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数十年,贸易、资本流动,乃至劳动力流动日益全球化。然而目前,趋势似乎已转向去全球化。本文列举了商品、资本的国际流动减少以及劳动力流动在较小程度上减少的一些证据。此外,本文以贸易为重点,阐述了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对进一步推动去全球化趋势的重要意义。
美国现在发现,与中国“脱钩”困难且复杂。没有什么比当前关于美国政府应在多大程度上控制华为的增长和经济实力的辩论更能说明这些分离难题。
在过去40年里,人们见证数字产品和服务激增。但由于许多互联网服务是免费的,官方经济活动衡量指标(如国内生产总值和生产率)基本上没有将它们计入在内。如果人们想了解互联网对经济的贡献,人们需要用更好的方法来衡量免费的服务。
回首过去,2019年对世界贸易组织(WTO)来说是重要的一年。今年将会有更多动荡,尤其是在6月将于哈萨克斯坦举行的第12届部长级会议(MC12)之前。在电子商务方面,暂停征收电子传输商品关税政策的命运将受到威胁,发展中国家将会因此与成熟的数字经济体对抗。
1月下旬,“迪亚拉”号货轮抵达瓜达尔港。该船的到来被当地媒体广泛报道,中国大使馆亦在推特上发表了相关推文。为何巴基斯坦人和中国人对一艘货轮抵达瓜达尔港如此高兴呢?因为这标志着瓜达尔港开始经营阿富汗过境贸易,也标志着该港首次在主要贸易活动中投入使用。
自1月9日出现首个新冠肺炎致死案例后,中国三大航空公司(中国国航、东方航空和南方航空)的股价已下跌了20%以上。中国航空业投资者应感到紧张。先前爆发的一些流行病均曾让航空公司的客流量大幅下降。
本文研究了欧洲央行非常规货币政策对欧元区通胀预期的影响,因为通胀预期对于实现低于但接近2%的通胀目标起着关键作用。研究发现,非常规货币政策会在短期内导致通胀预期上升,但这种影响在中期似乎消失。此外,非常规货币政策推动了中期实际GDP增长。
本文总结了当前经济环境的新轮廓,并确定了决策者和商业领袖在2020年初关注和行动的重点。本文是与公共和私营部门的首席经济学家进行磋商的结果。
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有一块不显眼但很重要的部分,它为Visa、万事达、摩根大通和美国其他金融和保险公司提供更多接触中国消费者和企业的机会。2020年1月15日签署的这份协议能否兑现其在金融服务方面的承诺呢?该协议确实体现出一些好处,但现在判断它们是否会履行诺言还为时过早。
本文检验了这样一个假设:过去几十年,欧洲的失衡加剧了,因为市场的整合程度超过了欧洲层面的决策制定,这可能给民主进程带来经济管理上的困难。为评估过去几十年来欧洲市场整合或市场欧洲化进程,作者评估了欧洲内部贸易和欧洲内部资本流动。
如果新冠病毒危机的爆发规模与SARS的爆发规模相同,那么可以想象,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会从目前的6.1%下滑至4-5%,即便在政府支持下也是如此。中国经济增速下滑也将影响全球经济。如果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至4.5%,将直接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的全球3.3%的经济增速下降0.3个百分点。
在2007-2008年间,一万亿美元的不良抵押贷款摧毁了金融系统。但房地产市场几十年来日益加剧的功能失调问题也同样具有杀伤力:充满活力的城市没有发展空间;上了年纪的房主们坐在半空的房子里,渴望保护自己房子周边的风景;年轻一代买不起房,也租不起房,认为资本主义让他们失望了。
得益于需求政策的更多支持,预计到2020年中国经济放缓情况将改善。总体放缓模式与结构性趋势一致,例如老龄化加速,杠杆率高企以及全球范围内战略竞争加剧。对于中国经济而言,最令人担忧的方面仍是国内需求。
全球金融市场对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解读是积极的,但可能有些过度,因为协议规模相对有限。该协议的最好之处在于,它允许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休战(至少是部分休战)。对于中美两国领导人来说,出于不同的原因,这一休战正值关键时刻。
对于新冠病毒的影响,人们担心的不是这种病毒的严重性(其严重程度似乎不如SARS),而是中国为控制疫情所做努力的性质和持续时间。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经济崩溃将对全球经济产生深远影响。
中美贸易战已达成停火协议,但不确定性仍然存在,会遏制总支出,除非双方签署“和平条约”。因此,中国目前正在采取政策三重奏——试图维持国内生产总值稳定增长,同时促进金融稳定和管理贸易保护主义压力。若实现这些目标中的任何一个,就很难实现其他目标。
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动摇了商业信心,导致全球投资流减少。2019年上半年外国直接投资总额(FDI)下降了20%,至5720亿美元。其中,2019年第一季度下降了5%,第二季度下降了42%。这或是持续下降趋势的开始。 在没有采取政策干预措施来抵消这些趋势的情况下,政府和企业需要调整对外国直接投资的预期。
许多观察人士认为,中美已经开始脱钩。作者认为,中美有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脱钩,尤其是在直接关乎国家安全的技术领域。然而,降低战略风险而不增加不必要的成本是很难做到的,因为错综复杂的供应链不易解开。不过,双边和多边谈判可以帮助防范一定程度的技术脱钩演变为全面的保护主义。
在欧洲安全秩序面临压力的情况下,欧安组织及其长期以来被忽视的经济和环境影响已展现出新的活力。然而,政府间加强合作并不自动意味着信任增加,也不一定会在“低政治”和“高政治”之间产生溢出效应。因此,德国应与欧盟伙伴一起,特别注意如何提升欧安组织的经济和环境影响,应积极促进欧安组织各维度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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