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网站9月2日发表CNI新闻公司联合创始人、达卡论坛负责人阿什法克·扎曼题为《发展中国家可能率先摆脱疫情》的文章称，尽管病毒在全世界蔓延，但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管控疫情对身体健康和经济状况的影响时做得比富裕国家要好。与此同时，随着全球经济变得更加数字化、多极化并更具流动性，发展中国家可能会发现，疫情后的世界更容易接受它们的持续崛起。 

受益于过往疫情应对 

发展中世界部分地区在整个疫情期间表现较好，这主要归因于两个因素。首先，欧洲和美国暴发大规模疫情是在疫情传播的相对早期，这意味着它们做准备的时间较少。发达国家在面对新冠病毒时也掉以轻心，也许是因为它们认为病毒暴发是第三世界的问题。 

2016年，一项旨在检验英国应对疫情能力的演习发现，备灾工作存在漏洞，包括缺乏个人防护设备和医疗基础设施不足。这些漏洞从未得到填补，也许是因为寨卡、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中东呼吸综合征和猪流感是影响贫穷国家的突发紧急事件，富裕国家都得以幸免。但这种掉以轻心的态度意味着，在全球与新冠病毒相关的人均死亡病例数排名中，欧洲国家和美国占据了前十位中的六位。即便考虑到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病例数可能被低估，差别也是如此之大，以至于观察家们可以有把握地说，那些国家中有许多国家一定是做对了一些事情，而一些富裕国家却没有做对。 

以越南为例。越南迅速实施了公共卫生措施，如加强健康检查、旅行限制以及大规模隔离，而欧洲国家花了数月时间才实施这些措施。尼日利亚在仅报告100个病例的时候就采取了封控措施。与此同时，土耳其的病毒蔓延追踪和追溯系统已经落实到位，并且非常强大。这个系统是建立在几十年跟踪麻疹和其他疫情的经验基础之上的。这使得有8500万人口的土耳其能把官方死亡病例数控制在6000例出头。许多非洲国家都有过控制2014年埃博拉疫情暴发的经验，这些经验在新冠疫情来袭时肯定有用。 

理论上，孟加拉国———世界上人口最密集的国家———本应是受新冠疫情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但在本文撰写之际，孟加拉国的官方死亡病例数还不到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三分之一。这一成功有赖于在特定时期针对特定区域采取的明智的本地封控措施，以及政府最高层领导快速的远程医疗战略。 

习惯于面对严峻挑战 

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另一个优势是它们人口年轻，因为绝大多数重症病例以及为数更多的死亡病例发生在老年人身上。非洲的人口中位数年龄只有19岁，而欧洲是43岁。 

正如许多南方国家能够更有效地应对新冠疫情对健康的影响一样，它们应对疫情的经济影响也是如此。 

今年第二季度，英国国内生产总值萎缩了20%。据预测，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情况要好得多。因为其中许多国家在疫情开始之前增长比较强劲。例如，去年孟加拉国在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中排名第六，增速为7.9%。相比之下，英国的增速只有1.4%，这意味着它已经更接近于衰退。 

像孟加拉国这样的发展中经济体已经习惯于巨大的挑战。工人和工业部门可能更有适应力。下岗的制衣工人和关闭的工厂迅速转型生产个人防护设备，如口罩和面罩。另一方面，孟加拉国疫情之前就已开始对经济进行数字化改造的计划。由于这些计划，政府掌握了全国性远程医疗系统和向公民有效提供援助的工具。同样的基础设施使得大部分经济活动能够在整个疫情期间持续下去。 

像孟加拉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将因居家工作的普及而加速。如果一家公司的总部设在伦敦或纽约，其雇员居家工作，那么家与办公室的距离是10英里还是1000英里，区别都不大。长期受制于工作签证发放的人才和劳动力流动也可能发生变化。外包给自由职业者的工作与内部员工做的工作之间的界线正在变得模糊，最终可能消失。 

这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个好兆头。它们可能会看到，它们成为发达国家的宏伟计划早于预期取得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