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以来,丝绸之路从“互联互通”升级为构建区域数字经济生态,“数字丝绸之路”成为带动“一带一路”区域经济增长的当务之急。
长久以来,美国一直实施开放的投资政策,且明显地受益于流入的资金(及流出)。即使针对一个国家改变这一现状也会向所有潜在投资者发出信号—美国不再是友好的地方,从而增加了投资者去其它地方寻求发展机会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还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国家安全问题。
网络犯罪未曾中断过,也不可能停止。本文主要介绍了网络犯罪对全球经济的重大影响。本文指出,每年因网络犯罪损失的金额从2014年的4450亿美元上升至近6000亿美元,接近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1%。作者认为,这一增长是由于网络罪犯近三年迅速采用新技术,并利用黑市和数字货币造成的。
1月26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这是中国首份官方阐述北极政策的文件,具有重大意义。笔者特别认为,白皮书的发表意味着“冰上丝绸之路”建设将有纲可依,有策可循,成为了“指北针”。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努力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增添共同发展新动力。中东欧地区作为“一带一路”沿线重要区域,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占有重要位置。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16+1合作”)作为中国与中东欧16国的合作平台,为促进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发展作出巨大贡献,不仅有助于中国和欧洲合作,也有利于“一带一路”建设顺利推进。
鉴于提升亚洲核心区域互联互通所存在的各种机会,阿富汗政府欢迎美国的新南亚战略。该战略承诺消除阻碍建设能源、交通、通信领域必要的连通性基础设施的主要障碍。
目前为止,中国政府对中国经济的诊断与给新常态时期短期问题的处方似乎是恰当的。供给侧结构改革成败的关键在于国有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是否增强,生产要素效率是否提高,以及是否创造了新的增长引擎。
本文研究了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亚洲最大的转型经济体在经济转型期间是如何提高其创新能力的问题。通过使用创新体系的投入与产出指标,以及技术进步在经济转型的不同时期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本文衡量和比较了中印两国的创新能力。
特朗普政府需要强化其印太愿景,印度可以助力最大化实现这一目标。鉴于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在美印两国的中心地位与重要性,两国之间在这些领域的联系可能会促进更大的联合,并产生贸易、安全能力、国防互相操作性、区域和平稳定方面的影响。本文阐述了未来将塑造印太地区与美印双边合作的主要趋势。
“一带一路”建设必须争取西方发达国家参与,而西方参与也是希望参与制定相关规则,确保中国遵守西方在全球投资、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设定的人权、劳工、环保等各项标准,从内部影响“一带一路”相关规则制定、适用标准选择,将来在重大项目决策方面可能与中国产生矛盾和摩擦,竞争博弈难以避免。因此,必须讲清楚中西方围绕“一带一路”建设的国际规则之争为何发生,到底在争什么?
如果再次出现金融危机,对多数发达国家而言,财政刺激的传统工具和扩张性货币政策很大程度上将不可用。尽管开年有些好消息,但2018年全球经济依然阴云笼罩。
经济特区的发展将带来健康代价:环境退化与废物管理、空气污染,以及伤害与疾病。此外,经济特区还会引起由生活方式变化所带来的社会分裂:搬到特区的民众离开了亲朋好友,他们的社群感与归属感会受到损害。
《阿什哈巴德协议》于2016年4月生效,目标是加强欧亚地区内的连通性,并保持与其它地区运输走廊(包括“北南”国际运输走廊,INSTC)的同步。加入该协议后,印度将利用现有的运输和过境走廊来促进同欧亚地区的贸易与商业往来。
澳大利亚每年为巴布亚新几内亚提供5.5亿美元的对外援助,这些资金被用于多个行业,但是仍无法满足巴布亚新几内亚直接基础设施投资的巨大需求。必须鼓励私人资本投资。
2007年,柬埔寨通过“国家证券法”和“非政府债券的发行与交易法”,证券市场的基本与重点立法开始实施。柬埔寨证券交易委员会(SECC)于2008年成立,并逐步为企业债券市场建立了必要的监管框架和实践。
日本的财政赤字难以为继。财政重建和社会保障改革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在国家税收收入方面,日本提高消费税率刻不容缓。日本政客须发挥领导作用,努力推动提高消费税率的全国共识。
总理李显龙将“韧性与创新”作为轮值主席国的主题,意在通过利用技术促进创新以及集体应对恐怖主义,网络犯罪和气候变化的能力。新加坡还将重点推动东盟成员国的数字经济发展,确保该地区在全球竞争中取得持续增长。
本文对2008-2016年期间印度对非洲的外国直接投资(FDI)流出进行了分类分析,发现印度的发展合作倡议与其对非投资间的联系薄弱。对此,本文建议建立一个制度性工具来促进印度对非洲的发展性投资。
如果特朗普重新展开TPP谈判并获得更好的条件,只会损害TPP另外11个国家的利益。TPP的11个参与国应明确表示,欢迎美国重新加入TPP,但原有条款不能改变,不考虑重新谈判。
在流动性和结构方面,融资仍是亚洲发展的关键因素。应对巨大的基础设施缺口仍是重要的发展挑战。从流动性和结构方面正确处理融资问题是解决投资问题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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