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中旬,英国政府发布《安全、国防、发展和外交政策综合评估报告》,成为继欧盟成员国法国、德国和荷兰后,宣布采用印太战略的第四个欧洲国家。随着东方崛起成为当代地缘政治的重心,伦敦外交向“印太倾斜”也就不足为奇了。
美国最新的对华政策将被证明是适得其反的。每一个敌对行动,都会引发更具敌意的回应。不难发现华盛顿在这盘棋中的策略,这是个除了极具进攻性的开局外没有任何计划的选手。也就是说,美国根本没有任何策略,未做到谋定而后动。
与中国不同,俄罗斯在亚洲缺乏经济影响力,但仍具有政治影响力。俄罗斯利用中国的崛起、中印边界冲突以及巴基斯坦和俄罗斯在塔利班掌权阿富汗方面的利益融合,来增强其在南亚的影响力。与中国合作的俄罗斯,同时也是美国在亚洲的竞争者。
从“十四五”金融供给侧改革角度看,农信社改制可以在法治和信用体系相对更成熟的东南沿海尽快试水,尝试打破目前省联社全面、直接管理全省所有县级农信社的模式,而是成立省、县至少二级法人结构模式,借鉴金融控股公司的模式和运营机制,形成中国特色的农村金融信用体系。
新冠疫情蔓延之际,印度曾骄傲地自诩为“世界制药厂”,尤其是在“四方安全对话”其他成员国请求印度批量生产新冠疫苗用以出口全球之后。实际上,对于密切关注印度社会的观察家来说,他们已经相当熟悉有关印度例外论的高傲的政府指令,不论是印度成为世界导师,还是印度成为全球经济大国。现在,吹嘘突然销声匿迹了。
在美国缺席期间,中国承担了气候行动领导者的角色,承诺力争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是一个非常雄心勃勃的目标。美国重返这一舞台将使气候议程成为这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竞争的另一条战线,但这场更健康的竞争可能让地球受益。
“一带一路”倡议自提出以来,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但“地缘扩张论”“重塑国际秩序论”等负面话语不断涌现,使“一带一路”建设遭遇话语困境。这些话语表现出二元对立、利益驱动、身份焦虑等主要特征,充分反映了当前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以及中西方文化和思维模式的差异,也凸显“一带一路”话语体系构建有待进一步完善。
看看美国拜登政府最初几个月的表现,人们有理由感到乐观,也有理由保持谨慎。有很多因素在发挥作用。第一个是中国。中美双边关系很复杂,而且会变得更复杂,因为美国新政府已经表示,这是其面临的主要国际问题。中美双边关系的任何后果都会影响到多边关系。
新冠肺炎疫情给食品零售市场带来供需冲击。在需求方面,消费者将他们的一些购买需求从实体市场转移到线上市场。这一点,再加上流动性限制带来的不确定性,导致对网上商品需求意外飙升。
应当建立全国统一的营商环境大数据平台,整合政府及企业信息、项目全流程管理、督导督办机制和考核激励机制,从而达到助力优化营商环境、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的良好效果。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核安全挑战或大幅加剧,因为政府可能未完全掌握它们在看似无关的问题上采取的疫情应对政策的后果和溢出效应。例如,疫情制造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压力,进而将给人们带来更大的心理压力。这种压力也将影响敏感核设施中的工作人员,进而带来潜在的内部威胁。
自所谓“哈里发国”解体以来,“伊斯兰国”(ISIS)经历巨变,包括损失领导人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与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尽管如此,该恐怖组织仍然保持了在许多媒体渠道上传播信息的能力。
众所周知,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新冠疫苗生产国之一,“印度制造”疫苗已向全球95个国家交付。然而,由于第二波疫情,印度目前面临着严峻的国内疫苗短缺态势。印度是美国的合作伙伴。今天,它是一个需要美国在供应链提供支持的国家。
目前,中国在央行数字货币领域处于领先地位,推出了数字人民币并已在许多城市展开了相关试点工作。中国不仅在测试数字人民币的国内市场前景,而且还在研究使用它来促进跨境支付。就央行数字货币的开发和测试而言,没有任何一个主要经济体能达到中国的水平。
作者认为,解决缅甸危机的一个被忽视的解决方案是“四方安全对话”(Quad),在近期举行的“四方安全对话”峰会上,四方领导人明确表示,找到解决缅甸危机的早期与和平方案是当务之急。
作者认为,俄罗斯与缅甸关系的提升有利于缅甸实现外交多元化。总体而言,俄罗斯意识到缅甸的战略和经济重要性,因为它不仅资源丰富,且在关键的陆地和海上连通路线上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乔·拜登上任近百日,其对华战略与前任政府没有什么不同。在两党一致认为中国构成威胁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竖起多重经济壁垒,还以人权问题攻击北京。但分析人士还认为,为避免与北京全面脱钩,拜登会在未来100天以及更长时间内缩小这些限制措施的实施范围。
中国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中心的金融体系侧重于间接融资,这已成为中国进一步发展经济和工业的主要障碍。另外,中美间产生的经贸摩擦也给其发展带来了压力。上述2个因素加大了金融行业改革开放的压力。在内外压力的合力下,中国政府开始对金融开放表现出积极态度。
随着中国的产业进步将它与韩国之间的贸易结构从互补关系变为更具竞争性的关系后,韩国对中国产业政策进行研究的呼声日渐高涨。在此背景下,本文旨在分析和评估改革开放后中国主要的产业政策和产业结构的变化。另外,本文还分析了由于中国产业结构变化导致的中韩贸易结构的变化。
在欧洲金融危机时期,中国对欧盟投资大幅增加,但近年来却一直在下降。中国投资的激增引起了欧洲的担忧。因此,人们渴望了解中国投资增多对欧盟企业和行业产生的影响。本文旨在分析中国在欧洲的投资和并购行为的特征,中欧双方间存在的重大政策问题,欧盟的对策以及中国未来在欧洲的投资前景,供韩国机构和企业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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