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的确是当今世界近30年来为数不多的国家间关系最为稳定且没有爆发什么严重冲突的地区。与中东、外高加索或东欧相比,这一地区的局势可以说是稳如堡垒,各国行为负责任有担当。
5月21日澳大利亚举行联邦议会选举,反对党工党获胜,党首安东尼·阿尔巴内塞宣示就任澳大利亚新总理。然而,这不太可能意味着澳大利亚外交政策发生重大变化,包括与美国或中国的关系。另一方面,新政府更雄心勃勃的气候政策可能会加强澳大利亚与欧盟的伙伴关系,在可再生技术的开发和国际论坛上进行更深入的合作。
在3月9日举行的总统选举中,菲律宾人选出新领导人小费迪南德·马科斯。选民们认为他是救世主,相信他能引领经济快速增长。他们希望新政府能降低商品价格,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继续打击毒品,并找到解决这个国家根深蒂固的腐败问题的办法。
对西方而言,最大的威胁不是中国,而是自身制度的恶化,现行制度似乎已经使对民主的疏离或不平等等危险趋势正常化。
过去几年,俄罗斯一直在加强与古巴、尼加拉瓜和委内瑞拉等国的联系,并作为能源部门的投资者、武器和新冠疫苗供应商等与其他拉丁美洲国家开展合作。尽管俄罗斯在拉丁美洲的影响力潜力远小于美国、中国或欧盟,但它已经成功地与该地区的多个伙伴建立了经济和政治联系。
在执政16个月后,拜登政府终于为其标志性的经济倡议“印太经济框架”拉开帷幕。然而,令人失望的是,该框架缺乏细节。而为人所知的细节也不太令人鼓舞。
自签署以来,欧洲一直坚定地支持《联合全面行动计划》。虽然《联合全面行动计划》并不完美,但它确实削弱了伊朗的核能力。此外,该协议提供了一个平台,可以通过外交而非军事方式解决紧张局势和威胁。
鉴于印度和法国在印太地区共同海上安全和地缘政治利益,两国加强海上战略。新德里面临海上安全挑战,因此与该地区其他行为主体建立全面和成熟伙伴关系至关重要。
拜登政府没有把“印太经济框架”设想成一项传统协议,宣称该协议将基于四个支柱,而促进贸易只是其中一个。另外三个目标是使供应链更具弹性、促进基础设施投资和清洁能源,以及制定关于税收和反腐败的新规则。人们很容易认为,这样一个涉猎广泛的议程太过模糊,没有任何意义。
印度和日本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地区影响力感到担忧。受此影响,双方的战略趋同达到了新的水平。随着印度总理莫迪5月24日前往东京参加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首脑会谈,印日双边关系继续深化。
中美之间的局势日益紧张,两个大国还在亚太地区进行了更大规模军事部署,尽管全面的军事冲突仍然不太可能发生,但无意的碰撞或对即将采取行动的误解信号可能会引发一场危机.
随着美国在亚洲影响力逐渐减弱,其盟友和对手都在争相定义新的亚洲秩序。日本已与澳大利亚和英国签署防务协议,而韩国则就加入四方防御机制发出了积极声音。同样重要的是最近结束的韩国总统选举。韩国新总统表示,希望与美国密切合作,并结束韩国与日本的不和。这些变化反映了新的亚洲秩序。
就职16个多月后,美国总统拜登在其任期内首次踏上亚洲土地。在为期四天的访问期间,他还发起一系列外交倡议:与韩国和日本等盟国举行双边峰会,举行四国领导人峰会,并启动备受期待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
上届美国政府遗留了很多问题,但拜登政府对拉丁美洲和中美洲国家的担忧加剧这些问题。其中一些问题有可能成为美洲国家首脑会议审议工作取得成功结果的障碍。特别是,拜登决定把古巴、委内瑞拉、尼加拉瓜排除在首脑会议之外,这引发其他拉美和中美洲国家的强烈反对。
许多太平洋岛国不希望再次进入大国竞争时代。正如所罗门群岛反对党领袖马修·威尔所说,“我们不想成为被大象践踏的草地”。但他们真正想要的,也是中国目前似乎更擅长提供的——持续参与和能力建设。
强硬的言行无法阻止中国崛起。通过对话解决美中之间的分歧,是唯一明智的选择。
日本很可能会以更务实的方式扩大其在非洲的承诺。日本应继续推进以质量而非数量为基础的平衡发展援助,培养人才以利用商业机会,并扩大与欧盟、印度、澳大利亚和美国等第三方合作伙伴的合作。
2012年美国两项知识产权法案夭折带给人们最大的经验教训是只有政府有能力制定并执行法律法规,遏制大型科技企业,监管数字经济。且政府需以可接受民主问责的方式严格对待互联网经济、社会及环境问题。
拜杜法案(Bayh-Dole Act),被广泛认为是对美国创新发明最重要的立法。随着美国作为领先创新者的角色面临新的挑战,拜杜法案的两党遗产及其在创造新激励措施以刺激创新和创业方面的卓越作用,成为美国创新体系更新的重要经验。
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5G)已经成为一项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国家竞争力和创新领导力的重要技术。在全球政经格局变化的今天,加拿大及其西方盟友需要新的规划和战略与中国竞争,并在不断变化的世界经济中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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