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后,RCEP的挫折将加剧西方对于全球化的悲观主义情绪。在缺少印度参与的情况下,RCEP的经济与战略价值会有所降低,并给中国提供一个推进东亚经济共同体(EAEC)议程的机会。
现在比以往有更多理由让中国加入TPP,这将让所有参与者受益,包括中国。美国退出TPP后出现了巨大的市场空缺,这为其余国家寻求替代市场提供了动力。这种情况给中国的参与提供了机会,也为其调整现有协定规则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创新的早期阶段,即便将吸收能力纳入考量,中国企业未能将学习溢出纳入其创新努力。相反,在创新的后期阶段,学习溢出增加了企业的创新产出和绩效,尤其是对于吸收能力强的企业而言。
近日,美国国会终于不负众望达成预算协议:保证为得到广泛民众支持的政府活动提供两年资金。这最终结束了从一次政府关门危机到另一次危机的摇摆状态。该协议的缺点是,与最近通过的税法结合起来看,它将以更快的速度增加国家债务。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复苏道路曲折。国内方面,经过近四十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经济进入了以高质量发展为核心的新时代。2013年,中国政府适时地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旨在促进国际经济合作,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一带一路”贯穿欧亚大陆,覆盖广袤地域和巨量人口,参与国和地区以新兴经济体为主,正处于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前期,蕴含着巨大的潜在商机。
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势头的增长,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决策制定者们面临对于未来生产力的新一轮不确定性。诸如物联网、人工智能、可穿戴电子产品、机器人和增量制造等新兴技术的迅速发展,刺激新生产技术、商业模式和价值链的发展,这将从根本上变更全球生产力。
“栅栏原则”的弊端巨大,而且能够侵蚀在增强银行安全方面取得的进展。实行“栅栏原则”的国家将会以比最初更糟糕的结果而告终,当地银行实体可能会极具风险。监管主体可以用更开放的体系代替严格的“栅栏原则”,从而增进当地银行的安全和恢复力。
美国、欧洲和中国已经合法化或正在尝试以不同策略批准共享经济,同时又不干扰与共享经济相关的创新。通过考察不同国家的政策影响,本文旨在为韩国的共享经济确定更佳的政策选择。
来自巴基斯坦国家银行的数据表明,巴基斯坦明显存在国际收支不平衡的危机,且情况正在恶化。巴基斯坦的商业环境受到一些限制该国贸易活动的因素影响。
根据世界银行的划分,中国现已迈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回顾中国的经济发展历史,开放政策对拉动经济增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没有市场化的对外开放政策,中国就不会有过去三十年来引人注目的经济表现。
发达国家的利己主义影响对外援助政策、贸易协定及气候融资,但从利己角度着眼于发展并没有引领一个理性的利己主义时代。相反,富裕国家以自身利益出发不成比例的促进着发展。这可能导致目标国家受到发展援助,但非目标国家进一步落后,且差距不断扩大。
“一带一路”强调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试图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欢迎有志于此的国家积极参与,携手共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对日本而言,“一带一路”所蕴含的意义和机遇远远超出日本政要所能想到的。形势逼人,形势不等人。认清世界发展的趋势,把握百年难得的机遇,或许才是日本领导人该考虑的。
美国户外用品连锁店和巴塔哥尼亚公司因反消费主义营销活动而广为人知,近期的假日季也不例外。巴塔哥尼亚2011年黑色星期五的广告为“不要买这件夹克”。本文作者指出,这些活动有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企业须向美国户外用品连锁店和巴塔哥尼亚公司学习,探索能用少量产品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商业模型。
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澳大利亚的人均GDP增长缓慢。同时,与其它发达国家相比,澳大利亚的表现平平。经济表现糟糕的一个可能原因是该国质量不佳的法规不断扩散。
中国可能会出现一段痛苦的调整时期,但不会崩溃。随着资本深化和向科技前沿迈进,中国应该能够在近年保持6-7%的增速。在某个阶段(十年后或更久),中国或将遭遇同日本与韩国类似的增长限制因素,但不是现在。
按照欧盟当前应对银行问题的各种框架和机制,对银行问题的处理只有在国家破产程序下的清算程序无法得到保障时才会启动。特别是当银行为经济提供关键功能,或银行清算可能威胁金融稳定的情况下,尤为如此。
如一句古老的谚语所云:“事成都来居功,事败无人关怀”。这用来描述2008-09年的大萧条非常准确:危机过后,决策、金融或学术领域无人站出来为这场过去七十年间最严重的全球经济挫折承担责任。同样,任何人都不大可能因当前全球市场大幅下跌而居功。本文作者预测,人们很有可能濒临另一场全球金融危机。
尽管面临经济挑战,印度依然保持着对东盟的承诺。东盟也希望印度作为一个强大的平衡力量而存在。对共同关注问题的互惠互谅将有助于印度与东盟克服双边关系上的一些挑战。
在应对工业4.0方面,新加坡将表现良好,即便它可能会面对一些不利影响。在应对工业4.0的负面影响方面,新加坡应保持韧性并制定一个全面的负面影响应对策略。在制定策略前,新加坡政府还需充分地认识这一深远的技术变革所带来的变化。
除埃塞俄比亚之外,非洲国家的劳动力成本似乎过高,无法大幅提高它们的制造业出口份额,因而难以遵循中国模式。印度则在制造业不强的情况下,在节约型创新和新技术的基础上跳跃发展为现代服务型经济。印度在这一进程中获得的经验能为非洲的结构转型提供宝贵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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