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地缘政治环境多变,欧盟领导人不再奢望等待所有27个成员国达成共识。为了能够应对未来挑战,欧盟应变得更加雄心勃勃,并在未来几个月和几年内采用差异化整合等替代方案。
全球政治变化让人对越南与实施反俄制裁的国家(尤其是美国)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的前景产生疑问。越南在主要大国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表明,它不太可能以牺牲一个大国为代价来推进与另一个大国的关系。相反,它将努力保持独立地位,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促进与所有大国的关系。
新冠疫情、气候变化和眼下的全球粮食危机清楚地表明,世界的问题密切相关,解决办法也是如此。要想在危机中找到前进的道路,需要加强合作而不是减少合作。
尽管过去十年地区和全球局势都发生了变化,但恢复伊核协议仍然最符合中国的利益。中国改变了伊朗与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加上德国)之间核谈判的方式。在德黑兰和华盛顿之间从旁观者转变为“积极调解”,北京的转变反映出人们重新意识到,解决伊朗核问题符合中国的一些相关战略利益。
上个月,美国总统拜登宣布建立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该框架旨在加强华盛顿与其印太盟友和伙伴的经济交往。成为IPEF成员可能有助于巩固越南的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利益,尤其是在美中经济对抗和一些国家寻求经济转型或“中国+1”战略的背景下。越南希望从美国获得资金和技术支持,尤其是在技术、能源和环保领域。
在中国作为2022年金砖国家主席国的领导下,金砖国家似乎再次起飞。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农业部长会议、商务会议、专家会议等一系列前期会议陆续召开,为后期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四次会晤做准备。这表明,尽管金砖国家的路线图屡遭挫折,但巩固和重启的努力仍在继续。
在澳大利亚竞选期间,工党承诺在四年内向东南亚提供4.7亿美元的援助,标志着它试图重新与该地区接触。工党还承诺任命一名高级东南亚巡回特使。现在,工党执政,这些承诺注定会成为政策。但是,把援助作为弥合战略分歧的工具是有风险的。
金砖国家应当彻底重塑思维,并规划自身应当扮演的新角色。现在已经到了在构成当前全球环境的三个结构性因素的基础上构想宏伟未来愿景的时候了,因为当今世界局势已然不是金砖国家创建伊始的那个大环境。
印太经济框架(IPEF)涵盖了美国许多关键利益,并在很大程度上与地区伙伴既定政策重点一致。此外,有迹象表明,拜登政府准备作出一些切实财政承诺,以赢得合作伙伴认可。但IPEF的问题依然存在,尤其是它的持久性。
尽管中东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但对澳大利亚许多政策制定者和民选官员来说,它仍然是一个盲点。鉴于此,澳大利亚应该制定一份明确界定的中东政策,以经济和安全合作以及与该地区的人文联系为支柱。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近日就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发表演讲,把中国当作对国际秩序“最严重的长期挑战”。作者认为,将与中国竞争视为高度优先事项,意味着美国将继续增加其在印太地区的活动,并在必要时在参与欧洲事务方面分配美国资源。
2019年,欧盟将中国描述为“与欧盟目标紧密一致的合作伙伴、欧盟需要与之达成利益平衡的谈判伙伴、追求技术领先地位的经济竞争对手以及促进替代治理模式的系统性竞争对手”。然而,过去三年,伙伴关系、竞争和对抗之间的平衡发生了变化。系统性竞争现在是欧洲与中国互动的核心。
拜登入主白宫后,美国-沙特阿拉伯关系恶化。白宫近日宣布,拜登将于7月首次访问中东,将到访以色列、约旦河西岸以及沙特阿拉伯。在这之前,美沙加快了他们之间的谈判,以试图改善自拜登上任以来一直很冷淡的关系。
5月20日至24日,美国总统拜登访问了韩国和日本,这是他上任以来的首次亚洲之行。访问表明了这些盟国在美国实施印太战略方面的重要性,以及美国扩大核威慑对韩国和日本安全的重要性。
南亚爆发经济危机司空见惯,但由于它是世界上一体化程度最低的地区之一,经济困难通常仅限于特定国家。但这次不行。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形成了一场完美风暴,预计将引发一场前所未有的区域性危机,即使不是全球性的危机,其后果也无法预测。
自启动“经济革新”以来,越南执政的共产党大幅扩大了其对外关系范围。截至2021年12月,越南与189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其中与三个国家有“特殊关系”;与17个国家有“战略伙伴关系”;与13个国家有“全面伙伴关系”。在17个战略伙伴关系中,有五个是与欧洲国家建立的,包括西班牙、英国、德国、法国和意大利。
即使经过二十年的存在和长期被低估,集体安全条约组织(CSTO)近年来也取得重大进展。由于有效地平息哈萨克斯坦的动乱,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将自己定位为欧亚地区的安全保证者。为了取得成功,它仍然必须处理若干挑战。
西半球领导人本周在洛杉矶聚首,这为拜登总统提供了一个难得的重要机会,可以修复与拉美受损的关系,并抗衡中国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日益增强的影响力。但分析人士说,这两个目标美洲国家峰会都未能实现。
印度与中亚国家有着密切的地缘政治和地缘文化关系。尽管存在来自阿富汗的类似安全问题以及因地理位置接近而文化联系密切,但由于缺乏直接连通性,印度和中亚国家无法将地缘经济逻辑传递给双边关系。
对中国来说,稳定、进步与和平的关键在于发展,而发展是安全的另一面。因此,中国在今年提出了“全球安全倡议”,这是此前的“全球发展倡议”的补充,两者都被中国定义为“国际公共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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