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青年世界报》12月22日发表德国外交政策网站编辑耶尔格·克罗瑙尔题为《衰落中》的文章称，回顾2020年的政治动荡，中国崛起，西方则在竭力维护自己的全球霸权。
对国际政治而言，2020年无疑发生了很多事件和活动，它们因全球力量平衡发生深刻变化而发生或是直接影响这些变化。中国在经历了两个世纪的虚弱期后重新崛起，目前正在塑造世界政治，美国试图利用肆无忌惮的权力斗争阻止中国的崛起。今年，这场斗争进一步升级。德国主导的欧盟在这场权力斗争中继续争取自己的世界性力量地位；这一点体现在欧盟今年对俄罗斯的敌对情绪加剧。土耳其的地区崛起变得越来越明显。而新冠疫情的阴影笼罩了这一切，并将对国际政治产生深远影响。
经济重心加速向东转移
新冠疫情进一步加速经济重心从跨大西洋的西方向东亚的历史性转移。即使没有新冠大流行，中国经济的增速可能也会大大超过西方国家。中国抗疫远比美国和欧盟成功，不仅挽救了无数生命，也让中国成为今年世界上唯一实现增长的主要经济体。根据不同估计，中国经济增速会在2%左右。
在与中国的权力斗争中，疫情使跨大西洋的西方不仅在经济上，也在政治上严重受挫。
早在3月，美国媒体就忧心忡忡地警告说，世界正滑入1945年以来首场严重的全球危机中，而美国不会在应对危机方面发挥领导作用。不仅如此，美国和欧盟在应对疫情方面的失败会打消很多人———不仅是非洲人，而且尤其是亚洲人———对西方无所不能的幻想，更糟糕的是，西方的行动能力将受到严重质疑。
反观中国，自春末以来，中国就几乎不再有新增感染病例甚至死亡病例。中国不仅在本国抗疫斗争中取得成功，而且自3月以来向很多国家提供了援助物资。中国的政治领导作用可能会因其疫苗得到进一步增强。花旗银行集团的调查显示，欧美国家研发的疫苗约85%被西方富裕国家买走，而中国企业不仅已开始向贫穷国家提供疫苗，甚至还授权部分国家自行生产疫苗并供应所在地区。美国和欧盟无法在物质上反击，就加紧煽动抵制中国，其关键词是“中国病毒”（美国）和“口罩外交”（欧盟）。
美国四处煽动对华敌意
在这一年中，华盛顿不仅对越来越多的中国官员实施制裁，还扩大了对中国成功的高科技产业的制裁。尤其是美国试图迫使华为屈服，从而将中国从前景广阔的全球5G网络建设中踢出局，这成为头条新闻。另外，中国还有一系列IT企业受到制裁。影响最大的或许是华盛顿有意阻止北京建立自己的半导体产业，这是中国工业的阿喀琉斯之踵。特朗普政府9月对芯片制造商中芯国际实施禁运影响极大，中国快速建立自己的半导体产业、从而尽早摆脱对西方技术的依赖在一定程度上就寄望于此。
如果说美国的制裁从长远看是为了使中国与西方技术“脱钩”，那么与此同时，华盛顿还加大了对中国的政治施压。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经常在全球各地出访时，逼迫主权国家放弃华为技术，而且无论到哪里都不忘煽动反对北京的“一带一路”倡议。除直接的军事威胁姿态外，美国海军加强在南海的巡逻和演习，目的也是挑起全世界对中国的反感。美国有时还故意激化事态，例如4月，中国和马来西亚因海底矿产资源发生摩擦，美国海军径自向该地区派出数艘军舰———自称是为了支持马来西亚。然而，到目前为止，美国尚未成功迫使东南亚国家公开对抗中国：对该地区而言，与北京的经济合作早已不可或缺。
当然，美国通过四方安全对话———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构成的松散组织———取得了一定进展。11月，上述四国军队首次在孟加拉湾和阿拉伯海举行大规模联合演习（“马拉巴尔2020”）。澳大利亚因在该地区猛烈抨击中国，早已赢得特朗普政府“警长助手”的名号。不过，印度邀请澳大利亚参加“马拉巴尔2020”军演是个新情况。印度虽然传统上自视为中国在亚洲的竞争对手，但长期以来，新德里一直不愿在权力斗争中公开站到西方一边。转折点在夏天，印中两国军队在喜马拉雅山区爆发冲突。印度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右翼政府随即展开了激烈的抵制运动，包括经济抵制、封杀中国的应用软件以及政治煽动。印度是会保持一定的外交政策自主权，还是心甘情愿成为西方的追随者，这是一个悬而未决但影响深远的问题。
中国出手反制西方制裁
另一个新情况是，中国2020年开始用立即反击的方式来应对西方的侵略。它今年首次对美国政客实施制裁，以回应美国的制裁。同时，中国开始瞄准美国企业———暂时是通知要拟定一份“不可靠实体清单”，被列入清单的实体未来可能受到制裁。清单不仅会包括损害中国国家安全的企业，还可包括违规歧视中国企业的实体。已受影响的企业包括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雷神公司和波音防务。
此外，北京10月通过了新的出口管制法。该法已于12月1日生效，严格监管中国制造品出口———为可能实施的禁运奠定了基础。面对澳大利亚不断增加的攻击，中国的反击堪称典范：中国已开始对澳大利亚主要出口品征收惩罚性关税，并完全停止进口该国的部分商品。这些措施戳中了澳大利亚的痛点———中国是澳大利亚产品最重要的销售市场。这些措施不仅仅是对堪培拉攻击的回应，也是在奉劝其他国家，仔细掂量自己是否愿意承担的后果。
