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世界政治评论网站4月7日发表题为《在中国问题上集体思考的危险》的文章称，在共识日渐达成之际进行独立思考，或许没有什么比这更困难、也更重要的事情了。很少有人具备众议员芭芭拉·李那样的勇气，在“9·11”袭击事件发生3天后，她是国会唯一投票反对《使用军事力量授权法》的人。那项法案授予小布什政府发动反恐战争的广泛的自由裁量权。 

美国有关中国的外交政策辩论也面临类似挑战。中国正崛起为与美国势均力敌的竞争对手。在应对这种挑战时，美国各界态度日益强硬，正形成一种更尖锐、对抗性更强的共识，而这一现象是相当令人惊讶的。与中国的战略竞争在过去四年里已经成为华盛顿特区一个被过度使用的流行语，关于中国的新共识正固化为集体思维的危险会越来越大。 

对决策者、分析人士和观察人士来说，挑战是双重的：既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构成的威胁，又不能屈服于压力而只看到威胁；既要承认争夺影响力这一现实，又不能屈服于压力而透过竞争棱镜看待一切。 

只看到威胁的危险在于，它可能造成自我伤害和非受迫性失误，同时让人看不清潜在的合作领域。这些危险中最主要的是镜像效应，即美国为了恢复公平竞争而采取中国的方法，尽管这些方法与美国的实力和价值观背道而驰。例如，为美国制造商“圈地”，或者为保护战略行业的技术等而出台考虑不周的产业政策，而这些做法会带来风险和潜在成本，最终可能得不偿失。 

美国政府有现成的促进战略科技研究的工作模式，历史上也善于推动技术突破的商业化，如果这些技术突破有良好前景的话。这一过程依靠私营部门来挑选赢家和输家。在应对中国不公平贸易做法和追求技术霸权的挑战方面，美国仍然应该以这些经验为基础。 

透过美中竞争的棱镜看待一切的危险在于，它把世界各个地区简化为竞技场，把各个地区的国家简化为奖品，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拥有自身利益和需求的行为者来对待。 

更宽泛地说，美国要巩固其全球地位、推进自身利益，方法有很多，而这些方法与中美竞争毫无关系。正如阿里·怀恩最近在世界政治评论网站的一份简报上解释的那样，美国的领导地位虽然在特朗普担任总统期间受到削弱，但对于解决一系列跨国挑战——例如应对气候变化和消除疫情影响——仍然至关重要。 

最后，制定战略竞争的框架通常会对一系列仍然悬而未决的问题给出假定的答案。第一个、或许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中国究竟希望凭借其新获得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实现什么目标。人们经常暗示或者干脆明示，中国的目标是用它自己塑造和领导的另一种秩序，取代目前美国领导的国际体系。但这是非常不确定的事情。中国是否希望取代美国成为现行国际秩序的领导者也是不确定的。 

可以确定的是，中国希望在今天的秩序中发挥更大作用，与其更大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相称。虽然中国的确对美国的价值观和利益构成真正的挑战，但我们应该预料到这是任何国家在类似情况下都会发生的情况。美国的决策者和分析人士不应机械地寻求对抗这些努力，而应该开始区分中国的两种抱负：一种是合理的抱负，尽管它们违背或威胁美国的利益；另一种抱负是确实会破坏全球秩序的规则和规范，而美国致力于维护它们。 

人们迫于压力不得不接受正在形成的有关中国的共识，而这种压力在不明显、不可见的时候同样能造成危害。事实上，这种压力常常被内化——人们在内心深处会质疑，那些支持减少对抗的提议或论点可能不够“现实”，不值得认真考虑。芭芭拉·李在2001年9月14日的国会投票中敢于无视这种内心深处的质疑声音，如果这种声音确实浮现的话。在应对中国的挑战方面，我们需要更多像她这样的人来避免类似的过度反应。