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际社会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之中,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加速演变,各国既面临大国对抗风险下降、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区域合作方兴未艾等前所未有的重要机遇,也面对恐怖主义、气候变化、能源资源安全等日益增多的全球性挑战。中国精神、中国理念、中国方案正引导世界各国将国内、国际治理与合作的目标转向和平与发展的同一个平面上来,以推进和平、开放、包容发展价值观的实现。
8月2日,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在菲律宾马尼拉拉开帷幕。作为2017年东盟轮值主席国,菲律宾将年度主题定为“拥抱变革,融入世界”。会议期间,中国—东盟关系及东亚合作是各方关注焦点。事实上,中国—东盟关系处于承前启后的关键节点。今年是东盟成立50周年,明年是中国—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15周年,如何描绘新阶段的合作蓝图成为双方工作重点。
目前,由于自身经济结构问题,加之西方的长期制裁,俄罗斯经济正面临困难,中国可考虑给予制裁中的俄罗斯适当支持,尽快与俄开展投资协定谈判,使两国的合作机遇变为现实。
中欧双方可在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寻找新的合作机遇。中欧应该把握好“一带一路”这个机会,尤其是欧盟需要把握加强与中方合作的机会。如果中欧双方能够抓住“一带一路”建设的机遇,推动“一带一路”多边合作机制的建设,以此引领“一带一路”建设,会对新时期的全球化发展带来重要影响,也会使全球化进程更加有序、更加普惠。
上个月,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就太平洋联盟举行了一场圆桌会议。当自由贸易的旧先锋撤退到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时,由墨西哥、哥伦比亚、智利和秘鲁组成的这一联盟正在上升为未来市场一体化、国际合作和协作创新的先驱。这一伙伴关系具有显著潜力。
欧元区正从经济大萧条中恢复,近期的一些评论对欧元区的经济表现持乐观态度。虽然经济增长令人鼓舞,但是数百万没有尝到经济恢复果实的失业人口却被模糊化了。本文认为,欧洲立法者需要清醒面对就业市场的问题并采取针对性行动。
从形成原因来看,东南亚相关国家的政治多元化,很大程度上根源于长期被边缘化的社会群体对既有发展模式缺乏公平性的强烈不满。这就使得相关国家的政治多元化将会推动发展模式变革,并有助于在发展理念上与“一带一路”形成重要共识。
特朗普总统和他的贸易政策制定者毫不掩饰他们想限制钢铁进口。但美国制造业不会因此受益。这些限制其实会进一步提高美国已很高的钢铁价格。制造商特别容易受到人为的高钢铁成本的影响,因为它们中许多直接与在其他国家以更低成本生产的商品竞争。但制造商并非唯一受高钢铁价格冲击的行业。
鉴于家庭债务达创纪录水平,加拿大银行近期的加息举动令人们再度关注家庭债务及加拿大人应对不断上涨的债务偿付成本的能力。
人们预测2017年和2018年将呈现积极的经济增长。因此,欧元区的经济危机似乎结束了,起码目前如此。然而,危机的促成因素和造成的损害依旧存在,其中最重要的是一刀切的货币政策。与欧元区内部的经济体或货币与欧元挂钩的经济体相比,具有弹性汇率的经济体对大萧条挑战的应对要好得多。
本文着眼于太平洋区域发展中成员国为提升连通性所作出的努力,包括扩大互联网和其它信息通信技术连通,提升和维护传输网络,加强投资便利性。提升连通性的最终目标是将太平洋地区的人们连接起来,使他们能够获得商品和重要的社会服务,以及区域和全球性经济机会。
消费税对印度经济增长的影响将延续去货币化政策的路径:对经济增长产生短期的负面影响,中期的稳定作用和长期的催化作用。这是为什么IMF对2017财年的增长预期有些悲观的原因——印度经济增长将低于7.2%。
今年5月中国发起召开“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时,除泰国、新加坡和文莱外,东盟地区共有7个国家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出席会议。与会者身份之高,参会者人数之多,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东盟国家对“一带一路”的重视和期待,对中国—东盟关系框架内睦邻友好关系的重视,对双边合作与多边合作的深切期待,管中窥豹,略见一斑。
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的“一带一路”合作领域多,需要一个“魂”去统领。这个“魂”就是产能合作,能够有效解决哈萨克斯坦产业结构不平衡的问题,消除长久以来的“荷兰病”,促进就业。这一崭新理念和合作方式不仅适用于哈萨克斯坦,还有望拓展到“一带一路”相关国家。
为应对迅速变化的全球和地区格局、现有和新兴挑战、补充现行国家计划,以及更好地连接政策、项目和人员促进共同繁荣和可持续发展,中亚区域经济合作成员国在2016年就制定一项新型长期战略达成一致。
维持健康的对华关系首先需要清晰的思维能力。澳大利亚与中国建立了收益可观的经济关系,它应该维持稳定的外国投资监管体系,并持续警惕外国对国内政治的影响力。但是,澳大利亚没有必要为与中国维持稳健的经济关系感到畏惧。
1994-2016年,中国对柬埔寨的投资总额达147亿美元,主要集中在四个领域:农业和农工业、工业、实体基础建设,以及服务和旅游业。中国对柬埔寨投资主要由高度的政治互信、经济条件、市场准入、低劳动力成本和自然资源驱动。
“一带一路”代表着东盟在弥合基础设施差距方面的一个重要机遇。中国在6月20日发布的《“一带一路”建设海上合作设想》白皮书表明,东盟各国可在重大项目上与中国合作,而不会危及国家利益。
“一带一路”需要多元化的融资机制,其金融创新应包括几方面制度设计:“一带一路”需要多元化的融资机制,其金融创新应加强政策性金融的支持和安排;改善传统的间接融资的支持和服务;需要加强直接融资对“一带一路”建设的支持和安排;需要加强完善PPP机制;需要构建中国及金砖国家的信用评级机构。
经济理论和实证分析均表明,高边际所得税率会以有害的方式扭曲行为,尤其是会拉低经济增长。单纯考虑联邦(中央)政府层面征收的所得税税率,加拿大似乎比G7其它国家更具竞争力,但若考虑到省级所得税税率造成的较高负担,加拿大的优势就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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