧元区银行业的一体化程度有所下降。银行处置计划可能会进一步破坏银行业的整合。
中亚国家有着共同的文化、历史和传统。中亚国家意识到,它们都是内陆国,没有出海口。它们的地缘政治地位都同样不利,他们完全依赖邻国获取贸易路线。无论如何,它们的福祉将取决于邻国的稳定以及与它们之间关系的性质。
美国因特定问题而让整个上诉系统无法运转是不当做法。这会影响WTO义务的执行,破坏就更新世贸组织规则手册进行谈判的前景,从而侵蚀以规则为基础的贸易体系。更好的方法是让反倾销反补贴税案免于上诉复审(但仍需由争议小组裁决)。
近几十年来,巴基斯坦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合作的项目都旨在解决巨额财政赤字和国际收支压力这些问题。巴基斯坦需要进行结构性改革,消除这些问题的根源:增长低、贫困、预算政策管理不善(包括肆意支出和低税收),以及汇率高估。
越南确实是中美经贸摩擦的最大受益者。统计数据表明,在2019年的头几个月,越南对美国的出口增长速度远高于其他出口国。统计数据还显示,同期中国对越南的外国直接投资激增。
印度GDP增速已经跌至4.5%,引人担忧。经济增长放缓的经济和政治影响无疑将在短期内显现出来,但经济放缓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影响尚未得到人们足够的重视。疲软的经济将加大印度面临的外部压力。更糟糕的是,资金的匮乏会影响国防准备和现代化,这使印度更加容易受到对手国家冒险主义的威胁。
过去二十年,中俄之间的贸易和贷款增长非常迅速。虽然俄罗斯长期以来一直是比中国富裕的国家,但中国仍在双边经济关系的方方面面占据主导地位,是净出口国、净债权国和净投资者。尽管过去存在分歧,但中俄日益被视为重要的政治和经济伙伴。目前中俄的经济关系正在加深。
世界银行于2019年10月24日发布《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报告显示,中国的营商环境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便利度名列第31位,被世界银行评价为过去一年全球营商环境改革最显著的10个经济体之一。
国际贸易往往是反映世界经济状况及其走向的晴雨表。所以,中美贸易战的迂回曲折和世界贸易其他动向才备受关注。最近的贸易数据预示着什么?情况并不乐观。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研究员Jack Caporal和高级顾问William Alan Reinsch发表题为《世界贸易组织处在十字路口》的文章称,世界贸易组织(WTO)正处在十字路口。本文就未来WTO可能出现的三种情况(分别为维持当前僵局,美国退出世贸组织,以及成功改革)描绘出路线图,并分析了各种情况对全球贸易秩序的影响。
意大利国际政治研究所发表信用评级机构Expert RA分析项目负责人Vita Spivak题为《俄罗斯经济特区为何难以吸引中国投资者》的文章称,2019年6月中俄企业签署了几项投资合作协议。这些协议使得未来几年,中国在俄罗斯的外国直接投资将超过10亿美元。
贝京-萨达特战略研究中心(以色列)发表巴伊兰大学博士Mordechai Chaziza题为《以色列同意监管外国投资》的文章称,近年来,中以经济关系蓬勃发展,中国已成为以色列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和重要外国投资来源地。然而,美国对中国对以色列战略资产的影响力日益警惕,由此导致的紧张局势限制了中以关系的发展。
布勒哲尔国际经济研究所(比利时)高级研究员Alicia Garcia-Herrero和非常驻研究员Jianwei Xu发表题为《中国在俄罗斯市场上影响力不断扩大对欧盟的影响》的文章称,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中俄关系也在发展。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在贸易、投资和贷款方面,中国有可能在多大程度上取代欧盟在俄罗斯的地位。
本文探讨了新兴国家成员在巴塞尔进程中的作用。作者认为,与全球经济治理的相近方面相比,巴塞尔进程在政治上的弹性要大得多,部分原因在于主要新兴国家已意识到,参与其中能持续获得“俱乐部内部”福利。对于这些国家中的关键行动者(包括现任政治领导人)而言,最重要的是学习的福利。
鉴于贸易便利化的重要性,南亚次区域经济合作(SASEC)项目已将其作为优先发展事项,以按照国际标准和最佳实践来改进贸易流程,进而提高成员国在区域和全球市场中的参与度。本文对南亚次区域经济合作成员国的贸易便利化状况进行了分析,并确定了四个贸易便利化优先事项。
自苏联解体以来,印度和俄罗斯之间的经济联系一直是两国关系中最为薄弱的环节。目前,印俄两国已开始着手纠正这一问题,并努力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在国防和能源领域外多样化两国间的关系。
继早前委内瑞拉和巴西政治剧变之后,最近,秘鲁、厄瓜多尔、智利、玻利维亚和哥伦比亚也遭遇政局动荡。经济因素一直是引发动荡的一个因素,但许多拉美国家因大宗商品市场繁荣都已受益。因此,更复杂的一些东西才能更好地解释拉美最近发生的一些事件:即在被严格划分的拉美社会中,经济增长并未带来社会流动性。
长久以来,金融监管机构忽略了气候变化给金融机构和市场带来的系统性风险。现在是监管者果断地采取措施来确保金融体系能够抵御气候相关冲击的时候了。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和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拥有法定职责和必要工具,可以将与气候相关的风险整合到金融监管框架之中。
美国政府向采矿业倾斜的倾向早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就出现了。美国1872年开始实施的《通用采矿法》(General Mining Act)仍在生效,也一直未被更新过,可谓是一项彻头彻尾的过时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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