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贸易融资在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恢复,但各国和各类企业的复苏情况却大相径庭。主要贸易路线和大型贸易企业的复苏势头强劲。相比之下,对于有着强大贸易扩张潜力的国家而言,获取贸易融资仍十分不易。
印度国内旅游业发展迅速,已成为世界第三大航空旅游市场。国内旅游也为国外旅游铺平了道路。因此,爱彼迎公司(Airbnb)CEO切斯基认为10年内印度将成为世界最大的旅游市场之一。
韩美将重新协商自贸协定,但过程会是短暂而和谐的。鉴于当前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双方都不希望发生贸易摩擦,以免削弱美韩战略联盟或释放不和信号。
沙特国王萨勒曼出访中国,双方签署了650亿美元的合作协议,涉及产能、贸易、航天、新能源、教育等多个领域,为双方共建“一带一路”、实现沙特2030愿景注入了新动力。这次沙特国王出访,是沙特在国内面临财政困扰及实现改革呼声的背景下,为促进经济转型和发展,维护政局稳定及在地区及国际上的地位所采取的重大外交行为。
卞永祖指出,新西兰对中国参与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抱有积极态度。他分析说:“去年秘鲁利马举办APEC领导人会议期间,两国政府同意自贸区升级谈判,这为中新两国各层次、各领域的经济文化交流奠定坚实的基础。同时,中国与其它国家建立自贸区的典范,也向其它国家展现出提升与中国的经贸合作关系实为明智之举。”
从2016年伊始国内的股市汇市动荡,到2017年特朗普冲击、美国TPP“以退为进”,国际经济走势的“故事”被彻底改变,中美博弈外化冲突不断内卷风险,人民币国际化面临新的挑战。中国银行人民币跨境指数CRI显示,人民币国际化已出现阶段性波动回落,进入了新的调整期。如何保持人民币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稳定地位,已成为2017年中国政府工作的重要安排。
本文研究了农业贸易对结构变化的影响。为此,作者调整了一个三部门一般均衡模型用来量化贸易在解释巴拉圭结构变化模式中的作用。
鉴于特朗普的“美国第一能源计划”更倾向于碳氢化合物,且受页岩油和天然气的繁荣所支撑,美印清洁能源合作的未来可能还有待观察。印度的清洁能源目标可以通过与欧洲和中东国家的合作进行探索,从而重新确定与美国的能源关系。
阿富汗腐败盛行,宏观经济条件也很困难。在这些不利条件下,阿富汗Omaid Bahar水果加工公司却成功坚持了下来。该公司的成功向其他企业家证明在阿富汗动荡的经济和政治形势局势下也能取得成功。
通过对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考察,我们不难发现,在中国资本市场中,很大比例的上市公司或者置身于国资背景的企业集团中,或者与上述资本势力构建的金融帝国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前者的例子如旗下具有11家上市公司的央企华润系和持股10家上市公司的中粮系,后者的例子如持股4家上市公司的明天系,以及早年在资本市场叱咤风云的涌金系等。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鼓励大中型商业银行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国有大型银行要率先做到,实行差别化考核评价办法和支持政策,有效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浙商银行发展研究部分析研究中心总经理杨跃说,《政府工作报告》对普惠金融发展提出了更为明确的要求和方向。
“政权不确定性”是指对一国经济政策路线的不确定性。美国总统特朗普继承了导致私人投资和生产力下跌的政权不确定性遗产。特朗普的挑战将是降低政权不确定性,同时推出鼓励私人投资的税收和调控政策。如果他失败,私人投资和生产力将继续其长期的下跌趋势,经济将继续表现不佳。
美国数百万家庭面临的财务压力更可能是四十年来收入停滞所致。半数工人没有分享到的经济成果基本上都进了富人腰包。人进一步减税,给全球化公司更大权力凌驾于普通民众之上。人们需要站出来阻止这一情况继续恶化。
在经历了2007-2009年间的金融危机后,欧洲银行在资产负债表上累积了超过1万亿欧元的不良贷款,这对欧元区银行的稳定性构成了潜在威胁。本文围绕应对“遗留资产”(包括不良贷款等)问题的不同解决方案进行了有效性分析。
通过动态劳动力需求方程的估算,本文发现技术虽然减少了单位产出所需的劳动力,但并未减少印度制造业的就业总量。然而,技术对劳动力需求的定性效应则非常明显。本文研究结果显示新技术的采用以牺牲中等技能为代价增加了对高技能工人的需求,导致了制造业工作的两极化。
面对当前国际环境的新挑战、战略机遇期的新内涵、对外经济关系的新变化,我国需要实施对外开放新战略,即新兴大国竞争力升级战略,从而实现国际竞争力升级和形成与国际社会互利共赢关系的新目标。
应加强金融监管,进一步完善人行征信系统,将小额贷款公司贷款、P2P平台等纳入征信系统,完善工商、税务、电力、海关、环保、质检等部门的信息公开制度,为防范金融风险提供基础数据,完善资产登记制度,规范资产交易行为。
3月26日,中央财经大学金融法研究所所长黄震教授受邀参加2017年博鳌亚洲论坛·华商圆桌会议,在会议上与各位大咖分享了互联网 在“一带一路”上的如何发挥作用。
“传统的薪酬体系,越来越不适应商业银行的发展,改进员工的薪酬激励机制,已迫在眉睫。无论是大型银行还是中小银行,都应采取市场化的薪酬,对员工进行激励。结合具体业务条线、岗位及区域的不同,优化有特色、差异化的薪酬体系。此外,要加快引入和推广股权、期权等激励手段,丰富薪酬激励内容,将短期激励和长期激励结合起来,增强队伍稳定性。”董希淼表示。
很难将一个因素(比如公司税)的影响从整个经济中分离出来,特别是在其他重要因素仍在发挥作用的时候。合理的分析表明加拿大税收改革后一切运行良好。如果将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作为两个矿业经济进行比较,研究发现由于加拿大公司税率进一步降低到澳大利亚的水平以下,澳大利亚在投资方面的表现稳步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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