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全球疫情依然胶着，持续时间和扩散范围仍难确定，但随着中国渐回常态、欧美国家开始趋缓，疫情后世界格局的走向正逐渐清晰。可以观察到的是疫情正“让历史加速”，一些已有的趋势会提前成型，可以预见到的是这种加速也会催生出新的思想和行动来“改写历史”。在疫情冲击形成的历史湍流中，会有更多的观念冲撞和行为抵牾；在疫情起伏导致的世界失衡下，会有更多的风云际会和折冲樽俎。是回到“更糟糕的昨天”还是走向一个“不会更糟的明天”，取决于我们现在如何看待和对待这个世界。

世界正积蓄触底反弹动力

疫情带来的最直接影响，是个人和社会生活的常态被打断，经济和政治的运行轨迹被打乱，国际关系的既有平衡被打破。个人和社会生活要回归常态，需要逐渐克服对病毒的恐惧，改变日常生活习惯并留意社交距离。经济和政治运行要恢复正常轨迹，需要休养生息，增强韧性并调整政策议程，补齐体制短板。但国际社会要从失衡失重状态下解脱出来，则需要耗费更长的时间、经历更大的周折、付出更大的代价。

在疫情冲击之下，此前已经出现的变化让世界失衡的风险进一步加剧：产业链供应链的暂停和中断让本就站在十字路口的全球化更受质疑；一些国家的“身份政治”回潮和保护主义抬头，让“民族(国家)利己主义”的政策和行为在疫情期间更加有恃无恐；大国间竞争的对抗性有增无减，并以政治化、污名化的形式延伸至公共卫生领域；全球治理领域的斗争更加激烈，多边主义受困，单边主义则更加肆无忌惮。

国际社会在疫情出现时不幸正处于自身系统紊乱、免疫力低下的时期，尽管有些免疫细胞表现出色但未能形成系统性的有效应对。疫情显然加剧了世界的失衡状态，对此最悲观的预期是公共卫生危机与经济萧条、地缘政治对抗相叠加，导致格局倾覆、秩序瓦解，出现比百年前的“昨日世界”更糟的状况。但正因为有了百年来的经验和教训，更因为全球化的经济基础已经扎根，不重复历史悲剧的意愿和不丧失共同利益的理智会共同作用，倒逼国际社会对疫情作出系统性反应。在格局失衡之虞下，世界正在为实现再平衡积蓄触底反弹的动力，如同人类社会终将把新冠肺炎疫情置于常态化管控之下，我们也需要为世界格局的再平衡找到可持续之道。

“经济区域化”渐成三足鼎立    

全球化的重置将为世界格局的再平衡提供必要的经济基础。疫情先后对东亚、欧洲和北美这三个世界经济枢纽形成此起彼伏的冲击，大范围的停工停业和难以同步的复工复产加剧了经济发展困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部分断裂也暴露出全球化布局的脆弱性。这一脆弱性被各国医疗防护物资的普遍短缺状况放大，不仅将在观念上进一步动摇此前全球化主要由市场原则决定的经济基础，还将强化疫情之前一些主要经济体已经开始谋划的产业调整方向，并在政策和行动上推动全球范围内的产业链供应链重组。这意味着全球化的经济基础将经历一次深刻的改造，世界主要经济体都将或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到这一进程中来，因此疫情过后全球化不会简单地重启(restart)，而是会出现要素更新的重置(reset)。

全球化重置在观念上意味着此前市场和资本原则主导、民族国家意识淡化的逻辑，将让位于维护产业安全、提升国际竞争力并服务于地缘政治竞争等多因素平衡的综合考虑。这种观念转变将直接体现在政治对经济活动的更多干预上，产业分工和布局规划将被植入更多涉及国家(地区)经济主权的概念，维护产业、供应、经济甚至政治安全等指标将被要求计入产业投资和布局的成本计算中，政府也将通过产业政策加以更明确引导并利用财政手段提供实质性支持。

在这种多因素平衡的政策驱动下，全球化的重置方向在政策和行为上将体现为“经济区域化”的优先发展，并可能取代现有的全球产业形态成为全球化新的经济基础和主要构造。美国着力打造的美加墨新贸易协定、欧盟推进的泛欧洲经济区和亚太国家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渐成三足鼎立之势，在此基础上可以拓展出更大范围的美洲自贸区、欧非经济合作圈以及欧亚大陆经济圈，这将预示着未来全球产业布局的新态势。

大国竞争和多极化加速

在全球化重置的经济基础之上对应的是疫情对国际关系和世界政治的冲击，大国竞争和多极化都进入加速态势。回归现实主义理念、提升综合实力并追求影响力范围，将成为今后一段时期国际关系和大国竞争的基调。科技和产业政策、治理体系和能力以及规则制定与话语权将成为主要的争夺领域，这已经在疫情期间的国际关系变化中得到体现和加强。

在国际政治层面需要应对的是，对全球化的改造是否会导致大国关系的“全面脱钩”，大国间能否在滑向无序竞争状态前逐步修复政治互信，以及在全球化基础改造、多极化态势增强的世界如何建立起新的被广泛接受的博弈规则。

以科技竞争和产业布局为支撑的经济区域化发展，意味着各方在中高端产业科技和价值竞争将更加激烈，但这将是一个渐进和曲折的过程，其前景不应是各地实行经济割据，因为这将完全丧失市场比较优势带来的利益，得不偿失。因此原有的全球化基础仍会发挥作用，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国际政治格局不会成为全面脱钩的“冷战”翻版，而是将在市场原则与政治安全关切之间建立起新的平衡。

在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竞争中，有关“民主与非民主”、“西方与非西方”的分野仍会时隐时现，但已经形成的全球性的文明交流和人员往来，会在西方内外持续形成“非西方化”潮流，并在国际社会进一步模糊和消解传统的观念对立。非此即彼、集团式的两极对立状态并不具备充分的意识形态基础。疫情期间出现的国际关系互动尤其是大国竞争更多地以舆论交锋的形式出现，这不仅意味着在规则和话语权领域的斗争趋于激烈，也表明修复政治互信并探讨建立新的博弈规则将是疫后国际政治的最大需求。

新旧格局之间的转换从来不是一蹴而就，新旧秩序之间的嬗变也非一夕之功，疫情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旧秩序与新常态仍将继续共处，国际社会应当共同努力，为这种复杂的共处态势作好准备并找到实现再平衡的可行途径。

（崔洪建 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