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外媒消息,英国女王6月26日正式签署《退出欧盟法案》,废止欧盟法规在英国法律体系中的优先地位,代之以英国国内法。英国首相特雷莎·梅称,《退出欧盟法案》生效“是英国的一个历史性时刻”。这标志着英国与欧盟的“离婚手续”已走到关键一步。尽管英国内部取得较为一致的共识,但英国至今未能与欧盟就双方贸易协定达成一致。由于这种不确定性,德国、法国等伙伴开始担心英国“硬脱欧”带来的经贸影响。
正如中国政府一直以来的定调,即“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本次发布的两份外商投资负面清单继续缩短,限制的领域又再度减少,从而使外资准入度内涵提升。随着外商在华投资的产业越来越广泛,所受投资限制越来越少,内外资的投资环境趋同,将更有利于中国营造成为全球资本的集中地。
多年来,美国一直致力于使该国的发展融资机构更现代化。如今,推出新机构的时机已然成熟。几个月前,两党共同推出的《更好地利用投资引导开发法案》(BUILD Act)建立了新的美国国际开发融资公司,政府已对此表示支持。
2010年吉尔吉斯斯坦首次引入了金融包容,但收入差距仍然很大,金融服务的获取受到限制。该国迫切需要进行综合努力,使更多的人和企业参与金融活动,调动他们的储蓄并提高获得信贷的机会。
本文讨论了处置中的银行估值报告的相关挑战。编制估值报告的第一个经验表明,即使采用更正式的程序,由于面临组织、法律和经济方面的挑战,这些估值的结果仍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应考虑采取额外的缓解措施以减少不确定性。
大型水电项目在非洲可以成为带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然而,水利发电较为复杂,存在诸多限制和挑战。
近些年来外国投资者越来越认识到,非洲的基本面大有希望,包括快速城镇化进程和不断增长的劳动力与消费市场。与其他前沿市场一样,非洲国家也会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经商之地,但精明的外国投资者却正在赚钱,那些活跃在非洲大陆上的投资者看好其前景。
南非、毛里求斯、内罗毕、摩洛哥等多个非洲国家正在上演一场争夺在非洲开展业务“门户”地位的有趣竞赛。这些国家各有各的独特卖点,都可以开辟自己的利基市场。然而,重要的是每个国家要了解各自的相对优势和局限。可以为投资者创建互补而非竞争的中心,并提供满足特定需求的整体和实用性解决方案。
新工业区尤其适合帮助解决斯里兰卡工业化土地的匮乏和高度的政策不确定性问题,二者都会阻碍经济发展。与构建良好的工业区管理企业合作也有利于创造与新兴的非传统企业建立联系的机会。
富裕的国家应该带领新兴市场,让创新推动金融包容性发展。除非国家取消对账户所有权的监管障碍,否则未来他们将面临远远落后的风险,而这造成的政治和社会后果将非常可怕。
英国将气候政策视为加速经济增长的机会,清洁技术将成为英国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波兰的目标与英国的清洁增长战略非常相近。在英国市场寻求合作并试图找到一席之地,将有助于维持波兰与英国之间商品和服务贸易的牢固关系。
2013-2016年间,巴基斯坦在IMF的支持计划下成功控制了宏观经济失衡,但不负责任的财政扩张和维持不断增长的过高汇率的错误尝试导致巨额且不可持续的收支失衡。
尽管减排融资较2016年增长31%,但适应性融资增速放慢,为18%,这意味着适应性融资的总体份额正在下降。在亚洲开发银行和欧洲投资银行,适应性融资实际值下降。另外,动员私人投资仍是一项挑战。
作为亚投行第二大股东,印度的立场建立在战略均衡的基础上,它将大多数成员(包括中国)视为未来的发展伙伴。另一方面,当涉及“一带一路”时,印度的立场则以国家为中心,将“一带一路”视为中国单方面的举措。
全球力量正逐渐、部分地从西方转向东方。金融服务也是如此。文章首先讨论了欧盟-亚洲多边及双边层面的金融服务合作,其次讨论了亚洲和欧盟内部的首次多边合作,随后评估了欧盟-亚洲国际和双边层面的合作,最后总结了主要研究结果,得出了一些结论并提供了一些政策建议
澳大利亚需要欧盟作为其最大的服务贸易和投资伙伴,反过来,欧盟需要澳大利亚作为其在亚洲的商业基地以及一个可靠的能源供应商。澳大利亚和欧盟的自由贸易协定有可能协调双方在生物安全和农业方面的监管分歧。
为深入了解“一带一路”倡议的具体情况,本刊对中国人民大学“让·莫内讲席”教授、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导师、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欧盟研究中心主任、“中欧学术连线”(CEAN)主任王义桅进行了专访,王义桅教授指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在新时期讲好中国故事、开创新型全球化的重要途径。该倡议将实现中国从追随者到参与者再到引领者的角色转变;同时,中国在推行该倡议的过程中面临国内外的双重质疑和诸多挑战。
金融监管机构往往担心虚拟货币将为洗钱、非法融资、避税、规避资本管制以及欺诈的金融行为提供便利。这种担忧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是合理的,但决不能一概而论。在大多数情况下,虚拟货币的交易源于经济代理的自由商业选择。因此,监管机构应像对待任何其它金融交易或工具一样,对待虚拟货币。
本文试图回答两个主要问题:加密数字货币能否扮演官方货币的角色?对央行和货币政策有何影响?作者认为,加密数字货币要取代官方货币,将不得不克服三重挑战。以通货膨胀为目标的独立中央银行所控制的官方货币似乎仍然比加密货币提供货币功能的技术要优越得多。
亚洲12个内陆国家要么高度依赖初级商品和其它矿产资源的出口,要么依赖于在邻国工作的移民的汇款。要改变这些国家就需要将它们与全球经济结合起来,使其从陆锁国变为陆联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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