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德公司（美国）近期发表题为《美国在2020年为何需要新的外交政策》称，尽管距大选仍有数月时间，但2020年选举周期已如火如荼地展开，那些传统的总统竞选措辞———承诺一个更美好的崭新未来———被人喊得震天响。

然而，尽管作出了种种竞选承诺，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仍然存在。即使在新冠肺炎大流行前，美国就已面临一个日益严峻的战略困境：挑战越来越多，国际承诺日益超出兑现能力。自大流行病暴发以来，这些问题更是有增无减。因此，不管谁在2020年大选中胜出，美国外交政策的重大变化都会马上发生。

首先，在很大程度上，不论谁担任总统，使世界越来越令人难以确定的地缘政治动态都会继续存在。

即使特朗普被乔·拜登取代，美国面临的国际挑战也不会消失。毕竟，在很大程度上，特朗普政府和奥巴马政府对美国有哪些大国对手看法一致，而且国际秩序面临的许多威胁在本届政府上台前就已存在。

另外，除了谁是美国掌舵人，让美国的各个全球性的联盟感到不安的更深层力量都还存在。包括激怒欧洲的民粹主义、中东持续动荡的局面和教派暴力活动，以及亚洲因一个更强大、更自信的中国而感到的焦虑。

可以说，由于包括美国在内的多个国家优先考虑国内利益而不是联盟，新冠肺炎大流行对美国的各个联盟构成更大压力。不管谁在2021年1月20日出任总统，美国的对手很可能保持不变，但盟友可能会变，尤其是在涉及使用武力时。

其次，数字不会说谎。冷战结束时，美国及其欧洲和亚洲盟友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三以上。在新冠肺炎大流行暴发前，这一数字就已降至60%以下，而且预计到2030年将降至50%以下，而美国各对手的份额将升至30%。增长最快的国家包括中国，而相对下滑幅度最大的是欧洲和日本，从而使经济天平向不利于美国及其盟友的方向倾斜。

新冠肺炎大流行可能加速这些趋势。今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欧元区、日本和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将大幅下降，而中国在2020年将实现缓慢的正增长。换言之，美国及其盟友压倒性的经济优势将逐渐消失。即使美国经济恢复繁荣，也许还是无法完全扭转这一趋势。

第三，美国面临的安全挑战正趋向多样化。正如美国的大量战略文件表明，美国再次处于大国竞争时代。对美国的战略家来说，挑战不是如何与这个或那个大国竞争，或参与反恐行动，而是如何完成上述所有任务。重要的是，这些挑战都没有显示出消失迹象。

最后，一系列外部因素也在加剧。即使暂时将新冠肺炎大流行搁置一边，气候变化也将影响数以百万计的人，并增加各国的内部压力，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包括许多已在遭受不稳定和恐怖主义破坏的国家。与此同时，跨境共享信息越来越便利，加上舆论在制定政策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也许会妨碍美国民主联盟的行动，尤其是在针对美国的专制敌人时。

稳定的敌手加上不稳定的联盟、多样化的威胁、不断减少的资源和日益增强的外部压力可能造就一个更加容易点燃的世界，一个可能对美国的领导地位构成更大挑战的世界。美军可能会发现，为了应对众多威胁，自己分布在各地区的兵力越发薄弱。此外，正如一个两党委员会所发现的，在下一个十年，防务预算可能很难跟上步伐。

在新冠肺炎大流行前，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础就已经在承受日渐增强的压力。在新冠肺炎大流行暴发后，美国的外交政策也许已达到极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