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政府寻求通过宣告“美国回来了”以恢复美国领导的联盟,但是美国的朋友和敌人都对美国这种新承诺有多大价值提出质疑,因为特朗普主义很可能卷土重来。
亚洲力量格局的重新定义与中国的经济和技术崛起同步发生。制衡中国的需求促使该地区一些国家奉行与美国建立安全关系的战略,但与此同时,它们也对这种联盟在发生危机时的有效应对能力表示怀疑。
在特朗普之后,美国人一定不会允许自己的国家以高尚的理由为名做坏事。美国没有“回来”,我们不应该希望它这样“回来”。拜登的任务不是恢复美国在世界的领导地位,而是在世界的新位置上领导美国。
近年来,美国和其他西方大国的行动实际上已导致全球社会经济发展陷入僵局。新冠病毒的流行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一些具有战略眼光的人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在更加公平的基础上重建整个国际社会的时候已经到来。
拜登团队承认,特朗普政府已经确定了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的重要性。然而,特朗普的方法是不稳定的,其主要缺陷是忽视了美国与盟友关系,以及美国在从气候变化到全球健康问题等一系列领域中发挥领导作用的需要。拜登的对华政策将以重建美国工业基础以及进行结构改革弥合社会分裂为中心。
近期,沙特阿拉伯没有继续向巴基斯坦催收贷款(沙特曾于2018年向巴基斯坦提供30亿美元贷款,帮助该国应对国际收支危机),这表明沙特与巴基斯坦关系未进一步恶化。美国新政府政策转变是沙巴关系回暖的主要原因之一。
美国必须清除其认为新遏制政策是对付共产主义的灵丹妙药这一错觉。相反,这种大错特错的幻想对美国来说更加危险。
作者认为,全球化已经结束了。全球金融危机和特朗普总统任期破坏了全球化的信誉。此外,全球化并没有依照美国模式在政治上改变世界。大量证据表明“民主国家”的繁荣已经停止,并且正在逆转。未来世界将出现两种彼此竞争的政府模式:拉平模式和利维坦模式。
美国制裁“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破坏了德国的能源主权。结果,围绕一国在能源事务中的战略能力的问题最近成为热门话题,尤其是在德国,德国以前很少关注能源主权的概念。
美国和欧洲是迄今为止世界上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能力最强的经济和安全共同体。今天,这个共同体面临各种趋势的挑战。如果不加以制止,这些趋势有可能破坏这一至关重要关系。不仅对北大西洋地区,而且对世界各地其他国家造成危险后果。美国新一届政府的到来提供了一个机会,以扭转这些趋势。
尽管最初的雄心是建立密切外交政策和防务关系,但欧盟政治和英国脱欧后谈判不利于在该领域达成全面协议。外交政策和国防不太可能单独回到议程的前列。与贸易或渔业不同,公民不会直接感受到这一领域的有限合作。
在2020年美国大选之后,欧盟委员会发起一项和平使命,似乎是想重新设定跨大西洋经济关系。它提议成立贸易和技术理事会,以便双方能处理引发分歧的一些关键问题。它还宣布,将在2021年2月份公布一项改革WTO的提案。在这份文件中,许多内容都会是美国官员乐意听到的。
零和的方式不仅会损害中国的利益,也会损害美国的利益。贸易战已经损害了美国的经济并将美中关系复杂化,同时也毫无疑问地正在恶化这场新冠疫情。如果拜登真想对北京采取新的政策,那么眼前的任务不是“极其激烈的竞争”。美国对华应该以诚恳但务实的外交政策为中心。
拜登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寻求联合美国盟友,共同针对中国,但随着中国的影响力增长,美欧团结将是困难的。
德国慕尼黑经济研究所所长克莱门斯·菲斯特警告欧洲人不要参与美国政府的对华孤立政策。他说:“如果欧洲和美国试图在经济上孤立中国,将会给有关各方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拜登政府应该吸取50年来美国对华政策的核心教训:现实地关注保护美国利益所必需的地缘政治目标是最有效的,而实施政治工程以推广美国价值观的努力则是最糟糕的。
本文探讨了后疫情时代中的地缘政治秩序,以及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BIMSTEC)在满足成员国最紧迫需求方面面临的挑战。
1月20日,乔·拜登宣誓就任美国新一届总统,表示将“修复盟友关系,投身国际事务,在和平、进步、安保领域力争成为强有力、值得信赖的伙伴”。这是与特朗普“美国第一”主张的一次诀别。
20世纪70年代,苏联人大举投入军费,试图在军事投资上赶超美国。他们失败了: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经济破产了。中国不会犯同样的错误。中国的长期博弈似乎是为了提高经济实力,以抵消美国在军事上的统治地位。
尽管非传统挑战无疑会在未来几年进一步融入传统安全挑战,但不应低估亚洲安全格局的复杂性,因为新冠病毒已将亚洲带向关键时刻。实际上,传统和非传统的不安全因素必然会导致新巨头的出现,该地区将需要通过设计新颖的、多层面的工具来实现平衡。尽管如此,即使在疫情之后,中美之间脆弱的平衡仍将是亚洲不安全的核心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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