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美国在中东的军力有所减少,即使还没有像一些人所希望的那样带来根本性战略的变化。美国决策者正开始看到这种军力减少的副作用,而其中一个副作用恰巧是中东国家政府对和平解决争端越来越感兴趣。
2019年,中国超过美国,拥有了全世界最大的外交网络:中国拥有276个驻外机构,而美国有273个。半个世纪前,中国向联合国派出了首支外交代表团。如今,它是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也是联合国经费的第二大贡献者。中国外交为其成为每个大国不可或缺的经济伙伴的宏大战略提供了支持。
如果拜登政府想要为2050年制定一个可信的净零战略,应该把目光转向英国。英国是世界上减排最好的国家之一,从1990年到2020年,英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了近一半,英国政府的目标是到2050年实现零排放。效仿英国可以帮助美国走上一条富有成效的道路,以在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方面取得有意义进展。
华盛顿反复强调,美国必须在第三国与中国竞争,提供比中国更有吸引力的选择,尤其是在基础设施方面。最近一项在印度建设太阳能制造设施的协议表明,美国可以在建立有恢复力清洁能源供应链方面与中国竞争,这一模式为进一步行动提供了蓝图。
2021年末的能源危机看来肯定会延续到2022年,已对经济、环境和安全产生广泛影响。这场危机有3个不同因素:新冠肺炎疫情和供应链中断、天然气市场相互关联性增强,以及能源脱离化石燃料能源转型期间能源价格波动的迹象。
本文研究数字化商业运作是否有助于中小企业更好应对疫情带来的冲击,以及疫情是否促使数字技术的采用。本文作者认为,数字化在提高中小企业抵御这种巨大冲击能力方面具有显著经济效益。疫情还在各个层面加速现有企业对数字技术的采用,而且在全面重新营业一年后,这种影响仍在持续。
虽然数字发展与国民收入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但在促进数字发展方面,政治领导和对创新的开放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有了合适的平台,发展中国家甚至有潜力在政府数字服务提供方面超越发达国家。在过去10年投资数字基础设施和技能的国家,比没有进行相关投资的国家更容易应对疫情。
世界陷入公共卫生、气候变化、公众信任度和民主合法性下降以及地缘政治不稳定四场相互关联的危机。克服这些危机需要相互关联、协调一致的应对方式。
全球各地央行都在继续加息以遏制通胀,暂时基本无视了高传染性的奥密克戎变异毒株扩散对经济增长构成的威胁。虽然越来越多的央行已经或准备加息,但本周的央行会议凸显出各国在需要支持脆弱的经济复苏之际对通胀威胁看法的巨大差异。东欧和拉美的一些央行上调了主要利率,但东南亚国家的央行则按兵不动。
严格的旅行限制在一些成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国家战略中发挥了作用。作为加强《国际卫生条例》努力的一部分,世界卫生组织应提出办法,将旅行限制应用于最有可能有效的地方,并将其破坏性降到最低。
第八届中非合作论坛近期在达喀尔落下帷幕。2021年最大的收获是中国对非洲态度的显著转变——从通过现金帮助基础设施建设,转向在贸易和人力资本方面进行软合作。
自1996年失业保险改革后,加拿大大西洋四省劳动力市场的失业率和季节性劳动力有所下降。在过去25年里,虽然加拿大全国范围内失业率和季节性劳动力也有所下降,但加拿大大西洋四省下降幅度更大,使大西洋各省劳动力市场与全国劳动力市场趋势更加一致。
本文提出一种在投资组合水平上,量化发电项目物理气候风险的新方法。该方法由世界资源研究所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共同开发。其设计灵活,可以与具有不同数据可用性水平的投资组合合作,利用气候和水文方面最新科学,并使用循环神经网络等机器学习技术。
让青年人有意义地参与城市可持续发展目标(SDG)战略,需要开放和结构化项目。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长期性意味着,成功将取决于年轻的变革者。美国纽约市与学校和社区教育者建立合作关系,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纳入该市青年教育和活动中。
美中竞争动态发展迅速,正处于关键的十字路口。全球新冠肺炎疫情非但没有促进更大的合作,反而加剧了紧张局势,并助长了重新思考、重构和加强美国竞争地位的呼声。美国或许有能力抗衡中国的影响力,但中国的快速崛起意味着何时以及如何与之竞争的决定需要付出巨大甚至令人望而却步的代价。
在吸引人才、半导体和双边贸易等几个重要领域,从特朗普到拜登,被支持者称为“强硬”的美国政策都事与愿违。
中国科学家正在研究嫦娥五号去年底带回的月壤样本。在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的显微镜下是一块重约50毫克的岩石,据信其中含有氦的同位素之一氦-3。科学家认为有朝一日氦-3可能在聚变反应堆中提供更安全的核能。氦-3在地球上十分罕见,而科学家认为月球上氦-3储量丰富。
抗生素耐药性并不是新问题。长期以来,研究团体一直在对即将到来的威胁发出警报,他们还确定了高层目标和潜在政策解决方案。然而,国际社会在实施这些建议的政策措施和实现系统性变革方面进展缓慢。与气候危机一样,抗生素耐药性是一场可预测的灾难。
虽然相关研究已经确立了国家能力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但人们对于国家能力是如何产生的,以及外部合作伙伴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却知之甚少。本文评估旨在建设低收入国家国家能力的外部项目的影响。
如果人们能采取和保持更健康行为,每个人都会更快乐和更健康。人们在实现这些共同目标时遇到的困难反映了围绕行为改变的3个潜在问题:最有效的干预点是个人还是社区?关键问题是缺乏信息还是不知道如何处理信息?最根本的是,持久健康行为改变是可行的还是徒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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