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经济学界对于产业政策的争论日益白热化,张维迎炮轰产业政策,认为“产业政策是穿着马甲的计划经济”,林毅夫则指出“经济发展有产业政策才能成功,经济学家不要一概反对”。争论在学界掀起一片热潮,很多学者纷纷撰写文章来讨论产业政策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财政政策成为我国最重要的宏观调控政策,并在熨平经济周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应对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两次都发挥了关键作用。2015年我国财政收支占GDP比重已经达到48%,理解财政政策的作用机理及其宏观经济影响对科学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正确运用宏观调控工具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对比五个亚洲国家的小型企业和大型企业在提供技能培训和雇佣受过正式教育的员工方面的差异,作者发现不同规模的企业在员工教育与培训方面的差异。小型企业提供的培训较少,也并不认为缺乏培训的员工是其经营的主要局限。作者的研究成果表明,因规模导致在技能培训方面的市场失灵可能与对技能的认可不足相关。
近日在杭州召开的G20峰会达成了一项广泛共识——应通过以市场原则和自由贸易为基础的国际经济一体化重振全球经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领导人重申了其确保市场开放和贸易自由的决心,以实现共同的政策目标,包括全球增长、可持续发展和减少贫困。
9月24日,第五届“中青年改革开放论坛在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举行。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院长黄剑辉在论坛上表示,金融改革的刀子要动在政府身上,“一行三会”的监管定位更多要放眼全球,监管目标既要考虑金融稳定服务实体经济,也要发挥金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目前中国面临着两大挑战——经济增速放缓和国内需求转向服务业的结构性转变。这将导致中国内需快速发展的最大受益者——韩国重化工业——受到巨大影响。
本项研究调查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东盟10个成员国从1995年到2013年的经济增长间的因果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会促使东盟经济的增长,而东盟经济的增长也会刺激中国对东盟进行直接投资。
为了解决交易失败的问题,必须提供公共品,降低交易成本,来促成交易。传统上有两种途径可以提供这种公共品,一种是资本,一种是政府。然而,单纯依靠任何一种途径,都会产生很多问题。前者产生不公,因为中小企业难以在价值链上提升;后者产生低效,因为政府无法掌握生产和需求数据。
泰国驻华大使馆负责投资事务方面的公使衔参赞吴永泉认同刘辉的说法,他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现在中国企业能很快适应泰国市场。将来我还是看好中国的企业。比如华为,在这里有优势,很受泰国人欢迎。”谈到日本品牌卖得贵但仍受青睐的原因,吴永泉说,日本企业第一有品牌、讲信义,第二有服务保障。
随着夏季洪涝灾害和酷暑过去,蔬菜等农作物生产逐渐恢复,商贸物流运输回归正常,食品及消费品价格的上行压力减弱,猪肉价格迎来下行阶段,同比涨幅将逐渐下降,预计未来CPI运行基本平稳,不存在明显的通胀或通缩压力。不过,仍需警惕供求关系偏紧的食品价格可能出现快速上涨。
9月26日,在“一带一路”国际研讨会主论坛上,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正式对外发布了题为《坚持规划引领有序务实推进》的“一带一路”建设三周年进展报告。这是我国首个关于“一带一路”的权威进展报告。“课题组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去‘一带一路’沿线30多个国家和地区调研,搜集整理了近100万字的第一手资料,‘干货’满满。”课题执笔人王文说。
据了解,该报告原文由100万字压缩而来,从顶层设计、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畅通、民心互通、全国布局、稳步推进等八个方面进行阐述,引用大量数据,对近三年来“一带一路”进展情况进行了梳理和研究,总结并阐发“一带一路”建设经验,提出建设“一带一路”的建议,为稳步有序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参考。
自2008年G20机制形成以来,G20峰会首次由中国举行。国际社会对此次峰会格外关注,一是因为当前全球经济形势依然相当严峻,迫切需要各国领导人共同寻找应对之策;二是中国经历30多年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积累了许许多多的宝贵经验。此次峰会除了可以更好地向世界展示中国的发展成就、发展经验和发展理念而外,同时也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全面感知中国智慧,了解有关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的新平台。
本世纪以来,国有资本逐步向基础性领域和重要行业集中,但这种调整主要是通过增量投资来实现的,存量国有资本仍然存在于大量不重要的行业和领域,而且退出和转移速度缓慢。同时,国有资本也未能很好地发挥提供公共服务、支持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等政策功能。从过去十多年的表现来看,国有资本与其他资本一样,具有“逐浪”和“逐利”的特性,这是导致国有资本布局调整难的客观原因。此外,缺乏国家所有权政策和调整主体,也是重要原因。
“‘一带一路’成为人类探索多元发展的分水岭,世界将因此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尼日利亚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奥努奈柱在西安举办的“一带一路”国际研讨会上发言时这样表示。他还特别引用笔者《“一带一路”:中国崛起给世界提供什么》英文版内容说,“一带一路”超越了近代以来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与霸权主义,开创了国际合作新模式。
日本央行近日对其货币政策做出重要且有希望的调整,恰当地调整对日本经济的货币支持力度,但仍未能跟上形势。不过,新战略赋予政府更多权力来帮助日本实现2%的通胀目标。政府可以通过大规模财政扩张,直到通胀利率稳定的站在2%的目标之上。
今年是美国推出遗产税(该税只影响超富人群)的第100个年头,鉴于目前人们越发重视美国收入不均,该税应有稳固的存在基础。从历史来看,遗产税在美国的效果也很好。遗产税的未来将主要取决于即将到来的总统大选。因财富增加,希拉里建议提高遗产税税率,让坐拥亿万财富夫妇的税率达到65%。
本报告分析了使能源安全和绿色发展相匹配的可能性和障碍,旨在揭示阻碍或促成这一关系的政治因素。本文采用了基于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试图寻找出政治、经济层面都可行的能源相关绿色发展方案。本文重点阐述的是能源安全、利益相关者的立场和动机、以及治理能力及其影响力,这些因素构成了各国寻求绿色发展轨道的大环境。
他的第二个建议是今年G20列为重中之重的结构性改革。他认为,中国应该以身作则推动结构性改革,中国当前面临产能过剩、高杠杆高债务、国企改革等一系列紧迫改革议题。“人人都知道结构性改革是味道较苦的药丸,很容易让人犯拖延症。但如果中国可以在这些领域发挥表率作用,对于强化中国领导力的作用非法重要。”他说。
互联网时代新技术的飞速发展,深刻地改变着大众的日常生活,也使银行业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办理相关金融业务时,消费者普遍要求等待和处理的时间更短、网银和手机银行的使用体验更安全流畅、理财产品和增值服务能更贴心等。而对于上述客户需求,银行传统服务模式已明显力不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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