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通常的说法，国际传播是指“主要依靠大众传播媒介进行的跨越国界的信息传播”。就一般性的技术应用及信息走向而言，这个界定具有普遍意义；而当视线转向复杂多变的国际关系格局和国际舆论环境时，该界定就显然缺乏阐释力了。大量事实表明，国际传播不仅是一种跨越国界的信息传播活动，同时也是国际政治、国际舆论斗争的一部分，其核心是话语权。也就是说，国际传播效果的优劣， 一方面取决于一国发出的信息能否在他国顺利落地并被接受；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方面）则取决于该国的传播理念及话语能否被国际社会理解、信任，入脑入心，达成共识。
如果说话语权是权力在话语实践中的体现，那么国际话语权就是国家权力在国际政治领域中的体现，它反映了各个国家在国际社会权力结构中的地位与影响。如果一个国家在这个权力结构中拥有话语优势，它的思想、主张连同利益诉求就可以通过广泛传播大行于天下；相反，如果一个国家在这个权力结构中不具有话语优势，它的对外传播就会举步维艰，难以达到预期效果。
长期以来，由于历史、现实双重因素的影响，西方话语在国际舆论场上始终居于主导地位，相形之下，中国媒体则常常处于不利地位，难以摆脱“有理说不出” “说了传不开”的窘境。正因为如此，党中央从国家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建构的角度出发，提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要求，话语能力由此成为我国重点媒体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中的一项“核心能力”。
一、实现强国之路，必须掌握国际传播中的话语权
法国哲学家、社会思想家米歇尔·福柯认为，话语从根本上说是一种聚合、建构的过程，具有系统性、历史性与连续性的特点。回溯历史不难发现，无论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如何，经历了怎样的发展阶段，在它由弱国向强国转变的时候，都伴随着一个话语建构及至最终掌握话语权的过程。
我们以世界第一强国美国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美国独立之前，一直处于英国的殖民掠夺和高压统治之下；即便获得国家独立，经济上有了长足的发展，美国仍然被英国人（以及欧洲人）所鄙视，认为它缺乏历史和文化。为了扭转这种局面，美国人开始利用舆论的力量构建自己的话语。在早期美国的报刊上，人们经常可以看到“只有一个伟大的民族才能胜任这项大业”之类的豪言壮语；美国《民主评论》和《纽约晨报》创始人约翰·奥沙利文更是提出了“天定命运”的口号，这一口号很快被美国舆论界接受并广为传播，成为鼓舞民心、打造美国精神、树立国家形象的利器。
与此同时，美国思想界也逐渐意识到，一国领袖，尤其是开国领袖代表着这个国家根本制度的合法性，因此，尊崇华盛顿与认同美国是一致的。对于美国这样一个尚未形成厚重历史的国家来说， 强化对于开国领袖的崇敬，将他树立为典范，是激励美国精神最有效的办法。这一理念很快成为媒体和舆论界的共识。尽管华盛顿在世时没少受到媒体的谩骂与指责，但是在他去世以后，媒体却高度一致地将美名和赞誉献给了他。从《华盛顿的美德》、《乔治·华盛顿的生平事迹：引人入胜的趣闻轶事、本人的荣耀和青年的榜样》的出版，到华盛顿诞辰 100周年全国各地纪念性文章和传记作品的陆续问世，再到华盛顿思想的整理、加工、学习，到处都充满着对华盛顿的溢美之词。美国媒体及思想家们用了几十年的时间来建构华盛顿精神，对这位开国领袖进行了全面的神化。而这一切无非是想告诉欧洲，告诉全世界：伟大的人物和伟大的业绩注定产生于美利坚，产生在美国这样一个孕育了华盛顿的伟大摇篮里。其结果是，在颂扬华盛顿的同时，美国建国的意义、美国精神以及美国文化逐渐得到认可、尊重与弘扬。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欧洲各国遭受了巨大打击，导致世界格局的变化。大洋彼岸的美国非但没有卷入战争，反而大发战争横财，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初步拥有了全球领导者的经济实力。为了赢得霸权地位，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十四点计划”，试图以区别于旧殖民体系和大国均势理论的框架重构国际秩序。面对美国的崛起，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多有不甘并竭力维护原有的统治地位，致使美国建构世界新秩序和全球话语体系的努力以失败告终。
