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发展规划与工业增长规划之间的协同作用,产生的效益远远大于各自所能产生的效益。因此,本文敦促政策制定者认识到这种协同作用的价值,并采取必要措施实现协同。
作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主要行动者,中国企业应与多国企业建立战略联盟,这是中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主导方式。战略联盟与“一带一路”倡议具有高度的契合性。结合“一带一路”主题,本文用两个维度加以划分:一是依据参与联盟的企业数量,分为“两家企业”和“两家以上企业”;二是依据合作关系的性质,分为“股权式”和“契约式”。由此划分四类战略联盟并进行探讨。
国有企业是我国对外经济合作的重要市场载体,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承担着重要责任和使命。要着力抓好重点项目实施,加快推进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打造国际品牌、优化全球布局。着力抓好现有产业园区建设,不断完善配套设施和服务,努力打造区域经济合作新平台。着力抓好能源资源合作,积极推进沿线国家油气管道、输电线路建设和矿产资源开发,促进形成共享共赢、互惠互利的新型合作关系。
巨大的基础设施缺口(尤其是在马尼拉以外地区)阻碍外国投资,也阻碍经济实现更快增长。菲政府正通过“建设、建设、建设”计划解决该问题,打算到2022年将基础设施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2016年的5.1%提高到7.4%。
美联储如今正着手使货币政策正常化,完全无视这可能对新兴经济体构成的影响。美国政策僵化的一个更严重例子是,特朗普在没有资金支持的情况下大规模减税,以及在美国经济接近实现充分就业时支持增加公共支出。
肯尼亚是东非地区的政治经济金融中心和关键地缘战略枢纽,美、英、日等国历来将其视为对非政策的重点。目前,肯尼亚是“一带一路”建设关键的战略支点国家以及中非产能合作“先行先试”示范国,深入研究中肯经贸合作的现状与前景将为新时期中非合作的开展提供重要借鉴。
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的研究人员评估指出,如果没有2008年危机异常严重的情况,美国的GDP将比现在高出7%。这增加了一种观点的分量,即2008年后实施的宽松货币政策本身是不够的。2010-2014年期间实施的财政紧缩是不恰当的。
随着数字经济的持续增长以及新技术的出现和迅速部署,贸易治理方面的新差距已经暴露出来。这方面的决策需要提升国际机构间的有效协调和国家资本的参与。
最近,卢比兑美元汇率跌至70卢比兑1美元的历史低点,这令人十分担忧。除非印度经济在大选之年保护自己不受财政挥霍和通胀的影响,否则卢比可能会不断承受压力,带来工业增长问题,从而导致GDP增长放缓。
本文分析了机构投资者在其投资组合中管理气候风险所采取的方法,并提出了在这一资本市场中提高气候意识的政策。本文回顾了在发达资本市场和发展中资本市场采用这些战略的证据,分析了每个促进可持续的气候实践策略的优缺点,并确定了最佳实践。
本文区分了私营部门投资和政府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利用2004-2016年期间来自13个国家的多层次数据,本文调查了4种财政和金融政策工具(i)上网电价、(ii)税收、(iii)贷款、(iv)赠款和补贴对可再生能源私人投资的影响。
虽然非洲千禧一代目前在许多领域处于不利地位,但他们拥有诸多工具,而且需要战略性地利用这些工具来迎接第四次工业革命。
中国非常支持P2P的发展,且拥有世界最大的P2P借贷规模。但该领域如今正面临危机。中国当局应迅速采取行动,执行现有规定,至少对最大的P2P平台进行集中监管。
在“一带一路”倡议所主导的基础设施逐步联通的背景下,加快推进“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尤其是加快发展海洋经济就特别关键,以共同获得海洋经济利益。发展海洋经济是进一步改善和加强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关系的重要纽带。而发展海洋经济也符合国际社会的现实要求和发展趋势,以体现海洋的价值和作用,并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作出海洋的贡献。
中国正通过推动电动汽车发展来重塑汽车投资模式。当然,其它国家和企业也不会甘为人后,窗口不会长时间保持开放。中国模式表明,汽车制造商将遵循政府发出的政策信号并相应调整其投资计划。随着电动汽车发展趋势的清晰,其它国家将加大努力,投入到电动汽车发展中,以确保其不会落后。
本文研究了在不同国家收入水平情况下的东盟外国直接投资(FDI)特征和营商环境,并对东盟FDI的决定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以为韩国与东盟间的进一步经济合作提供政策启示。
英国的生产力受制于设计糟糕的高税收、不断增加的监管、阻碍房屋建设的规划程序、阻碍机场发展的无休止的公众咨询,以及公共部门的保守主义。在不涉及生产力的情况下,员工获得更高薪酬的一种方式就是降低雇主的成本。这是政策制定者需要认识到的一种权衡。
几乎在每个欧洲国家,使用柴油发动机的车辆的税率都低于使用汽油发动机的车辆。德国目前对这两种税收的立场都发生了变化。德国汽车税在财政上既无利可图,也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自2003年以来,能源税率一直保持不变,其实际价值下降了五分之一。鉴于这一点,这两种税种都需要改革,提高柴油税应该是重中之重。
本文考察了不同类型资本流动(外国直接投资、投资组合和包括贷款在内的“其他资本流”)的推拉因素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实证意义。
本文研究表明,南亚是中国在亚洲地区的官方开发援助(ODA)类资金流最大的接收地,而东欧和中亚是中国其他官方资金(OOF)类资金流的目的地。能源、运输和矿业部门获得了其中的大部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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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歙县:土楼晒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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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中亚班列去程今年前8月发送货值近6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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