欧盟追求军事经济“自主”
这一年，喜欢自称为“欧洲”的欧盟在追求充当世界性力量的过程中对中国采取了更加咄咄逼人的态度。其中一个表现就是9月德国政府正式通过的“印太指导方针”，它将成为欧盟印太定位的蓝图。同时这也是德国和欧盟与美国的区别所在，德国政府在“印太指导方针”中坚持继续与中国进行经济合作，这是考虑到中国作为德国工业销售市场和生产基地难以估量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柏林和布鲁塞尔不仅把中国列为“竞争者”和“制度竞争对手”，而且也列为经济伙伴。德国政府一直尝试拒绝抵制华为。但这并不妨碍它为中国投资设置障碍：优先考虑的当然仍是保护落后于中国的本国工业。
美国和中国都有庞大的互联网企业。而欧洲呢？没有。欧盟在全球芯片产量中仅占10%。如果柏林和布鲁塞尔想实现在世界政治中发挥领导作用的目标，就必须完善其工业的高科技基础，以避免依赖。与此同时———这不仅仅是经济独立的问题，建立欧洲武装力量的努力仍在继续，尽管“永久结构性合作”联合防务机制（Pesco）尚未取得预期成果。在这一背景下是否还要高声提倡欧盟“战略自主”的问题，最近导致巴黎（赞成）和柏林（反对）产生分歧。
10月，柏林推动欧盟允许非欧盟国家在特定条件下加入Pesco。这样可以将挪威和英国纳入合作机制，英国的军事力量尤其强大。德国联邦政府的目的是，让英国一同积极参与构建欧洲的武装力量。对英国政治精英而言，这个选项很有意义。他们在一些问题上（例如伊核协议问题）的立场大多与美国建制派不同，因此，在脱欧之后能够根据自身需求与欧盟在外交和军事政策领域密切合作。为此，德国、法国和英国在2020年成立了E3国家联盟。现在，英国与欧盟的联系已经不那么密切，它自然会打着“全球英国”的口号给自己保留其他选项。
在努力加强本国经济和军事基础的同时，柏林还着手采取防护措施，来抵御德国和欧洲经济所承受的外部压力。前不久，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的“特别小组”与德法两国共同提交了一份详细的草案，起因是美国采取了对抗欧盟的相应措施。这项草案就抵御关税和域外制裁提出建议，欧盟的多个委员会现在正讨论相关事宜。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在草案中提议建立具有制裁豁免权的欧洲出口银行，成立处理强制性经济措施的欧盟部门。
今年，围绕北溪天然气管道二线项目的冲突持续升级，最终美国对吕根岛的穆克兰港及其股东实施制裁，因为该港口可以用作铺设管道的物流基地。在这场围绕输气管道的激烈争斗中，受到威胁的早已不只是德国能源政策的利益，而是在必要时反对跨大西洋竞争对手并贯彻自主政策的能力。
欧洲对俄斗争毫无进展
然而，这场围绕天然气管道的纠纷丝毫没有改变柏林和华盛顿继续携手与俄罗斯争夺权力的事实。今年年初，美国计划举行“欧洲防卫者2020”大型军事演习，希望借此将部队从美国跨越大西洋部署到俄罗斯边境，德国在其中发挥枢纽作用。但新冠疫情迫使军演推迟。
就政治层面而言，这一年德国在对俄罗斯的权力斗争中毫无进展。10月，德国和欧盟以阿列克谢·纳瓦利内“中毒”事件为由，计划通过施加新制裁加大对俄罗斯的压力。自那以后，俄罗斯对于尽力争取与德国和欧盟合作是否还有意义表示怀疑。
尽管如此，今年1月初在筹备柏林利比亚问题会议之际，德国政府还从俄罗斯政府的支持中获益。过去几年，地中海的南部和东部邻国出现了许多倒退，例如叙利亚和利比亚。为了重新参与该地区的事务，柏林试图成为各方的调解人。但是，由于自身能力不足以办成此事，总理默克尔在利比亚问题会议召开前，曾在莫斯科得到俄罗斯总统普京承诺的支持。德国联邦议院自民党议会党团外交政策发言人亚历山大·格拉夫·兰布斯多夫随即赞扬德俄两国关系是一份“财富”。利比亚问题会议结束后，欧盟决定对这个北非国家实施武器禁运，此举导致欧盟与另一个地中海邻国土耳其的冲突升级。
土耳其扩大地区影响力
土耳其是试图利用全球力量转移和西方弱点提升自己权力政治地位的国家之一。在总统埃尔多安的领导下，该国一方面巧妙地依靠穆斯林兄弟会的反动网络，另一方面又依靠极右翼的泛突厥结构。在它们的帮助下，土耳其已经上升为叙利亚问题，特别是利比亚问题上发挥重要作用的大国；在此基础上，土耳其还在阿塞拜疆以及南高加索地区获得了新的影响。
尽管安卡拉几乎支持所有与俄罗斯的盟国发生冲突甚至战争的力量，但迄今为止，它一直成功地与莫斯科保持合作。双方都力争在没有西方干预的情况下解决冲突———这也是旧的跨大西洋列强全面衰落的一个迹象。最近，土耳其不仅在曾经属于奥斯曼帝国的国家中扩大了影响力，而且还开始在地中海东部建立海军基地。后者导致它不仅间接而且直接与欧盟对抗，欧盟反对土耳其在塞浦路斯和希腊诸岛以外海域的所有行动。安卡拉与布鲁塞尔之间的权力斗争进一步削弱了欧盟在地中海周围已经崩溃的影响力，在德国精英们看来，这也加剧了对俄罗斯和中国的权力斗争以及与美国的竞争：在力争成为世界强国的过程中，“欧洲”面临越来越多的对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