二战以后，美国凭借军事、金融与贸易方面的优势，取得了对欧洲乃至世界体系的支配地位。依托强大的经济实力，美国将自己认同的“自由”“民主”“人权”等理念作为一 种“普世价值”向全世界输出，而将那些与美国民主制度不同的国家视为异端或政治敌手。与此同时，美国还大力进行文化输出，其文化产品负载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对世界各国民众，尤其是青年一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外，根据《大西洋宪 章》的有关规定，联合国得以创立。为了达成战略目标，美国多次将自己的意志转化为联合国决议，向世界各国发号施令，联合国也一定程度上成为美国建构全球体系的一个支撑性平台。为了应对战后共产主义的“扩张”，美国还在欧洲成立了“北约”组织，在亚太地区建立了以美国为中心的“轴辐体系”。通过以上布局，美国成功建构了辐射全球的信息传播体系，拥有了绝对的话 语权。
冷战是在以美国为主导的“北约”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主导的“华约”社会主义阵营之间展开。为了在冷战中赢得主动，美国政府除了采取军事、经济、外交手段之外，还把心理战作为与苏联交锋的“ 第四种选择 ”。1950年 7月 20 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出台了一份文件，题为《国家心理战计划》（编号为NSC74） 。该文件明确提出美国对苏心理战的目标：通过各种心理手段影响“ 铁幕”后苏联军民的心灵与思想以动摇苏联军事、政治和经济基础，使其不再对自由世界构成威胁；迫使克里姆林宫改变其国际关系，瓦解克里姆林宫权力集团赖以控制其他共产党国家的联盟；通过各种方式影响卫星国民众以削弱苏联对这些国家的控制和干涉，迫使这些国家的民众对西方世界产生向心力…… 冷战的结果是“ 华约”解散，苏联解体，两极格局结束，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其世界话语霸权地位也由此确立。
冷战结束后，原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改制、瓦解，中国则在这场大变局中逆势而行，并以改革开放为动力，实现了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这是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不愿意看到的结果。不仅如此，西方国家还将中国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视为异端，认为中国和苏联一样具有危险性。因此，冷战结束后美国即把中国作为潜在的竞争对手，针对中国设置了种种话语，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 中国威胁论”和“ 中国崩溃论”。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中国崩溃论”不见了踪影，“中国威胁论”则不断变幻出新的花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先是将中国界定为“ 竞争者”（competitors），继而升级为“ 对手”（rivals），针对中国的战略防范和舆论打击也全面展开，这些在美国对华贸易战中已有充分体现。在当下新冠肺炎疫情中，美国总统特朗普更是将中国作为必欲打击的对象， 把美国自身防控不力的责任甩给中国。一些美国政客还提出追责中国、让中国给予赔偿的无理要求。 在“ 追责赔偿”的议题设置下，英国、德国、意大利、澳大利亚等多个国家的议员和民间团体先后提出起诉中国、赔偿“损失”的诉求。
二、国际传播中的底气与自信的核心来源
凡此种种不能不让人心生疑窦：长期以来美国为什么能够在国际舆论场上呼风唤雨、纵横捭阖，成为议程设置的主导者和全球话语的“带风向”者，并且总能如愿以偿？它的底气和自信来自哪里？
在我看来，这个底气和自信就是共同的价值观。
简单地说，价值观是人们基于某种思维定势对事物做出的认知与判断，它一旦形成就会主导人的态度与行为，具有恒久性的特征。因为价值观对于国家认同具有重要意义，美国政府将其纳入国家外交战略中，形成了“价值观外交”。回顾历史不难发现，自威尔逊总统当政以来的一百多年间，价值观外交始终是美国外交的一条主线。从威尔逊 的“十四点计划”，到罗斯福的“四大自由”、二战后的马歇尔计划、尼克松的“多中心合作”、卡特的“人权外交”、克林顿的“民主理想”等等，美国一直谋求“给世界树立一个自由与民主的榜样”，并试图以美国的民主制度改造世界。正如奥巴马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2010）中所说， “从过去到现在，我们的价值始终是我们最宝贵的国家安全资产”。在这份报告中，“我们的价值”（ourval- ue）与“普世价值”(universalvalues)是互替使用的概念，这也充分表明 二者之间具有同一性。
那么，美国是如何将一国价值转变为共同价值的呢？
首先，与美国历史上的援助战略有关。
以“马歇尔计划”为例。作为美国援助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马歇尔计划”是二战后由美国国务卿马歇尔提出的欧洲援助计划，也称欧洲复兴计划。事实上，“马歇尔计划”带有浓重的冷战色彩，体现了美国试图通过经济手段把复兴欧洲与遏制苏联结合起来的战略意图。在实施援助的过程中，“马歇尔计划”附加了许多不平等条件。在经济上，它一方面促进了战后欧洲的复兴，同时也加深了欧洲国家对于美国的依赖；在文化上，它通过大众传媒、影视产品以及各种消费品等推行美国价值观，抵制和打击左翼思想在欧洲的发展。由于欧洲国家在战后重建中有求于美国，它们不得不以牺牲部分主权为代价获取经济援助；美国则通过“ 马歇尔计划”掌控了欧洲国家的经济、政治命脉。
