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私营部门在发展中的作用的争论已是老生常谈。本文的新颖之处在于,私人投资在促发展方面可以发挥的主要作用。现在,私人融资已成为资助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核心组成部分。有两种并行趋势进一步提高了私人资本在发展资金中的重要性。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在开放的范围和层次上进一步拓展,更要在开放的思想观念、结构布局、体制机制上进一步拓展。这是在国内外形势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机遇挑战前所未有的背景下所作出的重大部署,将为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强有力的支撑作用。
西方很多国家和声音经常批评中国的外交和经济合作“缺少价值判断”、“唯利是图”、“不讲原则”,但是事实恰恰相反,理想和价值始终贯穿着中国外交的始终和全局。“以利相交,利尽则散;以势相交,势去则倾;惟以心相交,方成其久远。”显然,中国外交追求的是一种与西方不同的价值,是一种能够更广泛地被世界各国人民所接受的理念。
澳大利亚应该顺应对外援助的这种变革,融入日益蓬勃的“影响力”或“社会化”投资市场,并考虑设立本国的开发金融机构(DFI)。澳大利亚还应该更进一步,与印太等地区中对澳大利亚友好的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创建一个开发金融机构来管理这些资金。
印度已经是孟中印缅地区经济合作(BCIM)的一部分这一事实表明,中印双方进行多边合作是存在空间的。印度应该以更为积极的态度寻求与中国进行互动,着手讨论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问题。
全球经济增长正在加速。然而,全球债务对GDP之比达到近250%。这使人们对经济复苏的可持续性产生疑问;有些人认为,利率上升可能引发另一场全球危机。本文作者认为,从短期来看,世界似乎并没有面临着债务危机的太多风险。相反,资产估值和需求驱动型增长似乎将持续。
通过提高生产力和出口竞争力的方式激活市场,哈萨克斯坦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并实现其发展目标。基于分析、经验及与市场参与者的讨论,小麦、牲畜及运输与物流似乎是具有最大潜力的市场。对这些活动进行投资可能不仅带来私人利润,也带来发展红利。
享有“海湾门户”盛誉的巴林,是中国在中东海湾地区的重要合作伙伴。巴林是中东海湾地区开放程度最高、营商环境最优、发展活力最强、最自由的经济体之一,是进入包括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联酋等海湾市场的最佳途径之一。
恰巴哈尔港可以连接国际南北运输走廊,对接欧洲 - 高加索 - 亚洲交通走廊(TRACECA)、中亚区域经济合作(CAREC)等规划中的经济走廊和该地区的其他多边交通计划。印度可以通过双边和多边机制,将松散的互联互通项目与中亚联系起来。
由于城市化的影响和地方政府缺乏管理这种变化的能力,快速发展的印度农村地区的生活条件正在恶化。本文就是把这种地区的管理状况由“农村”变为“城市”,建立城市治理机制,使之具备弹性。
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见证下,中马两国签署了包括自由贸易协定在内的12项协议。然而,马尔代夫的主要反对党——马尔代夫民主党对中马自贸协定的签署表示担忧,将之称为一项仓促的交易。
人们难以接受的真相是,全体人民生活富裕了,但是做为整体中的个人,有太多人处境较差。对于政策而言,不应该一位强调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而应该注重政策的改变,使政策更加人性化。
实现工业化,不仅是制度和治理的问题,更多是能不能具有发展制造业的吃苦耐劳的“战斗精神”。这可能才是“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最难的,当然也是中国模式能够通过“一带一路”在世界上立得住的关键所在。
近年来,经济全球化面临的不确定性明显增多,其背后是全球治理在三个方面出现严重赤字。一是民主赤字,全球治理权分配的不平衡,阻碍了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二是制度赤字,全球治理体系和规则不适应全球经济发展要求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三是责任赤字。一些发达国家享受了全球治理的主要权利,但在承担责任方面极力推脱,大大降低了经济全球化的包容性。
自1990年来,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稳步下降。数据说明了更深刻的问题,只有更多性别分析才能够揭示这背后的原因,并阻止这一趋势。本文试图从独特的角度(市场、结构、发展和人口结构变化的过渡期)分析劳动力市场,解释这些变化的一些方面。
澳大利亚担任G20轮值主席期间,积极支持对主席国在国际多边谈判中的作用进行合理的机构设置的建议。G20轮值主席急需克服制度缺陷,就G20的决策征询非成员国的意见。主席国的信息优势和议程掌控足以使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谈判结果。
看清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住时代发展趋势的国际政要、学者智慧地把掌声献给了“一带一路”倡议。然而,也有一些人,鉴于对自身发展的不确定性,面对世界的变化,认识不足、反应不够,将其对世界、对未来的担忧转化成了对“一带一路”倡议、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质疑。他们之所以质疑,或因无知与偏见,或因利益和立场。归根结底,只能说有些国家未适应中国的崛起,未适应世界的变化,也未适应自己的新角色,因而对中国献计全球发展的倡议、理念百般阻挠。
12月7日,在21世纪经济报道主办的“一带一路”国际创新论坛上,亚洲金融合作协会秘书长杨再平在发言中表示,“一带一路”合作对中国来说机会与风险并存,要让金融合作成为“一带一路”金融支持的“降险法”。
所谓的“大衰退”始于2008年末,一直持续到2009年中期,是由房价和其他资产价格突然暴跌所致。这些在事后看来显而易见,但当时似乎没人预见到。如今,我们会犯同样的错误吗?作者认为很有可能。
传统银行正受到很大冲击,走出困境需要真正回归本源,支持实体经济,而这就需要大力发展交易银行,包括供应链融资和保理业务的开展。据她介绍,交易银行指商业银行专注于客户的交易服务,并提供交易全过程的一站式综合金融方案和服务。和以往贷款、还款的简单模式相比,交易银行会按照企业特质、项目特质采取针对性的做法。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各国环境差异巨大,也就为交易银行提供了广阔的发挥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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