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家庭债务达创纪录水平,加拿大银行近期的加息举动令人们再度关注家庭债务及加拿大人应对不断上涨的债务偿付成本的能力。
人们预测2017年和2018年将呈现积极的经济增长。因此,欧元区的经济危机似乎结束了,起码目前如此。然而,危机的促成因素和造成的损害依旧存在,其中最重要的是一刀切的货币政策。与欧元区内部的经济体或货币与欧元挂钩的经济体相比,具有弹性汇率的经济体对大萧条挑战的应对要好得多。
本文着眼于太平洋区域发展中成员国为提升连通性所作出的努力,包括扩大互联网和其它信息通信技术连通,提升和维护传输网络,加强投资便利性。提升连通性的最终目标是将太平洋地区的人们连接起来,使他们能够获得商品和重要的社会服务,以及区域和全球性经济机会。
消费税对印度经济增长的影响将延续去货币化政策的路径:对经济增长产生短期的负面影响,中期的稳定作用和长期的催化作用。这是为什么IMF对2017财年的增长预期有些悲观的原因——印度经济增长将低于7.2%。
今年5月中国发起召开“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时,除泰国、新加坡和文莱外,东盟地区共有7个国家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出席会议。与会者身份之高,参会者人数之多,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东盟国家对“一带一路”的重视和期待,对中国—东盟关系框架内睦邻友好关系的重视,对双边合作与多边合作的深切期待,管中窥豹,略见一斑。
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的“一带一路”合作领域多,需要一个“魂”去统领。这个“魂”就是产能合作,能够有效解决哈萨克斯坦产业结构不平衡的问题,消除长久以来的“荷兰病”,促进就业。这一崭新理念和合作方式不仅适用于哈萨克斯坦,还有望拓展到“一带一路”相关国家。
为应对迅速变化的全球和地区格局、现有和新兴挑战、补充现行国家计划,以及更好地连接政策、项目和人员促进共同繁荣和可持续发展,中亚区域经济合作成员国在2016年就制定一项新型长期战略达成一致。
维持健康的对华关系首先需要清晰的思维能力。澳大利亚与中国建立了收益可观的经济关系,它应该维持稳定的外国投资监管体系,并持续警惕外国对国内政治的影响力。但是,澳大利亚没有必要为与中国维持稳健的经济关系感到畏惧。
1994-2016年,中国对柬埔寨的投资总额达147亿美元,主要集中在四个领域:农业和农工业、工业、实体基础建设,以及服务和旅游业。中国对柬埔寨投资主要由高度的政治互信、经济条件、市场准入、低劳动力成本和自然资源驱动。
“一带一路”代表着东盟在弥合基础设施差距方面的一个重要机遇。中国在6月20日发布的《“一带一路”建设海上合作设想》白皮书表明,东盟各国可在重大项目上与中国合作,而不会危及国家利益。
“一带一路”需要多元化的融资机制,其金融创新应包括几方面制度设计:“一带一路”需要多元化的融资机制,其金融创新应加强政策性金融的支持和安排;改善传统的间接融资的支持和服务;需要加强直接融资对“一带一路”建设的支持和安排;需要加强完善PPP机制;需要构建中国及金砖国家的信用评级机构。
经济理论和实证分析均表明,高边际所得税率会以有害的方式扭曲行为,尤其是会拉低经济增长。单纯考虑联邦(中央)政府层面征收的所得税税率,加拿大似乎比G7其它国家更具竞争力,但若考虑到省级所得税税率造成的较高负担,加拿大的优势就消失了。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为重要的贸易伙伴。中国的经济发展、贸易增长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了广大的市场和丰富的产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口众多、地域广阔、资源丰富,与我国互为重要的贸易伙伴。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GDP之和约占全球GDP的16.0%,人口占全球人口的43.4%,对外贸易额占全球贸易总额的21.7%。2016年,中国与沿线国家间贸易额为9535.9亿美元,占中国货物贸易总额的25.9%,体现了全球经济缓慢恢复的背景下,“一带一路”贸易合作的良好态势。
“一带一路”不同于近代以来西方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西方以国际掠夺、竞争为常态,以合作、妥协为非常态。“一带一路”也不同于战后西方对外援助等各种名目的国际合作模式,而是在中国与相关国家已有的双边和多边机制基础上,向广大发展中国家分享中国改革开放经验、工业化经验和脱贫致富经验,同时为全球化、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践大道之行。
中国企业“走出去”,要跟上国家的发展战略,要跟上国家改革开放的新格局,全面改革开放的新格局,跟我们的大国梦同步走。具体讲要做到“五个对接”。国家发展战略的对接;文明的融合和对接;企业文化和社会责任相互之间的对接;与华人华侨对接;与政府、产业、研究机构学者的对接。
特朗普政府已经发布了重新协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计划的纲要。美国将寻求更好的协议,降低美国与合作伙伴间的贸易逆差。但是,正如特朗普的其它竞选承诺和政府政策一样,重新协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途径、目的和后果似乎都没有经过认真考虑或规划。
7月24日,英国运输大臣克里斯·格雷林宣布对第二城铁(Crossrail2)项目的支持。该城铁项目价值30亿英镑,将通过维多利亚连接伦敦的西南部和北部。作者认为,如果保守党欲在英国北部地区获得支持,就应该坚持其在基础设施支出方面的承诺。
美国汽车制造商则截然不同。石油企业和汽车制造商已成功游说特朗普政府去考虑改变奥巴马时代的燃油经济性标准。这些标准原本支持美国向混合动力汽车和电动汽车转变,还有助于减少污染。难怪美国三大汽车制造商(福特、通用和克莱斯勒)在发展新电动汽车方面落后于其全球竞争对手。幸运的是,美国的一些州和城市仍在引领潮流。
目前,伴随着对美国经济相对表现的普遍焦虑情绪,美国出现了关于经济增长率趋势以及可以如何提升增长趋势的有趣辩论。美国经济保持着极大的相对优势,但也同样受制于阻碍其他发达经济体发展的结构性障碍。这些障碍积累多年,相应的解决方案并不总在联邦政府的掌控之中。
从根本上解决“一带一路”建设的金融支持难题,突破“五通”中的资金融通瓶颈,必须以人民币国际化为基础。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成为货币锚具有现实可行性,SDR可以作为重要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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