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带一路”型塑亚洲秩序的目标

2013年10月24日、2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召开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此次会议是2006年以来我国首次召开的针对外交政策的重要会议,也是自1949年以来第一个针对周边外交的座谈会 。这次会议距离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提出“一带一路”仅相隔一个多月时间,充分显示了亚洲周边国家在 “一带一路”这一中长期中被提升到与大国同等甚至更重要的位置,可以说亚洲国家是 “一带一路“实施的基础和关键。中国对亚洲国家实施影响力的大小决定了“一带一路”推进顺利与否。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本文认为中国构想的亚洲秩序可以具体细化到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区域目标的扩大与完善。对“一带一路”这一历史概念的传承和超越显示了中国在强盛时期不同于西方 “霸道”的“王道”治理逻辑,在现今体现了中国重拾大国地位的宏伟目标以及中国崛起后与周边国家利益共赢的历史经验和外交政策良意。在历史上“丝绸之路”商路以中国为中心向外辐射,不仅展开了沿线国家的商品贸易往来,同时也由沿线国家共同保障和维护商路通道的安全。而商路通道的拓展与延伸,与中国的自身的经济繁荣和沿线国家的社会稳定密不可分。因此可以推论这一历史概念的再演绎包括了两个含义,即经济范围与运用经济实力提升影响力。一方面,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发展经验都集中在内部资源与内部经济结构的调整,随着“一带一路”的实施,经济发展的范畴将扩大到对整个区域和经济带资源的整合和结构调整,这无疑将进一步提高中国在亚洲的影响范围和权重。另一方面，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力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 。与亚洲周边国家的往来是以经济为先导,外交也是以经济合作的方式为主。在现有“一带一路”框架下,为了与周边国家创造更为全面和平衡的交往模式,外交,安全和软实力等因素并重提升到与经济并重的位置。

第二,与亚洲国家关系的转变。在前两任政府执政过程中,中国的外交更多的着眼于大国政治与全球视野,亚洲周边国家相比较之下有些冷门。在“一带一路”构想下,亚洲周边国家被置于与大国同样重要位置,与大国的关系也被放置到亚洲地区内重新审视。比如,与日本、俄罗斯和印度的关系从以往的大国政治逐渐转变成为在亚洲多边框架下的区域关系,中国与这三国的政治经贸往来也在东盟+3,南亚区域合作联盟,上海合作组织和东亚峰会等东亚,南亚和中亚的多边框架下进行。

第三,重拾中国亚洲中心国家的位置。“一带一路”将中国置于亚洲泛区域关系的中心位置,但这一中心位置并非封闭和排他性的,相反中方的态度是开放和包容的。尽管美国和俄罗斯并不属于亚洲国家,但中国认可与其在亚洲周边地区共存的现实。中方一直倡导的“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正是为了避免“一带一路”倡议沦为大国零和政治游戏。外交部长王毅将其解释为“以合作取代对抗,以共赢取代独占,不再搞零和博弈和赢者通吃那一套”。

二、“一带一路”的亚洲环境

“一带一路”于2013年提出,经过2014年广泛的宣传到2015年已经进入实施阶段。中国逐步推进“一带一路”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对亚洲周边国家和地区秩序造成了影响和冲击。ABS亚洲风向标第三波数据调查在2010-2012年间开展,而第四波数据调查则于2014-2016年开展,期间的民意动态变化恰好可以反映中国在提出“一带一路“提出前后,亚洲国家的民意变化。洲国家普遍认为中国在亚洲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在未来十年最有希望成为亚洲最具影响力的国家。随着“一带一路”的提出,绝大多数亚洲国家民众支持中国是亚洲最具影响力的国家这一看法的比率有所提高。对比未来十年与现在,所有亚洲国家认为中国将成为最具影响力国家的比率都有明显大幅提升。这一趋势体现了中国在亚洲被广泛认可的影响能力,且这一影响能力在“一带一路”提出后有了稳步的提升。而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亚洲国家,特别是东亚国家认为美国是亚洲最具影响力国家的比率与认为是中国的基本持平。

