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英国《金融时报》近日报道，随着今年上半年中国海外并购激增，外媒“中国买断全球”论调甚嚣尘上。这一方面是国内外统计数据的口径差异所致，同时也应客观分析其背后的多种驱动因素，如：少数案例形成的异常值扰动、宽松资金面的支持、人民币汇率承压下的资产配置，以及对外投资审批环节简政放权释放了企业海外投资活力等。对中国而言，应重点关注海外并购大幅增长过程中的企业债务和国有资产流失问题，而不必过于担心其可能带来资本流出问题。

一、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国内外数据相差悬殊，主要是统计口径存在差异。对于外媒报道的一季度中国海外并购总规模将近千亿美元，超过去年全年，中国商务部澄清认为，今年一季度，中国企业实施的海外并购项目共计142个，实际交易金额165.6亿美元，不足外媒报道的20%。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统计口径的差异——商务部公布的是已完成交割的中国海外并购交易，而外媒公布的数据则囊括三类：一是已完成交割的中国海外并购交易；二是新宣布的中国海外并购交易（这些项目可能仍处于商业磋商阶段）；三是中外双方基本达成并购意向，但还需要通过相关国家政府部门安全审查的交易。

二、外媒公布的数据与商务部公布的数据不具有可比性。一是从宣布并购、到双方磋商、再到政府审批、直到最终完成，耗时较长且中间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外媒的数据口径极易造成重复计算问题。按照已完成并购交易为数据口径，更能反映中国海外并购的现实情况，避免重复计算等造成数据偏误。二是部分企业海外并购使用是注册在离岸金融中心的子公司，如果该并购交易完全在海外市场融资完成，就不在中国国国内监管机构的统计范围之内，但许多东道国仍认为这是来自中国的投资，从而造成数据差异。

三、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一是少数巨额案例形成异常值扰动。2月3日，中国化工集团宣布斥资428亿美元收购瑞士种子和农药巨头先正达，是一季度已完成并购金额165.6亿美元的近3倍，大幅拉动了中国对外并购的整体金额。二是宽松资金面的支持。自2015年下半年以来，在宽松资金面的支持下，部分企业能接触到低成本的贷款，实体经济投资意愿有所回升。然而，受国内诸多行业产能过剩、资本市场不稳定因素影响，国内资产不足以支撑企业的需求。相较之下，目前全球经济尚处于复苏期，存在大量优质低估值企业，促使资金充裕的中国企业将目光投向全球。三是人民币汇率仍将承压，企业加强海外优质资产配置以抵御风险。去年“8.11”汇改的初衷是增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程度，但却在海内外引起了巨大震荡。虽然央行在离岸和在岸市场进行了大规模的外汇干预，促使市场对人民币过于悲观的预期得到修正，但企业忧虑人民币仍将承压，从而加强了海外优质资产配置以期抵御风险。四是对外投资审批环节简政放权，释放了企业海外投资活力。在国家有关部门努力下，“备案为主、核准为辅”的管理模式得以建立，境外直接投资项下外汇登记改由银行直接审核办理，一系列对外投资监管领域的简政放权大大增强了市场活力。

四、中国海外并购呈现四大特点，或将减轻资本外逃隐忧。梳理一季度前十大已完成项目情况，可以看出中国海外并购的趋势特点：一是国有企业占主体。在前十大交易中，国有企业海外并购7起，并购金额占比76.2%，其中，地方国企占48.6%，央企占27.6%。国有企业在海外形成的资产仍在国资委监管下。海外优质的战略性资产或重要的资源类资产，还有利于提高中国国有企业的全球竞争力，助力国内经济转型升级。二是国家和行业分布显示海外并购并未出现大规模异常流向。除了一起（中国广东核电收购Mastika Lagenda有限公司）在马来西亚外，前十大交易中的九起均在发达国家和离岸金融中心，包括开曼群岛3起，美国、澳大利亚各2起，德国、瑞士各1起，且开曼群岛的3起交易全部由国企完成。三是中国整体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及其占GDP比重仍较低。中国已是全球第三大对外直接投资国，但存量占全球的比重只有3.4%，不仅低于美国的24.4%，也远低于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等发达经济体。此外，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占GDP比重同样偏低。2014年，流量上，中国、发展中国家（不包括中国）和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占GDP比重分别为1.15%、2.23%和2.24%；存量上，这一比重分别为7.25%、25.79%和43.75%。四是中企海外并购的结构不断优化，“走出去”有望对国内经济转型升级发挥重要作用。近年来，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由原来产能过剩的能源、矿产、化工等领域转向互联网、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等新兴领域以及金融业和先进制造业。在一季度前十大对外并购中，没有一笔是资源类投资。境外并购已经成为中国企业高水平参与国际分工合作的一种重要方式，对提升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服务国内经济转型升级，发挥着重要作用。

总之，相对于对中企海外并购大幅增加所带来的资本流出的担心，中国更应关切的是中企海外并购过程中的企业债务和国有资产流失问题。为此，政府应当鼓励企业海外并购进行多元化融资，降低对国内银行资金的依赖，反对高杠杆并购。同时，加强国有企业海外投资项目的规范和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