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互联网与大众社交媒体的快速发展,推动全球文化交流的范围、强度和速度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虽然源于拉丁文culture的“文化”一词,原意是耕作、培养、教育、发展与尊重,但在实际的文化交流中,却往往出现了文化对抗、文化冲突。尤其一些西方国家凭借经济、科技、政治和军事等领域的优势,以“西方文化中心论”的立场,贬损和牺牲其他非西方文化的价值观和传统,我们希望全球文化达到多元并存、多元共生的状态殊为不易。

中国政府自2013年底推出以互利互惠、合作共赢为主题的“一带一路”倡议之后,更有部分西方国家抹黑这一倡议,认为中国此举是希望恢复朝贡体系,进行经济殖民。

部分西方舆论之所以对“一带一路”倡议进行抹黑,一方面固然是出于政治目的、现实利益冲突的考虑,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文化冲突。例如在西方人的文化理念里所理解的朝贡体系,和中国人所理解的朝贡体系,就有很大差别。

这是因为在英语世界的概念里,无论是nation、county,还是government都各有所指,nation指的是民族,county指的是国家,government指的是政府,但在汉语的概念里,这些英语的单词可以统称为“国家”或“政府”。

英语和汉语两种语言上的差异,背后是中国和西方不同文化的假设和意义。中国的一贯文化理念,追求的是“和而不同”,讲究的是“一种文明,多种体系”,只要认同一个中国,实施哪种制度均可,例如港澳地区“一国两制”就是“和而不同”的实例。但西方的文化理念,追求的则是“一种体系,多个国家”,讲究的是“均一”、“同质”,只要实施资本主义制度,组成多少个国家都可以。

中西方文化上的这类冲突,是西方国家对“一带一路”出现了不同的理解甚至误解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国政府未来在进一步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中,要减少文化上的冲突,寻求文化共生,至少应在以下三个方面着力,消除误解,为“一带一路”建设营造更加良好的国际环境。

一方面,不应只强调多元文化,文化共生更需要创新。如果只一味疾呼文化的多元性,容易因自身的私利、个人的局限,反而让文化冲突加剧。从历史上看,基督教文化和伊斯兰教文化,起源于叙利亚文明和希腊文明二者解体后重构而成的“文化混合体”,这两种文化本应更容易互相沟通、互现融合,可是在近代,由于西方国家对伊斯兰国家推行的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基督教文化事实上已经将伊斯兰教文化推向了冲突的对立面。

我认为,文化不能仅强调多元,应该更加强调共生。“共生”概念是由德国真菌学家德贝里在1879年提出的,暗示了不同种属之间某种程度的永久性物质联系。只有各方有感于大家都是共生连结的共同体,才能以更宽容的态度,看待彼此的不同,推动文化共生。

中华的文化,要与其它文化长期共生,需要有创新思维,其中澳门特区成功结合两种不同文化而创造的第三文化的经验值得借鉴。在澳门,由不同种族、不同习俗、不同信仰和不同文化的民众,以其各自的方式,各美其美,美美共生,诞生了既不同于中华文明,又迥异于西方文明的多元、包容、和谐的“澳门文化”。

因此,在“一带一路”的建设过程中,不应将中华文化强加于其它文化之上,也不应刻意彰显中华文化的优胜之处,而是要以“双向车道”(two-way street)的平等、互利的态度,让中华文化与沿线国家的不同文化之间,各美其美,共生共荣,以及采用创新的思维,主动把中华文化与其它多元文化进行大融通,创造出互相促进、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新文化。

另一方面,中华文化对外传播中应加强双向沟通。由于文化认同、文化共生,往往具有奇异的力量,可以打破地理的界限,甚至促使受众对境外的某种文化认同程度高于自身文化,这种效果过往在美国、日本和韩国的流行文化中已多次被证实。

因此,中华文化要得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认同,进而推动各方文化走向共生,我国外宣媒体在海外宣传中,要摒弃过去在国内惯常的单向“灌输式”传播模式,应考虑加强双向互动、双向沟通,以形成良性互动的合作格局。

具体而言,在“一带一路”的文化融合、共生过程中,我国可先与沿线国家有近似性的少数民族进行文化传播、交流,讲述更多软性的中国故事,同时展示中国文化的精品和深厚底蕴。另一方面,要令沿线国家对中国推行“一带一路”的未来增强信心,

我国更应多考虑加强在文化领域的双向传播,即除了对外传播外,也多向国内传播、借鉴其他国家的优秀文化,增加国民对这些国家的了解和兴趣,这才能实现文化上的包容、相互促进和共生。

第三方面,要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共生,需要进一步发挥政府、智库及文化产业界等机构相互结合的作用。具体而言,学术界、智库首先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对象国的文化、历史,进行长期研究,有大量的知识储备,其次,政府及政策制定者要最大限度地运用起这些知识,以此进一步促进、加深中国与沿线国家文化交流。中国文化产业界的任务,则是在前面的铺垫之下,加强与沿线国家在产业领域的合作和贸易。

这是因为文化产业不但越来越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也成为了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文化产业领域的合作,这不但比单纯的海外宣传更能推广中华文化,达到润物无声的效果,还能扩大双方文化产业的国家贸易额,通过加强双方在文化商品上的物质联系,以提升当中附加的文化价值观念的推广力度,从而促使双方文化进一步融合、共生。

简而言之,“一带一路”倡议应建立在文化共生而非文化冲突的立场之上。要在文化交流上进行创新、增强双向沟通及增进文化产业合作,才能为中国与沿线各国文化共生疏通渠道,并进一步利用文化上的交融和共生,为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经贸、金融和政策等方面的互联互通,乃至民心相通担当桥梁角色,更好地推动“一带一路”的全面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