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者主张通过边境税调整(BTA)将公司利润税转变为以“目的地”为基础。这些人认为,这种安排不是保护主义,因为进口税和出口补贴将被美元的升值完全抵消。为了研究这种观点,本文更新和扩展了作者2005年著作中的一般均衡模型。
本文重点研究了评估商品服务税对家庭生活费用的影响时需考虑的因素。通过估算一个家庭在商品服务税实施前购买特定商品和服务的花费及之后的花费,本文评估了商品服务税对家庭生活费用的影响。本文的结论是,从全球和印度国内的角度来看,在使商品服务税对生活费用的影响最小化方面,商品服务税的时机是有利的。
近期美国经济民族主义的崛起伴随着一种观点:即认为过去对外国竞争的限制成功实现了既定政策目标:减少进口、增加就业机会、工业复兴、打开国外市场,以及更广泛的经济繁荣。政客和专家利用这样的断言来为新的民族主义经济提案辩护,但他们忽视了大量学术分析和同时代的报告。
印度电子信息技术部(MeitY)于8月16日发起了对华信息技术(IT)进口的审查。该审查涉及小米、金立,Oppo和Vivo等中国智能手机制造商,以及华为和中兴等电信企业。印度的审查决定基于三方面考量。
能够利用未来的税收收入,并与原始投资者共享合理比例的新收入来源的基础设施债券可以解决基础设施融资问题。金融工程的推动力是以新方法解决老问题,正如绿色债券和社会发展影响债券取得的意外成功那样,希望这一次针对基础设施的债券的时代已经到来。
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背景下,持续学习是蓬勃发展的核心。多数工作所需的技能正在迅速发展,但成人教育与培训体系落后。尽管到2020年,劳动者所需要的技能中将有35%会发生变化,但经合组织国家中至少有1/4的劳动者已经提出其技能与当前工作岗位所需技能不符。因此,使劳动者能够转型和更新技能是关键。
本文分析了金融市场的预期变化和老龄化带来的宏观经济变化,并探索了能够减轻这些变化负面影响的潜在政策措施。这些预期的变化是市场参与者为未来社会经济变化做准备的有用信息。
作为今年金砖主席国的中国,依然实现了稳定向好的经济走势。在此局面下,金砖各成员国纷纷将目光投向厦门、投向中国方案。作为金砖国家合作的“发动机”,中国将在金砖“中国年”与其他成员国携手描绘下一张十年蓝图。在金砖机制已经成为全球治理变革进程重要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的当下,金砖国家合作的深化、升级需要中国方案的引领作用,进而开辟出全球治理的新道路。
巴西对于“金砖合作”的战略考量,与“一带一路”所倡导的“五通”存在多个“同类项”。与此同时,中、巴两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深化合作也有助于“金砖国家”内聚力和全球影响力的提升。
最近,有提案建议对补充性杠杆率(SLR)进行重大修改,以催生市场流动性和其他有益的银行业活动。据称,因《巴塞尔协议III》资本监管制度的引入,市场流动性和银行业活动已然下降。新的变动将会大大降低从事这些活动所需的资本。对这一问题的严密分析表明,补充性杠杆率的设计不是问题的根源。
绿色金融业务提供主体可以帮助“双创”企业对环境和社会风险进行甄别和评估,并提出应对方案和建议,帮助企业降低项目风险。在此过程中,企业也能逐步建立起与绿色金融项目相适应的环境和社会管理体系,有效提升企业的管理能力;同时,企业按照项目要求改进或引进更为绿色的工艺,也能够降低管理成本,进而增强企业的综合竞争力。
虽然外资引入金额有所下降,但中国吸引和利用外资仍有很多亮点,因为量的减少恰恰是质的提高。中国自贸区建设速度前所未有,不仅仅在传统意义上的开放前沿东南沿海地区设立,而且几乎涵盖了所有东西南北中五大区位单元。可利用不同的区位优势错位发展,打造全国立体式的开放格局,为全方位地吸引外资提供便利。
总体看来,中国“一带一路”公路设施全面联通体系已经形成,一些重大项目已顺利开工,还有一些项目正处在规划阶段。在中国-东盟方向,已形成连接中国与东盟的两个铁路口岸(凭祥-同登铁路口岸和河口-老街铁路口岸),基本建成或规划建设的高速公路通道主要有8条。然而,想要继续推进“一带一路”公路设施联通并不简单。
印度在北极不可忽视的商业和战略利益日渐增加。印度是世界能源消耗最快的国家之一,北极为印度提供了同俄罗斯等环北极地区国家合作勘探碳氢化合物的机会。北极议题还可成为印度与挪威关系的核心组成部分。
印度道路运输和高速公路部部长尼汀·加德卡里代表印度出席伊朗总统哈桑·鲁哈尼第二届任期的就职仪式,这表明伊朗在印度外交政策组合中的重要性。加德卡里此次出访及时重申了印度对恰巴哈尔港的承诺。同时,此次访问还表明尽管印伊两国近期出现一些挫折,但印度致力于与伊朗维持紧密关系。
2017年6月,印尼政府再次向收费公路特许经营商借款15万亿印尼盾(14亿美元),借款总额达20万亿印尼盾(19亿美元)。因回购利率和加权平均资本成本(WACC)间的差异,特许经营商蒙受了巨额损失。印尼政府喜欢这么干的原因在于印尼公共事业开发商的资本成本更接近于越南和柬埔寨这样的低收入东盟国家。
东盟的非关税措施仍在增加。非关税措施是除普通关税外影响货物进出口的政策措施。东亚东盟经济研究中心的一篇论文强调了非关税措施透明度的重要性,需要确保数据准确和传播公开。缺乏监管透明度是国际商业交易中的主要障碍。
特朗普的国际贸易观非常单纯。他凭借贸易逆差就认定现有协定“不公平”。但有许多角度和更多数据点要考虑。首先,紧盯双边贸易逆差无意义。一国与特定国家的贸易逆差通常会被其与其他国家的贸易顺差抵消。因此,即便重谈北美自贸协定(NAFTA)促使美墨双边贸易逆差减少,也不太可能改变美国与其他国家的整体逆差情况。
“走出去”的企业存在风险、忧乐兼具,这均属正常现象,要全面看待,不能把商业性项目、政策性项目(包括援助项目)、战略性项目混为一谈。对存在的困难也需予以理解,并尽可能提出一些化解之道或建议,与企业沟通、为企业分忧解难。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是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一步,也符合世界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美好愿景。要实现“一带一路”倡议,重点在实现“五通”。通过加强“五通”,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在经济领域内,加强“五通”要求参与国之间的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共同构建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构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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