这反映了亚洲国家对于中美在亚洲地区共存的认可,但与此同时他们并没有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做出非此即彼地选择。随着时间的推移认为美国是最具影响力国家的比率开始降低。此外,亚洲国家,尤其是东南亚国家普遍认为中国对本地区和本国带来了积极的影响。在“一带一路”提出后,亚洲国家认为中国对本国带来积极影响的比率有所提升,而对本地区所带来的积极影响比率反而有所下降。这几组数据的比率和趋势显示,亚洲国家对“一带一路”基本持积极的态度,认可其对本国的积极影响却对本地区积极影响存疑,反映了亚洲国家不愿错过“一带一路”对本国经济带来的机会同时也对这一对本地区格局带来的影响在安全上表示担忧。 

三、 “一带一路”型塑亚洲秩序的手段分析

“一带一路“在形塑中国为中心亚洲秩序的过程中所使用的手段可以分为三个层面:历史概念的传承;国内外的连接以及大国关系的博弈。历史概念的传承主要使用威望的手段;国内外的连接主要使用经济引导的手段;而与大国关系的博弈主要使用的仍是引导,并逐步升级到主动防卫,但并未完全使用威慑的手段。这个三个层面被亚洲国家的接受程度决定了中国亚洲影响力-主导性方面的能力。下文将从这三个方面入手分析这三方面手段实施与受影响国家的接受度。

首先,“一带一路”是一个历史概念,很多学者认为重提这一概念蕴含了中华文明历史上王道思想超越西方现代国际秩序维度的“软权力”。与中华文化更接近的国家,比如同属儒家文化圈的新加坡和韩国,以及具有儒家文化背景的马来西亚对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力以及中国对本地区的积极作用更为认可和支持。但需要注意的是,与中华文化圈文化距离较远的国家,比如菲律宾和缅甸等国对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力和对亚洲的积极作用认可度较低。

这一文化背景下的数据差异显示亚洲国家对历史概念的解读与中方不尽相同。部分亚洲国家担心“一带一路”下的亚洲秩序是中国意在恢复华夷秩序,本国恐沦为藩属国的地位。此外,历史上丝绸之路的繁荣时期,是一个强大、先进、统一的中国与一个相对落后无序的亚洲,而当前“一带一路”的背景却是一个正在崛起过程中的中国与一个文化身份认同各异,历史问题仍未妥善解决的亚洲。因此,使用这一历史概念形塑亚洲秩序需要处理的不仅是经济领域与亚洲国家的联动,更重要的是增强亚洲国家对中华文化圈和历史史观的认可和认同。

第二,“一带一路”是以中国为起点向多个方向延伸连接欧亚沿线国家。亚洲国家在“一带一路”提出后更为认可中国对本国的积极影响,但对中国对本地区的积极影响认可度有所下降。这从另外一个方面验证了很多学者提出的亚洲经济安全二元格局现象。

第三,与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不同,亚洲不再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相反它已经与全球体系紧密的连接在一起。尽管“一带一路”所形塑的亚洲秩序是一个开放、包容的亚洲,且尊重传统域外大国,包括美国和俄罗斯在这一区域的存在和地位,但与中国的互联互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或削弱了部分国家与域外大国固有的连接方式和联系紧密度。

四、结论

尽管在“一带一路”提出后中国对亚洲的影响能力得到稳步增强,但衡量中国亚洲影响力不单单是中美影响能力的比拼,而是对现有资源实力运用的能力的分析。因此,以案例为基础衡量中国国家影响力不仅需要评估中国的国家影响能力,而且要分析受影响国家的态度以及中国为实现目标所投入的资源和手段。

对于除了大国盟友之外的大部分亚洲国家来说,作为一个自主的国家行为体,其决策是基于各自国家利益权衡后的举措,而不是遵循中美任何一方的态度。这表现在对于与亚洲国家利益相对较为无关的议题,比如中国的内政问题,这些国家往往尊重中国的态度和立场。中国国家实力增强后,亚洲国家普遍乐于借助中方提供的发展机会,对“一带一路”带来的经济合作普遍表示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