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规划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海洋开发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建设海洋强国对于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等具有重大的意义。2016年7月12日的“南海仲裁案”更是警示中国人加强建设海洋强国的紧迫性。
“中国建立开放型经济体制的大的趋势,就是要建立联通全球的自由贸易区网络,这种网络有很多推进的路线与方式,其中之一包括‘一带一路’建设”。贾晋京表示,其最大的背景条件就是中国走向世界。毕竟,中国是全球贸易中心国家、全球最大的货物贸易国、世界最大的市场,它需要建立一个广泛的投资便利化空间。
2017年1月无论谁入主白宫,经济增长都不应该受到国会僵局或政治化的贸易保护主义的抑制。若想刺激全球经济,需要减少对联邦政府制定的经济举措的依赖,要在更大程度上抑制贸易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倾向。只有这样,国内和全球经济才能抓住从这次持久的停滞状态苏醒的最好时机。
世界各国领导人在2015年通过了“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和巴黎气候协议,建立了一项宏伟议程。困难的是如何把这种雄心付诸行动,并同时实现经济增长。可持续基础设施为人们提供了答案。
人民币10月1日起正式被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创设的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这引发了各国央行将争先恐后地囤积人民币的预期。但事实远非如此。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的“社区发展计划”近日受到广泛批判。该计划最大的问题在于偏远土著居民社区经济的缺失。由于这些社区从未有过真正意义的经济,因此当地居民不能适应就业对他们的预期。像这一计划这样为提供就业机会而安排工作的方案不是为居住在偏远社区的土著居民提供就业的唯一方式,政府应该寻求真正的经济发展策略。
数字经济将实现发展和繁荣、促进增长的观点几乎已成为了决策者、经济学家和创新者的普遍看法。近日在德里举行的“印度经济论坛”的主题就是数字改革的作用,特别是数字经济在促进包容性增长方面的作用。
“开展债转股,很容易出现道德风险,可能出现不该转的转了,不能转的也转了。通过这样的制度安排,不能说杜绝,但是可以避免一些道德风险。”董希淼说,“相比银行直接持股,目前来看,总体上是利大于弊的,具体还要看细则。”
自由贸易最近10年来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在全球经济发展前景萧条时期,不应该将其埋没。但是,人们需要接受对其合理批评的新的自由贸易,为此,国际贸易活动需要符合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该目标的关键行为主体是G20。
文件作出如此规定,其意义在于,首先能够避免银行直接持有企业股权以及由此带来的债转股的风险直接传导到银行;其次,用实施机构来专业持有企业股权,更有利于银行对债转股企业进行更为集中和专业的日常管理;第三,这也绕开了《商业银行法》对于商业银行不能直接投资于非金融企业的法律障碍。
自10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对外商投资企业实行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负面清单以外的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和变更事项,将由审批改为备案,在杭州G20峰会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的背景下,此举有何深层含义?就贸易方式而言,缩减负面清单有利于扩大开放贸易空间。
“将来在保证一定流动性的情况下,货币政策会转向真正稳健中性的状态,离开现在的稳健偏宽松。”中国政府为应对经济金融问题导致了现阶段的货币环境较为宽松。作为直接融资的重要渠道,股市一旦出现问题,就大大压缩了直接融资的空间,从而促使银行贷款的间接融资加强,信贷快速增长。
在市场需求的带动和相关政策的鼓励下,近年来中国医疗技术行业备受投资者青睐,并购投资规模持续上升。各类企业需要设计合适的并购和整合战略,才能有效把握并购投资的浪潮,加速企业的发展。
房市始终是牵动国人心情的魔杖:(价格)低了担忧,高了发愁。真的成了“高不成,低不就”的奇怪而奇妙的现象。房价低,带动不了经济;于是考虑出台各类刺激政策,如降低贷款利率,减少首付比例,鼓动社会力量“去产能”,还有那么多学者看着空房就大声疾呼“去库存”。可是看到库存下降了,却发现价格又上来了。
葡萄牙作为进入欧洲的重要“门户”,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有着重要的地位。金融危机之后,葡萄牙也希望能够加强与中国的合作,迫切希望成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一站,搭上中国发展的便车。因此,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推进的海洋和港口物流等领域的合作,是与之前相比最大的不同。
本报告是波士顿咨询公司关于全球投资银行业的第五份年度报告。报告着重探讨了投资银行所面临的挑战,并深入分析了随着整个资本市场生态系统涌现出的不同类型的新参与者以及他们对投行业务造成的侵蚀性影响。
本文研究了贸易量减少阻碍生产力提高的可能性。虽然除贸易之外还有许多因素(尤其是物质和人力资本积累和开创性创新)也影响生产力,但贸易增长低迷产生的负面影响很大。
特雷莎·梅押注“硬退欧”不会对英国经济造成太大伤害,或许会获得好的结果。但长期的经济损害——正如英镑加速贬值所示——可能会非常可怕,从而导致选民惩罚保守党,为选举新一届政府打开通道。作者认为,特雷莎·梅对“硬退欧”的政治赌博对英国而言是一场高风险游戏。
随着大多数对伊朗制裁的取缔,拥有超过7700万人口的伊朗及其未经开发市场吸引了外国企业的目光。大批外国贸易代表团出访伊朗,最近一次的访问来自澳大利亚。但是,在伊朗经商仍然面临很大阻碍。并非所有制裁都被取缔,伊朗国内市场的不透明性以及监管机制的缺失阻碍了该国实现人们对它的预期。
商品出口型拉美国家的产出波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共同的外部因素影响。因此,经济繁盛与衰败应会带来相同的政治周期。财政困难时期,新主流政府(主要为中右翼)会采用什么政策选项?新范例会是继续以过去为基础,保留华盛顿共识的一些基本原则,并在可行的情况下保留中左翼政府实施的一些社会再分配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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