战后美国对亚洲、中东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同样如此。细察之下不难发现，美国发展援助（特指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援助）史上的任何一个重大决策，无论是杜鲁门总统的“第四点计划”，还是肯尼迪推出的“ 争取进步联盟”及和平队，亦或是小布什政府的“千年挑战账户”，都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按照美国模式和标准塑造受援国的经济和政治体制，冷战结束后这种情况尤为明显。例如小布什政府推出的“ 千年挑战账户”，明确规定了受援国在市场经济、政府治理、人权方面所应达到的标准。为了争取美国的援助，一些发展中国家不得不按照这些标准对本国经济乃至政治体制加以改造。
其次，与美国的战略结盟有关。
美国与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因共同利益而结盟，例如二战后形成的国际情报联合 体“ 五眼联盟”，上个世纪 70 年代中期形成的会晤机制“ 西方七国集团”首脑会议，以及前面提到的美国在亚太地区建立的“ 轴辐体系”等。美国的军事同盟主要是“ 北约”组织， 拥有 30 个成员国，主要任务是就国际重大的政治问题进行磋商， 研究和制定统一的战略及行动计划，举行各种军事演习等等。由此可见，作为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拥有很多同盟者与追随者。这些国家和美国有着共同的价值体系和利益关联，有着相近的战略目标，因而在国际舆论方面常常与美国高度契合，易于形成对某个国家的合围之势。
第三，与美国的信息资源优势有关。
从历史上看，早期殖民扩张的过程，就是西方国家本着“ 先到先得”的强人法则在世界范围内攫取各种资源，包括信息资源的过程。长此以往，国际传播领域中的信息走向便呈现出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流动的特点。先发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后来居上的美国利用其语言、信息渠道、技术手段等方面的优势，通过他国媒体对其信息、信号的二次传播、多次传播，将本国的信息产品连同价值理念传遍全球，影响、制约着世界范围内的广大受众对于某个问题、某一事件甚至某个国家的看法。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认知、判断与评价，就是在这种历史性的建构中被格式化的。一些与中国关系友好的国家或处于中立状态的国家，其媒体报道同样充斥着对于中国的负面评价，原因即是如此。
这就使我们更加明确了一点：国际传播领域的较量归根结底是价值观的较量。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价值观是国际传播体系建设的突破口与立足点
如前所述，美国的国际传播（话语）体系是以其价值观为基础建构起来的。这一话语体系具有某种结构性特征，它以自身经验强制性地嵌入其他国家的制度与经验中，却不相信、不承认、不接受超出自身经验和认知习惯的事物，对于中国的看法即是如此。
中国用 40 年的时间走完西方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道路，贫困人口数量大幅度减少，却一直处于“普世价值”的悖论中：你讲贫穷、他讲价值；你讲发展、他讲价值；你讲富裕、他还讲价值，所谓“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以及各类变种都是这种思维定势的产物。这一思维定势与话语偏见不仅在很大程度上误导了国际舆论，也实际干扰着中国国内社会共识的达成。因此，中国国际传播体系建设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是突破西方话语体系的藩篱， 在世界发展新态势和多样性的发展格局中掌握话语权，打造基于共同价值观的话语优势。
毫无疑问，这个价值观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以应对人类面临的普遍性问题与挑战为宗旨的思想观念。它超越种族、文化、国家与意识形态界限，着眼于国际社会和平、发展、合作大局，符合《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成员国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原则。因此可以说，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一种理念、目标与愿景，更是一种价值观—— 人类社会共同的价值观。在当今世界“ 贸易保护主义”“政治孤立主义”“逆全球化”现象不断抬头，各种挑战、风险日益增加的情况下，这一价值观的意义尤为重大。
作为一种价值观，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与某些西方国家领导人的政治观念具有很大的不同。从历史上看，西方国家的价值体系（包括话语体系）是在西方文明中心论的基础上构建而成的， 之后又增添了冷战色彩，具有某种框架性的特征。它具体表现为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非此即彼， 非黑即白。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也必然投射到国际关系和国际话语中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意识形态偏见和话语编码即源于此。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具有科学的方法论支撑，倡导求同存异，共谋发展，反对孤立、静止地看问题，突破了非此即彼、二元互斥的思维模式，为思考人类发展问题提供了全新视角。从战略角度看，这也正是中国国际传播（话语） 体系建设的突破口与立足点。
四、构建有思想性内涵的国际传播话语体系是当下的重任
目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理念已经在较大范围内被知晓与认可，并且作为世界和平发展的目标与愿景被联合国决议、安理会决议所采纳。这是令人振奋的。那么， 如何进一步扩大“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的国际影响力，使之被更多的国家所认可与接受？
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一个孤立的口号，而是与“ 一带一路”共建相互支撑的。
换句话说，“一带一路”共建是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实践层面的推进，二者具有“内而思维，外而行事，皆达正鹄”的逻辑关联性。这就要求参与“一带一路”共建的中国企业深入了解所在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及施政主张，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与丰富性，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寻找彼此的共通点，并将这种交流从物质层面上升到精神、心理层面，充分体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
无需讳言，近些年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屡屡唱衰“一带一路”倡议，抹黑中国企业：起初蔑称中国搞“新殖民主义”，后又指责“ 一带一路”项目制造了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陷阱”。美国的议程设置一定程度上主导了国际舆论，对于“ 一带一路”共建的推进产生了负面影响。为了最大限度地消除国际舆论中的误解与歧见，中国企业需要进一步加强与所在地民众的沟通、交流，在保证共建项目顺利推进的同时，为当地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做好“ 惠民工程”；与此同时，企业也应通过各种渠道和平台把我们的诚意与善意释放出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以往我们的一些企业在这方面缺乏动力，也缺乏有效的信息沟通手段。但是今天的情况毕竟有所不同，在中国面临新的国际关系格局和新的舆论环境的当下， 企业应该担负起自己的责任，发挥好传播主体的作用。因为从整体上来说这关系到国家形象，而不是局部性的问题。
其次，中国应以增进人类福祉的实际行动诠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与深意。而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中国以自己的不懈努力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做了最好的诠释。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国政府与世界卫生组织始终保持密切接触，及时向它通报疫情信息，分享病毒毒株的全基因组序列，为各国科研人员共同研制有效药物和疫苗、开发诊疗工具提供了有力支持。中国还与欧盟、非盟、东盟、上合组织、加共体等建立了沟通机制，与国际社会进行技术层面的合作，包括及时提供疫情信息和防控诊疗技术，通过视频会、电话会等多种形式加强中外专家交流，分享经验与信息。当中国自身疫情控制逐步稳定、全球疫情面临严峻局面的危急时刻，面对来自多国的援助请求，中国开始向疫情严重或医疗条件薄弱的国家提供帮助。据新华社 5 月 11 日报道，中国已经或正在向 15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急需的医疗物资援助，并积极为各国在华进行商业采购提供便利。中国还向多个国家派遣了抗疫医疗队，协助抗击疫情。这一患难中形成的合作机制一方面为世界范围内公共卫生领域的合作提供示范效应，同时也使“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通过中国的切实努力和行动，在世界范围内得以传播。
当然，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 中国受到来自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战略防范和舆论打击，对于我们的抗疫努力和外援行动、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传播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这也提示我们，作为蕴含着中国智慧的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传播不可避免地受到来自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的排斥与打击，非一朝一夕之功， 需要进行长期努力。对此我们应有充分的心理准备。
需要指出的是，在将“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到具体行动中的同时，我们还应进一步深化对于这一共同价值观的认识，真正做到知行合一。这就要求中国的对外传播及涉外话语尽可能摆脱局限性， 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面—— 国际化层面。
从目前的情况看，无论中国政府还是媒体都在进行这方面的努力。但是问题仍然存在，并直接导致我们在国际传播实践中的行为偏差。具体表现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要求我们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说话，说共同的话， 然而国内一些传播者的思想观念却仍然停留在传统时代，表现出与大国气度、大国责任不相符的“ 小我”意识，和自说自话、自娱自乐的叙事特征。例如在有关新冠肺炎疫情的报道中，绝大多数主流媒体能够对客观事实作出理性分析与评价，但是也有个别媒体调门过高， 刻意强调疫情数字上的此消彼长， 制作了“ 中国以外×××× 例，反超了！”的大字标题；有些公众号甚至以煽情的语言大发感慨：“这是开 卷考试，都来抄中国作业！”“XX国 家为什么不抄中国作业？”“你们怎 么连抄作业也不会啊？”等等，充满了嘲讽味道，与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极为不符。平心而论，从中国的抗疫成效中获得爱国自豪感无可非议，但是走向极端就不可取了。在信息全球传播的当下，这种言论甚至有可能对国家的外交政策和外交努力带来直接影响。有鉴于此， 中国的国际话语体系建设亟待上升一个层面：由战术层面上升到战略层面，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价值观的引导下对话语资源进行组织建构，形成超越语言、言语范畴的、具有思想内涵的系统性的“陈述群”（福科语）。
综上所述，美国国际传播的底气与自信来自基于“ 清教使命论” 和“种族优越论”的“天定命运”“天赋使命”情结，以及广泛结盟之下的共同价值体系；中国的国际传播底气与自信则来自国家综合实力的不断提升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目前，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国要素已经越来越多地融入其中。面对新的机遇与挑战，党和国家领导人站在全球战略的高度来思考和规划中国的发展，形成了与时俱进的全球化思维格局。基于这一思维格局，中国在内政外交方面不断推出新的举措，立足于地区和全球战略的新思想、新理念也相继提出。这些新思想、新理念不仅是中国改革开放 40年来的一种自我超越， 也超越了长期以来占据国际社会主体地位的西方思想体系和发展模式。这种超越性的发展格局要求我们改变以往在国际传播中的“后卫心态”和以西方为中心反观中国的视角，树立大国自信，掌握话语权。这也是由世界大国向世界强国迈进的中国在国际舆论场上的必然选择。当然，中国在进行对外传播和话语建构时应当避免两种倾向：妄自尊大和妄自菲薄，二者都是缺乏自信的表现。我们既要坚持原则，敢于发声，向世界表明自己的态度，又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讲究战略战术，以大国心态从容应对，以包容、和平、理性赢得尊重。（原文发表于《新闻与写作》2020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